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身分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国论文,生产者论文,身分论文,战国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对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在分析了大量的史料后，认为楚国直接生产者主要包括农奴、自耕农和雇农，农业奴隶在楚国只是个别现象，而且限于畜牧业之中。此外，居住在都邑的国人中也有极少数从事农作者。
关键词 春秋至战国 楚国 直接生产者 农奴 其他依附农民
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判断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尺。若问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是什么人？合乎事理的答案只能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那么，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如何确定的呢？也就是说，以什么依据判断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这正是下文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农奴身分的确定
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农奴”的界定还不尽一致，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综观史学界诸家之共识，农奴至少具有以下特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1]：
1.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通常是被灭国的臣民，或曰异族人，这些异族人中的绝大多数亡国后便成为战胜国的直接生产者。而由于他们只能居于野而不能居于国，故又称为野人。
2.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附着于土地之上，耕种王田和贵族食邑，向王室或贵族交纳赋税，并服兵役和劳役。
3.农奴有家室妇子之私，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
因此，我们只要考察并验证楚国的直接生产者是否具有以上特征，便可确定其身分是否农奴。
先看第一特征。
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甚于诸夏。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武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2]，疆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国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楚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方，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3]；其余的贵族，也大抵失去了往日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变成了力耕的野人[4]。由此可见，楚国直接生产者与农奴的第一个特征相符。
再看第二个特征。
楚国的野人，前途不外两种，即大部分成为县邑公田的直接生产者，小部分则连同田室一起被赐给有功的贵族作为食邑耕作者。无论哪一种前途的野人，都不能离开他们赖以依附的土地。正因为他们依附于土地之上，所以他们必须向国家或贵族纳税交赋，并服兵役和劳役。《国语·楚语》记斗且说：“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公货”指楚王在公田上所征的赋税，“家货”是贵族在食邑和私田上所征的税。《左传·成公七年》记申公巫臣说：“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申、吕都是楚人在灭申、吕后所置的县，其县民当以野人为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司马
掩“书土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根据土地的级差和面积确定征赋的标准，这赋终归是由力耕土田的农夫——野人承担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这个千乘之“赋”，只能由野人担当。以上主要讲的是力耕县邑土田的野人承担赋税的情况。当然，掩“量入修赋”不仅仅指王田，很可能也包括贵族食邑和其他私有土地。
楚国贵族的食邑，其地望可考知的，都在楚人所灭之国中。楚人原住的睢山、荆山之间，则未闻有任何采邑存在。
楚国贵族的食邑计量单位不一，《楚史梼杌》称楚庄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户），”《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之子受封“寝丘四百户”，这是以“户”为计量单位；《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曾表示要把“书社地七百里”封赐给孔子，这里是以“里社”为计量单位。不过，以“户”为单位也好，以“里社”为单位也好，归根结底是要同土地的面积挂钩，原因是人户是随着土地封赠的。
约从春秋晚期开始，楚国贵族的食邑更多的是以土地面积单位“畛”或“顷”来计算。《战国策·楚策》：“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同书又说：“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田六百畛。”《楚辞·大招》：“田邑千畛，人阜昌只”，也是讲屈原宜居高位，受厚封。所谓“畛”，王逸注云：“田上道也。”此释甚当。《诗·周颂·载芟》：“徂隰徂畛”即可为证。一畛指一片田。《淮南子·道应训》：“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这是以顷来计算的。
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身为野人的农夫都被结合在里社之中，他们一旦沦落到被楚王任意封赐给贵族的境地，就对楚王有了确凿无疑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力耕的土地，已确凿无疑地成为王土了，所有权属于楚王，占有权属于贵族和里社，留给他们自己的仅剩使用权了[5]。但是，他们却是赋税的直接承担者。
楚国的野人，既是直接的生产者，又是主要的战斗力。文献记载表明，楚国的县民有应征从军的义务，他们一般编入楚国的左军或右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独自成军。《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秦、晋伐都。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这是说楚属县之师独成一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中，“陈、蔡、奔，楚右师溃”，说明陈、蔡两县之师被编为右军。同书还记载申、息两县之师为左军。随着楚国县制的推广，属县之师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公元前506年的吴、楚柏举之战，由于楚国未能及早征集北疆的属县之师阻击吴军，致使吴军长驱直入郢都。
在楚国的内乱中，属县之师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等发动推翻楚灵王的政变时，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由此可见，从春秋初期开始，隶属于县邑的野人已成为楚国兵役的重要承担者了[6]。
在楚国贵族的食邑中，以野人为主组成的军队，称“私卒”。贵族奉命出征，必有私卒从行。这私卒，也是食邑军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楚国最大的家族若敖氏，曾拥有“六卒”。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贵族息桓、子孟等都有私卒。
无论是隶属于县邑的野人，还是附着于食邑的野人，都有服劳役的义务。据有关学者研究，楚国的力役主要有军中之役、筑城之役、建宫殿台阁之役、通沟洫之役等[7]。《左传·庄公四年》记：“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据杜注孔疏云，除道为开辟道路，梁溠为在水架桥。说明楚军中有修路架桥的役夫。《左传·桓公十二年》记：“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杆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出中。”说明军中有采樵的役徒。除此之外，楚军中还有修造营房[8]、构筑工事[9]、运送粮饷[10]等役徒。
除了直接从事军中之役外，还有大批役夫在内地或边境筑城。终春秋战国之世，楚灭国六十余，自筑和夺取他国城邑共计280余座，仅《左传》记载的楚国筑城活动就达21次[11]。
楚国还有建宫室台阁之役。文献记载的楚宫室台阁有渚宫、细腰宫、兰台宫、洞庭宫、强台、匏居台、五仞台、层台、钓台、五乐台、九重台、章华台、乾溪台、荆台、渐台、小曲台、附社台、放鹰台、中天台、阳云台、云梦台、豫章台、高唐观、朝云馆、楚王池等[12]。《左传·昭公十九年》记沈尹戍说楚“宫室无量”，以致“民人日骇，劳役死转，忘寝与食”，看来并非危言耸听。
楚国十分重视水利事业，曾征调大批役夫从事“通沟洫”的工程。《淮南子·人间训》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文献记载楚大型水利工程除上述期思陂外，还有芍陂、无锡湖陂、申浦、木渠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曾对楚国的水利设施作了如此描述：“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楚国堪称发达的水利事业，一方面收到了“百姓飨其利”的效果[13]，另一方面又给楚国的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楚国征役的对象，基本上是力耕的野人。对此，文献屡有记载。《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楚、宋相持时，楚把军中的“耕者”遣返回国，杜注以为“此乃分兵归田之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沈尹戍坚决反对城郢，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只要“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所谓“三务”，杜预释为：“春、夏、秋之务。”其意为只要使民生息于郊野，不耽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季节，国家自然安全，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兴役筑城了。而狎于“野”的“民”，只能是力耕的野人。《国语·楚语》记楚国灵王筑章华之台，致使“年谷败焉”，这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征调的结果[14]。
最后看第三个特征。
《左传·成公二年》记：“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所谓“逮鳏”、“救乏”，无疑是针对有家室妇子之私者而言的，而这些人正是野人。《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洁奸匿，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宥孤寡”以上主要是针对有家室妇子之私，也即有独立经济生活的野人而言的。总之，这两次为征兵而实行的全面抚民政策，都是针对有家有室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的农民而制定的，他们最低限度也得具有农奴的资格[15]。又《左传·成公十三年》记楚子救郑，申叔时批评他是“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因为这是二月出师，必然会妨碍春耕，也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想，如果这些农民不是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者，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应是王家，而不是这些农民了，从而也就用不着申叔时来为民请命了[16]。《左传·庄公四年》记：“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荆尸”，旧解或以为是陈尸于荆地，或以为是军阵之名，都是无所据而云然。曾宪通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为依据，考定荆尸为楚历月名，楚历建寅，荆尸为正月[17]。其释甚确。晋国的随武子称赞楚国由于能做到“荆尸而举”，故收到了“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效果[18]。而受“荆尸而举”之益最大的当莫过于力耕且有着独立经济生活的野人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楚国力耕于县邑王国和贵族食邑的野人，基本上具备了农奴的三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楚国野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身分应是农奴。之所以说野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农奴而并非全部，是因为楚国野人除了农奴这个主体外，还有其他依附农民。
二、关于其他依附农民的身分
楚国农奴以外的其他依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和雇农。
自耕农的出现导源于小私有土地的产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楚国小私有土地有多方面来源，说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正方兴未艾，而这种土地的主人——自耕农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占有小块土地，自耕而食，世代相传，史籍中称之为“野人”、“鄙人”、“家人”[19]。《史记·楚世家》记：“楚灵王独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这“野人”，或许是在“山中”自耕的农夫。《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楚善射者陈音自称：“臣，楚之鄙人。”据《资治通鉴》所记，楚考烈王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灭鲁，迁鲁顷公于卞，为家人。”这种躬耕食力的自耕农，文献多有所载。如《庄子·天地篇》所记子贡南游于楚所见“汉阴丈人”，同书《则阳篇》所记公阅休，《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子路在陈、蔡间所见的荷篠丈人，《韩诗外传》所称楚庄王遣使聘请的北郭先生等，都属于这类自耕农。《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之子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类似的居于深山苦耕且难以果腹者，很可能也是拥有小块贫瘠土地的自耕农。《史记·楚世家》所记申叔时引鄙语云：“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这田主若不是正在自耕，也就不存在“夺之牛”了。《孟子·滕文公上》所记楚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他代表的就是小私有农民的利益，他的追随者“其徒数十人”，以及“负耒耜而自宋至滕”的“陈良之徒与其弟辛”，也都是自耕农。《管子·轻重》载，齐桓公“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这说明当时某些农民已能根据市场价格的导向调整其生产方向。如果这些农民不是自耕农，能有这么大的自由吗[20]？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还提到楚国有一些出身下层贵族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流落或隐居鄙野，过着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如《荀子·非相》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吕氏春秋·赞能》所记相同。孙叔敖即敖。氏是蚡冒的后代，是楚国一个既老且大的家族。孙叔敖之父贾曾任工正，主管工程。孙叔敖之兄艾猎曾任令尹，在沂地筑城时显示了卓越的才干[21]。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已主持兴建了大型的水利工程——期思陂[22]，出任令尹后也以规划工程和主管政务见长。凡此，都说明孙叔敖并非道地的“鄙人”，故《史记·循吏列传》说他是“楚之处士”。我认为，孙叔敖在期思“躬耕”的身分是自耕农性质的“鄙人”，其身世则属贵族性质的“处士”。《庄子·人间世》记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而歌。郭注引皇甫谧云：“接舆躬耕。”这个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身世大概同属“处士”，其身分也可以自耕农视之。《韩诗外传》记：“楚有士曰申鸣，治园以养父。”申鸣“治园”以养父，说明他非自耕农莫属。但《韩诗外传》同时又说他为“士”，可证其出身于下层贵族。总之，在楚国自耕农中间，确有一部分人出身于贵族，他们数量虽然不大，但曾一度成为楚国直接生产者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依附农民是指农民连同其附着的土地与领主之间的依附关系，而自耕农却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私有土地，为何还将其归之于依附农民？我以为，将自耕农视为依附农民，主要有两个理由：1.从西周以至战国，尽管存在小私有土地的事实，但这类土地在名义上或者在法律意义上仍然属于王有，此即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23]。2.楚国的兵赋普行于一切土田而无所豁免，而自耕农承担着出赋税、军役和劳役的义务，正好说明他们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
楚国还存在雇农。
《韩非子·外储说》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客也，畦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尽巧而正畦陌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之也。”自春秋以来，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事已屡见不鲜了。楚国虽缺少关于这方面的直接史料，但某些资料却能间接说明这个问题。《说苑·善说》记：“庄周谓魏文侯曰：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锡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庄周为楚人，他见到专为卖庸而设的“佣肆”，很可能是在楚国。近年出土的楚国铜器上常常有“铸客”的题铭，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铸客”就是官府所雇佣的民间个体手工业者或异国来楚的工匠。既然手工业中已存在“雇工”现象，想必楚国农业中也会有这种雇佣劳动者[24]。
春秋时期楚国有没有佃农，还很难肯定。有的学者认为大约在进入战国以后，随着封建领主的地主化，农奴逐渐转化为佃农[25]。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文献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确凿材料。因此，对楚国封建领主制何时向封建地主制转化，以及楚国原来的农奴是否逐渐转化为佃农，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在楚国的直接生产者中间，有没有奴隶身分的人呢？看来应当作肯定回答。不过，农业奴隶在楚国只不过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而已，而且限于畜牧业之中。如《左传·昭公七年》申无宇说的“马有圉，牛有牧”，这“圉”和“牧”，就是为王室和贵族经营畜牧业的奴隶。但总的来说，由于楚国贵族的室田不大，因而占有的奴隶也绝不会多。《左传·宣公十一年》记楚伐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被集中于夏州的俘虏，显然是从事农作的奴隶[26]。这种理解似可商榷。楚庄王经申叔时进谏，重新封陈，“乡取一人”，另建一州，虽然形式上与就地易国为县有异，但性质上并无多大不同。由“乡取一人”而另建的一个“州”，其州民的身分地位大概同县民没有多大差别，即他们都是力耕的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需要说明的是，据罗运环先生研究，“乡取一人焉以归”中的“一人”显然有误。按《周礼·地官·大司徒》，西周时天子的国都及四邻也只有六乡。《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就是三乡三遂。鲁亦三乡。春秋齐桓公时，管仲在齐施行“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改革措施，也只分国（乡区）为二十一乡。陈系小国，即使改革，也不会多到二十一乡。即使有二十一乡，按《周礼》乡制计算，一州为二千五百家，乡取一人岂能成州？要之，“一人”，当是“千人”之误。古文千字从人，其下之右加合文符号则为千人。而作“一人”者，可能西汉末年人将古文隶定为“今文”时所误[27]。我以为，此说言之成理。如乡取千人，这个州就不会很小了，当时的楚国是不会也不可能集中大批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
此外，居住在都邑的国人中也有极少数从事农作者，这类人虽然也属于直接生产者，但毕竟在直接生产者的整体结构中所占比例极小。
收稿日期：1996年6月19日
注释：
[1]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10月版。
[2]《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楚世家》。
[3]《左传·昭公十三年》。
[4][5][6]张正明：《春秋楚国庶人浅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7][14]吴永章：《楚役制初议》；《江汉论坛》，1983年第12期。
[8]《左传·宣公十五年》。
[9]《左传·哀公元年》。
[10]《左传·成公十六年》。
[11]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
[12]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
[13]《汉书·沟洫志》。
[15][16][19][20][24][25][26]郭仁成：《楚国经济史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版。
[17]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8]《左传·宣公十二年》。
[21]《左传·宣公十一年》。
[22]《淮南子·人间训》。
[23]《左传·昭公七年》。
[27]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