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的哲学与哲学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919（2000）03—0031—05
江泽民同志1995年5月26 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近年来，“创新”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创新”也成为各种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反映了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创新的事业。这种创新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也造就了创新的精神。由于我国曾长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小农意识的影响源远流长，小生产者的墨守成规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与我们的创新的事业是不相容的。因此，在我国，强调创新精神就具有更加特别突出的意义。
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是日新月异的。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更是这样。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1]实际上， 与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我国古代哲学家也做过同样精辟的表述。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人否认或怀疑世界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中这一简单明白不过的事实了。
所谓创新，从哲学上讲，不过是一种基于对新陈代谢规律充分认识的自觉的推陈出新活动。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他有自觉的能动性，而这个自觉的能动性的最根本、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适应新陈代谢规律的推陈出新活动。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无不打上人类世世代代推陈出新活动的印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没有创新活动就没有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没有世界今天这个样子，甚至没有今天的人类；因为人类的创新活动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而且也改变着人类自身。我们强调发扬创新精神，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发掘我们人类自身固有的潜能，使之发扬光大，使之更好地发挥它固有的改造世界的作用。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创新精神，能够从事创新活动；只有发挥了创新精神，人才实现了他自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否则，人类只能永远停留在人猿揖别之前的水平上。
当然，人所固有的创新能力的发挥，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因此，尽管都属于人类，但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人，创新能力及其发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主观方面说，创新能力的发挥要受到人的主观世界的状况的制约，受到人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的制约。从客观方面说，要受到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总的趋势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也随着不同程度地得到解放，人的创新能力从总体上说是日益提高的，创新能力的发挥水平也日益提高。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得到最后的解放，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人的创新能力也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今天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还很不充分，人的创新能力的水平及其发挥都还不能不受到许多制约；但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为人的创新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一方面我们的事业是创新的事业，需要人的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为这一发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因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能力就成为我们时代的需求，成为我们的历史责任。
从哲学上讲，创新精神不过是对于客观辩证法的一种自觉反映，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精神，是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创新精神所强调的就是破旧立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 就是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达到对新事物的肯定。如果像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那样，对现存事物仅仅局限于肯定的理解，把现存事物看成永远只能如此的、僵死而不可改变的，就不可能提出改变现存事物的任务，从而也就不可能促成新事物的生成，创造新事物。因此，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就成了创新的思想前提，辩证法就成了创新精神的哲学基础。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一个从新到旧又从旧到新的过程，，从生成到消逝又从消逝到生成的过程，都包含着肯定的方面，即决定着某事物为该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又包含着否定的方面，即决定着某事物不再是该事物的因素。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事物中固有的否定性因素逐渐成长，肯定性因素逐渐削弱，以致达到一定程度，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否定性因素一跃而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肯定性因素，从而旧事物变成新事物。旧事物的否定性因素变成了新事物的肯定性因素。然后又遵循着这个逻辑继续由旧事物变成新事物的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创新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规律促成事物的转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精辟透彻的论述，他强调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3]。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创新的事业， 是创新工作者，是转化工作者。正像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事物的绝对方面，永远代表事物发展的方向，永远是创新者、革命者。我们要发扬创新精神，首先就要树立起辩证法的宇宙观，发扬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
新和旧是一对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任何新事物的生成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不能不在旧事物中孕育、发展，都不能完全离开旧事物。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新陈代谢，都是新陈之间矛盾转化的结果。因此，在谈论创新的时候，绝对不能无视已有事物的存在，而必须以它为起点，进而研究新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新旧之间的对立和统一。这是创新问题上的唯物论。离开这个唯物论前提的创新是没有基础的，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温故而知新”，其中就包含着这个道理。创新之所以必要，就因为旧事物暴露出它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正是推陈出新的动力。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深入研究旧事物，发现它与新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分析这种矛盾的性质及其根源，进而解决这个矛盾，改变旧事物以适应新的需要。
创新问题上的唯物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创新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这里的“实际”指的是客观上实际的需要和可能。任何创新活动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客观实际需要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活动，没有客观实际可能的“创新”是名副其实的异想天开。我们只能做那些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事情。任何创新活动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恩格斯在讲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创新问题很有意义。他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4]站在现存事物的立场上， 任何创新最初都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真正的创新都一定是超前的。这种超前看起来可能有点“异想天开”，但它却包含着必然性，是以对必然的认识作为基础的。为了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惟一的途径就是认真地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于客观规律研究得愈透彻，我们的创新活动才能愈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幻想走捷径，不要幻想成为科学研究领域里的“暴发户”。这是科学态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夸张。
创新，讲的是创造新事物。这个新是靠人们创造出来的，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诚然，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但是，凡是人所参与的一切领域，新陈代谢是靠人的活动实现的，是要通过人的创新活动去推陈出新的。这与那些独立于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自然界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时有一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创新精神，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很有启发。他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5]抗日战争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 需要我们全国人民统统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去争取胜利。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是一项全新的斗争，也需要我们全国人民统统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发扬我们的创新精神，去争取胜利。坐着不动，没有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也没有国强民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事业，需要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具有创新精神。同时，这项事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创新精神，从而使创新精神成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必然要把这种精神吸收到哲学中来，形成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
然而，近来关于“哲学的贫困”的议论又见诸报端。其实这个议论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就有人讥讽我国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原是马克思写的一本批判蒲鲁东的书的名字。人们把它拿来讥讽我国的哲学，虽不失机智但有违事实。所谓“哲学的贫困”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哲学家贫穷吗？哲学家大多可能“贫穷”一些（与那些尚未脱贫和刚刚脱贫的人相比，也不能算贫穷），远不能与那些明星大腕相比，但这与哲学贫困不贫困有什么关系呢？多数哲学家不是并未因“贫穷”而改变其对于哲学的执著吗？是指哲学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吗？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么对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就有问题了。哲学确实不承担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任务，也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它的价值却远远超过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在它的指导下，按照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办事，就无往而不胜，背离它就不可能不失败。关于这个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是人所共知。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还小吗？哲学之于经济效益虽无具体的、直接的联系，但却能从根本方向上解决问题。是指哲学不热，哲学界不繁荣，哲学研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吗？人们谈论哲学热不热的问题时常常与过去几次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相比。其实，那几次热潮虽然对于哲学的普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那个“热”是没有基础的，是不可能持久的，相比之下今天的“不热”倒是比较正常的，尽管也有一些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此，绝不能以过去某个时期的“热”为根据来断定今天“哲学的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总体上看哲学界应当说是比较繁荣的，由真理标准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在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近年来，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发表的论文，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等能够反映哲学界是否繁荣的主要数据都可以表明“哲学的贫困”是没有根据的。说到哲学研究有无突破性的进展，只要看看关于价值问题、关于主体性问题、关于实践问题等等的研究以及各种应用哲学的建立，就应当承认哲学研究还是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的。当然，这种突破绝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如果以为只有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才算是突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总之，不能说我国今天的哲学是贫困的。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哲学研究的状况就完全令人满意了。我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反映我们时代的创新精神还不够，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文明的灵魂的哲学还有些跟不上时代，对于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于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不是深入不进去缺乏具体的研究而显得缺乏力量就是跳不出来缺少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概括而混同于具体科学。因此，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应当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发扬创新精神，开创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近年来，人们都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问题。岂不知找来找去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理论要靠实践来鼓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这些实践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只能是实践发展的反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只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寻找。除此都是舍本逐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内容十分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解决而又不可能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恰恰就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各门具体科学理论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概括和总结提供了理论前提。作为集中体现了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必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创新或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规定性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或基本属性。这三个规定性是三位一体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哲学，是以总结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基础、以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使命的哲学，是以综合创新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它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阶段，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特征，都有其时代的和地域的特征，都必然在总体上表现出它所处时代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特征。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新时期的总体特征，集中表现为综合和创新。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必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我们事业的经验，同时又必须在综合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我们的事业本身就是创新。只有具有创新精神才敢于创新，只有在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够创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这种综合创新精神的表现，必然是一种综合创新的哲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精神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要求指导它的理论必须是能够反映时代新发展、概括人类认识新成果的创新思维方式。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首先就在于它的创新性，这个特色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毕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事业。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都凝结在他们的创新思维中，凝结在他们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应当发扬他们的创新精神，把他们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完善而努力工作。
收稿日期：200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