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战前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欧洲论文,英国论文,战前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希特勒政权在德国的确立，使本因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而开始的世界政治动荡局面更趋恶化，给国际关系体系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1933年可视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苏联作为最早感受到德国法西斯进攻威胁的国家之一，相应地迅速将外交重心从远东移向欧洲，并出于维护欧洲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坚持集体安全政策，致力于促进西方民主国家和自己共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从这时起，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包括欧洲政策在内的苏联整个对外政策主要是在集体安全政策的旗帜下来推行的。
实际上，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不仅关系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当时情况下，它是制止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惟一正确抉择。但是，这一政策在西方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赞成，因此，即使苏联作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它还是未能付诸实现。究其原因，不能不认为英国是一个关键因素。战后披露的大量文件资料表明，正是英国的顽固消极立场，对于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经历坎坷之途而终归失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也对30年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一
《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宪章》、《九国公约》、《罗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等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安全制度。这个制度在进入1933年后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无法有效地应付战争危机。特别是《国际联盟宪章》（以下简称国联）这一最大的集体安全组织，早在1931年日本制造的远东战争危机中就开始暴露了自己不能充分保障成员国安全的弱点。针对这种情形，苏联虽对“国联”处理国际紧张局势的愿望和能力愈来愈表示怀疑，但仍尽力推动“国联”采取措施，使之在制止战争危机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苏联大声疾呼地建议世界有关国家组成新的集体安全阵线。
1933年初，苏联在提出关于侵略者定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缔结阻碍日本侵略的太平洋公约的思想和在欧洲组织集体安全制的主张。是年12月，苏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议。决议认为，苏联有可能加入“国联”并缔结一个有广泛欧洲国家参加的互相援助、防止侵略的地区性协定，必须采取集体捍卫和平的步骤[1]（P.427）[2]（P.876—877）[3]（P.60）。 由于认为德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苏联以欧洲为外交战略重点，从1934年起特别致力于推动欧洲集体安全制的建立，以便有效地对付纳粹的侵略威胁。但是，直到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完全占领时， 苏联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使苏联领导人在对西方民主国家颇感失望之余，不得不对它们利用德国反苏的心理保持高度警惕。当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不允许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保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不受敌人挑拨”的任务。尽管如此，苏联仍打算不放弃同西方国家的接近，决定作出新的努力来实现其欧洲集体安全计划[4]（P.5）。不过，苏联也准备试探一下同德国接近，由此获得哪怕是能暂时保证苏联安全的可能性。这样，进入1939年后，苏联外交便在这两条道路上采取行动，而其主要倾向依然是希望同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建立在单方面的愿望上，而必须以对外部客观情况的认真分析为依据。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制定同样如此。欧洲形势的日益恶化，德国法西斯对英法在欧洲和世界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成为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共同敌人，法国早有集体安全思想与行动，1933—1934年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所有这些，使苏联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和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已有了客观可能，促使它倾向于推行集体安全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显然在于，在苏联和其他任何一个受到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利用本身力量抵抗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情况下，借用欧洲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力量紧紧捆住侵略者的手脚，消除战争危险，维护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安全。对于苏联来说，集体安全政策还有另一层深刻意义，即妨碍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孤立苏联，消除它们结成反苏统一战线、致苏联于异常被动境地的危险。要知道，苏联自取得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的胜利之后，无时无刻不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结成新的同盟进攻自己。
苏联极力争取和西方国家组成防御性军事联盟。这种军事联盟是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保持着集体安全政策的基本特征，即是由不同国家参加的共同反侵略阵线，但又和一般集体安全体系有不同之处，这主要在于它有明确的共同敌人——法西斯国家，并将共同敌人排除在统一阵线之外，如1935年的苏法捷互助条约便是如此。一般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员范围则较为广泛，甚至可以容纳潜在的敌国。例如，1935年3月29日， 斯大林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就强调：东欧安全条约包括德国[5]（P.72）。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具有诸多显著特点。
第一，苏联主张欧洲地区的一系列国家都参加到集体安全体系中来，其成员国越广泛越好，特别应该包括拥有巨大军事力量、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法国和波兰。
第二，拟议中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实际上是直接针对德国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目的是以欧洲国家的共同力量遏制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第三，联合阵线成员国应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实现密切的合作，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保障，而不应该单方面承担援助义务。任何成员国不得在阵线内谋求较之其他成员国的优势地位[6]（P.112）。
第四，苏联一面在国联外部推动建立新的集体安全组织，一面推动国联在组织集体安全组织方面发挥实际作用，希望国联变成一个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机关[7]（P.120—121）。
第五，在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过程中，为避免这一努力失败而陷入外交上的被动地位，苏联始终没有把同德国谈判和达成妥协的大门关死，而保持着对德国政策上的灵活性。
以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在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两国在建立集体安全阵线问题上的外交斗争的复杂性。
二
一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仅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得到有关国家的合作与支持。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也不例外。由于指望欧洲众多国家共同营造集体安全大厦，这一政策的成功难度无疑增大。最大的困难来自于英国。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本是符合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切身利益的，因此，一次大战后，在所有维护和平的形式和方法均无效的情况下，对英国而言，惟一正确的道路是接受苏联的建议，积极促成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然而，事实恰巧相反，英国始终对建立集体安全阵线不感兴趣，并以各种方式表示拒绝。
1934年春，苏联利用同法国关系的改善和法国对德国进攻的恐惧心理，着手和法国进行了关于签订称之为东方公约的地区性条约的具体谈判，其目的是使中欧和东欧之间的国家缔结一个保障欧洲边界不遭破坏、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条约，减少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但是，英国政府对这一谈判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反对将苏联纳入欧洲安全体系。6 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萨蒙在接见德国大使赫埃姆时指出，英国当然是不会加入将规定互助的东方公约的。赫埃姆向本国外长牛赖特报告说：“很明显，把俄国纳入欧洲安全体系是不能令他（萨蒙）太满意的。 ”7月上旬，萨蒙在和法国外长会谈时公开表明，他感兴趣的不是苏联或东欧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是法国的安全。他建议邀请德国参加东方公约，还强调，调整德国军备，即实际上给予德国武装权利，“可能是安全的新因素”[8]（P.57）。接着， 英国统治集团还怂恿法国放弃在东欧和中欧建立集体安全的思想[9]（P.120）。12月，英国又打算通过缔结英法德意四国条约、说服法国和德国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等办法来取代东方公约。可见，与苏联相反，英国早在1934年就开始反对建立一个能阻止法西斯侵略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30年代中期，法西斯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急剧增大。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随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年10月，“柏林—罗马轴心”出笼；1个月后， 又有了德日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侵略性的政治同盟。在这一形势的压力下，苏联更强烈地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参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37年11月2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说明苏联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在一切适当的场合，甚至完全不涉及苏联利益的场合，强调过我们准备和其他大国以及小国同样参加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但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进行回击的集体。”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7日， 李维诺夫向报界人士再次表达了苏联政府准备参加旨在阻止法西斯侵略行动、消除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集体行动，呼吁一切国家，特别是大国，对集体挽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英国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24日，英国外交部在致苏联的照会中，对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加以抽象的肯定，但拒绝采取实际的集体制裁的行动。照会指出，看来不可能组织一次一切欧洲国家同意参加的、讨论最终解决和平威胁的国际会议，而只有某些欧洲国家参加的会议，也不一定能对欧洲和平前景产生良好的作用[10]（P.81）。1938年4月， 当捷克斯洛伐克面临德国侵略威胁之际，苏联通过了援助捷克的决议，还建议苏法捷三国就采取军事措施援捷一事进行谈判。与捷克签订了互助条约的法国政府认为，它只能在英国也声明援助捷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履行援捷义务。但是，英国根本不打算援助捷克。它的这种立场，决定了苏联试图根据国联原则和英法达成协议来阻止德国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再次严重受挫。同年9月底，英国牺牲捷克主权利益的杰作， 即一纸《慕尼黑协定》，实际上断送了1935年的苏法条约，使苏联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地位，同时使它更感到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危险性。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形势，苏联作出新的努力来推动西方国家和它一起组织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
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这意味着德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侵略条件，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更加逼近世界，也意味着苏联和西方大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只剩下最后的机会。18日，苏联建议苏、英、法、罗、波、土共同召开会议，以决定它们对德国侵略的立场，但是，英国和法国还是拒绝了这一建议[11]（P.247—249）。
不久，英国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变化，表现为开始同意和苏联举行谈判。其中原因，主要是为了利用与苏联的谈判推动德国同意和自己达成妥协。英国首相张伯伦对英德妥协一直是抱有幻想的。此外，东南欧形势的尖锐化和大英帝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地位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也是推动英国走上同苏谈判道路的一个因素[12]（P.28）。4月14日，英国政府向苏联建议，公开发表一个关于援助被侵略的欧洲邻国的声明[13]（P.206）， 但对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英法承担何种义务却不作任何规定。同日，法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一个苏法共同宣言草案，规定如果法苏因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处在和德国作战的情况下，双方一定互相提供援助[11]（P.332）。但是，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 法国政府很快放弃了自己的这一建议，站到了英国一边。17日，苏联向英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缔结一个5—10年的互助条约， 在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遭到侵略时，三国给予它们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援助。5月14日， 苏联政府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6月2日，苏联政府将具体援助条约草案交给了英法政府。在8月莫斯科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中， 英法都表现出不打算同苏联签订一个规定平等援助义务的军事合作条约。这一表现增大了苏联对英法谈判诚意的怀疑。13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在评述当时形势时写道：“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军事谈判除了会重新引起俄国对我们缔结具体明确的协定的诚意和愿望的怀疑外，未必会取得什么结果。”[14]（P.682）此外， 对于苏联计划中提出的在作战情况下苏军必须经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一定国土援助西方盟国的要求，波罗两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8月23日，鉴于苏、英、 法三国军事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迅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自苏德条约问世以来，国际上对它的评价纷至沓来，毁誉不一，存在很大分歧。实际上，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苏德条约的问世，不但表明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遭到了失败，而且表明战前苏联的外交政策随着这一主要政策的失败，也基本上遭到了失败。从此，苏联无法利用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遏制德国，以获得国家安全上的最大保障，苏德条约只能使它暂时得以避免德国进攻。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还决定了苏联迟早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到德国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德条约的缔结，远远弥补不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造成的损失，只能认为是其战前外交政策基本失败下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外交收获。
由上述可知，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建议始终持冷淡或反对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和抵制办法是：或置之不理，或明确拒绝，或以小范围内英、法、德、意四国条约来取代同苏联的合作协定，或拒绝在平等援助义务上和苏联实行军事合作。作为国联的一个主要领导者，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很大影响力、享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因此，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必然产生广泛影响。且不说欧洲中小国家容易受英国消极立场的影响，即使是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在外交上也越来越看英国的眼色行事。1923年鲁尔危机事件后，法国虽在欧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直到1936年以前，它在欧洲事务中还是主要发言者，而英国虽有不可争议的影响，也只起次要作用。西班牙内战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影响，使法国政府日益倾向于追随英国的外交政策，企图主要依靠英国对付德国的侵略危险。法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决定了它在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问题上只能是深受英国消极立场之影响，而不可能对英国施加任何积极影响。因此，法国虽因直接靠近德国而具有远甚于英国的战争危机感，对苏联集体安全主张有一定的认同，不乏某种现实感，但到头来还是要迁就英国的消极立场。
英国和法国都是欧洲大国，法国还是苏联必然争取的最重要合作对象。它们对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坚持消极立场，这就基本上决定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的命运，而苏联要走上与德国谈判缔约的道路也是势所必然。毫无疑义，英国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它在英法关系上的主导地位，使它更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实质上帮助德国法西斯消除了侵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三
一次大战后，英国在欧洲奉行传统的“均势”政策，采取“扶德抑法”的做法，帮助德国恢复了国际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它竭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目的，是使自己能在紧要关头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希特勒上台后，巧妙地利用英国的均势政策，逐渐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实行扩军备战。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希特勒德国在准备战争中，把英国当做主要国家力量来依靠。”[15]（P.32）结果，不出数年，希特勒便把欧洲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新的世界战争危机之中。毫无例外，希特勒德国也给英国的利益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既然如此，英国何以不迅速改弦更张，积极采纳苏联提出的分明有利于铲除战争威胁，同时也有利于英国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建立集体安全的建议呢？在笔者看来，除了英国对欧洲一贯保持的“超然”立场的影响外，大致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原因。
首先，英国对德国西进危险长期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政治舆论都没有认真理解德国的纳粹主义现象。对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那本书中粗暴地表现出来的侵略野心，英国人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在思想政治上故弄玄虚、以适合“国内需要”的商品，德国人实际上要的是平等，而不是战争。就是在30年代中期希特勒明显暴露出其侵略野心时，掌权的英国保守党人的态度也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们只满足于发表空洞的忠于罗迦诺条约、盟国义务的声明，不认为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有何实际意义。
其次，美国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的冷漠立场，对英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英国最注意的不是其他国际问题，而是如何维护自己在海上交通线上的优势，如何维护自己业已动摇的殖民帝国，如何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视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为伙伴。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对欧洲问题的看法。而美国政府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在整个30年代对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是漠不关心的。1937年9月9日，罗斯福总统在对记者们谈到所谓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联合反对德国的问题时，公开指出，“那些指望得到美国援助的人完全打错了算盘。说美国参加法英反希特勒阵线，这是报纸编辑们百分之百的误解。”美国的口号是“不为欧洲战争出一个人，花一分钱。”1933年美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不可能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多少好感，从而支持其集体安全的主张。1938年3月17日， 苏联政府将李维诺夫关于组成集体安全体系的声明文本送交英法政府的同时，也送交给了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根本不予回答[16]（P.7）。捷克危机时期， 美国驻德大使告诉捷克总统贝奈斯，不要指望美国的帮助，而要满足德国的要求，放弃同苏联的联盟[17]（P.6）。至于直接支持苏联抵抗德国侵略， 对美国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前夕，美国驻法大使布立特对于波兰人直接提出的一旦苏联遭到德国进攻，美国是否援助苏联的问题就作了否定的回答[18]（P.15）。当然，美国更没有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来推动苏、英、法三国谈判取得成功。美国对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和欧洲集体安全的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英国的态度，使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更加缺乏兴趣，因而直接间接地加大了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困难。
第三，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态度，还取决于一个隐蔽的心理和动机，这就是它企图把德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英法统治集团中不少人认为，如果欧洲战争势不可免，最好是在德苏之间爆发，而不是在西方大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这种思想也使得它们不愿采取和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果决行动，反而更要不遗余力地对德推行姑息退让的绥靖政策。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曾对希特勒说，德国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所以，英国保守党内阁“难以同共产主义俄国进行缔约谈判”[19]（P.289—290）。
英国统治集团的以上心理与动机，来自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也来自于对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的恐惧。英国保守党政府领导人鲍尔温在英国内阁会议上说，英国“利用苏联人帮助可能会打败德国，但依我之见，这只会带来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这样一个结果。”[17] （P.5）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战争乌云日益逼近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不在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而在于对德绥靖。英国固执地认为，姑息退让是避免德国对西方大国动手的最有效办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英、法、德、意四国协定谈判、英德海军协定、慕尼黑协定、大战前夕的英德谈判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接踵而至。由于把对德绥靖置于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英国极不愿与苏联甚至法国结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十分担心此举会妨碍西方大国和德国达成妥协，这一点现已由法国外交文件得到证实。1938年3月捷克危机时期， 哈里法克斯指出：“英国把自己和法俄拴在一起越紧，同德国达成一个实际协定就越难，必须告诉捷克人和法国人，最好的办法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妥协”[17]（P.6）。英国领导人的这种观念，决定了它对1939 年夏苏英法三国谈判缺乏诚意。从7月30日的张伯伦日记可以看出， 当时英国内阁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与德国而不是与苏联达成协议[20]（P.250）。正因为如此，英国在三国谈判中极力避免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义务，而这个合理原则本是谈判成功的关键之一。英国的消极立场，加上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苏英法军事合作的不支持态度，使三国谈判和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终于遭到失败。由于此种结局，英苏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建立，竟被推迟近两年之久。而且，当1941年下半年英苏终于站到一条战线上来反对第三帝国这一共同敌人时，两个国家都已饱尝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失败之苦。希特勒先后在西欧和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彼此隔绝，势单力孤的英国和苏联都付出了惨重的战争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大战初期英苏两国处于艰难地位作战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事实，从反面说明了战前苏联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政策是正确的，十分必要的，也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领导人缺乏明智深邃的战略眼光。在到底是集体安全政策还是对德绥靖政策最有可能阻止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陷入迷途而长期得不到扭转，其坚持的立场自然也是极其有害的。希特勒正是利用了欧洲因英国决策错误的决定性影响而缺乏一个强大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有利条件，在1939年9月挑起了世界大战，给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退一步而论，如果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而仍无法使希特勒清醒过来并放弃孤注一掷的战争冒险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德国刚一挑起战争，就会立刻面对一个由苏英法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强大联合战线。在那种情势下，德国决不可能如它实际上已做到的那样不断扩大战争，更不可能取得几乎征服整个西欧并给苏联带来严重创伤的巨大军事成就，其下场只能是迅速惨败。总而言之，英国对苏联集体安全政策采取消极立场，其负面影响既广且深，远远超出英苏两国关系的层面，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极其错误的历史抉择。
收稿日期：199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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