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基本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文化哲学研究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潮。20世纪文化哲学思潮肇端于新康德主义。对文化哲学体系的系统阐发是由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完成的。他的文化哲学思考面向了人类的全部文化形式，在他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形而上的人性本质思考与形而下的对具体文化形式的阐释被有机地统一起来。卡西尔之后，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态势。文化哲学在当代的兴起，客观上带来了哲学中心问题的转换、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以及哲学精神追求的丰富。
【关键词】 文化哲学 理解 符号 人文精神
从完整的意义上讲，20世纪文化哲学思潮肇端于新康德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康德经过12年的沉思才构造出他称之为“哥白尼式革命”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的这种哲学革命有两方面意义：其一，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人的主体性问题。在康德之前，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辞，唯理论强调一切知识和真理就其根据说就都应归于先天理智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而经验论则与之相对，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人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康德哲学正是在批判这两种片面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以往的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是在追求着真理，追求着最后的真实，人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在批判哲学之中，对实在（本体）的认识，已不再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我们的意识主动地构成世界。在这里，哲学的主题就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转而对人类认识的诸形式，即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功能的判断与限定，从被动的符合转而成为主动的创造。
其二，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转折点。当代哲学家们很少不是以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他们或者肯定康德的立场，将先验主体的概念置于中心地位。或者向康德的基本观点提出挑战，对先天综合判断作出与康德完全不同的解释，甚至完全否认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总之，康德之后的哲学，循着康德提出的问题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这也许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宏观历史意义。
康德的哲学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变革的诱因。康德哲学由于受到时代与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他未能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主体意识的关键环节作进一步的考察，也未能对那个用作其全部理论基础的先天综合判断概念，进行更为本源性的探索。而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都指出了康德哲学的这一局限，特别是新康德主义主张，必须将康德在纯粹理性范围内所进行的哲学批判，扩展到对全部人类文化现象的检讨，进而提出通过对人类全部文化的研究，建构一种包含着逻辑认识和前逻辑认识的一切人类意识活动的文化哲学体系的主张。
从理性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是狄尔泰(W·Dilthey 1833～1911)开始的。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体系而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他不再满足于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认为那是一种认识论水平上的“知”(Verstand)，其目的在于把握逻辑的东西，追问人的知识如何可能。而狄尔泰将“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文化哲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现实文化创造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意生活与无生命的死的“主体”的区别。他将本体论层次上的“悟”(verstehen)作为目标，追问人的体验和理解——“悟”如何可能？他要透过逻辑层面，直观逻辑背后的“事情本身”，即把握人的生命中那“先于逻辑的东西。”狄尔泰明确强调：“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所以对人的全面理解有赖于对人的全部文化历史的把握。这样，狄尔泰从“知”到“悟”、从“认识”到“体验和理解”、从理性地把握逻辑的东西到全生命地“直面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selbest！)，便实现了哲学的第一个转向：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狄尔泰的文化批判理论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以文德尔班(W·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Rickert)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新康德主义的重要分支），便沿着狄尔泰的思路，把现实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并相应地把科学区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并强调指出，哲学的对象不是现实，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和超验价值，因此作为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应该是文化科学即文化哲学。
在狄尔泰之后，胡塞尔(E·Husserl)的现象学理论进一步从文化批判角度推进了文化哲学的思考。胡塞尔的“悬搁”、“还原”理论，究其实质就是要把那根深蒂固的“自然思维态度”（即逻辑思维）暂时“悬搁”起来，终止逻辑判断，以抵达逻辑背后而对事情加以“本质直观”(Wesenschau)。而所谓“还原”就是追究文化的“根基”何在，以把握那先于意识、先于主体的东西。特别应指出的是，后期胡塞尔张扬“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理论，则使现象学不仅是一种意向性理论，而且成为价值重估和意义再释的文化批判，胡塞尔认为，所谓欧洲人的危机其实就是欧洲科学危机，以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畸型发展和现代人对物质文明片面性依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古老欧洲文明的危机实际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以及整个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危机拯救的唯一方式就是清除传统理性哲学所设计的虚幻的物质世界模型，唤起人们对真正的“内在的”世界向往，将哲学的视野指向人类精神的周遭生活世界，从而赋予它以现实的人本主义含义。一言以蔽之，胡塞尔强调只 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的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受胡塞尔这种文化哲学思路的启示，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G·Gadamer)和利科尔(P·Ricoeur)等人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文化哲学思考。如海德格尔从“解释的循环”入手，紧紧抓住历史、文化、人本与理解中的一套先行结构，即先行具有、先行见识和先行把握，意在说明人的理解是整体生命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一个主体对另一主体的理解。理解是一种领悟，是对现实文化的一种全新体认；伽达默尔则认为，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的科学认知中被窒息了，因此文化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人文科学保持的人文主义精神”①，他进一步认为，人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展开理解，理解者的理解对象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之为“活动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始终是在历史文化之内进行的，而历史与文化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始终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进我们也就参与和创造新的历史和文化。利科尔也同样认为，意义的家园不是意识而是某种不同于意识的东西，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本文”的哲学，而这种“本文”既是一种符号体系，也是“语义上凝结的生活表现”和生活意义的客观化，因此“文化”也必然作为一种“本文”参与进了理解过程。有鉴于此，利科尔强调，理解“本文”，不只是从心理上重建原作者的理智意义，而且总要超越作用本来的意向，通过其“可能的存在”，即广阔的社会文化与历史。
对文化哲学体系的系统阐发是由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完成的。卡西尔把颇有影响的解释学和结构主义哲学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明确地打出了、文化哲学”的旗帜。在他的哲学追求中，已明确意识到：人的经验和知识不限于科学体系，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一切形态，因此他主张要把康德的主体能动思想扩大推广到整个人类的文化领域。因为在人类一切文化领域，人类精神不仅起着调节作用，而且起着构造作用，一切文化的创造，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和知识，而一切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折射着人的价值光辉。很显然，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理论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轴心，这就是人的主题。这一主题强烈地表现在他的各时期的著作中：《语言与神话》、《符号形式的哲学》、《文化哲学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基础》、《人文科学的逻辑》及《人论》等。以人为核心，卡西尔层层展开了他的哲学表述，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人是什么”的文化解答。卡西尔认为，当代科学技术越发达，越凸现了人的危机。需要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人性内涵，以使人的问题能真正解决。他针对西方思想界的经典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提出了怀疑和批评，认为这种定义并不能充分地概括人的本质，因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说来，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②。进一步卡西尔认为，人通过“劳作”(Wirken)所产生的文化结果，集中地表现为一系列符号形式，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而“符号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人类在符号的宇宙中——即在文化的世界中生长着、发展着。人类的“劳作”、人的创造符号的活动，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向“文化的人”的一种生成，“文化的人”是人的唯一本性。
第二，对“符号形式”的研究——哲学的主题。既然“符号的宇宙”表征着人的整个文化世界，因此卡西尔认为，对各种符号形式——语言、神话、艺术、科学等等的研究，也就构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故此卡西尔把他的哲学叫作“符号形式的哲学”。通过这种符号形式研究，哲学思维才能深入到文化哲学的层次，才能洞悉人类文化的底蕴。从这个视角把握现有哲学，他认为一种人的哲学必然同时就是一种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神话哲学。一句话，人的哲学归根到底不能不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作为活动的主体他就是“符号活动”、“符号功能”，作为这种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同样，文化无非就是人的外化和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正是人的符号活动在人与文化之间架起桥梁：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他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因此，卡西尔的结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类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③。
总的来看，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思考面向了人类的全部文化形式，在他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形而上的人性本质思考与形而下的对具体文化形式的阐释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强调对人的研究必须从人类文化的研究入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人只有在文化创造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文化不断发展，人的本质也不断地处在制作之中，处在不断地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人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止境的创造性活动。
在卡西尔之后，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态势，而且在各种文化哲学的建构中，日益显露出鲜明的理论特色。沿着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努力方向，各种文化哲学理论纷纷产生。这里我们只扼要介绍几种主要的文化哲学理论。
1.结构主义的文化哲学。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C·Jevi-strauss)和弗洛伊德(S·Freud)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结构主义各派的代表的话，50年代后结构主义文化哲学的代表则以德里达(J·Derrida)和福科(M·Foucault)为代表，结构主义文化哲学是要从结构角度说明人类文化现象和社会形式。德里达特别侧重于对文化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的探寻，他认为，差别作用产生了历史与社会之中的一切结构系统，差别与其说是静止不变的，不如说是日新月异的。正因为如此，它一方面是结构的基础，促进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以历史性为由，不断地破坏和瓦解已成的结构。德里达主张将结构的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认为发生与结构是互相补充，一切都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差异过程中产生和替代，因而不可能达到什么完整的总体。福科以新结构主义的姿态提出了“知识考古学”文化理论，该理论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味。他认为，要想了解历史和文化，就要用考古的方法，把各个时代的意义象挖掘文物一样挖掘出来，进而考察它所置身的那个考古层面，探索它存在于该层面的原因与作用。福科强调，文化因素制约着我们的思想甚至想象力，每一个人的想象力由其生活的时代所激发，而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代码，因此，人类文化的最终确定，在于通过知识考古学来确定人生存于其中的时间与空间。
2.现象学的文化哲学。现象学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中影响甚广的哲学流派，在其对文化哲学的阐发中，奥裔美籍哲学家彼得·伯格(P·Berger)的学说有代表性。既然是现象学形态，伯格学说的基础当然就是现象学还原。即把研究对象的一切先人为主的解释以及偏见抛开，求助于直接的了解与认识，伯格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产品的总和”，这样定义文化，不仅把文化看作指导人类行为的物质性人工制品，而且还看作人类意识对世界的反映，伯格指出，文化的主观方面必须加以强调，因为它们是衡量人类主观能力的尺度。而在人类全部产品之中“符号”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能概括地、客观地为他人理解，能超越最初表达它们的时间和情境。伯格十分注意对符号的研究，他把符号定义为“任何跨越实在范围的有意义的主题”，把符号语言定义为“获取这种超越的语言模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宗教、艺术和哲学都属于最重要的符号体系。总之，符号和符号体系为社会事务和集体世界观提供了重要的制约力量，因此是日常生活实在的基础部分。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是社会问题，文化批判自然在其视野之内。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卢卡奇(G·Lukacs)、马尔库塞(H·Marcuse)、布洛赫(E·Bloch)、哈贝马斯(J·Habermas)等人那里，都较为系统地对社会与文化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因此被称之为“文化理性批判”。这里我们集中介绍一下哈贝马斯的文化哲学理论。哈贝马斯哲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在内在化。他认为，文化诚然是一种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现象，但是人还是要把它不断地内在化，即不断地通过学习，使文化为自己所获得和掌握。只有通过文化的主观内在化，人才能适应社会生活，成为“有效”于社会的一员。对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他认为，对文化哲学的结果评价必须与“实践”联系起来，亦即必须按照文化对个人思想所作的贡献加以评价。他曾全面论述了文化的进化问题，认定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包含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由决定可能制度形态的不同组织原则、利用生产能力的程度以及社会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来表征。比如他认为现时代的特征是高度有序原则的信念受到侵蚀。现代世界观仍然肯定世界上存在统一、秩序和连贯性，但它已不是关于上帝和自然的绝对规律，而是人类理性，是关于自然真理和道德的思考。特别应指出的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交往理论”(Theorie der Kommunikation)将其文化哲学的思考进一步向现实社会生活作了拓展，他认为，“交往”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交流活动，而是指实践活动中或现实生活中的主体间意识沟通。哈贝马斯一贯把交往与理解放到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中加以考察，因此该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外，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具有较强烈的批判性，认为必须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保守因素如传统、成见、视界等进行自觉的批判，因为这些因素有碍于人们在生活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只有通过否定这些保守的因素，重新建立主体间的交往形式如真实、诚恳、正确、可领会等原则，才能保证交往的无阻碍地进行，进而达于文化的发展与进化。
4.科学哲学的文化哲学建树。20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反映到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些科学哲学家在其理论著述中将文化哲学的方法论原则贯于其中，从而使其哲学理论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特色。如库恩(J·S·Kuhn)的“范式”理论就强调，科学的范式是由特定的概念框架、价值标准及世界观等因素构成的，它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之中。库恩进一步揭示了科学活动中主体性的历史因素，并总结提出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沿着库恩的思路，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突破了西方传统的科学观，他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科学沙文主义，主张理论研究的方法多元论，认为批判和扩散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机制，二者的辩证结合构成了科学进步的推动机制。他特别指出，科学理论和科学活动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性追求，其中体现了主观意志、文化习俗、利益偏见、价值追求和情感体验等主体因素，所以必须在各种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科学。这样费耶阿本德便将现实生活经验、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人文主义精神融汇到了自己的哲学之中。科学哲学的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R·M·Rorty)那里达到了一种新的综合。罗蒂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批判者，他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相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哲学”不再是一门关于永恒主题的学问。相反，它是一种文化类型，一种‘人类交流的声音’，这种交流在某一时间内围绕着某一个话题展开”④，哲学的功能不在于为科学和其他文化形式提供基础，不在于再去玄思现象背后的实体，更不在于臆测那些自明的观念，哲学的功能在于参与各种文化形式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交流和对话，并在其中表现自身，进而引导人们在现实文化生活中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新走向，它表明了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进而预示了文化哲学形态在今后的哲学发展中将展示出新的魅力和前景。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侧重从哲学自身的演变线索纵览了文化哲学的基本轨迹，其他一些思想家如维科(G·Vico)、汤因此(A·J·Toynbee)、斯宾格勒(O·Spengler)等人的文化哲学探索这里没有涉及。但仅从哲学的视角考察我们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20世纪文化哲学在其流变过程中正越来越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导视角。另外与20世纪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特征相对应，文化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了多元化格局、不仅哲学（如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为文化哲学建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许多相邻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和许多新兴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传播学）也纷纷介入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在当代的兴起，客观上确实带来了哲学中心问题的转换、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以及哲学精神追求的丰富。可以预测，文化哲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必将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直面生活现实的理论品格以及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人类的存在命运以及哲学的命运。
注释：
①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英文版，第176页。
②③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第288页。
④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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