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Ramp;D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管论文,中国论文,上市公司论文,特征论文,Ram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要用15年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企业是R&D与创新的微观主体，其R&D投资决策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来说，公司高管①的认知能力对其战略决策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高管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等特征是形成其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因素[1]，这将进一步对公司的创新决策带来影响。因此，探索高管特征对公司R&D投资决策的作用对于加强企业自主创新预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目前中国企业R&D投资信息披露的非强制性，使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数据搜寻的困难。已有的研究多为利用统计数据，从技术经济角度探讨R&D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直接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R&D投资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R&D投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面[2]。国内关于高管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面[3]。研究公司主要决策者——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R&D投资影响的文献很少，刘运国等[4]研究了高管任期特征对公司R&D投资的影响。这些文献给本文带来了不少启发，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目前中国企业R&D投资信息的披露为非强制性，企业在选择是否披露R&D数据时会带有较大的选择动机，而现有的研究没有进行样本选择是否存在偏误的检验，本文认为这是文章后续研究结论是否成立的前提；二是对于高管特征之一，高管所受教育水平，学者们在研究中一般都以学历为替代变量，在目前的计量中，常采用按照学历从高到低打分的方法(如上述的文献中)，可不同的学历之间未必是等距的，而学者们在研究中没有进行方法上的处理；三是现有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或许其结论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使用1999-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对样本选择偏误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公司高管的个人特征对公司R&D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相关文献回顾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的筛选、样本选择偏误的检验和变量的设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实证检验的结果予以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建议。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高管是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是影响组织战略制定的关键因素，而他们的基本特征背景，如年龄、阅历等，是形成其认知基础、价值观和洞察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已有关于高管特征的研究主要涉及年龄、教育、任期、职业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本文也将从这些维度对相关文献予以回顾。
1、高管所受教育水平及其职业经验对公司创新决策的影响
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企业家“创新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角，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奈特[5]区分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认为利润产生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企业家是“自信者和冒险家”，是最终决策的制定者，他们享受决策正确所带来的利润，并承担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一般来说，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是企业家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市场环境综合考虑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决策制定过程中人的因素。Casson[6]指出，在经济体系的物质流系统背后，是更为本质的信息流系统，在现实经济中不仅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不同的人获得信息的能力或者成本也是不一样的，决策权交给那些更具有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的人，将会导致更好的决策，进而导致资源更好的使用，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这就肯定了决策者自身特征的不同会对决策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对企业家和公司高管的范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在作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制定者这一职能上，企业家和高管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企业的决策者是企业创新的推动力，而决策者的判断力来源于其信息收集能力及认知能力。
创新机会的发现有赖于高管人员对前期信息的处理过程，需要决策者具有必要的机会识别能力和认知能力，而这与高管人员所接受的教育和学习密切相关。Wally & Baum[7]认为高教育水平意味着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更易于接受改变和更乐于创新，他们将CEO教育水平作为其认知能力的替代变量，发现获得大学学位的CEO比受过较低水平教育的CEO在信息处理能力和勇于接受改变方面表现更佳，进行更多创新的公司是由受过更高教育的CEO管理的。Hambrick & Mason[1]发现CEO(或其他中心人物)教育水平与创新正相关，公司高管成长过程中的职业经验等因素也会对其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与公司的R&D投资决策存在一定的相关度。Barker & Mueller[7]发现，获得技术领域学位的CEO所经营的公司其R&D投入显著地高，而商业和法律背景的CEO更多地对R&D风险持规避态度，他们还发现通过技术和市场渠道成长起来的CEO比经过会计、财务或法律渠道成长起来的CEO更支持公司的R&D。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高管所受教育水平与公司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
H2：高管技术职业经验与公司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
2、高管年龄与任期特征对公司创新决策影响
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假设可以给公司带来更高效率的，它允许投资者分散其风险与收益，而高管可以从事更专业化的管理，但由此却带来了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司高管(代理人)与投资者(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使高管在进行公司战略决策时未必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标，从而对公司R&D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理论上说，R&D投资预期可创造无形资产，其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然而由于R&D活动自身固有的风险，产出的不可预知性，使其不能避免失败的可能性，所以R&D项目意味着巨大的雇佣风险，代理人难以分散它。加之R&D投资的周期长，对当期利润或许有负面影响，管理者被认为是短视的，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而不是公司长远利益出发，不愿意投资于长期的有风险的R&D项目，他们的某些个人特征更加剧了这一倾向，其中包括高管的年龄和任期。对于高管的年龄和任期对公司长期战略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他们一般认为年长的高管更加保守，奉行低增长战略，倾向于回避风险，而年轻的高管更加喜欢冒险，他们会增加R&D投资，因为他们对其职业前景有更长的预期。Barker & Mueller[8]研究了经理人特征与公司R&D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R&D投资与CEO年龄负相关，而与CEO任期同增，他们推断这是因为CEO要用R&D投资塑造自己的业绩。Child[9]认为，年长高管的体力和精力都有限，不愿做出组织变革，所以，年长的CEO投资R&D的可能性较小，由于R&D支出对企业当期收益不利且投资回收期长，如果年长的CEO在退休前只剩几年的任期，R&D投资的回报可能不会在他们的任期内得到体现，他们自然对其不会很感兴趣。刘运国等[4]也发现高管任期与公司R&D投资同增。随着任期的延长，公司高管的知识水平、社会经验和经营阅历都会有大幅度提高，高管对公司的控制性越强，高管会掌握更多关于公司经营的内、外部信息，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投资才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其中包括R&D投资。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高管年龄与公司R&D投资强度显著负相关。
H4：高管任期与公司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
为了减轻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弱化公司经营者的短视问题，学者们研究认为，合理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缓解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轻代理问题。Shijun Cheng[10]以1984-1997年间福布斯公布的R&D费用支出敏感行业中的160家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薪酬委员会通过调节R&D费用变化与CEO年度权益变化来阻止潜在的对R&D费用的机会主义削减，而且是有效的。风险性较高的R&D投资是公司成长的推动力和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可以预期，对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使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更为一致，从而增强其进行R&D投资的意愿。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假说：
H5：高管个人股权激励与公司R&D投资显著正相关。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1、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选取符合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在1999-2006年间的年度横截面的集合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选取1999年-2006年年报中披露了R&D投资的上市公司；(2)考虑到公司的决策制订和规划一般要先于决策的实施，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3)由于金融类公司的财务特征与其他行业性公司存在很大差异，剔除行业类型属于金融类的公司；(4)剔除各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
R&D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src.gov.cn)提供的年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数据，包括年报附注中“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预提费用”、“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四个项目中披露的R&D费用，通过手工收集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TA)的CSMAR2007数据库，高管特征数据和部分财务数据进一步与公司年报中的数据进行了复核和补充。
2、样本分布
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表中第(2)列全部年报数是指在样本年度t期之前上市的公司在样本年度t期披露的年报数，即该数据不包括公司在上市当年披露的年报，共得到9275份年报；第(3)列有效年报数是指全部年报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年报和未能找到年报全文的年报，共8841份，占全部年报的95.32％；从第(4)列数据可知，在样本期间，披露R&D投资数据的年报数为1405份，总体来看，该数据占有效年报数的15.89％，如第(6)列所示；但从各年度来看，从1999年到2006年间，该比例由6.74％上升至19.21％，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如前文所述，剔除了各变量数据不全的样本，所以第(7)列中最终保留的R&D数据为1338个；第(8)列中各样本年度的R&D数据个数占R&D数据总体的比例由1999年的3.29％到2006年的18.54％，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不仅逐渐认识到R&D投资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的创新投入得到公众认可的重要性，在近年间逐步增强了R&D投资信息的披露。
3、样本选择偏误的检验
由于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对于R&D投资信息的披露为非强制性的，所以当上市公司没有披露R&D投资数据时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该公司没有从事R&D投资活动，二是该公司从事了R&D投资活动但没有披露R&D投资信息。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公司在做出是否披露R&D投资信息的抉择时即包含了其选择的动机，而我们没法区分这两种原因，这便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样本选择偏误。为此，参考Hall & Oriani[11]的方法，通过Probit回归对样本选择中可能存在的偏误进行检验。以公司是否披露R&D投资信息为因变量(DISCLOS)，当公司披露R&D投资信息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包括公司所在行业R&D投资强度(INDRD)，取值为行业R&D投资总额与行业总产值之比，行业增长率(INCREA)，公司规模(SIZE)，取值为样本期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资产负债率(LEV)，取值为样本期末公司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检验结果显示，行业R&D投资强度与R&D投资数据披露指标(DISCLOS)之间回归系数的t值(Coeff./S.E.)为6.57951，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行业数据来看，行业R&D投资强度越大，其上市公司中披露R&D投资数据的就越多，也就是说，从事R&D投资活动的公司大多选择了披露。本文样本选择不存在偏误②。
4、变量设计
在关于公司R&D投资的不同经验文献中，变量的选取都不尽相同。本文选择一些经验文献中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进行实证分析。
(1)被解释变量：R&D投资强度。公司R&D投资强度的大小可以从财力投入和人力投入两个维度予以考核，在目前的研究中，R&D投资强度最为常用的度量指标是公司R&D费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RDR)，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度量公司在R&D财力上的投入，并以公司技术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之比(RTE)来度量公司在R&D人力上的投入。
(2)解释变量：参考Barker &Mueller[8]的方法，本文选取高管的教育水平、职业经验、年龄、任期作为高管特征的替代变量，并追加高管是否持股变量。董事长年龄和总经理年龄取值为样本期的年龄；董事长职业背景和总经理职业背景，技术职业(包括研究、工程和生产)背景取值为1，其他职业背景取值为0；我们以学历作为董事长教育水平和总经理教育水平的替代变量，大专以下取值为1，大专取值为2，大学取值为3，硕士取值为4，博士取值为5；董事长任期、总经理任期，取值为其截止样本期的任职年限。董事长持股和总经理持股变量，在样本期末高管持股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除了高管特征因素以外，学者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其他一些因素也与公司R&D投资决策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公司规模因素(SIZE)，王任飞[12]等通过实证检验，证实公司规模是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取值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业绩，程宏伟等[2]证实公司业绩与R&D投资的相关性。本文取值为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公司资本结构，Nam，Ottoo & Thornton[13]等发现财务结构中负债比重对R&D支出有约束，本文取值为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MARKET)，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已是人们的共识，我们认为这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市场化进程不同的地区，政府对地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公司间竞争的自由度也不同，这些因素势必对公司科技投入力度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稳定，本文以樊刚、王小鲁[14]的市场指数来衡量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设置虚拟变量，市场化指数大于和等于中位数的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行业变量(INDUST)，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行业按证监会的分类标准(除制造业继续划分为小类外，其他行业以大类为准)，共有19个行业虚拟变量。年度变量(YEAR)，由于本文采用1999-2006年的R&D数据，因此引入7个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份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R&D投资的影响(主要变量名称及其代码参见表2)。
实证检验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及初步分析
对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从高管年龄特征来看，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年龄跨度都较大，董事长由31岁至70岁不等，平均年龄为49.98岁，中位数为50岁，而总经理的年龄跨度由26到68岁，平均年龄为45岁，中位数为44岁，或许因为董事长负责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需要更多的经验和阅历，相对而言，总经理要负责更多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更充沛的精力，所以总经理年龄比董事长的年龄平均要年轻5岁。(2)从高管任期特征来看，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限跨度较大，由1到12年不等，但平均任职期限只有3.61年，总体来看期限较短；而总经理任期虽然跨度由1到11年不等，但其平均任职期限也只有3.40年，这种公司高层的频繁更换对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和公司发展的稳定性应当是不利的。(3)从高管所受教育水平来看，平均来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教育水平一般可以达到大学学历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学历可以传递一种受教育者素质的信号，若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历能够承担起这种信号传递功能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们的素质还值得乐观？(4)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业经验来看，均值分别为52％和65％，技术职业经验背景占一半以上，只是还不能确定是否如同我们的假说一样，高管的技术职业经验对公司R&D投资具有正向的作用力。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持股均值情况来看，董事长持股人数占董事长总人数的41％，而持股总经理仅占总经理人数的39％，都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应当说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对公司高层的股权激励机制运用的还不算普遍。
2、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管特征对公司R&D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模型1：
由于对高管特征中的教育水平采用按其学历的高低赋予1-5的分值的计量标准，考虑到不同学历之间未必是等距的，所以本文在这里采用了最优尺度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2)列数据以公司R&D投资强度RDR为被解释变量，第(3)-(4)列是以公司R&D投资强度RT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教育水平对公司R&D投资强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力，验证了Hambrick & Mason[1]、Wally & Baum[7]的观点，即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更易于接受改变和更乐于创新，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历能够担负起其持有人受教育水平的信号传递功能，实践中人们对学历的重视，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中对学历的看重也非空穴来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技术职业背景都与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与Barker & Muelle[8]的观点一致，这说明在倡导自主创新的今天，公司在高管选聘上应结合他们的职业背景予以斟酌。高管的技术职业背景对公司R&D投资强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也表现在R&D的人力投入上，表3显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技术职业经验都与公司R&D人力投资力度显著正相关，说明具有技术职业经验的高管不仅更重视R&D资金的配置，也更关注技术人员的聘用。而高管的年龄、任期以及高管持股变量对公司R&D投资强度却没有预期的激励效应，本文将在随后的分组检验中进一步关注该结论。
根据高管年龄的中位数对样本予以分组检验，董事长CAGE≥50岁的为高龄组，CAGE＜50岁的为青年组，总经理MAGE≥44岁的为高龄组，MAGE＜44岁的为青年组。对四组样本进行最优尺度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1)-(4)列是以公司R&D投资强度RD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高龄组还是在青年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所受教育水平和技术职业经验都对公司R&D投资强度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力，证明了全样本分析中该结论的稳健性。对于高管的任期特征，本文发现，高龄组的董事长任期与公司R&D投资强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青年组的任期却是正相关，高龄组和青年组的高管任期对公司R&D投资强度激励方向相反的现象在总经理按年龄分组的模型中也有体现。这或许是因为高龄组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随着任期的延长，就越接近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投资回报滞后的R&D投资很可能在其任期内看不到效应，而R&D本身又增大了自己任期内的开支，影响了当前的业绩表现，直接影响到高管自身的利益，所以高龄组的高管会出现随着任期的延长，R&D投资反而不足的现象。青年组的情况相反，他们对自己职业生涯还有很长的预期，任期的延长可以让他们对公司的发展有更长远的规划，所以，他们更愿意加大能带来未来效益的R&D投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青年组和高龄组中高管持股对公司R&D投资的影响，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表现出高龄组持股对公司R&D投资强度有负向的影响，而青年组持股则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尤其是总经理持股，高龄组与公司R&D投资强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青年组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目前关于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一般认为高管持股能够将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较好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降低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有助于公司长期绩效的增长，按照此逻辑，高管持股应当对公司R&D投资强度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这种随高管年龄不同而激励方向相反的结果说明，高管薪酬计划应具有更细致的针对性。
表中第(5)-(8)列是以公司R&D投资强度RTE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较为一致的是高管所受教育水平及其技术职业经验在公司R&D投资中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高龄组的董事长任期与公司R&D人力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对于人力投入或许还有着与前文不同的原因，结合实践中公司人事变迁的常态，高管层变更常意味着公司人事结构的重组与更新，也意味着新的技术人才引进的可能，而高管任期的延长就意味着人事上较少的变动，从而对公司R&D人力投入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6年的R&D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样本公司第t-1年的高管个人特征对公司第t年的R&D投资强度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高管所受教育水平和其技术职业经验都对公司R&D投资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力，验证了Hambrick &Mason[1]、Wally &Baum[7]等人的观点。这种显著的正向作用力在按高管年龄分组的检验中依然不变，说明该结论稳健性的同时，也说明在国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今天，公司在高管人员的选聘上应重视其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有技术职业经验的高管无论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都会更重视R&D资源的配置。而高学历的高管更能承担公司的创新风险。
(2)虽然总体来看，公司高管的年龄和任期特征对公司R&D投资影响的显著性不高，但与Barker & Muelle[8]、刘运国等[4]不同的是，本文发现对于高龄的高管，由于随着任期的延长，其职业生涯渐近尾声，他们的短视问题会更严重，导致高龄高管的任期延长对公司R&D投资强度有负面的影响。而青年组的高管，任期的延长有助于增强高管与公司共同成长的信念，加大创新力度。因此，虽然文章理论分析中认为高管任期的延长有助于公司经营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任期的延长给公司带来的收益应与高管的年龄增长带来的短视问题予以权衡考虑，从而找到最佳均衡点。
(3)与理论预期不同，高管的股权激励并不总是可以弱化现代公司中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高龄的高管股权激励反而会增加其风险规避的倾向，减少高风险的创新投入。这既说明了薪酬激励机制应具有更为细致的针对性，也说明了在用人机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标准“年轻化”、“知识化”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其依据的。
注释：
①按照中国公司法对公司组织管理模式的界定，董事长、总经理是公司组织和战略、计划、绩效负最终责任的管理人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公司战略和经验决策可以实行绝对的影响。本文将高管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②限于篇幅，详细检验过程未列出，若有需要，作者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