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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0453(2006)04—0001—03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这一整段文字中，没有使用过去使用的在收入分配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于是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很大反响，赞成拥护者有之，指责反对者亦有之。
那么，在分配中不提“效率优先”，是不是不要效率了呢？笔者以为效率本来并不属于分配问题。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农田和树木包围着的回龙观饭店开会，忽然接到一个文件，强调要重视社会经济效益，没有使用传统的“效率”两字。大家捉摸半天，领会的是讲效率有可能只强调多快不注意好省，改为效益包含着讲效率要有收益的意思。我为此还写了篇《提高经济效益的几条途径》，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列举的几条途径中都没有涉及到分配。后来大家又是把效率和效益混在一起使用了。后来提出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概括得更加简明和精确了。
根据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及其中内含技术参数的多寡，传统上认为主要靠效率增加就是集约(或内涵)型增长。提出增长方式转变之后，当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起来看是号召没有落实成实际。这个事情就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具体落实中遇到很多阻力，接受不了。我们到一些地方参加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在发展战略研究上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张引进外资要筛选，不能够引进落后的技术，要引进先进的技术，都提过这个意见，可是这个事情实行起来非常难。这个地方把污染的企业、落后的企业筛选了不要了，他跑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指标，你不要，别的地方要。所以落实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困难。
由于GDP增长是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而走高投入的外延型扩张是使GDP快速增长的最简捷途径。于是，我们虽自诩为成了“世界工厂”，然而却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世界工厂”。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以单位GDP产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以日本为1，则意大利为1.33，法国、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而我国却高达11.5。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但一些地方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在经济增长中重政绩轻效率的事例，不胜枚举。汽车工业本来是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改进增长方式的部门，可是我国的汽车业却走了与国外合资引进国外技术和国外品牌的路子，汽车工业发展虽然快，却是替洋人打工赚点加工费。狗年话狗，三条大狗、三条小狗外加几条野狗，得到的保护和呵护虽多，却成了贵妇人抱着的宠物狗，只怕连野狗都不够格。迟迟才拿到牌照的奇瑞和吉利，自主开发有了自己的专利，不需要支付巨额的专利费，自我设计有了自己的品牌，不受“同一品牌自我竞争”而不允许出品的约束，从而走上了一条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路。只不过现在的奇瑞和吉利规模尚小，从整个汽车工业来说还谈不上是通过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了效率，但毕竟是找到了一条提高效率的路子。
考察在经济增长中是否提高了效率，可以从产出和投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水平的有效性；可以从增强规模经济意识提高规模效率；可以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发挥现有技术潜力以提高效率；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可以通过生产流程创新来提高效率；可以通过产品功能创新来获取创新利润提高效率；可以通过企业制度创新和改进营销路子来提高效率；当然也可以像奇瑞和吉利那样靠创造自主品牌来提高效率。
那么，怎样看待过去倡导的在收入分配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呢？笔者当年也写过主张收入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文章，那是当年在分配中平均主义极其严重，是主要矛盾，为了拉开收入差距而提出的。后来情况变了，虽然全国人民的生活较过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日渐突出。1999年国家倡导扩大内需，可是收入差距拉大后，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倾向增长慢，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收入增长慢乃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他们的消费欲望虽然强，但没有能力消费。为此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抑制内需造成通缩的重要原因。2002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我用“举双手反对”的措辞反对第三次给公务员加薪。这些强调收入分配要重视社会公正的言论，正是为了缓解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的矛盾。我和与我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都不曾主张回到平均主义去，都不曾主张穷过渡，更不希望大家都饿肚子。还有腐败虽然与效率不相干，却是街谈巷议中群众最反对的社会分配不公。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外逃官员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50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并未外逃的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其数额更加惊人。为什么在讨论收入分配不公时，要将它们排除在外呢？对于这种逻辑只能埋怨我自己的愚蠢而弄不明白了。
据我亲自调查，不少地方的打工仔、打工妹，10多年来收入没有增长。也就是GDP增长虽然快，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600美元，然而这与占全国人口40％到50％的人不相干，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在有的地方，效率优先成为推行泰罗工作法和血汗工资制度的借口。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工会尚且出面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保护职工利益，甚至组织罢工。在我们国家里许多理应由工会出面来为工人争权利、讨公道的场合，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也是使我们纳闷的。其实，有没有将工资压到最低工资标准之下？有没有加了班不付给加班工资？有没有使用童工、包身工？矿山开发中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些都是要工会代表职工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行使职责监督落实，我对工会组织在维护职工权益中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还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还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相联系。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者群体的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强。所以，我们主张通过发展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创造城乡居民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来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智力水平，由此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讲效率。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是不值得骄傲的，也是长不了的。必须抓紧时间改变状况，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投入才是真正的讲效率。
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以“公平和发展”为主题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依据阿玛蒂亚·森提出功效和能力的思想，也就是越加注意公民的教育和健康的机会均等，越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就是更加重视公平，改变机会不均等的不公平状况，将有利于社会更快的发展。这也意味着，过去经济学界认为公平和效率有矛盾、相对立的观点，已经由公平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率提高的观点所取代。我当然同意世界银行报告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早在我的专著和论文中阐述过。
最后，还是要回到争论的主题上来。我赞成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新提法，对于某些人士强调的让富有者更富有，让贫困者更贫困的“效率”的主张表示坚持的反对。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是要求“均贫富”“穷过渡”；“努力缓解”并不是一下子就要求把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扭转过来。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因为让最广大群众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于原来强调的收入分配中效率优先，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变质为维护银行、电信、烟草等少数垄断产业和少数人的理论挡箭牌。在分配领域不再提效率优先，不是不要效率，而是把效率问题放到该讲的地方去讲。
把效率问题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也就是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而切实有效地加快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早在公元以前，中国思想界就有着对于社会美好境界的憧憬，这便是《礼记》在《礼运篇》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绘。虽然只有短短的108个字，却表达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关于社会政治理想境界的最高愿望。《礼记》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尊重)能，讲信修睦(和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养老)，壮有所用(事业)，幼有所长(抚育)。鳏(老男无妻)寡(老女无夫)孤(幼儿无父)独(老人无子)废疾(残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业)，女有归(婚姻不失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芷于已(财产不必私藏)。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为他人服务)。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争利)，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门不锁)，是谓大同。”
这个大同梦很能让人动心。也许正因为政治首先是动人心，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们不会不将自己的梦与这个古远的梦相联。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就是想实现这个梦。康有为的《大同书》，把108字的描述作了大量扩充，展开了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虽然它与当时的变法维新并无直接关系，而且也缺少系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但仍表明了他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在李炳炎的《共同富裕经济学》中，还对欧洲的从柏拉图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了介绍。也论述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这些思想都提出了共同的目标。我相信只要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便有条件、有力量在分配上更加注意公平。使目前困扰人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逐步解决，逐步缩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