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战略论文,背景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端于美国、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仍在肆虐。在此危难之时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奥巴马发誓要领导美国战胜危机，重振雄风。金融危机是否会导致美国及西方霸权的衰落？奥巴马能否拯救美国？中国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特别是如何应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这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拥有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顺利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也关系到世界和平的维持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美国与西方霸权是否衰落
这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确实重创了美国。不仅重创了美国的经济，进而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更重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力，进而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对美国实力的削弱，肯定会影响美国的霸权。但是，金融危机对美国霸权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都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打击，能独善其身者寥寥无几，有些国家的损失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所以，金融危机并没有带来国际力量结构，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受到动摇。
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议论，早在“9·11”事件后就开始了，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人们质疑，拥有超强军事实力和众多盟友的美国，为何就不能摆平一个伊拉克？在恐怖组织面前就显得那样乏力？为何美国铲除萨达姆这个劣迹斑斑的“暴君”，却得不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为何反恐战争会越反越恐？为何像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敢于挑战美国，而美国却奈何它们不得？笔者曾用“霸权失能”来描述这种状况。[1]而“失能”正是霸权衰落的表现。
与“霸权失能”相伴随的，是“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后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更为深刻、长远。这一方面在于，新兴大国崛起减小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稀释了它们的权力，使其现有的霸权缩水；另一方面在于，有些国家在经济实力增强后开始提升、重振军事实力，并在外交上对美国及西方采取强硬的姿态，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俄罗斯在同格鲁吉亚冲突中的表现。而深陷反恐战争，面对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等诸多难题的美国，不得不以低姿态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
相对于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一超独大”以及西方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强势，现在无论是美国霸权，还是西方霸权，都在衰落。然而，这个衰落不会是急风骤雨式的，与苏联霸权衰落的轨迹会大不相同。这不仅在于美国与西方仍然保有相当强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其软实力也并未丧失殆尽，受损的部分也有恢复的可能。
就拿美国来说，其超强的军事实力，接近世界一半的军费开支，是其他任何新兴大国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美国的科技实力更是令其他大国望尘莫及，而且领先的科技水平很有可能使美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新能源和环保领域。信息产业曾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10多年的繁荣，使美国稳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新的经济增长点至少会延迟美国第一经济大国地位被取代的进程。
一般来说，软实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文化、外交政策、制度及价值观的影响力。实际上，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是外交政策，即布什政府奉行的带有浓厚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此外，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政策的失利，以及布什家族长期掌控白宫，使美国民主制度的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受损。至于美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并无明显变化。上述两部分受损害的软实力，都有可能因奥巴马上台而恢复。
美国各界对2008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选举结果揭晓后称，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此前他担心，有雄厚民意基础的奥巴马如果败选，就真的表明，美国民主制度快要完蛋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选后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美国的民主制度确实有许多弊端，但是却在不断改进，这次选举确实使美国民主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改善了一些。有观察家称，这次选举再次证明，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人才不拘一格涌现出来的有效机制。而人才是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活力或者从衰落中重振的关键因素。[2]
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帜赢得大选，在就职演说中，他承诺要摈弃布什政府给美国软实力造成损害的对外政策。国务卿希拉里在审议其国务卿任命的国会听证会上提出要实行“巧实力外交”。尽管分析家对奥巴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变革”美国外交，恢复软实力，重建“巧实力”，还存有疑虑，但至少在方向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不会继续使美国的软实力受损。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不乏从衰落中复兴的先例。最近的一次就是越南战争。也是由于外交政策的失误，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软实力下降，国内政治分裂。然而，经过尼克松时期的战略收缩和政策调整，仅仅十多年后，到里根时期，美国就恢复了元气。
美国霸权只是持续了500年的西方霸权的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审视整个西方霸权，可以看出，西方霸权也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动摇。
西方霸权的建立，是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几个层面同时推进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就通过殖民主义侵略逐步建立起了以欧洲为中心的霸权。在殖民地，欧洲列强在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传播基督教，进行文化扩张。民主制度在欧美确立后，它们又向世界各地推广这种制度。西方霸权的鼎盛时期是19世纪末。那时，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经济上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军事上，欧美日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比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文化上，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亚洲的古老文明都面临着萎缩、衰败的命运。
西方霸权的动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的相互厮杀，严重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俄国十月革命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十月革命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上一统天下的局面。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重创西方霸权，使得很多人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丧失信心，进而向往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重创西方霸权。大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成为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的创始国及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联合国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成功，一大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并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此外，一批欧洲和亚洲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西方霸权在政治上失去了半壁江山；在经济上，西方的世界市场进一步缩小。
然而，到了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市场又得以重现，西方模式的宪政民主进一步在世界扩展，西方的经济、政治霸权复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正是对这种西方霸权复兴的过度乐观的写照。按福山的说法，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战胜了其他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作为国际政治斗争主线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终结了。然而，仅仅不到20年，西方霸权就再次面临危机和动摇。
从历史的轨迹看，西方霸权衰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的，在总体上衰落的过程中，不排除还会出现阶段性的复兴、重振。
国际新秩序如何构建
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其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制定的，肯定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就拿作为政治秩序主要载体的联合国来说，作为首脑机构的安全理事会有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西方就占了三个，无论是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数量都占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一个。至于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八国集团，有七个是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一个也没有。经济秩序更是如此，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基本上都在西方的操控之下。在这样的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会经常受到侵害，它们强烈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然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不可能是“革命式”的突变，也不会是“破旧立新”的模式。在西方力量仍处于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又必须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往来并加入现有国际秩序的当今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只能通过对现有秩序进行不断的、渐进的改革，使其越来越公正、合理。
更需要重视的是，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不能忽视西方的作用和影响。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现行的国际秩序，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在经济上同西方国家互相依赖、深度捆绑；有的在安全上寻求西方大国的保护，反倒把周边大国视为威胁；有的同西方享受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和宗教；有的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当非洲联盟与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民主之桥论坛”的时候，这两大组织与美国俨然成了在世界推进民主的“同志”；当印度与美国以“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强的民主国家”相互赞美之时，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了“民主伙伴”。尽管非洲、拉美和印度在经济上与美国有很深的矛盾，不满意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逐渐增大，双方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难以相互分离。因此，国际秩序的改革不可能没有西方的参与。
实际上，同西方国家一道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家不得已的选择。2005年联合国首脑大会通过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成果文件》，就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博弈、妥协的产物。在《成果文件》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比较多的尊重。这个结果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它们不可能撇开发展中国家独自享受发达、繁荣，不可能让现行国际秩序只为它们自己服务。世界需要共同发展。[3]
当前的金融危机尽管重创了西方，也暴露了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弊端，但远未到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程度。更何况，应对危机还有赖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有效运作，而这又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力合作。华盛顿20国峰会的举行，已经突显出新兴经济体愿意同西方一道来应对它们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金融危机。当然，20国峰会也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西方自己的力量来渡过危机了，这对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在建立新秩序上的战略选择
中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以后又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逐渐加入现行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表明，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当然，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中国深受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秩序进行打压之苦，如西方七国1989年联合制裁中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设置重重障碍等。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的国家，有责任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然而，作为现行秩序的获益者，中国不冀望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秩序，也不冀望发展中国家抛开西方发达国家和现行秩序另搞一套，更不想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充当领袖，因为“绝不当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针之一。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绝不当头”。按说，中国有当头的气质和条件。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博大精深绝不输于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很有可能对西方发展模式构成严峻挑战，并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是新兴大国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质最多、受西方影响最小的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而且还有望继续跃升。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中国当它们的领袖；一些国人也鼓动中国当头，渴望享受“世界领袖”国民的感觉。然而，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绝不当头”的战略方针，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历史上，大国崛起通常遭到现有大国的抵制和遏制。中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与西方有很大差异的国家，它的崛起更易遭到抵制和遏制。建立新秩序很容易被看成是要破掉西方主导的现存秩序，如果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当头，极有可能促使西方团结一致地干扰、阻止中国崛起。而希冀建立新秩序的力量却是分散的，难以整合、统一，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还会寻机靠近西方，同西方一道来遏制中国。如此一来，中国的战略环境将严重恶化，战略机遇期丧失，和平崛起的进程将大大推迟。而以牺牲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代价，也未必能换来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只能走渐进的道路，而且必须同西方国家合作共建，特别是中国不能当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改变了以往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转而采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比较起来，后一种提法更温和一些，也更符合实际情况。而前一种提法，很容易被误读成是“破旧立新”。而“破旧立新”式的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一般都需要有个大国充当“领袖”，倡导“建立新秩序”的国家则很容易被怀疑有想当这个“领袖”的意图。
西方仍是中国的合作伙伴
中国要顺利走和平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需要妥善应对西方霸权衰落，特别是美国霸权衰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可以洞见，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进程与中美关系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当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也正是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之时。这两件大事都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抓的。随后，邓小平就跨越太平洋，访问美国。邓小平何以如此重视对美关系？这恐怕要从中国大战略的角度去考察，而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在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和之后的两年徘徊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她要带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搞现代化，为此要改革，要对外开放。这个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或者早已解决了，或者并不突出。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主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4]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苏联，那么到了70年代，邓小平的看法已经变了，他心目中的先进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不是苏联，而是西方。“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5]他还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6]邓小平在访美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7]在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8]如果联系此前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访日，更能体现出邓小平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维护安全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仍然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就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时，苏联入侵了中国的邻国阿富汗。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这时的苏联威胁与60年代末相比，已经大大减弱，中苏边境的局势相对稳定。这说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动力只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动力。最主要动力是对外开放，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向它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为了顺利展开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得益于中国逐渐加入了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中国正处在崛起的进程中，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有相当大差距。中国没有理由放弃过去30年行之有效的战略，即同美国及西方进行合作，建立、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
当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它们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它们的霸权，甚至威胁它们的安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它们更担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旦崛起，还会对西方的制度和模式构成挑战，从而颠覆西方霸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也需要中国，需要同中国合作。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西方同中国合作的动力远大于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动力。只要双方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着眼于双方的长远利益，双方的合作关系就能够不断发展，尽管中间会有摩擦、波折。
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中国同西方关系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它的对外政策走向对其他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中美关系目前的定位是建设性合作关系，其含义是多重的。按笔者的理解，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1.非传统安全和地区安全上的合作伙伴。从美国的角度看，安全事务主要有三个方面：非传统安全、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地区安全。中国所关注的安全事务大体也是这几方面，当然更侧重于同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密切相关的传统军事安全。中美在反恐、防扩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是合作伙伴。此外，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卫生安全等方面，中美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在地区安全方面，中美在东北亚、南亚等重要地区都在进行合作，也是合作伙伴。
2.经济上的利益攸关方。当今世界大国，不管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都将发展经济作为基础。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对中国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对美国来说，不管国家安全战略的侧重点是什么，扩展经济都是一大支柱，因为美国深知，它之所以会“不战而胜”，成为冷战的赢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在经济上超越了苏联。美国也深知，要想维护“一超独霸”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是基础。冷战后美国出台的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设专章来讲经济问题，强调要同其他重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关系。扩展经济是冷战后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最重要动因之一。近几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和推进，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上两国的合作，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已经深度捆绑，利益攸关。
3.传统军事安全上的和平竞争对手。在传统军事安全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要防范中国，并且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美国的政策必然导致中国要防范美国。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并不想走向军事对抗。从两国军事关系的不断发展、深化来看，两国都在致力于避免军事对抗和冲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合作。避免对抗与冲突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4.政治上的和平较量对手。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在政治领域一直将中国作为对手。美国要在世界推进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显然是一个重要对象。而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不过，中美在政治上并不是要对抗。邓小平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9]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信奉的意识形态有与美国对抗的成份的话，那么到了70年代以后，这样的成份已经被摈弃。中国明确提出，在发展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10]虽然美国在对外政策中一直未“超越”意识形态因素，而且还将推广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将之贯彻到对华政策中，但是美国的战略是要通过合作、接触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走向美国所希望的道路。合作、接触总比对抗要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可取的，是值得欢迎的。在不走向政治对抗这一点上，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较量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中美之间的较量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之间的较量是和平的、非对抗的，是以合作为基础的。
从上述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架构来看，有两种力量在影响着中美关系，一种是推动合作的力量（经济、非传统安全与地区安全），一种是阻碍合作的力量（政治、传统军事安全）。从世界大势和中美两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有利于中美合作的因素在增多，推动合作的力量在增强，与此同时，能导致中美对抗的因素在减少，妨碍合作的力量在减弱。[11]
布什政府8年任期中，对外政策乏善可陈，但中美关系却是一大亮点。奥巴马虽然无外交经验，更无处理对华事务的经历，但是他的顾问班子基本都是“知华派”，他们深知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意义，也了解如何同中国打交道。预计，奥巴马政府不会刻意同中国找麻烦，不会人为地制造中美关系的“动荡期”。当然，民主党历来重视人权问题，重视维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因此，不能排除奥巴马政府会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同中国搞摩擦的可能性。但是，只要中国应对得当，就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且对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预防性外交，使可能出现的摩擦尽可能地延迟，或者即使出现，也能使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被限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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