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一株历久弥艳的美学奇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奇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美学界，继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热潮之后，近年来，又有了一种“实践美学终结论”的论调。虽然持这种论调的人为数不多，但对我们得来不易的中国当代美学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格局与态势却是无益的、不利的。实践美学的“终结论者”和“非终结论者”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在此，笔者也愿秉着一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良心，出于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对其加以客观的分析与评价，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评判和澄清论争的是非曲直。
对于“实践美学终结论”，笔者不敢苟同。只要我们对实践美学坚实而牢固的哲学基础、“实践美学终结论”的病根、实践美学与时俱进的当代特色等加以客观、实际的考察与剖析，不但可以使“实践美学终结论”者对实践美学的误解昭然若揭，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实践美学的现代性及其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体系的自我超越性，从而证明实践美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是美学园地里的一株历久弥艳的美学奇葩，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一、实践美学具有坚实而牢固的哲学基础
实践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它奠基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建构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苏联和中国。至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思潮和流派，在美学阵地上独领风骚。实践美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源，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尽管它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大部分，然而，它又几乎涉及到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并没有建立起许多具体科学学科的完整体系，像美学等，但是其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为每一门具体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途径，因此，后人可以以此为基础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科，实践美学就是这样的学科之一。可见，要了解实践美学，就必须首先理解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并且要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与时俱进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
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最基本的理论基石——“实践”概念，其涵义本身就不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多层累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实践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绝不能够与物质生产（劳动）完全等同，绝不应该像后来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所做的解释——把“实践”仅仅当作认识论的概念。只要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原著的论述就不难看出，“实践”应该具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实践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人类的、现实的、社会的、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其次，实践还包括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再次，实践不是一个实体本体概念，更不是一个先验的本体论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本体的概念[1]。实践至少包含三个层累：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这三层累又分别包涵着自己的内在子系统：物质交换层又包含三个子系统，即工具操作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社会关系系统；意识作用层也包含三个子系统，即无意识系统（需要冲动系统）、潜意识系统（目的建构系统）、意识系统（情感中介系统）；价值评估层也包含三个子系统，即合规律评值系统、合目的评估系统、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评估系统。这三个层累和各自的子系统组成了实践的结构，并且相互作用、交错运动，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2]，其基本类型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
把实践划分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绝不是靠随意地扩大“实践”概念来补充“实践”概念的“非物质性”，并以此来“重建实践美学话语权”；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和狭义的实践概念具体化，力图如实地理解“实践”概念，使其更加准确和清楚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原义，使“实践”概念正确地运用于美学的分析与研究。例如，从发生学来看，“美根源于实践”就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否则就会走向唯心主义；从本体论来看，“美是在社会实践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者“美在创造中”，就应该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否则就必定产生片面的解释；从认识论来看，“美感是对美的反映的实践”就主要指精神生产，否则就无法理解；从现象学来看，“美是自由实践的显现”也应该是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总起来看，“美是显现社会实践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也应该指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但是，永远不能忘记“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再比如，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哲学命题中，“实践”就不能仅仅指“物质生产”，而应该指一切与被判别的对象相关的现实的、感性的、社会的、对象化活动，否则，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或者不具有普遍性[1]。
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活动，它包含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它既是物质资料和体力结合的活动，是感性、物质的活动，又是有目的、渗透着观念形态和意识活动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改造自然的活动，还是一个不断评估活动本身及其结果，以调节整个过程，运用规律性来达到人的目的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活动。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话语的生成恰好开辟了世界现代哲学的新方向：拒斥形而上学，建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实践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根本范畴，全面地揭示了哲学的现代性，并包含着后现代主义的提问及其历史的解答。
实践的这些含义和结构决定了美学问题的特征，尤其决定了美的特征。实践的物质交换层决定了美的外观形象性（包括外观形式性、感性可感性、理性象征性），实践的意识作用层决定了美的情感超越性（包括精神内涵性、超越功利性、情感中介性），实践的价值评估层决定了美的自由显现性（包括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自由性）。因此，美是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2]。
其次，我们来看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与任何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一样，都具有自己的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在它那里就是实践本体论（存在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和实践价值论。实践美学就是从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和观点来探讨美学问题的。从实践本体论来看，美的本质只能由实践来决定，美是在实践之中生成；从实践认识论来看，美必然具有客观性，美感就是对美的自由创造性反映；从实践辩证法来看，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体性，还有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从实践价值论来看，美既是实践自由的产物，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自然美也是在实践的自由过程之中生成的价值；从实践美学的全面而辩证的观点来看，艺术既是意识形态，也是创造性生产，还是社会生活的再现，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是人和社会的存在之根。在社会实践中，自然界被改造为与人关系密切的，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化自然”，人的自然也被改造为脱离动物本能的“人化的人”，这种人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之间在实践中不仅构成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而且构成审美关系，即对象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人也能使对象成为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的实践达到一定自由程度的产物。这种审美关系及其自由体现在人的主体身上就成为美感，即人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到自身产生的自由感和精神愉悦，它在对象上体现出来就成为对象的美，即显现了人的特定实践自由的对象的肯定价值。而艺术创造和艺术作品则是这种审美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成果和结晶。因此，实践唯物主义把美、审美、艺术当作实践的产物合乎逻辑和合乎事实地显示出来了，是对美学问题进行解答的哲学基础。
实践认识论从实践本体论出发，认为人的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唯一源泉，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出发，经过感性认识到知性抽象认识，再到理性具体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的过程。认识真理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种实践认识论的指导下，人类的审美认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从对世界的外观形式的实践改造和变形，经过情感的中介作用（驱动、定向、弥散的作用），达到以感觉的方式全面地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这种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艺术，因而，艺术也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因此，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既是人对世界的能动的、“实践—精神”的、审美的反映（把握），也是人类以审美的方式创造世界的感性显现，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到自身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肯定的特殊方式。这样，实践认识论就使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理解，由反映的层面深入到实践的层面。
实践的辩证法既包含着揭示自然、社会等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客观辩证法，也包含着揭示人的生存及其思维的主观辩证法，还包含着人类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的揭示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而且这些规律又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成为人可以把握并能够运用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手段，也就是人由必然王国不断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桥梁和纽带。实践作为人类生存的现实活动，不论是从群体还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恒新恒异”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是受动与主动、物质与精神、共时与历时的统一，也是从必然到自由，由实用、逻辑（认知）、伦理向审美活动错综超越的过程，因此，审美活动就是受动与主动、物质与精神、共时与历时的统一，表现为合规律与合目的、感性与理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形式。美、审美和艺术都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手段，它们自身也都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美和审美及艺术，必定会既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由的客观标准，即相对的客观标准，又有其随着实践条件不断变易的开放的性质，即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美、审美和艺术就一定是“恒新恒异”的创造。
可见，实践唯物主义从自身理论体系的不同方面，可以合乎逻辑、合乎事实、合乎历史地解释美学和文艺学的千古之迷，并且并不封闭这些领域中的真理，而且不断开辟通往这些领域中的真理的道路。由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具有真理性的完整思想体系，因此实践美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真理性的完整体系，它不但不会终结，而是只会不断开放，与时俱进，通向真理的坦途。
二、“实践美学终结论”的病根
的确，实践美学由于以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真理性的完整思想体系作为自己坚实而牢固的哲学基础，因此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实践美学终结论者”却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便妄下“实践美学终结”的论断。究其病根，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僵化，仍然停留在认识论的巢臼之内。“实践美学终结论”者的首要病因就是思想陈旧、僵化，没有跳出认识论的藩篱。其实，当代中国美学一直以来都是在认识论的漩涡中争论不休，其思维方式由于被囚禁在认识论的一隅之中而难有真正大的突破性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尽管以蔡仪、朱光潜、吕荧、高尔泰、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四大美学流派的观点各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局限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讨论问题，都是把“美”作为一个先在的、现成的实体来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强调人的实践劳动、制造工具的基础地位和历史“积淀”的理性指导作用，把美和人的劳动实践结合在一起来认识美，这对认识论美学所局限的范围有所拓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这一时期的实践美学仍然围绕着怎样认识美的本质这个中心论题，也没有能够超越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的框架[3]。
在对实践美学的最基本的、中心的、根本的、核心的“实践”概念的认识上，作为实践美学主流派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从《批判哲学批判》开始，就一直强调实践就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质上，这把“实践”概念狭义化了。诚然，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一种基础性实践。如果没有物质生产劳动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不可能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而成其为人，更难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然而，倘若把实践仅仅界说为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把人的其他各种活动完全排除，就太偏狭了。
其实，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过实践就等于物质生产劳动，因此李泽厚对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看法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传统的西方思想的基础上来谈实践的。从西方的思想背景来看，实践从来就不是单纯指物质生产劳动，而且主要不是指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观不但与传统的西方思想一脉相承，而且还有所发展。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是实践的核心基础就是对其发展的具体表现。只要看看传统的西方思想就会一目了然。
首先来看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并非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它主要是指道德行为。物质生产劳动另有概念，叫做“制作”或“技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指出，“实践是使灵魂获得平衡状态的具体的活动”。人的道德活动，就是在人的伦理政治活动中使人的灵魂获得平衡状态。或者宽泛一点，再加上政治行为，这就是实践。制作活动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在于活动本身。可见，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制作与实践区别开来，也就是明确地把物质生产劳动与人的道德实践区别开来。[4]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与物质生产劳动本来就并非是同一个概念。
在康德那里，实践也并非仅仅指的是物质生产劳动。他认为，流行的看法对实践的概念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把认识领域的活动与物自体领域、道德领域的活动混为一谈，都称为实践。而自然概念的实践与自由概念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前者涉及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规律。真正的实践是后一种，即自由领域的实践，是道德实践、伦理实践，也可以包括政治实践。可见，李泽厚否定了康德对实践的区分，将实践仅仅视为自然领域的实践，这与西方传统的实践概念也是大相径庭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实践美学”是以“理性积淀为感性形式”的美学，并没有从马克思的原著来理解“实践”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是对西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将其建立在实践存在论的基础上的。他并没有将“实践”概念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的基本方式。只有人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动物则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273 这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以这种“类意识”与动物相区别。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个“类存在物”，而且人通过实践的“对象化”来“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类存在物”，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还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的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就是说，人的思维和“全部的感觉”都是人肯定自己的方式。这种感觉除了五官感觉以外，马克思还提出了“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5]305 的概念。因此，实践并非就是人的本质，而是人实现自身本质的一种方式，实践是“人”的生成。“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它的个体的一切器官”[5]303，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实现对“人的现实的实现”。所以，用来“证明”和“实现”人自身本质的“实践”是多种多样的人生活动，“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5]303。所以，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5]272。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自然科学的对象”和“精神食粮”对于实践领域来说，都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272，这就是美，就是艺术。艺术也是人的一种实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实践”除了生产劳动以外，还包括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文化活动等丰富的内涵。
另外，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5]306 显而易见，这里的“实践”也并非仅仅是“生产劳动”，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生活”。退一步讲，即使“实践”是生产劳动，它是谁的劳动呢？当然是人的劳动。但是，一旦真正进入“实践劳动”，那么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就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类概念”的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带着自己真情实感、意识、心理、精神从事劳动的人。马克思在当年批评黑格尔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黑格尔抽象掉了活生生的感性的人，把人的自我意识当成了人。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地球上呼吸着的人。“实践”不是抽象的“实践”，而是千差万别的个体生存基础上的人的“实践”，他们的实践都带着个人的情感、意识、精神等，绝不可能仅仅将人自己的“本质力量”抽取提炼出来去“生产劳动”。正如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科学地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6]，并明确使用“人的感性活动”来定义、解释“实践”概念。而在此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却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不但主体“人”的存在，即使“客体”的存在，也是人“实践”的产物。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了明显的“生存论”根基。所以，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模式来理解，而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本体论问题却完全搁置起来，“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囚禁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完全撇开其根本性的、本体论的维度，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失误”[7]。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劳动之外的其他人生活动，包括审美活动也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是有其存在论基础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概念应该扩大到人类广大的人生实践范围，它不但是物质生产劳动，而且包括人类各种各样的活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
后来，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并非仅指物质生产劳动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论述。他清晰地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指导人和人的各种关系”[8]。可见，毛泽东认为，实践应该是大于物质生产劳动的，人的实践活动应该是物质生产和生活与精神生产和生活的全部内容的统一体。
因此，我们理解的“实践”是广义的人生实践。它是以物质生产作为最基础的活动，但还包括人的各种各样其它的生活活动，如道德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审美活动、艺术活动和其它各种日常生活活动。尽管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最基础性实践，但是人的其它各种生活活动也属于实践范围，把实践仅仅归结为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显然太狭隘了。就此而言，实践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审美活动也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活动。与此相比，李泽厚的实践观的不足之处就显而易见了：一是他把人类除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它所有的实践形态（包括审美活动）全部排除在实践范围之外，把极为丰富驳杂的人类社会实践狭隘化；二是他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来界定实践，悬置了人与世界其它层面的关系；三是他对实践的理解仍然没有完全突破认识论的框架，忽略了实践的存在论维度[4]。“实践美学终结论”者抱着李泽厚先生的如此片面的实践观点如获至宝，并以此为依据来宣告实践美学的终结，显然是理据不足。
第二，盲目崇洋，陷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长期以来，“实践美学终结论”者拼命地诋毁实践美学代表人物及其实践美学思想，大肆宣扬“实践美学终结论”，另一个主要病因就是他们“唯西方人马首是瞻”。他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实践美学代表人物只限于实践美学一隅而不懂西方现代美学，或者说认为他们没有从西方现代美学中汲取营养，而认为实践美学是古典形态的、失去了生命力的，因此，宣告实践美学终结。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能暴露出了他们对实践美学倡导者及其实践美学思想的无知。殊不知，实践美学代表人物都是研究和精通西方美学的专家，广泛地吸取了西方现代美学的众家之长，使实践美学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非只有李泽厚才吸收了西方现当代人文科学知识。实践美学的倡导者们如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朱立元、张玉能、邓晓芒等学者也既是研究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的专家，还是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和美学的大师，他们都十分注意吸收西方当代人文科学知识，而且其研究成果颇丰。实践美学的倡导者们都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为哲学基础，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现当代人文科学知识的有机成分，努力融合中西古今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和美学资源，使实践美学不断丰富、发展、壮大和自我超越，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多元格局中极其重要的一元。而“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不作认真、细致、深入、全面的研究就主观臆断、妄下结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一种不良的学风和浮躁心态的表现，对学术研究害处极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实践美学终结论”者还错误地认为，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实践美学思想是守旧的、古典的、失去了生命力的，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实践美学终结论”，冠实践美学以“唯实践论”、“泛化实践”等帽子。的确，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和美学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和反思实践美学不失为一条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因为它们可以使实践美学变得更加完善、严密，更加具有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域。其实，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许多实践美学的倡导者都一直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将来还要继续进行这种审视和反思。然而，“实践美学终结论”者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形形色色思想和美学（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等）囫囵吞枣地拿来作为颠覆实践美学的“原则”或“标准”，宣布实践美学的终结，这就大谬不然了。例如，“终结论”者用西方现象学的非社会实践之中的现实的“存在”，即经过“现象学还原”的“纯粹的存在”，来规范和评判实践美学的社会实践中的和社会实践视域下的“存在”，并以此认为实践美学忽视了“存在”本身。这是对实践美学的无知和曲解。实践美学的存在论基础在前文已经作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终结论”者还立足于解释学，认为实践美学具有保守倾向，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解释学来理解和解释美和审美才是进步的、先进的，否则就是保守的、落后的，等等。“唯西方人马首是瞻”并以此来评判实践美学，显然是有失公允。
第三，固执己见，犯了庸俗进化论的错误。上文提到，“盲目崇洋，陷于西方思想的旋涡而不能自拔”是“终结论”者的一大症候。而这一症候又导致了他们的另一大错误——庸俗进化论。“终结论”者认为，实践美学的思想资源来源于德国古典美学，因此宣布实践美学是传统古典形态的，失去了生命力的。而他们宣告实践美学终结论的依据，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后代哲学比前代哲学更有进步性和合理性。“终结论”者的这一逻辑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实践美学的确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传统古典形态的哲学和美学的所有优秀遗产，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也是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难道一个哲学和美学流派的思想资源来源于传统古典形态的哲学和美学，那么它就一定是传统的、古典形态的吗？西方现当代的一切美学流派的美学思想都是来源于德国古典美学思想，西方现当代任何一个美学大家都不可能绕开或回避康德、席勒、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德国古典美学，难道像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现当代西方美学家也都是传统古典形态的吗？[9] 显然，黑格尔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是不足为据的。
此外，“终结论”者还以被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为依据来颠覆实践美学。他们认为，实践美学从诞生之日起历经几代人至今一直都在讲“实践”，甚至称其为“唯实践论”，而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是远离“实践”的，所以，他们才宣告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实践美学思想是守旧的、古典的、失去了生命力的。实际上，评判一个事物是否新旧，是否具有真理性和生命力，并不能以其出现的时间的先后为依据，而应当由社会实践和历史来评判和决断。一个哲学和美学流派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也并不在乎它出现时间的先后，而是取决于其理论观点本身是否合乎实践和历史的发展。如果脱离实践，就丢失了存在之根。即使它出现得再晚，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美学就是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由于他们忽视了“实践”这个人类社会的根本点，把本来在实践之中应该统一的诸多因素，像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理性和非理性、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社会等等，割裂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做过一些“修正”和“改造”的工作，产生了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等，但是，由于他们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基本原理，因此而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另外，以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开山鼻祖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美学是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语言、修辞本身，仅仅为本文的能指游戏而欢悦，割裂了实践中事物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了绝对不确定性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因脱离社会实践，成为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因此，只有各领风骚三五年，就“昙花一现”了。
“高处不胜寒”。许多西方学者看到西方美学发展的困境，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此加以匡正。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以实际的“实践”去触动历史，因此他们的初衷仍然难以实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践唯物主义的回答，以澄清事实。美学要摆脱困境，走出它面临的尴尬境地，就必须从空气稀薄的高空返回坚实的大地，回到现实，将其建立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而有此天赋者只有实践美学。[2] 尽管实践美学从时间上来说比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产生的早，但它主要是批判地吸收了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心理分析美学、符号学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等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的有机成分，从而获得了比较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像“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以庸俗进化论的观点盲目地宣告实践美学“终结”，这是完全错误的。再退一步讲，如果“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不是学术浮躁，而是真正铁心追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的话，那么他们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是清楚的，并且应该牢记的，否则，他们对西方美学的“热爱”，也就无异于“叶公好龙”了。
第四，对人对己，惯用双重标准。实践美学已经达到了真理，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找到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真理不可能一次性终结。实践美学已经把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作为探讨真理的借鉴和参照系，使实践美学倡导者的探讨和研究更加缜密、全面和符合实际。张玉能先生借鉴了解释学的基本原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原文对“实践”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将“实践”的类型划分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三大类，使“实践”概念更加符合马克思的原义，而且也比仅仅只强调不确定性的解释学更注意了文本和话语的原本的依据。但是“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一方面指责实践美学倡导者不了解西方美学，一方面又在面对张玉能先生借鉴了西方美学思想将“实践”概念加以丰富和发展时，却又指责张先生“泛化实践”。如果不是“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思想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对人对己故意使用双重标准。
此外，西方后现代美学都是主张“多元”，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对此，“热爱”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的“实践美学终结论”者应该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他们却不顾一切地宣告“实践美学终结”，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难道不也是对人对己使用了双重标准吗？
人要生存，离不开社会实践，因为人的生存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样，“实践美学终结论”者要生存，也离不开社会实践，也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他们离开社会实践，就寸步难行。西方当代美学的丑学、荒诞范畴反映的是人生存的无根状态，离开了自由的、正确的社会实践，不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自由的、正确的实践及其“按照美的规律”的审美本性来解决美学问题，除了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之外，只能给实践美学提供反面的参照系。古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实践美学终结论”者却置西方现当代美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于不顾，闭着眼睛执意地宣告实践美学终结，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笔者在此奉劝“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一句：还是应当正视实践美学，特别是新实践美学。如果像“终结论”者那样使用双重标准，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捉襟见肘，非但不能颠覆实践美学，而只会使实践美学更加繁茂；或者给那些美学方家添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说笑谈资而已。
三、实践美学是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
新实践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为体系构架和运思逻辑的现当代美学潮流或流派。它不是传统古典形态的美学，而是与时俱进的、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同步发展的美学潮流或流派。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传统古典形态的哲学和美学的所有优秀遗产，是古代、现代和当代美学的理论结晶。实践美学的扬弃是世界美学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比一切西方现当代美学更彻底、更具有生命力。实践美学是一种合乎实践和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美学流派，其基本理论观点正在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它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流派，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潮流。
实践美学自诞生以来，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成为今天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实践美学，是与时俱进的，日益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宣告他们是“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了精辟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实践范畴也作了原则性的论述，奠定了实践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哲学基础。在实践美学刚刚兴起的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作为实践美学的主要奠基人李泽厚，在与“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的论战中，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哲学基础，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美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的人化”、“美和美感是社会实践的积淀过程的产物”等命题，并得到了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聂振斌、李丕显、杨恩寰、梅宝树等许多美学家中坚的赞同。实践美学的最初形态特有的美学体系的框架得以形成[10]。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局限性，人们对于实践观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阐释带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偏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实践唯物主义，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实践的观点，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存在论）；同时，中国哲学界也因为受到“冷战”政治思维的影响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误人了与苏联哲学界相同的歧途。然而，马克思关于实践观点和实践范畴所蕴含的真谛的主要方面在实践美学中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因此，实践美学在当时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得以兴起，并且成为大多数美学家认同的美学流派。
到“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号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过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理论探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达到了全面、系统、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才得以真正的理解和研究，真正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实践美学经过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美学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大胆探索和研究，得到长足发展，不断走向完善，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蒋孔阳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在他的著作《美学新论》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等革命性命题，并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更高级的“实践—创造”层面，吸收了中西美学的积极的理论成果，构建了实践美学多层累、开放性、与时俱进的美学体系，奠定了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多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并为其发展开拓了更大的空间。刘纲纪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进一步阐发了“实践的自由”范畴，巩固了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论基础，纠正了中国当代美学的“本体论缺失”，改正了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的模糊、歧义和偏颇，真正完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由传统认识论美学向社会（人类）本体论美学的转型。周来祥先生主要立足于中西美学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地总结了美和审美的实践辩证发展过程，提出了“美是辩证发展的和谐”的思想，使实践美学深深地扎根于中西美学历史发展的沃土之中，为实践美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从而为实践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建构了历时性维度。此外，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等学者从实践美学的视角着眼，关注新时期日益兴起的审美教育、艺术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文化、艺术实践等广阔领域，为实践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夯实了现实基础[10]。
20世纪90年代，在实践美学不断继续发展、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一些年轻的实践美学的美学家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和美学流派的影响和启发下，发现了实践美学许多不完善、不明确、不恰当之处，于是就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批判，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和建构“后实践美学”的理论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当代美学多元格局的形成，也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另外一些坚决主张（新）实践美学的美学家，如朱立元、张玉能、邓晓芒、易中天、彭富春等学者，一方面应对“后实践美学”的挑战，一方面借助中国当代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重新认识和发掘，着手对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发掘，力图克服长期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不良影响，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调整、完善和发展实践美学的理论和范畴体系，形成了一股实践美学的创新热潮。主张实践美学的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张玉能先生还申请了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范畴体系》，亲自带领李显杰、梁艳萍、王庆卫、王天保、郭玉生、张弓、岳友熙等几位博士，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使“实践美学范畴体系”得以面世。尽管这个“实践美学的范畴体系”还有待于不断完善，但它毕竟是实践美学的一道新的光芒。这为新实践美学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新实践美学的倡导者们都为开拓和完善实践美学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张玉能先生首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对“实践”概念作了新的界定，提出了实践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重新阐释了实践的结构、过程、类型、功能和双向对象化等与审美的关系，并对于实践美学的美和审美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重新阐发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将人的本质分为“本性”（即人的需要）、“类特性”（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和“现实性”（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三个层次，使此命题的内涵立体化、丰富化；以实践的创造性自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实践美学的范畴体系，即美是实践的自由的形象显现的肯定价值，丑是实践的反自由的形象显现的否定价值，崇高是实践的准自由的形象显现的肯定价值，滑稽和幽默是实践的不自由的形象显现的否定价值和肯定价值，悲剧性是崇高的集中表现，喜剧性是滑稽和幽默的集中表现，优美是柔美，崇高是刚美等；提出了实践美学应该是人生论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的统一；提出了实践美学涵盖着生态美学，生态美学是实践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揭示了实践美学与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是同步发展的；以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回答了后实践美学的提问，如关于美和审美的不确定性、差异性、超越性、普遍性、现代性等；指明了实践美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突出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对于艺术的本质作了艺术生产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艺术掌握论（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艺术意识形态论（艺术是一种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的综合；指明了游戏和巫术是艺术起源的中介，艺术起源于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而游戏和巫术是其中的主要桥梁；论述了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从价值论的角度论述美和审美的价值性，美和审美与人的审美需要、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性的密切关系[10]，等等。
新实践美学还遵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吸收了西方20世纪现代和后现代的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系统论的精华，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系统性的体系。在方法论上，首先，新实践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即所谓的方法之方法的“元方法”；其次，新实践美学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具体的学科方法来作为自己的方法；再次，新实践美学还综合运用了观察法、内省法、实验法、问卷法、调查法等具体方法。正是借用这些方法，张玉能先生在《美学要义》、《美学理论》、《美学教程》中对美、美感、艺术等美学概念都做了多层次、多元化、开放性的整体性探讨。他在对美的透彻分析中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上，是对象的客观属性；在本体论层面上，美是社会的属性；在发生学层面上，美是社会实践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产物；在现象学层面上，美是附丽于感性形象之上的性质；在价值论层面上，美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一种形象的肯定价值；在信息论层面上，美是一种反熵的形象信息[11]。他对美感分析时认为，在性质上，美感是人所独有的社会意识，是超越了生理刺激和感官愉快的精神性愉悦，是以情感为中介的包括认识、情感、意志的完整的心理活动；在特征上，美感是积淀着理性的直觉（认识），是隐含着功利的愉快（情感），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自由创造（意志）；在结构上，按照现代心理学的阐释将美感分为：显意识（认识—感情—意志）——潜意识（直觉、移情、心理距离）——无意识（本能—需要—目的）[11]。
另外，新实践美学还借鉴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人类本体论转向的学术成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是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的真正本质或本体。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本体论（公元前6世纪～公元15世纪）——认识论（16世纪～19世纪）——人类本体论（20世纪）”三个阶段。实际上，在20世纪，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都是在超越“近代认识论美学”和“古代自然本体论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转向了“人类本体论美学”，而“人类本体论美学”又分为“精神本体论美学”（20世纪50年代）和“语言本体论美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种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则是与其同步发展的。本来由16世纪的“认识论转向”而产生的“拒斥形而上学”曾经使人们误以为哲学不需要本体论了，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拒斥形而上学”内部却发生了“人类本体论”的转向，20世纪本体论的重新回归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本来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极力反对“形而上学”、否定“本质”和“本体”，认为世界只有事实，没有本质或本体，因此，他把事实分为“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可言说的”就把它说清楚，而对“本质”、“本体”等“不可言说的”就要保持沉默。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又承认事实还是具有“家族类似”的，也就是“语言游戏”的开放性的共相。后来，美国的分析哲学家奎因进一步提出“本体论承诺”，这样就使本质、本体又悄悄回到了哲学阈限之内。然而，经过探讨后的这个本质、本体已经不再是一种诸如理念、上帝、物质之类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本体。像现象学的“意向性”、存在主义的先于本质的或人所选择的存在和“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结构”、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解构主义的“异延”等。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也是这样的本质或本体，而且是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的真正本质或本体[1]。
中国的实践美学就是这样在一步步向实践美学的新形态发展。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为新实践美学的发展树立起了航标和灯塔。他明确指出，美学要以审美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感是一个多层次的辩证统一体等。张玉能先生在《美学要义》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人文科学。实践美学告别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弊病，吸收了当代西方的思想资源，经过了“‘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新实践—创造美学’”[11] 的生长发展过程，与后现代主义美学同步发展，而且避其短，扬其长，切切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虽然新实践美学还有待完善，但它已经显示出其崭新面貌和新的强大的生命力，成为21世纪世界美学发展的主潮。西方美学的“精神本体论美学”和“语言本体论美学”都没有完全解开美学问题之谜，而新实践美学却能够给出了比较合理的答案。因为只有实践美学才能真正超越和否定传统古典形态美学的现当代西方美学的那些局限性，打开美学研究的现当代的宽阔视域和阐释空间。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实践观点是统一美学问题中的各种矛盾与要素和解开美学问题之谜的钥匙。正如马克思所言：“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2]。尽管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但也完全适用于新实践美学。
总之，实践美学是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实践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都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科学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体系，因此它们都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自19世纪中期诞生以来就是现代科学体系，并且不断与时俱进，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步发展，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在拒斥古典形态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反对实体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等方面，一直领先世界哲学和美学潮流。因此，萨特深有感触地赞叹道，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强调了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并声称他自己以及当代所有哲学家都应该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事实上，从总体来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都是充分肯定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的。像“实践美学终结论”者不顾历史事实，脱离实践，一意孤行地宣布实践美学的终结，那只能是一厢情愿，铁一般的实践美学健康发展的历史事实，对其无异于当头一棒，已经和正在不断地给予“终结论者”以强有力的驳斥和回击。
收稿日期：2007—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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