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二重性质谈《周易》是古代管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管理学论文,性质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周易》是一部筮书；《周易》是一部史书；《周易》是一部伦理书；《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周易》是一部管理书等。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差别，一方面取决于《周易》所包含的内容。《周易》内容包罗万象，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随着社会发展和历代学者对《周易》的解释，《周易》的内容和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这为确认《周易》的性质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水平有关。我们认为，《周易》的性质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能以偏盖全，更不能简单否定或肯定，而是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加以对待。
一
1.从《周易》自身看，是卜筮之书《周易》卦爻符号是筮占记号，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本之于筮法。根据大衍筮法所推演的结果，不外乎六、七、八、九四个数。六、八偶数为阴，七、九奇数为阳；阳用符号
表示，阴用符号
表示。而六为老阴，九为老阳。九、六老则变， 《周易》崇尚“变”，故经文凡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周易》文辞是筮占之辞。一般说来，卦爻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取象，说明事理，另一部分是断语。所谓取象指叙述一个事，或描述某一自然现象。所谓断语是下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因此从《周易》结构看，《周易》是一部筮书。
更为重要的是《易传》保留了古老的大衍筮法。今本《系辞》有这样一句话：“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踰以象润，五岁再润，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毫无疑问，这段话是讲筮法。作为第一部系统解释《周易》，专门介绍筮法、大肆渲染筮法的著作，显然作者是把《周易》视为卜筮之书。而且，《易传》作者明确地说明《周易》是卜筮之书。如：今本《系辞》曰：“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2.从《周易》与其他卜筮书关系看，是卜筮之书近几年王家台出土的《归藏》卦辞多用“卜”字，大约有30多个。卜，指龟卜。《说文》云：“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归藏》用“卜”字，说明《归藏》卦辞带有卜辞的痕迹。《周易》卦画卦名多原于《归藏》，故《周易》与《归藏》一样当属于卜筮之书。又《归藏》《周易》皆有卦，卦辞言“占”，言“贞”。从文字学讲，卦，占、贞皆与龟卜相关。《说文》云：“卦，筮也。从卜。”“占，视兆也，从卜从口。”“贞，卜问也。”由此可以看出《归藏》 《周易》与龟卜的渊源关系。更具有说服力的是1977年出土的阜阳双古堆《周易》卦爻辞后有卜辞：“其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清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阜阳汉简简介》）这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当时作为筮的《周易》与龟卜是同类，再次证明了《周易》为卜筮之书。
3.从《周易》产生和早期应用看，是卜筮之书在中国远古社会，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下，科学极不发达，先民们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用想象取代客观现实，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或神，它不仅支配自然界的一切，而且还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当人们屡遭意外的旱涝、冰雹、地震、瘟疫、战争等天灾人祸时，就萌发借助神意预知和消除突如其来的横祸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基于此，古代先民们发明了星占、风占、龟占、草占等种种沟通人神的占卜方法。其中最完备、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蓍占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周易》成书后，其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占筮。《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周易》筮例即为明证。《左传》《国语》引用《周易》22次，大部分是用《周易》筮占，很少一部分是说明道理的。如《左传》记载：闵公元年毕万用《周易》占仕于晋得“屯”之“比”，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用《周易》占娶棠公之遗孀得“困”之“大过”。昭公七年卫国大夫孔成子用《周易》占立君得“屯”之“比”，昭公十二年鲁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南蒯用《周易》占叛鲁投齐得“坤”之“比”，哀公九年鲁季氏家臣杨虎用《周易》占伐宋救郑得“泰”之“需”，《国语》记载：晋人用《周易》占成公归晋得“乾”之“否”，晋公子重耳用《周易》占借秦力量取得晋国得“屯”之“豫”，董因用《周易》占秦穆公助重耳取晋国得“泰”。诸如此类，均说明了周易是卜筮之书。
4.《易传》赋予了《周易》二重性质《周易》流传到春秋末年，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生活在春秋末的孔子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象，以儒家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时间和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容、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在保持对象原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周易》与儒家思想的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从《周易》卦爻辞中引申出三才之道、等级观念、中庸方法、道德修养等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使易学研究具有了浓厚的儒家特色。《易传》虽然未必是孔子亲作，但它与《论语》一样，代表了孔子思想，故《易传》成书是《周易》儒学化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周易》也具有了二重性，即《周易》一方面具有筮占功能，是一部卜筮之书，另一方面内涵了博大精深的内容，又是一部哲学书。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孔子重视《周易》中的德行修养，并未否认易为卜筮之书，也曾用《周易》占卜过。帛书《要》引孔子话云：“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廖名春）
《周易》二重性在汉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周易》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安邦治国之道，尤其经过《易传》解说和阐发，其哲理化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故汉武帝独尊儒术， 《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而《周易》跃居五经之首，变成了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功利驱使下，易学研究达到空前的繁荣。同时，《周易》原有的卜筮性质仍然没有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易学家克服了大衍筮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更完备的筮法，如孟喜风角术、焦氏易林、京房纳甲法等，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仍然盛行于民间。自此以后《周易》所具有的二重性一直发挥作用，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领域。
二
从历史发展看，《周易》具有二重性，然而从管理角度言之，《周易》又是一门管理学。也就是说，《周易》二重性在管理学这个层面上达到了一致。正如余敦康先生所言：“在几千年来的经学传统中，向来是经传不分，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认为《易经》的卜筮与《易传》的哲学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而是有机地结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按照这种看法，《周易》中的卜筮经过哲学的改造，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不同于原始蒙昧的巫术，其中的哲学是在卜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以趋吉避凶，指导人们的决策行为，而不同于那些单以理性认识为目的的较为纯粹的哲学。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周易》看作既非卜筮之书，亦非哲学之书，而是一部管理之书，尽管其中包含有卜筮和哲学两种不同的成分，却在管理思想上获得了有机的统一。”（余敦康）
1.《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用于国家决策时表现为管理学按照西方管理学理论，管理本身是一种决策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明确提出，管理就是决策。所谓决策，就是对各种可能行动的方案作出最佳的选择，付诸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周易》成书后参与了古代政府决策，而且成为重要决策方法之一。在周代专设筮官，名曰大卜，掌管卜筮之书，对于国家大事进行决策。《周礼·春官·宗伯·筮人》曰：“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又曰：“凡国家大事，先筮后卜。”按照周礼记载和后人解说，这里所说的“国家大事”是建国、迁都、战争、立嗣、分封等。当然，古代决策并不是把《周易》卜筮视为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还要听取大臣和民众意见，《系辞》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此是说在当时参与重大决策，既要借助人的智慧，又要借助于鬼神。鬼神包括卜筮。《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所言即是《系辞》所谓“人谋鬼谋”。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还把《周易》卜筮视为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主要表现在古代管理者利用《周易》卜筮这种神圣的权威让百姓相信自己制定的决策的正确性，并使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同时，当时儒者也利用这一功能劝说和匡正最高管理者的行为。这一点在汉代比较明显。皮锡瑞在论述汉代天人之学时指出：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生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 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皮锡瑞，第106页）
在这种天人之学中，《周易》卦气理论杂糅了当时天文历法，以其“科学化”了的卜筮方法，赢得汉代统治者和民众的认同，被运用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变成了管理者管理国家的工具。以治《齐诗》而著名的翼奉讲得十分明了：
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 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
京房在《京氏易传》中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故易曰元亨利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现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京房在政治生涯中实践了易学，他利用卦气说劝说统治者改革吏制、任用贤能、消除国家管理中的弊端。他指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当时元帝曾被京房说服，准备实行此法，但后来由于听信石显等人的谗言，把京房贬到魏任太守。在其赴任途中，连上三封奏折，用卦气说断言元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灾异，最后警告皇帝：“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认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同上）由此可以看出，在汉代，《周易》卜筮不仅可以预测吉凶，更重要的是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和评价管理者行为，这是其他方法所不能取代的。
2.经过儒家整理和阐发的《周易》博大精深，它本身即是管理哲学《易传》提出“经纶”概念（“屯·象”）。经纶，就是管理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是人和物，管理目标是“盛德”和“大业”完美结合，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管理的方法是道德感化（“咸·彖”）、 “理财正辞”、自我修养（“蹇·象”）、经济杠杆（“厚下安宅”）、神道设教、“明刑敕法”（“噬嗑·象”、“丰·象”等）、崇尚贤人等；管理原则是整体、中庸、变易、互补和义理兼顾等。《周易》管理性质得到后世学者认同。如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又如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周易》内涵阴阳、四时、五行，天道之变化，无非是立人道。毫无疑问，这里无论庄子还是司马迁，均把《周易》与其他儒家经典一样视为规范人的行为、处理人与人关系和治理社会的管理学。
正因为如此，《周易》与其他五经成为汉以后的官学，充当了管理国家的理论工具，被称为“儒术”。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尺度。汉以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天文、历法、音律等制度皆是以此为基石建立起来。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漫长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和举措皆可从《周易》和其他经学理论中找到根据。就政治而言，古代诏书、奏章、文章多以《周易》理论为据，如汉武帝引《易》文颁诏书。武帝诏曰：“望见泰一，修天文坛。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汉书·武帝纪》）刘向在给皇帝奏章中三次引《周易》规劝皇帝当消除疑心，分清朝中贤人和小人，若重用贤人，天下贤人则蜂拥而至为国家尽力。相反，若启用小人，则政治必衰。刘向上封事曰：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泰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言守善笃，《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汉书·刘向传》）董仲舒回答武帝策问时用《周易》说明社会有贵贱之分、上下之别、贫富之差。富者不与贫者争利，上不行下之意，君子之位而不为庶人之行，此“上天之理”、 “太古之道”，天子当法以为制，大夫循之以为行。他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也，其祸患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诸如此类例子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屡见不鲜，尤其在《汉书》的《天文志》、《历法志》、《五行志》、《郊祀志》中更是比比皆是。除了史书外，《淮南子》、《白虎通》、《新语》、《春秋繁露》、《风俗通义》、《盐铁论》、《说苑》、《韩诗外传》等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和道德修养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易学理论和精神是培养和造就古代管理者的工具和教化被管理者的法宝。
3.《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汉武帝以后，包括《周易》在内的经学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西汉以降，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中央集权制日趋完善，统治者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和政治的巨大成就，建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大一统经学文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定儒家为一尊，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经学成为时人晋身入仕的阶梯。武帝之后的其他帝王纷纷效法。《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选拔人才看，汉初不任儒，武帝始以学春秋的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元帝时，韦贤、匡衡、贡禹、薛广德等皆因致经学而被封位丞相或御史大夫，“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皮锡瑞，第101页）“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同上，第73页）就易学而言，许多学易者成为当时显耀人物。《汉书·儒林传》云：“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称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成阳相。光川孟但，为太子们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川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而且有四家被列为学官。《后汉书·儒林列传》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由此可见，自汉以后， 《周易》的管理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