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农民增收减负是党在农村加强和改善领导的当务之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务之急论文,农民增收论文,领导论文,在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利益问题直接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增收，二是减负。前者是增加农民的绝对收入，后者是增加农民的相对收入。双管齐下，才能保证农民利益的实际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农民实际负担也呈增长趋势。近年来，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上的不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特别凸现出来了。帮助农民增收减负，是党在农村加强和改善领导的当务之急。
一、帮助农民增收减负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一，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共产党要得民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所当然包括为农民服务。引导农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党在农村加强和改善领导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农民是很注重实际的，谁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拥护谁。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强大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所以农民不可能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土地和自由，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帮助农民摆脱奴役，获得土地。因此农民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使无产阶级实现了领导权。也就是说，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跟共产党走，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经济上得了利益，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革命使农民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农民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使大多数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已经走上了小康之路，党的领导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了众望所归。
值得提醒的是，农民的需求层次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解决了温饱问题就需要安全保障；有了安全保障也还会追求生活质量。如果我们看到农民日子好过一点了，就不管农民致富的问题了，甚至巧立名目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负担，这必然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引起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从而动摇党在农村的领导基础和执政地位。近年某些地方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和突发闹事现象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第二，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治国兴邦，稳定是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而农村要稳定，关键在于农民能不能实际增收。古人云：“仓廪实、礼义兴”，“富民则稳政”。反之，如果农民收入提高不快，甚至下降，生活走下坡路，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显露出来。各类民事、刑事案件就会上升，农村就会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最近，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抓好这两个问题，就抓住了农村工作的关键。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是两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问题。
农民所从事的主业——农业，多年来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积累。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但这并不否认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过程中仍然承担着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从“九五”到2010年，是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实现“三步走”战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时期。“稳中求进”，是我国“九五”期间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而走“稳中求进”之路，必须以农业稳定增长和农民不断增收为基础。
第三，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关系到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繁荣全国市场的经济大局
我国市场大，大就大在农村。农村市场容量约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50%以上。农民是乡镇经济的主体，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产业化格局的形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作用已越来越突出。农民增收减负问题，不仅影响消费需求，也影响投资需求。近年来，我国开始出现了买方市场和商品相对过剩现象，相当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工业品的价值实现不了，影响生产的正常循环，企业效益下滑，这不只是与大环境有关，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旺、有效需求不足也密切相关。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下滑，当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幅回落了20个百分点，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出现了九十年代以来首次负增长。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增加投入，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确决策。扩大内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开拓农村市场，其潜在因素又在于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使之转化为有效需求，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
二、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现状及其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来讲农民收入得到了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7年的2090元，翻了近四番。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民收入增长日趋缓慢。前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处于徘徊状态：1992年增幅回升到5.9%，1993年又降到3.2%。这几年更不乐观：1997年增幅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1998年增幅比上年又下降了1.3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性。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其表现在：一是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投资的风险大；二是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类等）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农民很难在价格波动应变中得到好处；三是大部分农产品不耐久贮，保管费用高。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如今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就给灾区的农业带来了一时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对农业如不采取特殊的支持和保护措施，农民的收入很难持续增长。
（2）价格政策优惠的效应逐渐消失。改革后农民收入高速增长，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大宗农副产品的价格，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是价格不可能人为地无限提高。目前，我国的农副产品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价格水平，价格上扬的空间很小，有些农副产品过剩，形成了买方市场，被迫压价销售。所以，依靠政府实施价格优惠政策来使农民增收的回旋余地已不大。
（3）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缓慢。近几年来， 部分农产品持续出现“卖难”问题，因而使农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这种过剩并非真的过剩，而主要是结构性相对过剩。我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只有400公斤，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997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47.8公斤，而发达国家人均消费76.5公斤；我国人均消费水果38公斤，而世界人均消费水果70公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总是逐步向多样化、高级化发展，要求有优质的农产品相适应，而我国农村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不快，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较少，传统低质的产品较多。这样就使优质的产品供不应求，低质的产品过剩，卖不出去，价值不能实现，农民增产也难增收。
（4）非农产业发展受阻、非农收入下降。八十年代，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是推动农民非农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非农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农民隐性失业剧增。这期间有体制问题、有政策问题、有产品问题、更有经济环境等问题。加之，城镇下岗职工增加，就业竞争加剧，农民外出打工人员减少，非农劳务收入也在减少。
三、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堪忧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有些必要的开支，如管理费、公益金、公积金等等，分别由各农户承担，这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负担过重，不少地方农民上交的统筹提留实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加上其它方面的集资、收费， 少数乡镇均负担超过了上年纯收入的20%。
据一些地方反映，有的人平比上年增加负担高达70—90元，有的一份责任地要交各种税费和提留负担等达200余元。除了教育、卫生、 交通等超负荷集资外，再加上其他临时性非规范收费，就导致了更多的问题。
（1）从操作看，方法简单。如有的地方收牲猪屠宰税、 农林特产税，不是通过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扩大税基来完成任务，而是简单地按预算把税额分摊到人。结果，农民埋怨政府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弄得八、九十岁没有特产、没养猪的户头也交这种“人头税”，于情于理都不合，引起民怨。
（2）从收费项目看，表内轻，表外重，搭车收费繁多。据调查， 有的地方对农村夫妇办理结婚证收费和搭车收费项目繁多、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卫生部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部门、派出所、计生部门等也争相搭车收费。此外，农村的小学校收费亦是名目繁多，诸如课桌费、捐资费、借款、超生子女入学费、碘丸费、体检费、音像费、电影费、防疫费、电脑费等等。
（3）在负担管理上，控制不严。县（市）下达目标任务， 用奖励办法刺激基层达标，而农民中总有少数交不起或不愿交的，乡村两极为了确保按时完成任务总额，便通过转嫁负担来弥补这两种人的差额，于是，便出现了层层添项加码现象。加之有的地方将负担卡盖章空白下发，有的甚至乘机将中央和省里明令取消的“双提奖金”和各种“保证金”填在了负担监督卡上。行政行为的随意性，使监督差不多形同虚设。
农民负担过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下面的原因，也有上面的原因：有基层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有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但主要是上面不切实际的过高过急的要求造成的。上面有些部门各种检查评比、达标升级活动，逼着基层向农民摊派。至于基层本身，也有一些乡镇或因为行政人员多、开支大，财政入不敷出；或因为某些领导人急功近利，脱离实际办“实事”创“政绩”；或因为少数领导人腐败施政、中饱私囊等等，置中央的规定于不顾，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问题堪忧，主要表现有：其一，上访增多、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影响基层政权的稳定。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工作困难，干部情绪低落。基层干部身处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不仅农民上交难以收缴、而且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各项工作难以开展。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工作有“三难”，即：上下关系处理难，财政收支平衡难，行政执法兑现难。
其二，心理预期与现实反差大：一方面，群众减负的期望值高、心情迫切。有的地方农民自发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某地还组织上千人的学习宣传队伍、录制减负磁带到各地宣传；有的村民自发组织“监察清查小组”、到村、镇查帐目。另一方面，造成农民负担过重，除有认识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外、还有对开支需求的“刚性”和各种非规范收费的“惯性”存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四、帮助农民增收减负，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在农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收减负：
（1）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农民增强市场意识、提高科技水平。 我国农民由于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建国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科技水平不高，市场意识不强，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弱。要么“小富即安”，满足于自给自足，不敢放手发展商品生产；要么对市场缺乏科学预测，盲目跟风走，其结果是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经济损失，收入下降。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而发展经济还要靠科技解决问题，农民致富最终要靠科技份额的增加。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推广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农村要形成多渠道、多层资、多形式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通过骨干的典型示范，带动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向农民不断地灌输市场经济知识，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和适应市场的能力，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顺利地进入大市场，逐步学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组织生产，优化资源配置，以有限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2）加大农业投入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尽量缩小农民在市场“平等”竞争中不平等的条件差距。农业自身的弱质性，要求外部给予特殊的扶持和保护。所以各级政府必须始终不断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水利、交通、电力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大江大湖，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农业高产稳产。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的投入问题是很重视的。今年国务院又增发一千亿长期国债中，有304亿用于农林水利建设， 对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将起到重大的作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应当高度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多挤出点钱来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不仅可以改变农村的生产条件，发挥长期效应。同时，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由于农民参与建设，还可以部分地直接转化为农民的收入，继而转化为有效的消费需求。
（3）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帮助农民实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尽可能减少隐性失业。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国家来说，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不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其一，从我国的基本情况看，减少农民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农民尽快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政府应在宏观政策上为乡镇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产业布局上，应将劳动密集型的、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及部分城市工业的配套企业向农村扩散，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农村劳动密集型企业加以扶持，以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其二，应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要依托城镇相对集中连片发展乡镇企业，要制定具体的办法和优惠政策，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以扩展其吸纳就业和联带就业能力。此外，国家应区别不同情况，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和定居的限制条件，尤其是中小城市，从而使农民有更加广阔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其三，乡镇企业要围绕“集中、改制、换代”几方面作文章。管理体制要进行大胆的改革，探索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路子，促进乡镇企业资本集聚与集中，上档次、上规模、上新产品，增强活力和后劲。
（4）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帮助落后地区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努力，就全国的农村而言，已摆脱贫困，实现了温饱，并在向小康迈进。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到9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200万人。帮助这些地方的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义。各级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要制订落实一系列扶贫的优惠政策，既要在资金上加大投入，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又要积极帮助搞好经济开发，把外部“输血”与增强内部“造血”功能结合起来，使贫困地区的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不断增加收入，在脱贫之后控制返贫，进一步迈向小康。
（5 ）要全面落实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抓住减轻农民负担的重点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一些道理，理清了一些思路，划清了一些界限，明确了若干政策。如“三稳定”，即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稳定不变，村提留乡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政策稳定不变， 农民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稳定不变；又如“五禁止”，即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严禁各种摊派行为，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还有“三减”，即减免贫困农户的税费负担，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减少乡镇机构和人员的开支。另外，还提出了转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十要十不要”的具体要求。
当前在农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着力点应放在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中央要深化税费、财政、购销、机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把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地方党组织着重要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促使各级执纪执法机关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规定向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纪违法行为严加追究，及时处理。基层党组织要站在群众的利益一边，一方面要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为民谋利而不要与民争利；另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宣传教育，不但要帮助农民增收，而且使农民学会如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组织地依法抵制加重农民负担的违纪违法行为。同时还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帮助农民增强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