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范式——关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超文本论文,范式论文,信息资源论文,认知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是笔者创构的一个用于表征拟建的业界理论新范式的基础性、本体论性质的范畴概念。按照科学思维表述的分层原理，本文侧重于其科学哲学层面上的最基本问题——核心架构的阐述。就“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科学哲学认识意义而言，笔者力图追求建构一个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整合价值且具有统摄各种维向度及层面之“必要张力”的元理论体系。
1 文本范式：本文论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支点
确立“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这一范畴概念的首要理论任务是寻找它的最核心的本体论支点，而关于这一支点的相关理论体系则是它的认识论支点。笔者认为，经过整合和重新限定后的“文本范式”便具有这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能指价值。
1.1 关于“文本”的元理论解
文本（Text），原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术语，一般指依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或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当代符号学、阐释学研究中，文本超出了语言现象范畴，它可以指任何时空意义上的能指系统。文本概念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广义上甚至将文化状态乃至于整个精神世界都看成是一个文本[1]。当代IT业、网络信息化所谓“超文本”[2]概念正是基于“文本”概念的广义理解。
周庆山先生给文本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本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文献信息。”[3]倘若抛开这一定义的传播学、阐释学视角，其基本的理论内核已经比较接近本文所谓文本范式的核心层面了。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笔者认为，就“文本”一词的内涵而言，当包含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文”，一是“本”，它们在本体论意义上形成一个二元建构。这里的“文”当指形（符号要素、载体要素）与形而下之器（作为结果物的“文献”、符号系统、媒体）；这里的“本”则应指借形与形而下之器而外化、客观化的信息（知识、情报）本身。按科学认知的本体论要求，虽然“文”与“本”是一种双向建构，是互为依托与彰显的关系，但“本”是第一位的，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文”则是第二位的。进而言之，我们应以借一定形与器而外化、客观化（文献化、符号化、载体化）存在的“道”（即“本”，信息、知识、情报）为新的业界范式的一个本体论对象。而“文本”则是对这一对象的抽象表述。
1.2 “客观知识论”与“文献信息论”：业界的两个典型的文本范式
（1）“客观知识论”是将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世界1、2、3理论”[4]引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范式观。肇始者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权威布鲁克斯。他为我国业内同行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应受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家的欢迎，因为他首次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5]。国内图书馆学家吴慰慈将布鲁克斯的相关认识称为“知识基础论”，并将其列为西方图书馆学现代元理论五大流派之一[6]。
可以说，波普尔“世界1、2、3理论”一问世，即受到世界各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时至今日，尽管对波普尔这一理论的某些细节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其主导方面，如立足于知识本体论立场的多元分析、强调“世界3”的特殊重要性、引发对知识的客观进化的新达尔文主义探讨等等，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就为业界正在形成中的“客观知识”范式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蒋永福、王子舟的论文[7～8]可以看做是国内业界这方面最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客观知识”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知识本体论的视角，若将之与前述“文本”概念加以整合，可以说，所谓“客观知识”与“文本”便具有了实质内涵的同义性。同理，所谓“客观知识世界”亦可理解为一种“超文本”。
（2）“文献信息论”（亦有人称“文献信息学”）可以被视为业界范式观转移的又一范例，在国内业界它还曾经风靡一时。鉴于国内业界已对此有广泛的理解与认同，这里仅给出关于这一范式本体论域的一个图示[9-10]，以为进一步讨论的框架。
图1 信息域中的文献信息
从图1可以看出，若抛开“文献信息”的信息本体论视角，以“文本”范畴替代“文献信息”范畴的可能性已毋庸置疑。此外，图1还涉及对信息、知识、情报三者关系的逻辑层面的界定，这是本文论题的又一理论支点。
1.3 文本范式：核心架构
“文本范式”作为整合“客观知识范式”与“文献信息范式”后形成的一个替代型范式，当然不能脱逸开“客观知识”与“文献信息”的两个核心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换言之，文本范式的核心架构应涵盖与表征被替代的两个范式的核心架构。从这一立论出发，文本范式的核心架构至少应包括：“文”与“本”作为对象的本体论要素的主从关系；“文”与“本”的二元建构；“文”与“本”的二元互动；“本”的“文”化（即文本生成过程、知识的客观化、信息的文献化）及结果物；“文本”作为一个能指系统的能指力及其实现。
2 信息资源：文本范畴的社会维之建构
如果我们将“文本”这一本体范畴的能指意义理解为一如文献[3]所谓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时空意义上的能指系统”，那么，单纯就“文本”概念（包括“客观知识”、“文献信息”）的语义力而言，它至少有两个基本维向的缺失，一是社会维向，一是认知维向。文本范畴的社会维向的建构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范畴概念——信息资源。
2.1 资源、信息资源及其界定
《辞海》释“资源”为：“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这一释义首先表明，资源一词源于经济学范畴。其次，就其对象的本体论意义，一者，它是物质（包括人造物质）的一种派生属性；二者，这种属性只相对于人类才具有意义（即有用性）。
将信息（知识、情报）视为一种资源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将信息（知识、情报）资源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等量齐观，并视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战略性资源之一的思想则产生于现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国内业界学者孟广均等人将之归纳为两条：一是社会信息资源量的积累已发展到了一个足以引起人们观念发生质的飞跃的一个临界点；一是社会综合因素对信息资源量的积累与人的认识质变的刺激与激发[12]。孟先生等人还同时指出，这里的社会综合因素的核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笔者认为，若联系“资源”一词的原义，现代社会信息化、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本身以及它们对信息（知识）需求的新基点也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如此，在现有的认知条件下，对信息资源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仍是十分困难的。依据本文论题的逻辑要求，这里试给出一个框架性的界定：
信息在总体上可概分为自然信息与人类文化信息。其中，自然信息（即本文图1中的知识、情报逻辑圈外的部分）不具备资源属性，只有人类文化信息（即知识与情报.也即波普尔理论中的“世界2”与“世界3”）具有资源属性。
信息资源是客观属性与主观属性的二元建构。这里的客观属性是指人类文化信息由于内含了人类的附加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才具有了资源本体意义的属性；这里的主观属性是指信息资源的需求对应性以及将其可用性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能指意义。如果说，前者是“文本”二元建构现实存在的进一步表现，后一点则是“资源”视角下“情报”与“认知机制”存在的内在依据。
虽然主观知识（非文献化信息、非“文本”）与客观化知识（文献信息、文本）都具有资源属性.但相对于人类的认识及其能力，前者是一种有限再生的资源、潜在的资源，后者则是一种可无限再生的资源、显在的资源。在本文论题的立场上，我们取后者为“信息资源”的一个基本界定，它既是我们之于“文本”本体社会维的建构，又是我们展开关于“公共信息资源”讨论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和本体论前提。
2.2 信息资源的特征
信息资源（这里主要指文本资源）除了具有可利用性的最一般特征，还同时具有如下特征[13-14]：
稀缺性。俗语说“书到用时方嫌少”。尽管信息资源是“可用”驱动下的建构，尽管人类已经开发与积累的信息资源已极大丰富，但相对于人类不断自我超越、崇尚创新、追求物质与精神极大丰富的愿望与需求而言，信息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社会性。信息资源不是自生的，需要投入极其巨大的人类劳动（尤其是智力劳动）来建构（生成、积累、整合、配置）与开发利用，这就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建构与开发利用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信息资源本身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品。
经济性。不论是信息资源的生成、建构、维持、传播与利用，都是需要成本的。这就使信息资源具有价值、价格、效益、效率等内在属性，这些属性又与信息资源本身的真实度、可利用度以及开发利用的深度广度直接相关。
可共享性。信息资源不同于一次性消耗的物能资源。一般说来，信息资源可以多次重复使用，可以进行复制与再复制；信息资源一旦产生并得到开发利用，就可以成为供全人类所共享的，用之不竭的财富。可以说，可共享性是信息资源区别于物能资源的最根本属性之一。
3 公共信息资源：文本范畴社会维度的建构
3.1 公共信息资源的定义：一个关于度的界定
“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理念由来久矣。早在1656年，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杜里就曾深刻指出：图书馆的任务就是“管理学术的公共库存，增加这些库存并采用对所有人最有用的方式使这些库存成为有用的东西”[15]。倘若去掉其浓烈的“图书馆机构范式”的味道，这里的所谓“学术的公共库存”即是“公共信息资源”。这段话还同时蕴际了“公共信息资源”的两个核心概念——“公共积累”与“公共利用”。
着眼于本文的论题，这里将“公共信息资源”界定为：基于文本范畴之社会维——信息资源的一个度的截取。其基本定义可以表述为：公共信息资源是在相对时空意义的公共的基本社会性文化利益、文化权利、文化义务认定基础上，旨在提供公共文本利用（认知）的社会信息资源集合及其相关社会机制。
显而易见，这一定义蕴藉了业界超越“机构范式”所必然涉及的若干社会研究层面（最主要的是社会学、人文科学、经济学、知识与信息科学、认知科学、传播与交流学等层面）的整合.因而具有科学认识意义上的“必要的张力”。
从逻辑上讲，对任一概念加以限定后就应派生出属于限定后概念自身的“新质”。这里首先讨论一下哲学层面的“新质”：
“公共信息资源”在本质上应是对“文本社会资源”公共化程度包括公共积累程序、公共认知程度、公共占有程序、公共可利用与实际利用程度等若干“度”的表征。而这些“度”里又都存在着数量与质量的二元架构。
诚如前述，文本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信息资源”就是“文本”范畴的社会维表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信息资源”等于“信息资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简称。但这里的“社会”一词，更多地具有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本体（广义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的色彩，而“公共信息资源”概念中作为限定词的“公共”一词，则基于社会本体之“主体”（社会实践与社会认知主体）的人（具有公共权利和义务的人群集合）。笔者认为，这是“公共信息资源”范畴作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统一体最具实质性的界定。
站在科学认识对象的本体论立场，可以将“社会信息资源”视为一个相对“自在”的世界，而“公共信息资源”则可视为一个相对“自为”的世界。这里的“自为”使命的承担者首先是“公共”，其次才是公共信息资源及其利用的组织者、施为人。凡此，也同时意味着，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范畴的最高意义（哲学意义）上，前述所谓的各种“度”都是这个自为世界的“自为度”。
3.2 公共信息资源的范畴：超文本建构
国内业界学者认为，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信息资源”主要指信息内容。“广义的信息资源”则包括信息内容以及与信息内容相关的信息技术、信息设施、信息人员等[14]。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同时取“公共信息资源”的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
狭义的公共信息资源是基于文本范畴与公共需求主导上的社会性资源的集成、整合的产物。它作为“文本”的社会维向的物质本体“度”的截取，在“数量”上相对于“文本”可视为“大文本”；而在“质量”上既相对于“文本”，亦相对于社会信息资源，都可视为“超文本”。
本文之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基本定义本就站在“广义”的视角，它是基于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二元互动式建构之上的关于社会信息资源的公共积累与公共利用的“自我组织系统”，一个共建、共知、共识、共享互为因果的“自为世界”。相对于“狭义的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文本”，它便是一个“超大文本”。
4认知机制：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维
4.1 认知机制概念的提出
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业界一种可以总称其为“认知范式”的研究热潮沛然而兴。综合考察起来，这种研究取向大体基于“情报学”和“信息（资源）管理”两个学科框架，但最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当代西方已极为流行的认知科学——一门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背景下人类（作为高级生物体）认知机理的仿生式（所谓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科学。
西方情报学框架内的“认知范式”的重点是把情报学在范式观上转移到认知科学的立场上，脱逸出“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常规，将研究兴趣“转向产生于人工智能和综合认知情境中的主题”[17]。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学者布鲁克斯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他为国内业界熟知的“情报科学方程式”以及尚不为国内业界熟知的“认知地图”和“体外大脑”的思想是其“情报认知范式”的三大核心命题[18]。这三大命题同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展开。
西方信息资源管理框架内的认知范式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信息资源”的宏观视角上。例如，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马丁（Morfin，W.J.）在其1988年出版的名著《信息社会》一书中，不但把作为西方当代社会管理学及实践领域最高阶段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解为“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的变体”，而且认为其复杂性本身又源于社会的信息资源机构化取向及人类对信息资源的知识经济视角的新的认知[19]。
可以说，本文关于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的思想之核心直接受启发于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观”（特别是其中有关“认知地图”和“体外大脑”的思想）、马丁关于人类对信息资源认知的宏观视角以及他将“信息资源管理”的核心确定为“信息服务”的视角。
4.2 作为公共信息资源本体要素的认知机制
站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认识对象的本体论立场上，它自身作为一个“自为世界”，必定是社会实践与社会认知的统一。其中，“公共”对“公共信息资源”（整体和不同层面）的认知，在最高的意义（哲学层面）上标志着“公共”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又是驱动这个“自为世界”的经常性、革命性的现实力量。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点，这里引入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性概念——认知机制，以为这个“自为世界”之“公共认知”的表征，以为“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大文本的认知维的表征。
什么是机制？新版《辞海》解释为：“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20]同理，当代认知科学则是在通过类比生物学和医学关于“机制”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认知机制”范畴概念的。 当代认知科学之于“认知机制”的理论正在形成中，因此.将之引入本文的论题只能取其最核心且被公认的成份。这里尝试着做如下框架性的描述：
人类文化信息（知识）在本质上就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辩证结合而生成的智与能之结晶。当着它取一种“文本”（客观知识、文献信息）的存在形式，在本质上就是这种智能资源的可感性外在存储，一种“联合记忆”或曰“公共（开）记忆”。站在“资源”的角度，联系波普尔的世界1、2、3理论，它当然应首先被视为依属于人类的主观世界（世界2）的一种“有用的”智能资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所谓“可感”、“有用”，并不直接等同于“已感”、“已用”。换言之，当着人类文化信息（知识）取“文本”的存在方式时，它的一切的“可感性”（可反映性）、“可用性”也同时取一种潜能、势能的存在形态。因而，需要在这种潜能、势能形态向现实的“可用”的转换过程中建构一种“可感器”、“转换器”，这即是认知机制，它在最高的意义上表征着人类文化信息文本形态的“再识性转换”机制。就“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大文本的实际情形看，当然属于“综合认知情境”，具有内涵的极其丰富性和外延的极其复杂性，但在最高的意义上，它应当首先被界定为“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大文本的再识性转换机制。
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大文本的认识框架内，若联系“机制”的初始义，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制亦可以大致分成“构造”层和“原理”层两大基本层级。其中的构造层应界定为本体对象层，由认知主体、认知客体、认知工具、认知活动、认知能力、认知成果及转换形态、认知环境构成；其中的“原理”层应界定为“认知”本身的哲学认识论范畴，即认知对象层的内在机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制亦可形象地视为一种“文本”。这里的“构造层”是为“文”，“原理层”是为“本”。如此，其内在规定性亦可通过“文本”概念的类比性借用中得以揭示和阐发（这也符合当代文本阐释学的基本原理[21]）。
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大文本的框架内，狭义的“公共信息资源”（文本的社会维度）、“文本”、认知机制以及广义公共信息资源本身都是认知的客体；认知的主体则是相对时空意义的社会“公共”，而“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研发、提供利用的社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则可以界定为“公共认知”“授权”下的认知“代理”与中介（或曰“经纪人”）。
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作为广义的公共信息资源这一特定时空意义上的一种能指系统，其能指性同时建构在多维、多角度、多层面的认知对象上。这里，理解问题的关键的方法论工具是辩证思维。只有当着我们把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所赖以建构的一切“构造要素”、“原理要素”都赋予思维概念的辩证属性，将这一认知机制所指向的复杂的（实践与认知统一的）过程理解为一种诸“构成要素”、“原理要素”互为依托、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互为中介，通过转换、作用与反作用等形成辩证联系与辩证运动的超大规模的“综合认知情境”，我们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认识、理解、把握“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之为人类可以共享的“公共大脑”、活的“认知地图”的全部内涵。
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能量、能力、资源、知识与信息，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般的能量、能力、资源、知识与信息，而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关于信息的信息、关于人类认知成果的认知、关于人类智能的智能、关于人类文本信息资源的资源。
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的这种独特的本质力量既可以相对抽象或相对具象地寓于狭义的“公共信息资源”之中，使其不断地获得新的“可用性”增值；也可以转换为新的文本形态，成为一种新型的智能资源和认知工具：亦可以被赋予进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整合、配置中，使其“产品”具有高效的知识附加值；更可以内化进“公共”这个认知主体的主观知识结构中形成新的知识整合形态（这也是布鲁克斯那个“方程式”的原义）。
5 一个三维元结构：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元理论建构
基于本文前述的讨论及形成的相关认识，“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理论体系的共同体）的基本元理论建构可以相对抽象为一个三维立体元结构。这里给出关于它的一个粗略图示（图2）。
图2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三维建构
该图示的基本内涵与外延都在本文的相关讨论中予以了说明或界定。这里再从宏观上做一些补充性说明：
“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个超大文本范式的建构，在实践上是一个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代知识经济、网络环境、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国际范围内“公共”学习型社会形态已初见端倪、“公共权利”社会的发展趋向等都为它提供了一个尽可以充分想象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笔者认为，蕴涵其中的最基本的理论命题一是公共知识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及公共的实际认知度、认知力，一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层面、大文化层面的人文“关怀”与“观照”。
将如上的两个理论命题经过一定的概念转换，便可以抽象为本文所谓“范式”、所谓元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作为公共可利用的“文本”与社会资源、作为这种资源建构与可利用的认知机制、作为二者复合意义上的“公共信息资源”（超大文本）。
进而言之，本文拟构中的新范式的两个基本的认识论基础一是知识、信息的本体论与公共认知观，一是人本主义，即强调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大文本的人本意义上的“自为”性，强调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知（实践与认识）主体是“公共”（“公共”在特定认识情境中的角色变化不能消解或动摇这种根本立场）。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识机制”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自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与外在表现形态。本文的讨论不立足于它的历史维透视，而是立足于当代的发展态势及其中蕴际的未来的趋势，并以国内外业界相关的非“机构范式”的最新成果为参照，追求一种元理论的抽象建构。故暂不涉及新旧范式的比较与整合，亦不考虑实践层面的“对号入座”。
6 结束语
尽管本文的篇幅已然不短，但就论题本身的表述和阐发而言，仍然只是也只能是极其粗略的、框架性的。权作引玉之砖，冀求批评、指正和共同探讨。
最后，借用西方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卡普罗（Capurro，R.）一句常被人讥为标新立异的话作为结束语：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它“意味着共享一种共同世界的可能性”[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