无法遗忘的精神家园——论牛汉诗歌创作与俄罗斯文艺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精神家园论文,文艺论文,关系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08)06-0029-04
牛汉曾说：“我从不模仿别人，而且，我的诗别人也很不好模仿，诗的个性是无法模仿的，因为创作不是简单的形式或语感，我的性格和个性是没法模仿的，我不承认模仿过任何人，尤其是古代的诗人。我以前喜欢莱蒙托夫，但我从不模仿他。”[1]诚然，在对时代、对万物生命、对个体生存价值、对苦难和孤独的理解与承担、对自我的反省等诸多方面，牛汉的诗歌都烙印着独特的个人魅力。不过，如果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尽管牛汉诗歌的独特性确实不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给养，不在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价值，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俄罗斯诗歌历史上那些伟大诗人们对其产生的终身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早已在他初登文坛时就潜移默化地融入其诗性品格甚至诗歌的艺术形式中，并在后来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诗歌内涵和诗学指向。[2]可以说，考察俄罗斯文艺尤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对牛汉诗歌创作的切实影响，对进一步研究牛汉诗歌有着举足轻重的研究价值。本文仅选取牛汉194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来剖析这一深远的精神关联。
1943年，牛汉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读书期间接触了大量俄罗斯文艺作品，笔者曾就当年牛汉选择俄语专业“是出于兴趣还是受社会革命风潮的影响”这一问题采访过他，牛汉肯定地回答“当时学俄语不是风潮，它甚至还可能意味着没饭吃；那也不是简单的革命。我就喜欢莱蒙托夫、普希金，喜欢从原文阅读他们的作品，完全从文学创作角度考虑，不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不能学俄语的，那等于暴露了身份，完全是因为喜欢。我对俄罗斯文艺，特别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很感兴趣，‘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非常真实。念大学时我读过不少‘白银时代’的诗歌，卫国战争时的诗我也喜欢，我认为有些诗比中国的诗好。俄罗斯文艺对我影响很大，尽管我的诗受谁的影响看不大出来。我曾翻译一些作品，50年代初翻译得最多，完全是自己喜欢，给自己看，自己琢磨它……”[1]。其实，早在入大学前，牛汉就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以及一些“白银时代”、卫国战争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并阅读原文。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诗人为自由、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的精神影响牛汉毕生。同时，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的用心写作而不是“用脑写作”的艺术观激发牛汉苦苦探寻艺术的本源。
《沙漠散歌》(1941年1月1日《黄河》第1卷第11期，署名谷风)和《山城与鹰》(1942年4月1日《诗星》第2卷第4-5期，署名谷风)是牛汉初涉诗坛时的早期作品，这两首诗足以显露诗人当时忧郁、苦闷的情怀，但是诗中抑郁的情感却洋溢着浪漫的牧歌情调，这为其早期的短诗增添了别样的诗情意韵。笔者曾就此采访过牛汉，他认为当时这一创作风格的形成与莱蒙托夫诗歌的影响有一定关系：“莱蒙托夫有首诗叫《童僧》，也有人翻译成《一个不做法事的和尚》……莱蒙托夫的这首诗影响了我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怀念他，早年对他的诗特别投入，我写《鄂尔多斯草原》和《西中国的长剑》也受到他的影响。《童僧》写一个小和尚在庙里太苦闷了，生活受限制，他不愿意天天念经，他要跑出去，追求自己的自由。他从寺院里跑出去，在大森林里迷了路。这个过程跟我的心情一样，我也不愿意像小孩似的待在学校里，太苦闷了，我想跑到自由的天地去。去前线打日本、为革命牺牲了，痛快，内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激情，也可以说革命的激情吧。在《童僧》中，有一句‘让我尝一口蜜，我就可以死去’的名言，我被这句话迷住了，好像品味到人生的滋味，那是一种诗意——追求的诗意，活着有了诗意，只要得到这诗意的蜜，可以牺牲生命，这么一种激情，没有这激情怎么可以写出诗呢……”[1]
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发表在1942年9月20日的《诗创作》上，署名谷风，一直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史在谈及“七月诗派”或牛汉1940年代的代表诗作时，都没有越过这首长诗。在此有必要对这首诗的诞生背景给予简单的介绍。1942年，继《西中国的长剑》和《草原牧歌》之后，牛汉迎来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正在读高中的牛汉痴迷地热爱上诗歌，他几乎天天写诗，分别刊发在学校的壁报和省内外的刊物上。抗战时期学校管理不严格，牛汉就搬到学校附近山上的万寿庵去住。他没事就跑到山头李广故居处静坐，有时可以整天待在那里，那种荒凉、旷远、安静的氛围与诗人的心境十分吻合，那里成为孕育诗人诗性的场所，唤醒了他酝酿许久的情感积蕴。这年2月下旬，陇南棕黄色的山野开始透出春意，在一种神秘力量的催使下，诗人花费半天时间，完成近400行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这首诗仿佛是从诗人生命内部爆发的一束火光，带走了他的灵魂。诗中深沉、忧郁而凝重的情调，与当时祖国、民族、个人的命运十分一致。在诗人幼稚而苦闷的心灵上，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给其以雄浑的力量，成为诱惑力极强的梦境。这种梦境与诗人1941年年底初次阅读莱蒙托夫的《童僧》时所体味到的人生境界完美地契合，也就是诗中的那句名言“让我尝一点蜜，我就可以死去”。《童僧》里，一个小和尚天天念经，受限制，倍感苦闷，他不愿意如此生活，就跑出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这个过程跟诗人当时的心情一样，他也不愿意像小孩似的待在学校里受约束，诗人想去外边开拓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他宁愿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哪怕是为革命牺牲。《童僧》中的诗歌情感与牛汉当时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欲望有机地交融在一起，诗人内心深处奔腾许久的民族情结，对祖先生活的好奇引爆了诗人蠢动着的诗的情愫，国统区生活的苦闷和单调又促使他寄情于充满神奇传说的理想境地——鄂尔多斯大草原，这一切创作情愫在浪漫主义诗人莱蒙托夫的激发下，敦促着牛汉随即拿起笔谱写了一个他憧憬多时的理想世界中的鄂尔多斯草原。
如果说，1940年代前期，牛汉诗作呈现最多的是一种涤荡激越的情感气势，并靠着这激情去逼近人生，去创作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宏阔的史诗和洋溢着生命力的绿色诗篇的话；那么，1940年代后期，在时代、社会和个人的种种困窘与压抑中，战斗、希望、地狱、疲乏、寒冷、流浪、饥饿这些词语反复出现在他的诗歌里，它们昭示了诗人意志的坚执和生存的艰难，以及来自外界与内心的双重压力。1940年代后期，牛汉的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普希金的将个体与苦难生活紧密结合的爱国诗人、人民诗人的影子和莱蒙托夫的深沉的大我的苦闷形象。这两种影响交替融汇于其19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从1946年到1948年，牛汉的绝大多数诗作都是在痛苦和欢乐、悲哀与坚执、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与对黑暗势力和丑恶、灾难的憎恶交织的感情中完成的，那是主体生命和现实生活血与火的交融。
诗人的战士形象、抗争情怀充盈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诗人和战友是身上“空无一文的流浪汉”，他们“两只发热的手插在裤袋里，岸然的散步”，狱里狱外的生活，使他们早已懂得“一秒钟里拥抱住一生的欢乐，/一步跨进宽阔的世界”。诗人多像一块火石，猛击着“冰寒的夜”(《夜》1947年)，这位比“太阳醒得还早”的诗人(《黎明前》1947年)，在与生活肉搏的过程中，历经坎坷和折磨，他赌出的是生命，付出的是勇气和意志，换回的却是流血的伤疤：我疲困地活着，也傲岸的活着。/一次一次的赌出生命，用力抓回来，/再掷过去……”
在失败中成长、在失败中反击，诗人以更为敏锐和坚定的心态表现着奋战不屈的战斗姿态：“我顽强，不驯服，/因而我永远在不能一次完结的肉搏里，/惨烈地活过来，还要惨烈地扑过去，/是永不开交的与敌人贴身的肉搏。/徒手的人，/不经过险恶的肉搏，/是扼不死敌人的。”牛汉不善于细腻的托物言情，也很少华丽的修饰，他由心灵深处的自白展开战斗者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成为一支潜流融注在诗作中，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情绪。
普希金在一首诗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给那些倒下的人召唤过恩幸。”这足以体现出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同样，置身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牛汉也是一个“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的富有尊严追求自由的正义者。“带着霜露的鸟群”没能飞回“灌木林为它们编造好”的温暖的驿站，在汉中第二监狱的牢室里，牛汉开始真正阅读这沉甸甸的人生，“夜的漆黑让他再难寻找满天的星星，冰冷的监牢隔绝了那些漂浮的憧憬，诗人的情感逐渐投向了他周遭的生存环境，开始从具体的现实人生事象中提炼诗感”[3]。《控诉上帝》《死》《在牢狱》(1946年)、《我憎恶的声音》等诗篇都是诗人对狱中生活的描写，他们诞生于牢狱，特殊的生活境遇一改诗人以往侧重情感张扬的诗风，诗人有意识地由情绪的兴奋转向沉潜，将个体对现实的理性思考融入诗中。
1940年代后期，牛汉开始为自己精神的饥渴而深感苦闷，苦闷并非是对革命的厌弃，恰恰是个人内心的矛盾，它来自于对生存现状和精神追求的深刻思考，即便是高远的英雄主义情怀也无法消解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失落感。这种苦闷与莱蒙托夫在《又苦闷又烦忧》一诗中所表达的俄国知识精英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又苦闷又烦忧，向谁伸出自己的手，/在这心怀抑郁的时候……。”这令人想到牛汉在1940年代初创作的一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诗星》上)，它也体现了诗人抑郁苦闷的情怀，而他写该诗剧是看到了俄罗斯的老奥斯托洛夫斯基一个同名剧本《智慧的悲哀》，因为深有感触，就直接将剧本名字借用过来。对此牛汉回忆说：“当时我觉得名字很好，虽然内容不怎么样。老奥斯托洛夫斯基是19世纪的剧作家，我受俄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文学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们的文学语言很厚重。”[1]可见，俄罗斯文艺对牛汉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智慧的悲哀》发表后，还被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搬上舞台，产生很大轰动。
牛汉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所受的俄罗斯诗人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作取向上，而他在“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更多地从俄罗斯诗人那里汲取了精神的力量。仅就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等成绩斐然的俄罗斯诗人而言，他们创作的巅峰都出现在经受苦难的磨蚀和悲剧人生的体验之后。困境，赋予给他们的是创作的巨大能源和深层的忧患感。在诗人莱蒙托夫看来，心灵的痛苦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痛苦岂是诗人的生涯？/缺了风暴怎算澎湃的大海？/诗人要用痛苦的代价去生活，/要用苦苦的焦虑把生活换来”(《我想要生活；我想要悲哀……》)。因此，诗人把对生的渴望与对悲哀的渴望看作密不可分。虽然牛汉从未直接阐明，但从牛汉在“文革”时期潜在写作的诗歌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到其受难的悲剧感、深度忧患意识与反抗的诗学立场，这些与俄罗斯作家自我流放的悲剧意识不能说没有精神层面的关联。在失语的文学场、在失落的历史空间，在极度痛苦和寂寞中，牛汉重新找回诗性、找回自我，他“文革”后期的潜在写作再次强化并提升了“七月派”诗人崇尚苦难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的悲剧美，在某种意义上，牛汉已然成为“七月”精神的当代延续。而且，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寻促进他走向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和艺术意境。
“文革”时期，政治灾难剥蚀了人的本性，让人变得面目全非，除了权力者和说谎者，那个混乱的社会空间内还挤满了无数缄默的目击者，他们被极度的黑暗压垮，而后开始永无止境的逃亡，并用这逃亡背弃这黑暗，也背弃着针对黑夜真相的言说。但牛汉从未选择逃亡，也不想躲避什么，他格外珍惜精神流亡的经历，仿佛它是上帝的恩赐，疏通了他的淤滞的灵魂，他以受难者的姿态主动承担了历史的、个人的苦难。这种姿态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流亡知识分子很相近——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无言接近。
我有大痛苦，我也有大世界。
这个世界里，痛苦就是生长智慧的土地。[4]
痛苦足以滋生一方世界，这并非无稽之谈，生活的灾难和精神困境可以使常人沉沦，也可以刺激非常人跳脱沉沦、超越困境。几十年的人生磨砺，使牛汉对现实中的痛苦具备了免疫力和顽强的承受力、抵抗力，对牛汉而言，背起十字架仅仅意味着在精神上高尚地体验痛苦、承受痛苦，惟背起生命的十字架，才能减轻其他人、近人背负十字架的重担。牛汉以平民的心态、禀赋诗人的良知走进历史的深渊，去承担苦难、去拯救那些正在受难的他者。在《车前草》(1972年)、《半棵树》(1972年)、《悼念一棵枫树》(1973年)、《华南虎》(1973年)、《冬天的青桐》(1974)、《伤疤》(1974年)等诗篇中，他记录下整个民族遭受的精神伤戮和个体自我拯救、向死而生的悲剧精神。
《车前草》一诗浸润着深重的悲剧感，寄寓了诗人坎坷的生活境况和酸楚的生命体验。在《悼念一棵枫树》中，“枫树”的被砍伐的确是它在客观世界中的不幸遭遇，由于枫树的遭遇与诗人的现实处境有某些契合之处，由此牵动诗人联想到“文革”中自我身心的被摧残，以及一切为诗为真理而受难的国民的被迫害，于是，他在诗中借客观物象记下那噬心的主题和属于整整一个时代人的伤残的悲剧心理。基于相同命运的“物伤其类”的连带与感应关系，人与枫树之间的心灵沟通在诗中密切地融合一体，但那不是天地间美与善的圆融，而是受难者之间悲痛感应的融通。
如果说，在《车前草》《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等诗篇中，无辜的受难者更多的是以沉默和隐忍的姿态承担苦难、抗争厄运，那么，在《华南虎》《坠空》《贝多芬的晚年》等诗篇中，诗人突破了感伤、悲悯的层面，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手法表现了那些受难者因抗争而遭受残害后更为悲壮凄厉的一幕，展现出他们率性刚烈的性格所必然付出的生命代价，强化了他们困境中承担苦难的英雄风姿。
《华南虎》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诗人对华南虎这个立体丰富的形象的塑造。很显然，在诗中，被囚禁的老虎是受难的诗人自身的写照，也象征了所有为了同胞和人类之爱而受难，为沦陷中的命运而受难，为探索人生的真理而受难的精神界战士，他们不甘屈服的搏斗精神和生之坚执的决心注定走向命运的悲剧，这是无可挽回的追寻自由人性的悲剧，是让同类永远感到惭愧与沉痛的悲剧。目睹“老虎那派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5]，诗人倍感惭愧，诗中省略的就是他内心深处的忏悔之情，这种精神并非笔者的牵强或“过度的诠释”，也决非诗人一时的闪念，它真正成为诗人内省的一部分。在同年创作的另一首诗歌《蚯蚓的血》中，诗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一情感。诗中的蚯蚓和“我”是精神的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关系，蚯蚓是诗人极力高扬的崇高形象，它的生命中“只有一滴两滴血”，与我的“何只几万滴”形成鲜明对比，这愈发反衬出“我”的渺小、蚯蚓的伟大，于是，“我”感慨道：“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粗大的脉管里/注进一些蚯蚓的血/哪怕只是一滴”，迫切渴望中诗人带着深深的自责和忏悔。如果我们忽视了历史的局限和时代背景去谈牛汉的忏悔精神，恐怕只会剩下空洞的感叹，我们要注意的是，诗人的忏悔精神竟然诞生于个体生命无辜受戮、整个民族都无辜受戮的年代。
从民族性格看，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无权去裁判别人，他在尘世所做的一切应该是救赎人性的过程，他们认为忏悔是人进行救赎的第一步，忏悔使人从本己出发，它着眼于对人天性中的卑劣成分进行反思。牛汉忏悔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华南虎被残害的肢体和不羁灵魂的震动，同时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渗透也有关系。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艺、俄罗斯的作家对牛汉的一生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重大影响，牛汉忏悔意识的诞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爆发，它使诗人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界战士，在维持了人本身的纯洁性的前提下，又坚守住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感。
纵观牛汉的诗歌创作，其受俄罗斯诗歌的影响还体现在很多细微之处，比如诗歌形式的建设中词语的组合排列方式、诗行的断裂和衔接、长短句式的搭配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影响。最值得称赞和探究的是，牛汉从未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他的诗就像有血肉、有骨架、有精气神的人一样，是丰满而鲜活的个体，是本土的、但又成功融汇了异域的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