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深长的“沉默”——马谢雷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味深长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沉默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马谢雷(Pierre Machere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伊格尔顿(T·Eagleton)在《马谢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指出，马谢雷“打算把马克思主义批评从黑格尔学派与经验主义的种种糟粕中完全解放出来，实际上他可算是第一位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他想确立一种同以往的‘认识论决裂’的激进学说，提出完全与众不同的疑问。因此，依我看，他是当代最敢于挑战并具有真正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谢雷和他的老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探索中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世纪后半期的一些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斯(Ragmond Williams)、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等都深受这两位“阿尔都塞学派”的主要人物的影响，他们逐步抛弃了传统的由社会经济基础单向决定文学上层建筑的理论，形成了一种强调文学的相对独立性(independence)、自主性(autonomy)和多元决定性(overdetermined)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六十年代初，在阿尔都塞的建议下，马谢雷将论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列宁、凡尔纳、笛福、博尔赫斯(Borges)和巴尔扎克等作家和批评家的六篇文章结集，作为《文学生产理论》一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并列组成一套大型理论丛书，于1966年在巴黎出版，在理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勾勒出了旨在考察文本生产条件的一种批评策略。他相信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沉默”是最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之一，可以说他的批评战略只是阿尔都塞的“症状阅读”理论的展开或发展。马谢雷主张发掘文本中意识形态矛盾的潜在影响，而这种矛盾常常被诸如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之类的文学表现手段掩盖着。
马谢雷曾公开声称，他的另一部比《文学生产理论》更成熟的著作《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早期的形式主义作品是有明显差别的。他说：“这是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On Ideology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影响的结果。”（注：Robert Young: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m Reader,p79.）阿尔都塞的这篇著名文章，据马谢雷看来，是1968年法国“五月事件”在理论上的直接反映。阿尔都塞废弃了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与“现实”相对应的“幻想”的概念，即由一个“现实”的物质结构掩盖着虚假思想的体系。这类概念曾经通过卢卡奇等人的著作产生过很大影响。阿尔都塞与此不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应该是社会实践的物质体系(material system of social practices)，研究意识形态并非是研究意识，而是研究一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军队、法律等）的社会化实践。
可见，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思想，它还存在于国家机器和它的实践中的大量思想性不十分明确的事物中。作为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想象性地再现作为主体的人与其真实生存状况之间关系的物化存在。不妨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历史的深层无意识，它“通过诱使个人与它认同而从个人中‘招募’主体，把个人变成主体”，（注：《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并以此来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它的阶级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思想家所完成的一种过程，完成这一过程所凭借的是意识，但却是一种伪意识。那些真正驱动他的动机，他是不知道的，否则那就不叫意识形态了……”（注：《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所以，无论是作为一种“伪意识”的产物（恩格斯），作为主体对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种想象（阿尔都塞），还是作为幻象性质的各种社会信仰所组成的严密体系（马谢雷），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马谢雷自觉而大胆地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某些观点，如，马谢雷在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中将幻象(illusion)和虚构(fiction)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幻象是人的一般意识形态经验，它有别于个体本身的“生活”经验，“幻象”往往不受生活法则的控制，而“虚构”则要求以生活经验及其可能性为依据，它没有“幻象”那种天马行空般的自由。但作为作者加工的材料，“幻象”又如同个人“生活”经验一样，在文学生产过程中要受到“虚构”必须遵从的那些法则的框范，并变成不同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对意识形态的定形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意识形态的幻想性，但是，作品本身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带普遍意义的认识，作品能凸现意识形态及其虚构景象，而无法提供关于现实的理论图景。理论性知识只有批评家或读者借助于“症状阅读”的方法才能获得。所以如前所述，马谢雷认为，了解作品并不是倾听或理解事先存在的话语，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文本的话语的生产，这种话语能响应文本中的“沉默”开口说话(articulating)。这看上去与诠释学寻找一种隐藏在作品中的含义和结构很相似，实际上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说，马谢雷的做法是为了建立一种同作品本身不连续的新话语，它同作品的关系就如同科学和意识形态一样是界线分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批评……并不是获得作品真谛的某种‘工具’或‘通道’，而只是一种使批评对象看来与它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改造对象的劳动而已。”（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在马谢雷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真谛”“并不象核仁在鲜果内那样隐藏在作品中间，等待着‘阐明性的批评’去挖掘。作品的含义是无处不在而又无迹可求的。”（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因此，解释作品不是切开果子寻找果核，而是要说明作品本身并不存在的某种丰富的含义。作品并不包含一种凝固不变的、明晰单纯的意义。作品应该是矛盾重重、歧义纷繁的多种冲突的集合体，正是这些冲突使作品同现实结合起来。意识形态以其意味深长的沉默、巨大的空隙和歧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使作品同意识形态的模式分开而保持的距离体现为将作品同它本身分离的某种“内在距离”(internal distancing)。
在马谢雷看来，作家所希望表达的意义总要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曲解和变形。作品在表达一种含义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和曲解，它会变成另一种含义。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扭转作用”下，作品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裂缝，所以，一部作品的解读，即使是排除阶级倾向、审美趣味，纯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解读，也有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理解。
因此，批评决不能把自己放在作品的同一话语体系中，不能把自己固定在与作品的同一个位置上，批评并不是帮作者或代替作品说话。批评的含义应该使作品的多重歧义理论化，为此，批评必须置身于作品的“裂缝”中，从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出发，解释作品“没有说出的话”，也就是作品所不能言说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沉默。批评家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沉默”说话；批评家提出的问题正是作品无意中所透露的甚至根本没有透露的问题。
马谢雷认为，作品不会用使自己的冲突反映历史的冲突之类的手法来“再生产”意识形态。因为在实际文学生产过程中，作品表现的冲突正是在意识形态不能反映现实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的。作品只能生产意识形态，而不是“创造”意识形态。作品同意识形态的这种未定关系是导致作品产生“内部距离”和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因此，作品就以其内部的不一致显示了空隙与界限，表明意识形态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即意识形态开始说出作品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使其局限性得到显现。
马谢雷在《列宁，托尔斯泰的批评家》一文中写道：“文学文本并非直接植根于历史现实之中，而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这个中介，我们已经看到正是意识形态，某一种意识形态是这些中介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同样看到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自发的(spontaneous)……文本并不直接反映现实，也不存在任何自发意义（这一观点还有待发展）。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双重辩证系列：
当我们探寻文本的特殊文学意义时，我们要确认的正是这第四项。显然，我们不能靠把第四项等同于第一项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注：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p118.）这里的第4项主要是指作家所“体现、表达、解释、反映、表现”的内容。它并不直接与作为“现实矛盾关系本质”的“历史进程”相遇，它们之间隔着“意识形态”这个“中介”（第2、3项）。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分析既不能使用描述历史过程的概念，也不能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它要求使用一种能够保留文本的“文学性”的新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马谢雷在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
托尔斯泰博得了革命的镜子这一称号，并非由于他反映了革命。如果说作品是镜子，肯定不是依据它和被“反映”的时代或时期的明明白白的关系。他“显然不了解”他的时代，他“显然避开”它。我们在作品这面镜子中所看到的，并不完全是托尔斯泰所看到的，不论就他本人的观点来说，还是就他作为一位思想的代言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注：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p119;）
托尔斯泰的个人观点是由他社会出身决定的：他自发地代表了地主贵族。但是，列宁指出：“在这位伯爵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关于改革后俄国社会——宗法制理想的农村社会——的看法，并不是地主贵族的看法，而是“农民东方主义”（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592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在马谢雷看来，托尔斯泰通过他的思想体系面对历史过程，而他的思想体系又不是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不可能像列宁那样去认识时代的缺陷以及他自身的矛盾。（注：参见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第3卷，第1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要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引入新的概念。那么，马谢雷所说的新概念是什么呢，正是“生产”。马谢雷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矛盾”关系，文学通过利用意识形态而向意识形态提出诘难。这些有关文本与意识形态和历史现实的看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状况，特别是对文学的现实批判作用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马谢雷分析了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种种评论，他认为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创造出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这类观点与恩格斯的批评观基本相同。他引用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中的一段话：
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后，马谢雷指出，所谓作者“体现了”、“表达了”、“解释了”、“反映了”、“提出了”之类的术语实际上都不具备充分的意义，而这些正是批评家应探讨的问题。
当然，马谢雷对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就其一个侧面作一个简单的评介式的勾勒，仅就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很难全面把握马谢雷的批评思想的，既然马谢雷认为文本永远不可能是完满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必为是否能准确地完整地把握阿尔部塞和马谢雷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惴惴不安了。事实上，马谢雷的理论仍在发展和变化之中，在完成《文学生产理论》一书后，他在《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映论问题》等著作中表现出了与他早期的内在论和形式主义决裂的倾向。总的说来，马谢雷在《文学生产理论》中所持的“文学”观在原则问题上基本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艺术生产论基本原则，在马谢雷的后期作品中，他已开始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作品，开始专注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一类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研究。马谢雷的批评理论体系本身也同样暗含着大量的意味深长的“沉默”，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些“沉默”讲话呢？这也许是每个对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感兴趣的人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