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知识的制作与流动
文/谭徐锋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现象，以下从阅读史的角度入手，利用相关日记、书信、报刊与回忆录，力求加深我们对辛亥革命的了解。革命知识流动于各种群体之间，期待通过一些细部研究，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是如何兴起，革命知识是怎样被制作与流动的，进而理解当时的革命与社会。
孙中山的即时革命动员及反响
革命者是怎样争取追随者的？孙中山的革命动员技巧与情景如何？
孙中山自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曾以会党作为主要的联络对象，并深入考察美洲各地华侨中的洪门会馆，注意到秘密会党有一套宣传鼓动方法，即“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那么孙氏是否从中学以致用呢？
江苏如皋籍秀才黄七五的经历可以提供生动的例证。黄氏1904年与同学结伴赴日学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又不愿要求官费，怕受清政府约束，妨害自由，乃靠平日所习日本文字翻译书籍，博取些稿酬，来充学费”，当时如此半工半读的学生很多。
他当时住在东京海岸山口屋，“不断地有客往来。有一天广东同学李勒、何汝麟前来看我，手中拿着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扬州十日记》，一本是《嘉定屠城纪略》。不知他们是有意无意，临去时没有把书带走，我在他们走后，就翻开来看了。那知不看也罢，看了之后，简直无法宁静，大有‘此仇不报枉为人’的动机和愤慨”。
几天后，李、何二人又来，“一见面就说：‘我们忘了东西在你这里，你见了吗?’当时我没有回答，听他们说下去，半晌无言，我才启齿很严肃的向他们说：‘你们留下是让我看的。’他们二人笑着说：‘看了有何意见?’我说：‘这两天功课正忙，吃了你们这服强心剂，弄到不能安息，连应备的课也停止了。’他们非常惊讶，说：‘何至于如此呢?’我说：‘我一定要和屠城的人算一算账，不如此，就不能再算是黄氏子孙了。’他们听我说完，连赞了几声好，书也没有再要，匆匆走了”。先是假托遗忘了东西，以便观察黄的反应；确认黄氏被所遗书刊鼓动之后，即刻予以表扬。
（1）上消化道出血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采用自制调查表，了解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对上消化道出血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共25题，每题4分，总分100分，得分≥90分，掌握程度为优；70～89分，掌握程度为中；＜70分，掌握程度为差；（2）对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采用生活质量调查量表[5]进行评价，该量表共35个条目，分为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焦虑心理状态、抑郁心理状态4个维度，每个条目1～4分，总分范围35～140分，总分越高意味着个体的生活质量越低。入院护理查体时和出院前进行出院指导时，以同样的方法和量表调查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
又经过约一周，黄氏正在寓中自修，有一身穿学生服的中年人来访。“凝神一看，仿佛认识，再一想，他的仪表简直和日本印的名人画片中的孙文一样，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孙先生吧?”来人面带笑容和黄握手，点头说：“我就是孙文。”当时黄氏“心里又奇怪又高兴，因为早就听说他是个世界名人，却意料不到象我这样的一个苦学生，他会来登门拜访。但是孙先生以很温和很亲切的态度，立刻开始和我谈起话来。由询问我的家庭和求学宗旨以及平日所读功课，一步步地讲到世界大势、中国危机，最后方提到清兵入关时一切残暴事实”。孙的表情是“喜怒哀乐无所不备，声音是抑扬顿挫无不中节。虽然说的是广东国语，却字字清晰、句句易懂。我是一个穷学生，很少听过名人言论，出国未久，就有此奇遇，当时听他教诲、勉励的话，心中非常感动”。孙中山的拜访，从生活场景中引入论题，由家乡延伸到国家不幸与清廷的残暴，辅之以生动的表情，显得很有说服力。
正在这个当口，孙“忽然把我向李、何他们说的话，举了出来，并且夸奖得使我耳赤”。当时孙说着，同时从口袋中取出一张长约四寸、宽约寸半的白纸条，告诉黄自己在日本结合了许多学生界的同志，准备回国发展革命事业，认为黄如有志回家去算账，应当参加这个团体才有帮助。白纸条就是同盟会的志愿书，孙中山随即询问黄氏对入盟的意见。既然已经深入，并且预先知晓并及时赞赏黄氏能识种族大义，事情已经顺理成章——
章士钊曾与张奚若论及孙中山的说话本领，很佩服孙的辩才。章士钊“每次去看孙中山，走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张奚若本人首次听孙氏公开演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觉得他的完全逻辑式的陈述中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孙讲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可以各取所需时说：“那时候人生的物质需要就象我们的苏东坡先生所讲的两句话，就如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几句话给张氏的印象相当深刻，“虽相隔三十多年，犹觉如闻其声”。邓家彦也注意到孙中山平时很少谈闲话，但“向来很会讲话，而且很能感动人”。
孙中山的宣传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其追随者鼓动他人的模本。
先是利用《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鼓动满汉种族冲突的书籍探路或启发，然后观察效果，一旦启发有效，孙中山便亲自出马吸收革命同志。其中又注意到凭借同学、同乡等关系，以免失之唐突。这一回忆是否有夸大，的确容易让人困惑，不过大体情节应该可信。
那么这一场景是否仅仅是例外呢？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将在这次颁证的基础上，向全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登记证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凭登记证到相关部门办理公章刻制和银行开户等相关手续，以便发挥好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等作用。
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黄兴与李书城均在其中。据李书城回忆，他们到日不久，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刘成禺等人接触，“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的”，“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为此“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孙中山对发展张斯麐之事比较审慎，对何时何地进行鼓动也有所区别。与孙中山相识以后，张氏“有时在星期例假日去横滨访问宗仰，也就趁便看看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他谈话的情况就显然不同于在海滨了。他对去他那里的青年们，总是愤慨激昂地谈论时事，着重批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那些甘心充当清朝统治工具的汉奸。他取出英文版的太平天国史给大家看，激发我们的反清情绪。我不识英文，他就翻出书里的插图，给我讲解内容。他总是在星期天特备客饭，留我们在那里作时间较久的谈话”。正是在他这样诱导之下，张斯麐后来“才逐渐萌发了反清的思想”。根据张的观察，由于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的监视，孙的即时革命动员其实比较有限，同盟会会员之间的沟通其实欠佳。
章太炎在《秦力山传》中提到，起初留学生以为孙中山难以接近，后秦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诸生闻孙公无他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此处所说“种族大义”很可能就是孙所着重强调的满汉冲突，以便唤起受众的种族意识，寻求自己的追随者。
以上所举数例皆属回忆，难免不够真切。下引宋教仁日记记载的情景。1905年7月28日，因宫崎滔天的引介，宋教仁与孙中山首次见面。“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亦在坐。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孙表示 “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对宋教仁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孙中山则不太强调满汉冲突，而是从革命的人才与前景谈起，不过依然“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宋等对孙的态度比较有保留。
He等[46]采用界面处的切应力来表征疲劳强度，然后根据高周次界面疲劳强度作为涂层和基体结合强度的量度。
黄“当时异常激动，在孙先生的教诲和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接过纸来，毫不犹豫地就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并写出‘为了革命救国志愿，参加同盟会’之类的语句”，恭恭敬敬地双手呈给孙，孙“十分愉快地收纳袋中以后，和我重作了一次有力的握手”。
托尔斯泰的独特女性观无疑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以及俄罗斯当时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背景的广泛影响下积淀而成。他矛盾不解的世界观构成了安娜这一形象复杂的程度，也铸就了她最终的悲剧结局。
吴弱男发现，尽管日本当局不容许孙中山进行活动，孙仍经常坚持亲自出马和留学生接触，不时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还到留学生较集中的西京、大阪等地。每当学校例假，孙的“横滨寓所便成为原来兴中会一部分成员和尚未参加组织的留学生们听他鼓吹反清革命的处所。有时他到东京暂住，情况也是如此”。吴氏兄妹在1905年尚未参加组织，“从这时起经常应邀到横滨去参加这样的集会，听他讲革命道理”，吴氏认为“我们的倾心革命，毕竟还是由于面对面地接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育”。日本警察对孙氏监视很严，人们去找孙氏时“总是三三两两，躲躲闪闪”，“中山先生为了便于大家多腾出时间谈话，每次都备中国饭供应，一落座，常常是两桌”，每次聚会可谈到五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听中山先生讲话，内容侧重在鼓动大家参加组织，以暴力反清，据我所留印象，很少谈到别的方面”，至于打倒清室以后怎么办则谈得很少，至多“只有些简单得象口号那样的指示”。
1905年暑假就读于山东大学（引者按：应为山东大学堂）的孙丹林，在开登州同乡会时，结识自日本留学归来的革命党人徐镜心。“临行，徐问我寓所，我告以西门外杆石桥大学堂邹字一号，徐执手寒喧，云于翌日访晤。三五日后，徐惠然临存。我留午餐，渠濒行之际，留书三册。一为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所撰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为章士钊所编之《黄帝魂》，一为巴县邹容所著之《革命军》。”
两年后，徐从东京回国，再访孙于杆石桥学堂，“适值清廷派学部侍郎清锐到山东查学，新提学使者为连甲，卸任学台为载昌(三人均为满洲籍)同到学堂会齐。徐闻之不禁发指，厉声指余曰：‘君不能溅血于五步之内，以祛此满奴异种耶!’”孙急掩徐氏之口，并责其孟浪。徐则认为孙氏“身家观念太重，退事畏难苟安”，举史坚如、吴樾之事迹鼓动孙立即行动。孙氏顾虑“堂上尚有七旬老母，室中有周岁小女，怀中有弥月婴儿，家无隔宿之粮”，即使去此三人，于国事干系并不太大。徐见鼓动不成，曰：“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君果有志，后会有期”；“一言未毕，而三人自宿舍前甬道经过大客厅，联步前进。载昌脑后之花翎，忽而坠地”。徐旁观笑曰：“此不祥之兆，满洲王气黯然销矣！君努力前途，好自为之：吾辈分工合作，有志竟成”，即返东京。徐氏后来与丁惟汾成为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人，于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被捕杀。
同盟会云南支部负责人李根源在云南讲武堂担任监督期间，讲武堂提调兼军事教官张开儒“商之监督李根源，别造青年学子，以为他日用。乃取波兰、埃及、安南、印度亡国史，并种种革命书，庋之密室，借学生浏览；复以功课闲余，以国家之说，种族之辨，而一一训迪之”，也有革命者“经常利用精神讲话，在上课时间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以举例、暗示、影射的方式教育学生，使学生对清政府万分憎恨”。历史课教员夏绍曾、地理课教员杨友棠两人曾留学越南的巴维学校，对越南被法帝国主义沦为殖民地和人民遭受奴役的悲惨处境有极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他们在授课中经常用越南亡国的惨痛史实，启发学生们的反帝爱国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精神。讲授国文的教员“所授的国文，名曰文选，都选择激发革命思想的文字”。云南本处边陲，法国势力的扩张学生有目共睹，沦亡的越南更是生动的反面教材，学生本是热血少年居多，一经发挥，果然很有效果。
为保证监理单位的稳定发展，需合理征收监理费用：①业主单位应适度增加监理投入，不断拓展监理的范围，丰富监理服务内容，调整工程建设监理的费用。②监理单位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让现场监理机构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吸收高素质的监理人员，且为监理人员提供更好的待遇，保证监理服务的质量。③监理单位还要增强自身的社会信誉，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的稳定发展。
以学堂为鼓吹之地
驱动层接收到IO模块发送来的数据和控制选项（加/解密命令、算法），根据加解密模块规定的数据协议格式填充数据帧，超过协议长度的包进行分包处理，通过DMA引擎搬运到加解密模块的缓存中，经加解密后的数据包根据协议重新组包，发送给相应的IO模块。加解密模块通过加解密算法从缓存中导入连续的数据帧，按照数据包头部的明/密文性质和算法模块，以及数据长度等控制选项，将数据帧中的数据拆分出来，索引到密钥和加解密算法进行硬件加解密。
桂林干部学堂第二期招生，同盟会员尹昌衡和同盟会广西支部长耿毅被派主持招生事宜。除了测验汉文、历史、地理、算术外，耿毅又添了一次口试，口试时有意的问学生投考学校的目的。有的言语间透露出对现时的不满，表现了革命的情绪；有的甚至直言出来就是为了闹革命的。耿毅就说不许乱讲，在倾向革命的投考者名下画一横，凡画横的都录取了。由此，“学生都知道办干部学堂的用意，所以革命工作是很便于展开的。革命宣传是多样化的，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革命者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常在课堂上阐说种族大义”。
一次课毕时，何遂让学生集合队伍跑步到郊外的大操场，“便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兄弟们，大家可知道，我们现在做的是二层奴才。满州人讲的是‘宁失之外贼，不给家奴’，外国人只要架一炮就能从中国拿一块地去。我们要让满州人统治下去，不久就当了亡国奴，怎么有脸立于世界，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满州人这样的丧权辱国，我们白天走路连腰都撑不起来。弟兄们！广西是洪秀全的故乡，广西人是对得起中国的。今天我们有了枪杆子，就要誓同生死，志共恢复，孙中山不是占了镇南关吗？我就是孙中山一伙的，孙先生的党徒遍天下，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起来振臂一呼，就会天下响应，你们中间有敢当陈涉、吴广的没有？’”“学生们都高呼有！何问：‘有不以为然的吗?’谁也不说话。何忽见场中有一天桥，高约二丈，便爬到天桥顶上，桥已旧了摇得厉害，何奋身从桥上跳下，指着对大家说：‘敢作陈涉、吴广的就跳此桥!’在场的72个学生，全部都从桥上跳下。由于闹得厉害，有人从天桥上跳下时摔坏了腿。广西巡抚沈秉堃也有些觉察，询问学堂监督赵恒惕：“听说有人拿你的学校闹革命，是真的吗？”赵说何遂有口无心，沈才未深究。利用集体氛围激发学生斗志，进行革命鼓动，收到很好的效果。
徐镜心加入同盟会是由孙中山介绍的，只是与孙氏的鼓动相比，徐氏的行动略显操之过急且时间间隔太长，被鼓动的孙丹林又有家室之累，所以未能见效。
鉴于新军力量的崛起，新军成为革命派着重运动的势力之一，军校毕业生中的革命者通过渗入军事学堂任职来争取和掌握新军。
1911年5月，滇越铁路筑成。在昆明举行通车典礼时，李根源集合讲武堂学生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讲道：“法国今天将滇越铁路修抵昆明，我们国家不惟修不起铁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辈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大家在学堂应该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李训话之后，宣布放假一天，要学生们到火车站去参观，并以国文课布置作文题《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学生们以极大的愤慨心情把在火车站看到的法国人盛气凌人、耀武扬威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作文中尽量加以谴责和抨击。李氏身为官办军事学堂的主持者，设立军事学堂意在为朝廷培养忠君保国之爪牙，不想一旦被革命者渗入，反而成为免费的革命制造所。
与黄兴一样，湖北共进会成员张振武在武昌黄鹤楼道小学任教时，利用课堂启发学生革命思想。讲地理则说某处原为我国土地，后被清朝所割让；讲历史，就说满清如何入关，如何奴役汉人。张氏还自绘沿革地理为直观教具，唤起学生国家观念，学生很受感染。
革命者对同盟会口号与仪式的发挥
川籍革命者杨兆蓉回忆，同盟会员从日本回国，“即以中山之名作秘密暗号，无论何时何地，遇着疑是同党而不相识者，即以中山暗号问之。首问到过日本没有？问时左手举起大拇指，右手擦右眉毛。彼答话时，如举起右手大指拇，以左手擦左眉毛，则眉指的暗号已响应而合。如云：到过日本，则以“中山”二字之日本话问之，知道中山先生否？如答未到过日本，则以中国话问之，——相合，无疑的真为同党，可与之商量彼此活动情况”。不过这并不一定被采用。黄七五回国后前往拜访赵声时，进门后准备给赵声行同盟会的盟礼，赵声因为事先已经有同志引介，将此形式免除。
耿毅记得，当时规定，凡是入会的都要填写一份志愿书，上面写着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桂林的革命党人则因“何遂说这是在外国提出的，不合乎中国人的口味，改为：‘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鉴之’。在广西这两种誓词都曾用过”。“入盟人写完之后，要刺破自己的手指，压上一个血印，主盟人和介绍人也同样要压上血印，然后把志愿书烧成灰，和入酒内，大家分饮，主盟人便宣称：‘从此又多一个英雄豪杰!’”支部长耿毅因入盟的人多了，“每天手上要戳上几针，肿得很大，怕被人发现，以后才议定集体宣誓”。这样组织慢慢发展起来，加入同盟会者，五百多人的学兵营有一百多人，陆军小学有五十多人，连谘议局的议员中也有了十多人。革命者在陆军小学附近设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吸收血性青年，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入会时“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
改动宣誓誓词并非桂林一地所独有，陕西的革命者也有类似的经历。1908年重阳节前，同盟会陕西支部在西安大雁塔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在陕西行不通，经讨论改为“土地国有”，以利宣传；并决定在重阳节前往祭扫黄帝陵墓。重阳祭陵时，为便于隐蔽，盟员还装扮成各色人物，与祭者“跪伏祖先陵墓之前，向祖先上香”，献酒毕，“恭读祭文时，人人落泪，有的呜咽流涕，有的放声大哭，祭后各人面容好象都有无限心事。其中吴希真年岁最幼而天真，竟两三天吃不下饭”。与祭者由此领悟“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声有色，深刻有效”。
演讲：制造革命氛围
1903年，拒法、拒俄运动兴起，上海各界常在张家花园集会，“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国学名家如此演讲革命，又如此受到追捧，可见当时社会对革命的心理之热烈。
那天晚上两人睡在了一起，好友抱着女人跟她说，有些时候咱们女人是最傻的，被骗了还不醒悟，被抛弃了还怀念人家过去的好，想一想真的很傻。
鲁迅“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象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跟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尽管鲁迅不满于吴氏的做法，可是听讲演、往集会却未曾停止。能使得“听讲者一阵大笑”可能正是革命者的预期效果。
胡汉民在回忆录中称“吴稚晖于留学生总合欢迎会演说，亦仅能为痛诋西太后之言论而已”，可能跟鲁迅所见是同一场景。当时倾心于革命的钱玄同亦注意到吴稚晖一开口，一提笔，无不“语妙天下”，对于清廷“常要用猥亵字样去丑诋它”。不同于鲁迅，钱氏认为当时既然清廷处于绝对尊严的地位，吴氏施以猥亵字样，倒能够撕下清廷的尊严的面具。
总之，革命者以演讲为武器，手段灵活，多方譬喻，揭露满人屠戮汉人的残酷情形，营造排满的气氛，通过努力使得清廷的形象日趋负面，唤起人们对革命主张的呼应，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促进了革命知识的流动。
结语
革命知识的蔓延，伴随着对科举废除后朝廷控制知识分子进身之阶的相对松动，加之新式媒介宣传的促进，使得即使不主张革命的读书人对朝廷的向心力也很可能下降；种族意识在其中起到催化剂的效用，对现实的不满与少年情绪的释放，也为青年读书人投身革命造成了可能。
图7中间的波形为实验设备采集到的原始波形数据,可见数据中存在大量噪声干扰;图7中最下方波形数据为传统锁相环的滤波效果图,可见传统锁相环的提取效果并不显著,信号中仍存在大量噪声,图7中最上方为改进的EKF结合SPLL的算法对信号的提取效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改进的算法的信号的跟踪和提取都有大幅改善。
采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患者的年龄、药物使用天数、置管成本等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方差齐）及秩和检验（方差不齐）进行数据分析；性别、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等为计数资料，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当n＜40，或T＜1时，用四格表资料的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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