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研究
“伊斯兰国”组织的演变与沙特的政策调整*
李 意
摘 要： “伊斯兰国”组织源于“全球圣战主义”思潮，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体。从意识形态、组织来源、外交政策上来看，沙特不仅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前身“基地”组织关系复杂，而且其某些外交政策也助推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该组织开始对沙特政权产生不满，认为自己比沙特王室更有能力捍卫逊尼派教义，并以此对抗伊朗在中东的扩张。通过广泛的宣传活动和发动恐怖袭击等方式，该组织对沙特的政权合法性屡屡发起挑战。为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沙特政府通过软硬两手展开反恐斗争，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军事层面，沙特组建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在社会层面，沙特采用柔性的针对极端分子的“再改造”计划；在法律方面，沙特大力推行新反恐法。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抑制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活动。
关 键 词： 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有学者指出，“‘9·11’事件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经历了三次革新，即“基地”组织的1.0版、伊拉克战争后的2.0 版和‘伊斯兰国’的3.0版。”[注] 李伟：《“伊斯兰国”溃败对国际恐怖主义生态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第44页。 这三次革新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极端思想都是在战争和战乱中滋生的，其结果都是恐怖活动的不断升级。2011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叙利亚危机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壮大创造了机会，该组织潜入叙利亚境内后成立了“支持阵线”，并逐渐发展成为叙利亚战场上最重要的极端势力之一。2013年4月，该分支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正式宣布将“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和“支持阵线”合并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该组织以第一沙特王国时期(1744年至1818年)的瓦哈比派的真正后继者自居，其意识形态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极端主义思想，而且深受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拥有权威地位。“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攻击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政权，对除逊尼派以外的“异教徒”进行残忍迫害；在叙利亚境内以推翻阿萨德政权、建立“伊斯兰国”政权为目的进行武装活动；在政治抱负上，“伊斯兰国”意欲建立一个不仅包括伊斯兰世界，还涵盖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区的“哈里发帝国”，企图统治全世界的穆斯林。
作为逊尼派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国”最早起源于1999年建立的“认主独一和圣战组织”(Organisation of Monotheism and Jihad)，其后历经“圣战士协商委员会”(Mujahideen Shura Council)、“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等阶段而最终形成。早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时期，它就妄称“建立一个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摆脱什叶派和十字军占领者的压迫……使真主之言成为世界至伟，并恢复伊斯兰教的荣耀”[注] Andrew Tilghman, “The Myth of AQI,” Washington Monthly , October 2007, pp. 22-34.。该组织提出重新划分中东版图的总体目标，意欲在叙利亚沿地中海沿岸到伊拉克一带建立一个逊尼派掌权的跨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酋长国”。[注] Gareth Stansfield, “Explaining the Aims, Rise, and Impact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 Vol. 70, No. 1, 2016, pp. 146-151.为此，“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包装成为逊尼派的捍卫者与代言人，招募了众多年轻的穆斯林追随者。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并宣告其头目巴格达迪为“哈里发”，不但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向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而且宣称为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分析“伊斯兰国”组织兴衰过程中沙特的政策调整，旨在揭示中东极端组织的蛰伏性、复杂性与持久性等特点。
一、 沙特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变化
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导致的中东局势动荡，这给了该组织喘息和投机的机会；而该组织的迅速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混乱局面，各类极端暴恐组织在西亚和北非地区迅速扩散，甚至形成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非洲之角索马里、西非尼日利亚”两个大三角，严重威胁地区稳定及世界安全，为国际反恐行动带来不少困难。在沙特，“伊斯兰国”组织不断激化沙特国内的教派矛盾，使其面临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而这与沙特的内政外交不无联系。一方面，沙特近年来着力在中东地区扶持逊尼派、打压什叶派，为逊尼派极端势力借势而起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沙特在国内严打“伊斯兰国”，但对外又一定程度地助长其势力发展，这种矛盾的政策反而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资金来源上看，沙特的一些私人投资银行曾为一些恐怖组织“慷慨解囊”。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沙特政府或许并未直接向“基地”组织提供过资助或任何支持，但一些获得沙特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曾向“基地”组织转移过资金。[注] 徐立凡：《美国国会为何让奥巴马难堪》，载《京华时报》2016年9月30日，第8版。 尽管“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后来产生了较大分歧，前者主要袭击什叶派政府和民众，而后者主要袭击美国和以色列，但“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运动中体现出的极端和暴力倾向可谓一脉相承。
职务发明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肖尤丹 徐 慧 08.62
第一次演讲是巴格达迪于2014年6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后不久发表的，它明确地将沙特定性为“伊斯兰国”组织及其追随者战斗的终极目标之一。为了将沙特政府的注意力从攻击“伊斯兰国”组织上引开，巴格达迪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拥护者们制定了一系列“待办事项”，策划了在沙特国内的恐怖活动，并呼吁将目标设定为沙特的什叶派和沙特王室家族。[注] Nibras Kazimi, “Saudi Arabia’s ‘Islamic Alliance’: Major Challenge for Al-Baghdadi’s Islamic State, or Potential Opportunity?,”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 No. 20, April 2016, p. 17.很明显，巴格达迪十分担心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受到来自沙特空军及其他海湾国家联合部队的空中打击。他对沙特境内的支持者承诺“伊斯兰国”的领导者将很快与他们会合，并宣称该组织把美国拉入地面战争的策略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为此，“伊斯兰国”率先宣布在沙特境内建立三个“省份”(汉志、内志和巴林)，彰显出该组织意欲掌握国土控制权的野心，它企图占领包括沙特和伊拉克交界地带的广大领土，从而实现“哈里发帝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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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沙特一直试图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扶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沙叙双方积怨已久，叙利亚掌权的是属于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教派，而沙特的逊尼派分支瓦哈比派影响力巨大，现实中的不同利益诉求使双方逐渐势不两立。特别是在主流的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是“叛教者”。正因为此，历史上的教派分歧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促使沙特积极支持反阿萨德的“温和”伊斯兰武装分子，并向他们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为加速颠覆阿萨德政权，沙特等海湾国家在叙利亚危机期间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在打压巴沙尔政权的同时，也给“伊斯兰国”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沙特的叙利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伊斯兰国”的发展，从而使其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
第二次演讲于2015年5月发表，巴格达迪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沙特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沙特对也门军事行动的失利。2015年3月26日，沙特以捍卫也门总统哈迪领导的合法政府的名义，率领10国联军向也门发动代号为“决断风暴”(Decisive Storm)的军事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什叶派民兵进行空中打击。巴格达迪认为，沙特将这次军事行动称为“决断风暴”，其实暗示了沙特政府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更何况沙特的真实目的是要在“伊斯兰国”之前在也门夺取先机。
第三，沙特与伊朗长期争夺地区霸主地位，具有逊尼派盟主和什叶派盟主相互竞争的色彩。两者的持续对立不但刺激了海湾地区教派矛盾的不断升级，而且激化了什叶派与逊尼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矛盾，无形中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成长提供了政治土壤。特别是2015年7月，伊朗与欧美国家就核问题签署协议，宣告了对伊朗制裁已经阶段性解除。解除制裁后的伊朗有高达上千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回归国内，加之不断增长的石油贸易利润帮助伊朗进一步强化与同属什叶派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阿巴迪政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大力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从而使沙特面临更加不利的安全环境。尽管沙特也意识到“伊斯兰国”的严重危害并采取过反制措施，但沙特一直把伊朗及其领导的什叶派阵营当作更大的敌人，因此不但没有采取适当措施缓和地区的教派对立，而且贸然出兵也门进一步激化了教派矛盾。[注] 唐恬波：《“伊斯兰国”与沙特的纠葛》，载《中国国防报》2015年8月4日，第23版。 由此，沙特对内严打“伊斯兰国”，对外又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它的发展，其内外政策呈现出彼此矛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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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伊朗和沙特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由教派矛盾引发，它涉及的是中东的地区主导权之争。一直以来，沙特认为由逊尼派统治的伊拉克是对伊朗最好的抗衡，它可以有效遏制伊朗向阿拉伯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扩张，但随着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在巴格达建立，沙特无疑感受到政治上的严重挫败。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则成为沙特借力打击伊朗的工具，由于它是一支反什叶派、反伊朗的特殊力量，并对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沙特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相关行动，一定程度上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机会。
二、 “伊斯兰国”挑战沙特合法性的政治宣言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伊斯兰国”组织乘机利用极端意识形态招募新成员，逐步发起对沙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该组织认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不能由腐败堕落的沙特王室执掌，必须尽快恢复伊斯兰哈里发时代的“无上荣光”。因此，“伊斯兰国”组织不断表达对沙特王室的诸多不满，特别是面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主义，该组织认为“沙特已经失去了执行文明防御所需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自己比沙特政府更有资格成为逊尼派教义的捍卫者。[注] 韩晓明、刘皓然：《伊斯兰国连环爆炸袭击血洗也门 500多人死伤》，载《环球时报》2015年3月21日，第3版。 除了通过战略战术和恐怖活动来扩大影响力或实现政治目标外，“伊斯兰国”组织还擅长通过新媒体和网络来赢取更大范围的支持。它将意识形态、战略诉求等信息通过网络传达给追随者或反对者，这一方面有助于塑造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起到警示或胁迫对手的作用。有分析指出，“伊斯兰国”是最擅于进行网络宣传的恐怖组织之一，它借助网络和新媒体，发布英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库尔德等多语种的音频或视频，用以招募人员和鼓动恐袭，其宣传效果显著。[注] 李伟：《“伊斯兰国”溃败对国际恐怖主义生态的影响》，第47页。 在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上，“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媒体宣传，对沙特王室提出的质疑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巴格达迪发表的三次重要演讲中。演讲中，他均以沙特政权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基本上反映了“伊斯兰国”组织对沙特的主要立场。
“伊斯兰国”认为，只有削弱和颠覆沙特政权才有可能在伊斯兰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巴格达迪罗列了近年来在伊拉克、叙利亚、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高加索、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冲突，并质问沙特政府为何在军事上花费如此庞大，却不能维护穆斯林社会的稳定。巴格达迪进一步分析称，沙特的无能是因为沙特王室长期以来听命于“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主人”，而沙特在也门作战的决定是为了再次向他们的“主人”效忠的无用的“垂死挣扎”，这就是沙特把军事行动放在也门而不是叙利亚的主要原因。[注] “The Rafidah: 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p. 41. 鉴于此，“伊斯兰国”组织列出了攻击对象的顺序：首先要打击什叶派，然后再针对沙特王权，最后轮到十字军及其支持者，显然它已经做好随时与沙特作战的准备。
从意识形态上看，沙特王国在立国之初就与瓦哈比教派结成了政教联盟。而瓦哈比派被认为是逊尼派中最保守的分支之一，它吸收了四大教法学派中罕百里学派的教法学说和伊本·泰米叶的复古思想，严格奉行认主独一思想，强调回归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和严格性。除“认主独一”外，它还坚持以《古兰经》和“圣训”立教，主张整肃社会风尚，“净化”穆斯林的“心灵”。其极端思想主要体现在“定叛”(Takfir )、“圣战”(Jihad )等观念上。当代瓦哈比教派通常自称为“萨拉菲主义者”(Salafiyyun )，而“伊斯兰国”组织也不断强化“圣战萨拉菲主义”，它们都重视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从而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在现实政治中，从保守到极端的理念，往往会因为一些外部因素就发生质变，从而使沙特的宣教活动在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深受瓦哈比教派影响的‘伊斯兰国’组织思想更加极端，手段更加残忍，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对当代瓦哈比教派的纠正运动”[注] Alastair Crooke, “You Can’t Understand ISIS If You Don’t Know the History of Wahhabism in Saudi Arabia,”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 Vol. 32, No. 1, 2015, p. 413.。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通过追寻“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根源，发现其源头最终都指向了瓦哈比主义，导致西方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对沙特怀有敌意的言论逐渐成为西方媒体的“标配”。
巴格达迪发表的三篇演讲体现了“伊斯兰国”对沙特政策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对伊斯兰国来说，沙特王国是最重要的终极目标，因为它对穆斯林来说意义重大。”[注] [加]阿亚·巴特维：《伊斯兰国开始将沙特作为目标》，载《多伦多星报》2015年11月9日。 巴格达迪不再只是嘲讽沙特王室的顺从和堕落，其语言充斥着蔑视和警告，甚至是危言耸听的威胁。他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保卫“伊斯兰国”，声称该组织在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沙特政府，并将沙特定为他们推翻的终极目标之一。在第三篇演讲公布之前，“伊斯兰国”属下多个媒体分支同时在多个社交网络平台上发布了20多个视频、文章、诗歌和海报，均以反对沙特现政权为主题，包括沙特政府忽略“效忠与拒绝”(al -wala ’wel bara ’)的做法；听从联合国等人为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指使；颁布与伊斯兰教法矛盾的法律；允许银行业中高利贷和利息等商业行为；允许什叶派等“异教徒”在阿拉伯半岛或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公开举行宗教仪式；雇佣顺从的宗教人员论证其暴行的合法性；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其他穆斯林和“圣战”分子等。[注] Nibras Kazimi, “Saudi Arabia’s ‘Islamic Alliance’: Major Challenge for Al-Baghdadi’s Islamic State, or Potential Opportunity?,” p. 18. 作为一个特殊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规划、建构并公开宣传其叙事的过程中，不但利用了伊斯兰教中既有的社会或宗教观念，而且紧密结合事态的演变和自身的发展状况，调整具体的演讲内容。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国”组织有选择性地针对沙特政府的相关事务进行解读，从而构建出契合自身政治诉求、社会基础、思想理念以及发展方向的宣传内容，形成了极具蛊惑性和号召力的现代宣传模式。
(2)通过查询映射服务器MS，入口隧道ITR获得地址标识RLOC2，该标识与身份标识EID2相对应，由此一来，就建立了出口隧道路由器ETR将LISP之间的隧道通信。此时，入口隧道路由器ITR的端口地址是其隧道IP地址源地址，即RLOC2，出口隧道路由器RLOC2是目的地址。在确定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之后，将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分别是EID1和EID2的IP数据封装成数据包，由ITR向ETR发送该数据包[2]。
第二，为打击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沙特鼎力支持伊拉克的逊尼派。他们有些是前萨达姆政权中训练有素的逊尼派军官，是颇具战斗力的逊尼派武装力量。这些势力在马利基上台后遭受打压，使其面临生死攸关的境遇。在叙利亚战争延宕的背景下，伊拉克逊尼派的一些部落和前萨达姆政权势力被迫选择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其中有不少是逊尼派士兵和失业青年。因此，“伊斯兰国”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部分逊尼派国家的资金和物质支持，以及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在内的大量逊尼派穆斯林的认可与支持。其中，逊尼派青年则构成其人员招募主力，特别是当沙特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时，极端组织充分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进行人员招募。截至2015年底，沙特已有2,500名年轻人加入了“伊斯兰国”。[注] 《沙特对伊朗——这场冲突的危险》，载《世界报》(德国)2016年1月4日。 不仅如此，在“伊斯兰国”建立之初，虽然曾引起过约旦和沙恃的关注，但它们通过权衡利弊，仍然对“伊斯兰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并没有采取军事打击等手段，致使“伊斯兰国”进一步获得了壮大的机会。
由于受到水热条件空间异质性的影响，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为：由西部山区向中部丘陵地带延伸过程中，物种丰富度不断减少，在西辽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物种丰富度最小，再向东南靠近松辽平原地区(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丰富度显著增加(图7)。
从外交政策上看，沙特的一系列外交举措有可能助推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特别是沙特长期以来在地区事务中以教派划线和扶持逊尼派、遏制什叶派的行为，在客观上为逊尼派极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第三次演讲于2015年12月26日发表，巴格达迪对沙特的“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宣言进行了强烈抨击。伊斯兰国家反恐军事联盟于2015年12月15日成立，它是沙特推动组建的一个国际军事联盟。这个由34个伊斯兰国家(后增至41个国家)组成的反恐军事联盟一致决定就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和消灭恐怖分子进行合作，加强在军事、财政、情报和政治领域的反恐合作。巴格达迪在演讲中指出：“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十字军和无信仰的国家及其追随者，以及在犹太人支持下的势力，他们不敢正面对抗圣战士，他们因为内心充满恐惧而互相推搡。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战败、衰竭和毁灭，而我们将把他们消灭殆尽，伊斯兰教将再一次君临世界直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们……直到沙特最近宣布成立伊斯兰联盟。如果有真正的伊斯兰联盟，那么它一定会为在叙利亚遭受压迫和抛弃的人民提供帮助和救援，向阿拉维派教徒和俄罗斯宣战；如果有真正的伊斯兰联盟，那么它一定会向杀害、抛弃、掠夺逊尼派穆斯林的什叶派和无信仰的库尔德人宣战；如果有真正的伊斯兰联盟，那么它一定会远离犹太和十字军的主人，将打击犹太人、解放巴勒斯坦作为它的目标。”[注] “Al-Baghdadi Audio Speech” in Nibras Kazimi, “Saudi Arabia’s ‘Islamic Alliance’: Major Challenge forAl-Baghdadi’s Islamic State, or Potential Opportunity?,” p.17.
巴格达迪在这个阶段的演讲和行动充分表明，“伊斯兰国”把什叶派穆斯林当作敌人，并通过削弱什叶派伊朗在中东的扩张，妄图取代逊尼派领导力量沙特的地位。作为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核心成员视什叶派为“异端”。在其发行的电子刊物《达比克》(Dabiq )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什叶派针对逊尼派犯下了诸多罪行，他们杀害了许多圣战士、学者、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他们是背叛者，也是胆小鬼，他们只会恃强欺弱，专门攻击无依无靠者。他们是比美国人还要巨大的障碍，也是更危险的敌人。”[注] “The Rafidah: 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p. 41. 鉴于此，巴格达迪将另外一个关注点集中在也门胡塞什叶派武装组织上，他在这次演讲中号召“伊斯兰国”的战士要与胡塞武装组织斗争到底，直到消灭胡塞武装。2015年3月23日，“伊斯兰国”在也门的武装人员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动了袭击，他们发起了4起针对清真寺和政府机构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37人死亡、350人受伤。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袭击了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什叶派目标。
三、 沙特打压“伊斯兰国”的多重举措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沙特反恐局势日益严峻。“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之后，有学者预测“该组织的发展将会给沙特带来更严重的安全威胁”[注] Hal Brand and Peter Feaver, “Was the Risfe of ISIS Inevitable?,” Survival , Vol. 15, May 2017, p. 8.。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把沙特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使本来就频频告急的沙特安全局势雪上加霜。仅2016年一年，沙特境内就发生了34起恐怖袭击事件，沙特政府逮捕了近200名 “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分子。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指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最大的威胁不仅是杀害无辜民众并传播仇恨，而且破坏我们宗教的名誉并扭曲我们的信仰。”[注] 《沙特发起“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40多国参与》，载《参考消息》2017年11月28日。 为此，沙特政府施展软硬两手，通过去极端化、军事打击和出台反恐法等方式来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威胁。事实上，从沙特的经验来看，预防性措施必须注重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仅靠军事措施打击极端组织还不够，还要实施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阻止“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东山再起。
(一) 军事举措： 组建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
因为担心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沙特此前就明令禁止人们到国外参加战争，也禁止任何鼓励参战的行为。自1932年王国成立以来，沙特统治者一直避免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近年来，沙特政府不断塑造自身致力于领导伊斯兰国家军队维护社会秩序的形象：2011年3月，巴林发生严重骚乱，沙特派遣1,000名沙特士兵进驻巴林，协助巴林王室镇压并维护安全局势；2015年3月，国王萨勒曼登基后不久，沙特就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军事打击。可见，沙特的地区政策和对外政策表现得越来越激进。
2015年4月29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将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立为王储，后者在反恐问题上以“铁拳政策”著称，被称为“反恐王子”和“间谍专家”，曾领导打击“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认为，恐怖主义“必须被当作一种很严重的犯罪行为，予以无情打击”[注] 战扬：《沙特新王储：以反恐知名》，载《中国国防报》2015年5月5日，第5版。 。为此，沙特积极推进国际反恐合作，并于 2015年12月15日宣布组建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这一联盟宣称要保护伊斯兰国家避免遭受各类恐怖团体或组织的威胁，不论其来自于何种教派或打着何种旗号。不仅如此，沙特官员还于 2016 年密集访问了亚洲多国，旨在促进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2017年1月，沙特任命巴基斯坦前陆军参谋长拉希勒·沙里夫(Raheel Sharif)为反恐联盟的首任军事统帅。与此同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均承诺在需要时提供武力支援。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也在该联盟成立之初就表达了合作反恐的意愿。到2017年11月，沙特领导的反恐联盟几乎涵盖了所有逊尼派伊斯兰国家。该联盟允许成员们互相请求援助以打击武装分子，不但要反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且要无情打击极端主义组织直至其彻底消亡。据悉，联盟成员之间除了互相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支持、技术设备和专业知识外，还将集中力量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渠道和意识形态。
(二) 社会举措： 对极端分子实施“再改造”计划
早在21世纪初期，由极端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已经严重威胁到沙特的国家安全，不断影响着沙特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然而，要打败恐怖主义仅靠军事手段还不够，还要从根本上遏制赋予其活力的极端思想。为此，2003年后，沙特政府发起了一个全称为“预防、康复和善后关怀”(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nd After-Care)的针对极端分子的“再改造”计划(Rehabilitating Terrorists)。这是一项综合治理战略，它着力从思想观念上肃清极端主义影响，采用去极端化措施对极端分子进行再教育和改造，辅之以监督手段使被改造者重新融入社会。[注] Christopher Boucek, “Saudi Arabia’s ‘Soft’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nd After-Care,” Carnegie Papers , No. 97,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08, p. 11. 这一柔性反恐战略由沙特内政部全权负责，为此，沙特内政部于2004年专门设立了“咨询委员会”(Munasaha ) ，通过一系列康复计划，借助温和宣讲、宗教辩论和心理咨询等方式，对暴力极端分子进行康复再教育，旨在从根源上铲除极端主义的毒素与危害。不仅如此，沙特还修建了专门的极端分子思想改造中心，由神职人员和心理学家督导，其目的是通过宗教咨询和思想“戒毒”，防止罪犯在服刑完毕后重返圣战组织。为了有效推行去极端化措施，沙特政府还声称向普通民众和世界各国人民传播温和的伊斯兰教义，并特设公共关系部(Public Relation Department)，通过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召开会议、组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些活动中，沙特政府与各国宗教领袖密切合作，向国内外穆斯林揭露宗教极端思想的谬误，不断强化沙特官方宗教的权威性，从而压缩极端思想的活动空间。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组织和参与一系列会议，沙特政府向国内外传达了一个信号，即“唯有官方的、正式的宗教人士给出的宗教解释才具有权威性”[注] Hamed El-Said and Jane Harrigan, De -radicalizing Violent Extremist :Counter -radicalization and De -radicalization Program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 ,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209. 。
从沙姆周边地区局势来看，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膨胀，恐怖分子不断越过伊拉克与沙特的边境，屡屡对沙特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更是异军突起，“从原来小规模反政府行动发展到当下的武装夺权，也门的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活跃期”[注] 王琼：《也门的恐怖主义与政治动荡》，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57页。 。不仅如此，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安全局势频频告急，使沙特的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它们与沙特境内的恐怖组织形成呼应之势，严重威胁了沙特国内安全和政权稳定。为了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沙特政府发布了禁止参加支持恐怖组织活动的宗教法令即“法特瓦”(Fatwa )[注] 伊斯兰教法用语，意为“教法判例”或“教法新解”，指权威的教法学家就经训或法典未作规定的问题，或法典虽有规定但不全面或在事实上已难于执行或对如何执行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经训精神和教法原理，经过审慎推理引申出的法律处理意见，或补充见解或裁断说明。 ，强化在国内社会环境中开展去极端化工作。2012年时任沙特内政大臣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曾经领导并打击“基地”组织，他不但精通打击恐怖组织的相关技术，而且掌握改造极端分子思想的主要方法。在他的主持下，沙特内政部已修建五座改造中心，总共关押了3,500名极端组织的成员。据悉，从这些改造中心释放的成员，仅有20%重返恐怖组织，这一比例已远低于美国和欧洲。本着对这些成员进行改造并真正促进去极端化的目的，这些被关押者享受一定的津贴，有的被允许亲戚探望，甚至可以在监督下参加婚礼和葬礼。与此同时，他们的家人也会得到政府相应的照顾。[注] 查希：《沙特国王废除侄子王储身份 任命儿子为新王储》，凤凰网，2017年6月21日，http://news.ifeng.com/c/7fahMoShDws，登录时间：2019年4月8日。
(三) 法律举措： 实施新反恐法
近年来，沙特政府不断加大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除了破获恐怖袭击阴谋、改造恐怖分子等措施外，还以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调去极端化工作的重要性，通过立法彻底阻断沙特极端组织支持或参与恐怖活动。2013年12月16日，沙特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由协商会议和内政部联名提交的新反恐法案，内容包括对恐怖活动的界定和对资助者、恐怖分子以及相关组织进行严厉制裁。沙特新的反恐法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其中包括教唆他人实施恐怖犯罪的行为，任何质疑伊斯兰宗教的行为；任何煽动颠覆政权的行为(包括批评王室) 。[注] “Saudi Anti-terrorism Law Casts Wide Net,” Al -Monitor ,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 /2014 /06 / saudi-arabia-human-rights-activist-detained.html,登录时间：2018年10月9日。根据该法案，恐怖活动是指个人或组织实施的，具有犯罪动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行为，具体包括危害国家统一、违犯国家基本法律、诋毁国家名誉、破坏国家基础设施和资源的行为，以及为达到上述目的进行威胁，教唆他人实施上述犯罪的行为。[注] 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沙特内阁会议通过新反恐法案》，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2013年12月17日，http://sa.mofcom.gov.cn/article/d/201312/20131200428600.shtml，登录时间：2018年10月12日。 伊斯兰教法中关于侵犯人权的犯罪也被纳入该项法案。法案还规定了审理和处置恐怖嫌疑人和资助者的具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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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新反恐法主要针对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在内的沙特境内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局势较为严重期间，当地“基地”组织得到了更多的人员支持和物质补给，在沙特国内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伊斯兰国”势力及其成员也不断越过边境向沙特境内渗透，利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在沙特境内进行极端主义宣传、成员招募和资金筹集等活动。[注] Ahmed AI-Rawi, “Video Game, Terrorism and ISIS’s Jihad 3.0,”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 Vol. 30, No. 1, 2016, p. 8. 为了通过实施新反恐法有效遏制国内恐袭事件的高发态势，沙特政府切实赋予了负责反恐事务的内政部和安全部队以更大的权力，允许军警逮捕、关押恐怖嫌疑分子，还以重金奖励提供重要反恐情报的公民，不仅严厉打击了向恐怖分子和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团伙，在防范沙特公民赴境外参与恐怖活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 结 语
从2013年4月到2017年7月，“伊斯兰国”组织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其间沙特的相关政策调整一直贯穿始终。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初创期，沙特在外交上轻视了该组织的存在，客观上助推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借助2011年以来的中东乱局，“伊斯兰国”组织用极端意识形态招揽新成员，大肆扩大恐怖袭击的范围，并以取代沙特政府成为逊尼派捍卫者为目标，逐步发起对沙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由此，沙特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其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此，沙特政府通过软硬两手展开反恐斗争：在军事层面，沙特发起组建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在社会层面，沙特采用柔性的针对极端分子的“再改造”计划；在法律方面，沙特大力推行新反恐法。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控制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活动。
目前，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斯兰国”组织实体瓦解，其有形的“哈里发国家”逐步解体。“伊斯兰国”已经从有独立军队、地盘和行政体系的半军事化新型恐怖组织，回归到传统的常规恐怖组织。法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阿兰·鲍尔(Alain Bauer)指出，尽管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伊斯兰国”的外溢威胁将使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其成员有可能不定点、不定时地采取任何形式制造恐怖袭击，标志着全球恐怖主义进入了“微恐怖主义”时代。[注] [法]阿兰·鲍尔：《“伊斯兰国”死期已到了吗？》，马明月译，载《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7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页。 “伊斯兰国”组织分散的组织结构网络即便在被摧垮后依然拥有较强的生命力，从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也门、埃及西奈半岛恐怖袭击频发，到巴格达迪《呼吁支持者坚持下去》的录音重现，都表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重心已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向外围转移。从长远来看，“伊斯兰国”组织分支机构及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依然存在，值得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
* 本文系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意，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3-0076-1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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