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几个论文,党内民主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并对后来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严重危害。实践反复证明，党内民主如何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关系极大，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开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损失惨重。在我党历史上，党内民主每次遭到破坏，都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有关，因而各有不同特点。张弓、陈诗惠已结合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论述了党内民主遭受破坏的事实和经验教训〔1〕。 本文仅就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谈点管见。
一、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
庐山会议第一次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这是它的一个首要特点。张弓、陈诗惠正确指出：“庐山会议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扩大化错误的先例。”〔2 〕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的搞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由党外到党内的，是社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致。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是他一九五七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青岛会议上提出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工作重点转折时期的重大理论失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还要进行革命，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为时不久，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接着，毛泽东在十一月的武昌会议上又作出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的论断。这就重新确立了一个划分阶级的标准。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划分阶级，这显然是对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的否定，这是明显的理论失误。这种失误就必然扩大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范围。
这期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失误，是针对社会分析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当时有一个通行看法，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观点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在阶级消灭之后，再通用这种提法就缺乏根据了。如果承认社会上存在着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再利用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的提法，就会在党内出现思想分歧的时候，顺理成章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剩五十米，已经露出把党内的思想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的端倪。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激烈批评大跃进的失误，这不比反冒进更严重吗？所以和右派就没有什么距离了。从而得出了“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的错误论断。这显然是把“社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引入到党内的结果。这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发展。
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这就必然猛烈冲击党内民主的常轨。首先，表现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进一步破坏地方和基层的民主。既然党内有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局限于中央，下层也会有这种斗争。因此，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同时，会外也展开了反右倾斗争。八月十四日中央转发的《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中指出：“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把地方和基层许多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此为例，以后凡中央出现什么分歧和斗争，总要波及全党，在各地揭发批判“追随者”和“代理人”。
其次，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使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唯恐被打成阶级敌人而不敢开诚布公谈出自己的看法。被敌人打倒是光荣的、被自己的党打倒是可怕的。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所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3 〕这就使许多人在真理面前却步了。总之，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就直接破坏了党内民主。
二、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新形式
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个人专断之下，通过中央全体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说新形式，是区别与党的历史上王明、博古、张国焘搞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过去搞过的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是给被打击者撤消职务，进行政治诬陷、扣政治帽子、人身攻击等等。不同点，王明、博古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依靠宗派主义和共产国际，响应的人是一部分；张国焘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除了运用王明一套之外，还要用军阀主义与阴谋暗杀等手段，响应的人很少；庐山会议这次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之下，由毛泽东搞个人专断，迫使中央全体站在他一边，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请看下列事实。
在庐山会议开始到七月十六日，与会者出现了分歧，尽管这种分歧很大，但仍然属于认识上的不同。就是七月十六日以后到二十二日，尽管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标上“意见书”，但这种分歧、争论仍然没有政治化。只是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情形为之一变，没有不同声音了，但“多数同志的批评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4〕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彭德怀他们的活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并要求那些在紧急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的同志，迅速改变态度。这时斗争不仅对事而且对人。〔5 〕问题严重了，支持彭德怀的同志没办法，只好收回过去支持过彭的发言。大家一齐扣帽子、打棍子，终于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影响之下，倒向一边。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又作了两次发言。八月二日从路线高度，八月十一日从世界观高度，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批判。这就造成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局面。刚到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伍修权后来回忆道：“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以外，再难作出别的选择了。”〔6 〕这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所以八届八中全会，形成更大范围的“一面倒”。
这种一面倒的结局，不但是个人专断的产物，而且，又进一步加强了个人专断。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使个人专断“合法”化。
我们知道，党的组织原则允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个人意见，这种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应受到打击。党的“七大”和“八大”通过的党章都明确规定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彭德怀的信和发言，张闻天等同志的发言，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这是党员的权利。但这种合法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没有全体的“响应”，那将证明这种剥夺是错误的，可惜，在个人专断决定之下，人们都跟着错了。决议通过了，大家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的举手，客观都是助长了个人专断。
正因为这种斗争是在个人专断之下进行的，最后中央全体又通过了决议，所以使被打击者感到澄清问题是一件困难事情，因而心情沉重。
当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言之后，给彭德怀等人以千钧霹雳般打击。彭德怀彻夜难眠辗转反侧，饭量减少了，吃几口就放下筷子，脉搏不正常，脚步沉重，脸色苍白。那时中央警卫局嘱彭总警卫参谋景希珍，注意彭总安全，要保存好安眠药。彭德怀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7 〕庐山会议结束之前，当毛泽东问他对“决议案”感想如何时，他没有提出一点意见，而做了三项保证：一不做反革命，二不自杀，三自食其力。三项保证曲折地反映了彭总当时的难言苦衷。不久，彭德怀移居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尽管他整天学习研究问题，但仍掩埋不住内心隐痛，有时突然发呆，黄昏莫名其妙地伫立在门前。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而纠正“左”的错误，他是很有勇气的。别人给他打电话，劝他别讲某个问题，因上面有不同看法，但他却非讲不可。他在二十一日下午讲了三个钟头，别人一再插话他也不停止。当毛泽东二十三日发言之后，情形就变了。接着，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使他难以招架。他被诬为“副帅”。他在那些吓人的罪名下，不能自己，充满疑虑和惘然，他于苍茫暮色之际站在牯岭嘘唏不已地眺望远方。
周小舟在千钧压力之下也叹息：“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8〕他无法想通，他不承认那些没有根据的罪名。 他给毛泽东的信反映了这种痛苦心情：“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我想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之下，不尽欲言”。〔9〕后来周小舟怀着问题难以澄清的心情，一时绝望而自杀。
由此可见，这种新形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具有更潜在的危害作用。因为打击者不但是中央全体，而且，中央全体又在个人崇拜影响和个人专断决定之下实行的，所以这就为问题的解决置下了巨大障碍。实践也一再证明，只要中央不在指导思想上承认错误，那么，通过中央做出的决议，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同样，被打倒的主要人物也不会给平反的。一九六二年，我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过程中，对其他政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如给大多数右派摘帽、给反右倾过程中被批判的人进行平反，但彭德怀等人没有平反。当时党没有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这样大案就难以纠正。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一哄而起的一面倒的斗争情形，除了人们对经济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上原因之外，主要是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这是他们不敢于坚持原则的一个原因。鉴于类似这样的历史教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门列了“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一条。这一条指出，“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还指出，“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这一条还提出了党员对于本人或他人的处理有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权等等。这些对于克服党内“一言党”，“一面倒”是一种根治。
三、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相结合
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使会议出现了一面倒的现象，并通过了中央集体的决议，打击了坚持正确观点的同志呢？这就要探讨第三个特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相结合。这是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在我党历史上，这种结合是第一次出现，而它所起的危害作用则史无前例，克服它也极为困难，消除它的影响也非一朝一夕。
在我党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焘、都搞过不同形式的个人专断，但不存在对他们的个人崇拜。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曾对青年发生过巨大影响，青年们崇拜他一阵子。在建党初期，陈独秀还有一定影响，但为时不久，他在中央内专横拔扈，在大革命后期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党内许多同志如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对他的激烈斗争。人们最终没有迷信他，较快地就结束了他的错误统治。陈独秀是靠强权和党处在幼年时期推行他的个人专断的。王明、博古搞个人专断，一靠“共产国际”的大棒，二靠宗派主义的势力。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共产国际”，利用宗派势力予以打击。王明靠米夫，博古靠李德，就是不靠党的集体。离开了共产国际和宗派主义，他们的个人专断就不灵了。张国焘的个人专断是利用枪杆子，利用军阀主义来实现的。
毛泽东晚年搞个人专断，依靠的是个人崇拜。由于个人崇拜不断的发展，使毛泽东自己也逐渐骄傲了，加之他对许多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错误，总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常常不惜动用个人专断。一九五五年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就开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庐山会议这种结合形成了。请看下列几件明显事实。
第一，解决问题，人们不是寄希望于中央集体，而是寄希望于毛主席个人。一则大家相信毛主席，二则没有毛主席同意问题难以解决。众所周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是希望主席从上面来解决，这会使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纠正”。〔10〕周小舟等人也是出于这种目的找主席谈过话，并窜掇彭德怀找主席谈。张闻天也认为：“‘大跃进’”的问题要纠正也只能靠主席”。〔11〕这就说明，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又面对个人专断，人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人都极其信赖毛主席的。显然，主席如果同意解决什么问题，会易如反掌，主席如果不同意解决什么问题，会难于上青天。
第二，主席个人一讲话，会议就发生逆转。大家知道，截止七月二十二日，尽管人们发言讨论有所顾忌，但民主讨论还是存在的。只是在七月二十三日，因毛主席发言了，会议气氛就急转直下。过去任何人发言，仅仅是个人意见，而毛主席的发言按党的纪律而言，也是个人意见，但此时此地，却成了“决议”，别人都得按照执行了。这时，竟没有一个公开的反对声音。这既是个人专断的作用，又是个人崇拜影响的作用。在这种局面下，不是人们对是非曲直都不清楚，而是面临的局面无法挽回。二十四日，两位同志劝彭德怀以大局为重，从全局着想做检查，就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个人崇拜的影响和个人专断的威力无法改变，才做出这样的规劝的。当他们看到彭德怀已经委屈求全忍辱自责表示同意检查时，亦热泪盈眶，说明了内心的矛盾。面对迷漫全党全国的个人崇拜，少数人是无能为力的。一旦毛主席大动火气，搞人个专横，像七月二十三日那样，其他同志也毫无办法。个人迷信的存在，很难出现集体的斗争，而没有集体的斗争，也很难制止个人专断，制止不了个人专断。就会以中央全体的名义通过个人专断的决议。庐山会议正是这种结局。
第三，作出了维护个人的规定，庐山会议的“决议”说彭德怀等人向“毛泽东同志进攻”“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不但把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混为一谈，甚至直接维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决议这样一搞就必然加强了二者的结合，这样党内就很难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相结合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的。当时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尚处于初步探索之中，认识上很不一致。如经济建设上的速度问题，生产关系方面过渡的快慢问题，对成绩和缺点的评价问题，用群众运动搞建设的问题等等，人们有不同看法。毛泽东总认为建设上高速度比低速度好，急于过渡比缓慢过渡好，成绩总是九个指头，群众运动无可非议。这些认识上的因素使党内分歧和斗争更复杂化。许多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清，信心不足，相信谁？当然相信毛主席。这也是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结合起来的因素之一。正因存在着这些因素，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等人既不是个人恩怨，也不完全是有意利用个人崇拜而个人专断。毛泽东目的之一以期从认识上统一全党。这种统一工作，他没有采取说服的办法，而是采取了组织手段，像快刀斩乱麻那样，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给以“重罚”。这样强行从思想上统一的结果，恰恰在客观上利用了个人崇拜，动用了个人专断，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我们知道，陈独秀、王明等人的个人专断因为没有和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所以，一旦全体同志奋起抗争，也就结束了他们的错误领导。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统治，也只有四年之久。毛泽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相结合，却很难结束，因为个人崇拜这层盖子从思想上束缚了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
综上所述，在庐山会议上，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这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即：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在个人专断决定和个人崇拜影响之下，通过中央全体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相结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党内民主危害巨深，不但破坏了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人民民主。“文革”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纠正。从而使党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民主逐步恢复，党员的民主权利有了保障，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如集体领导的原则。从而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注释：
〔1〕〔2〕〔4〕〔5〕《党史研究》1984年第三期。
〔3〕《张闻天选集》第500页。
〔6〕引自《我的历程》。
〔7〕〔8〕〔10〕引自《彭德怀自述》。
〔9〕《人民日报》1981年12月31日。
〔11〕《江海学刊》198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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