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国古代的“九品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九品论文,古国论文,古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九品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以“九”为模式的文化源远流长，大量史料说明，“九品文化”发端于远古夏禹时代，“九州”的划分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使“九”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思想意识中。班固以九品叙录古人，陈群立九品官人法。“九品模式”开始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影响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政治等各个层面，形成了中国古代以“九”为大，以“九”为最的“九品文化”。
在中国古代，“九”无所不在。中古时代的“九品文化”，更显示了“九”的成功与辉煌。所谓“九品文化”，是指与九个等级的品位模式有关的和以这种“九品模式”为依拟、参照对象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追溯其历史的渊源，并揭示其特有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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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冰期的严冰融解之后，地球上洪水滔滔。梁启超《孔子改制考·创教篇》云：“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与此同步，在传说中的夏王朝，“九”便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九品文化”亦滥觞于此时。《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夏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天帝殛鲧用禹之后，又赐以九种治理天下的大法——“九畴”。《尚书·洪范》载：
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又《传》云：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
受此影响，在解决水患之后，大禹乃定天下为“九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①。大禹又用九州之长贡献的金属铸成九鼎，成为九州方圆和国家政权最高贵的象征以及禹卒之后几代君王的传国之宝。《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巨大无比，其规模居古今宝鼎之冠。《战国策·秦策上》：“昔周方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大禹将九州的土地质量和田赋数量分成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土地的等级依次是：雍、徐、青、豫、冀、兖、梁、荆、扬；田赋的等级依次是：冀、豫、荆、青、徐、雍、扬、梁、兖。《史记·夏本纪》承袭了《尚书·禹贡》的这一记载。例如：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
裴骃《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之语曰：“上上，第一。错，杂也，杂出第二之赋。”又曰：“九州之中为第五。”这是冀州的情况。再如：
黑水西河维雍州……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
裴骃《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之语曰：“田第一，赋第六，人功少。”这是雍州的情况，有关其它七州土地和田赋的记载方式也大致如此。
显而易见，大禹对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九州”，使“九”这个极数深入于先民的思想意识当中，此后一切有关“九”的文化现象莫不与之对应。而《尚书·禹贡》对九州土地和田赋的九等鉴别，奠定了九品品位的基本模式。
在宗周时代的礼乐文明的廊庑中，“九”的规模更趋壮大，它如阳春的甘霖，浇灌了社会生活的八方沃土，如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礼俗、艺术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在。如当时的官制有九个高级官职，称为“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和司空。“九卿”，又叫“九品”。《国语·周语中》：“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韦昭注：“九卿，九嫔也。九品，九卿。《周礼》：‘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群臣外朝时，树立九丛荆棘作为区分职位级别的标帜，称为“九棘”②；周天子还将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叫做“九服”③，又称“九畿”④。所有这些名目均体现了九等品位次序的排列。这说明大禹时代关于九州土地和田赋的品位鉴别，在周代已经转变为对以上层官吏为对象的人的品位区分。周代的“九”的殿堂是建立在夏文化的基石之上的。当历史巨人的步履迈入中古时代的门槛时，这一承袭关系便更充分地显示出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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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代表了“九品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对中古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该表居《汉书》八表之末，今人鲜有论及者。清人梁玉绳云：“班汉《人表》，创例也……其实褒贬进退，史官之职，始三皇以迄嬴秦，圣仁智愚，不胜指数。马迁既未能尽录，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⑤他肯定了班固的创造，认为他的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并弥补了《史记》的一个不足。梁氏的看法虽然中肯，但并不足以概括该表独特的价值。
《古今人表》将上古传说时代以至秦代的1954位人物分列于九品之中：上上品14人，上中品173人，上下品207人；中上品314人，中中品343人，中下品298人；下上品241人，下中品233人，下下品131人。上、中、下三品人物之和数分别为394、955和605。上品人数最少，中品人数最多，下品次之，九品之中，又以中中品之人数居首。
班固以上上品为圣人，上中品为仁人，上下品为智人，下下品为愚人，其余五品，置而不论。而所谓“圣”、“仁”、“智”、“愚”，皆属儒家观念。对此，他在《古今人表·序》中作了详细的说明。班固云：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
这段话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第一，班固作《古今人表》，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前引梁玉绳之语已发明此意。第二，班固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如钱大昕所云：“此表用彰儒学，有功名教，观其尊仲尼于上圣，颜、闵、思、孟子于大贤，弟子居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咸置中等，书首祖述夫子之言，《论语》中人物悉见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详列孔氏谱系，俨以统绪属之。孟坚具此特识，故卓然为史家之宗，不独文章雄跨百代而已。”⑥第三，班固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品位鉴定，也是从儒家的善恶观出发的。基于以上三点，《古今人表》以独特的形式对古代人物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品位鉴定，试图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立身行事、选拔人才提供有益的借鉴。它上承夏、周时代的“九品文化”，确立了中古时代甄别人才的基本模式——“九品模式”，并开启了九品官人法之先河。对此，东晋孙楚在《奏废九品为大小中正》一文中指出：
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九条，此盖记鬼录之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⑦。
所谓“九条”，即指《古今人表》的“九品模式”，而陈群则是九品中正制的创立者。《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又《通典》卷一四：“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方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220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尽管孙楚“鬼录次第”的评论不无贬意，但他揭示了《古今人表》对形成九品官人法的重要作用。他的目光是犀利的，尽管这一卓见被历史的烟尘掩盖了1000多年，而仍然熠耀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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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曾是盛行一时的选官大法。其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以九等第其高下，上诸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诸司徒，司徒再核实，然后付尚书选用。至隋代开皇年间（582-600年），此法才最后废除。作为“九品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一环，它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极其特殊的影响。当时有许多理论著作以其“九品模式”为批评构架和评论方法，并因之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著作涉及了诗歌、绘画、书法和棋艺等诸多领域，代表了“九品文化”的峰巅。
最早出现的是《棋品》。中古士林，围棋之风大盛，因而有《棋品》问世。第一部《棋品》为东晋人范汪所著。此书已亡，《世说新语》“政事”篇第17条和“方正”篇第42条刘孝标注存其两条佚文。其一曰：“（虞）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其二曰：“（江）与王恬等，棋第一品，（王）导第五品。”由此可知，该书对棋手的生平、棋艺和品位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选官制度的“九品模式”升华为文化批评的“九品模式”的过程中，范汪的《棋品》处于先导地位，为以后钟嵘等人提供了有益的撰述参照。《南齐书》卷三四《王谌传》：
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齐明帝将九品中正制完全套用到围棋上，所任用的“官吏”都是围棋界的高手。随着围棋术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棋手的品位意识越来越强，因而在南梁时期，又出现两部《棋品》。一为简文帝萧纲所著，共5卷⑧，一为柳恽等人所著。《南史》卷三八《柳恽传》：“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又同书卷四八《陆云公传》：“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由皇帝认可的权威人士撰定的《棋品》，具有官方规范的意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南朝棋手都重视品位，不入品者，意味着不入流。南齐时，琅邪人王抗第一品，会稽人夏赤松等二品⑨，江
第五品，为朝贵之最⑩。今日围棋的段位制即是由中古围棋的九品制演变而来的。
《书品》出现于《棋品》之后。第一部《书品》大约产生在晋宋之间。南齐王僧虔《论书》云：“亡从祖中书令珉书，笔力过于子敬。书旧品云：‘有四匹素绢，自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无误字。’”(11)“中书令珉”是东晋中书令王珉，“子敬”乃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世说新语·政事》刘孝标注引《珉别传》：“有才艺，善行书，……累迁侍中、中书令。”又引《晋阳秋》曰：“王献之为中书令，王珉代之，时人曰：‘大、小王令’。”据此，王僧虔所谓“书旧品”，必然出现于二王令之后，王僧虔之前。第二部《书品》为南梁庾肩吾所著。庾氏此书，详分九品，并加评语。其《序》云：“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为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12)《后序》又云：“今以九例，该此众贤，犹如玄圃积玉，炎洲聚桂，其中实相推谢，故有兹多品。”(13)第一品称为“书品论一”，即“上之上，录入张芝、钟繇、王羲之3人，其余8品格式相同，人数分别为5、9、15、15、18、19、15和22，共计121人。其“上之上”云：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庾氏比较了三位书法家的长短，对其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作了绝好的概括。文中引用羊欣之语以评王羲之，也很有参考价值。显然，研究中古书法艺术，《书品》是一部不可忽视的理论著作。
南梁时代，因受“九品模式”的影响而构建的另一部理论名著是钟嵘的《诗品》。《诗品·总论》云：
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为西汉刘歆所撰。钟氏将“《七略》裁士”与“九品论人”并举，则“九品论人”必指班固《古今人表》鉴别人物的“九品模式”。钟嵘有感于梁代文学批评界对前人及当代诗歌创作的看法和评价纷纭不一，因而采取了“九品论人”的模式，试图为古今诗人作出定评，并为当代诗坛提供一个“准的”。
《诗品》只有上、中、下三品，这是“九品模式”的变格。钟嵘认为“三品升降，差非定制”，见仁见智，因人而异，为避免僵化和失误，他就没有详分九品。《诗品》品评了由汉到梁的五言诗作者122人：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它既是一部诗歌理论杰作，也是一部中古时代的五言诗简史，其文化价值自不待言。从《诗品》可以看出，钟嵘的文学观是十分深刻的，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极为保守的门第观念。《梁书》卷四九《钟嵘传》：
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日不暇给，嵘乃言曰：“……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始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
他认为对这些“寒人”可以依其品位而授予相应的官职，但不宜使之入高品，更不宜因其在军中而给予特权，否则就会“滥清级”——造成等级的混乱。钟氏作如此说，其本意在于维护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但在《诗品》中，他并未给那些政治地位和家世门第较高的诗人以“特殊关照”，而是从他们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因此，尽管《诗品》对诗人的品位划分不尽妥当，它仍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九品模式”的又一部变格之作。此书本名《画品》，但宋朝人称之为《古画品录》。陈传席先生说：“宋人没有看到《画品》的全书，他们看到的只是《画品》残本，重新刊印后名为《古＜画品＞录》，即古代《画品》之录本。”(14)此说极是。南陈姚最著《续画品》以补谢氏之遗，若谢氏之书原名为《古画品录》，则姚氏之书绝不会以《续画品》为名。谢赫云：“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15)品评画家艺术地位的高下及其画作的优劣，这是他作《画品》的主要目的。该书将画家分列六品，人数依次为5、3、9、5、3、2，共计27人。姚最《续画品》品评了20位南朝画家，但不分品。对此，他解释说：“人数既少，不复区别。其优劣，可以意求也。”(16)不足九品的《画品》和不分品的《续画品》，作为“九品模式”的变格之作，具有与《棋品》、《书品》同样重要的文化意义。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勾勒出“九品文化’的大致轮廓。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文化现象很值得深味。本文以为“九品文化”之汇聚百川、源远流长，并在中国古代洪波迭起，涛澜重重，实与古代中国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和儒家思想给华夏民族造成的特殊的认同心理有关。盖自大禹定鼎，宗周克绍，“九品文化”已如曦微的晨光，初临神州。在若干世纪的物换星移之后，班固之《古今人表》以九品叙录古人，陈群因之以立九品官人之法。中古时期，以这一选官制度为中心，“九品模式”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力，正如汉代童谣所谓城中的高髻、京华的大眉，四方远近纷起而效之(17)。《诗品》等理论杰构便是自“外”向“内”刻意仿效的结晶。唐人王涯的一首《宫词》说：“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古代中国的文化人学得太象了！
成和败在于此。乐和悲也在于此。
注释：
①《尚书·禹贡》。
②《周礼·秋官·朝士》。
③④《周礼·夏官·职方氏》及《大司马》。
⑤⑥《古今人表考》卷一。
⑦《全晋文》卷六十。
⑧《南史》卷八《梁本纪》。
⑨⑩《南齐书》卷四六《萧惠基传》、卷三四《江传》。
(11)《全齐文》卷八。
(12)(13)《全梁文》卷六六。
(14)《六朝画论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02页。
(15)《画品·序》，《全齐文》卷二五。
(16)《续画品·序》、《全陈文》卷十二。
(17)《艺文类聚》卷四三引东汉章帝时童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