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穷的教育与“教育过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正处于一个更多地依靠知识、智力和技术而发展的时代，教育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部分。我国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已引起学者和决策者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在哀叹教育贫穷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教育过度”的现实。教育贫穷与“教育过度”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已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难题。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已察觉到教育具有经济价值。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强调教育、科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通过教育投资可以使人掌握技艺，陶冶情操，丰富人生，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产出。本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也非常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研究。他们发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的经济增长，在各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总有一个大小不等的不能为三要素解释的残差，这就是教育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用计算各级教育收益的方法得出，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相当于新增国民收入的33%；爱德华·F·丹尼森通过分解劳动投入的方法计算出1929——1969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29——1941年为33.1%，1941——1949年为18.8%，1948——1953年为15.4%，1953——1964年为17.1%，1964——1969年为25.5%。70年代，以世界银行教育局高级专家萨卡罗勃劳斯为代表，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次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热潮。萨卡罗勃劳斯在1973年发表的《教育的收益》一书中计算了数十个国家各级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其结论是：教育投资的收益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他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为10%左右，而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27%，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16%左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3%左右。进入80年代，许多研究人员就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更多样本的分析，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例如，鲍曼和安德森在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后指出：一国的人均GNP要达到300美元必须具有40%的成人文化普及率，要达到500美元以上则需要90%的成人文化普及率。惠勒、玛丽斯等的研究结论指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直接收益，更在于它能提高物质资本的收益率。
尽管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并非意味着教育可大大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表明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就可以自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如果教育的发展超过了国家财力，或教育本身的规模、结构、质量不为社会所需，那么教育不但难以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加大某些经济问题解决的难度，如人才流失、结构性失业、“文凭之灾”等等。
由此可见，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教育发展既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依托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单纯强调教育的超前发展是不切实际的。而那种只强调经济建设，忽视教育发展的做法也是肤浅的，是以牺牲长期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因此，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教育的规模、科类、层次、质量及发展速度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吻合。
二、贫穷的教育
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在一个经济落后、文化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在内的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后备力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我国是一个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但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世界教育报告》的1988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8.45%的学生，其中我国基础教育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1991年我国教育经费包括财政拨款和各种渠道筹资只有731.5亿元人民币，而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提供的资料表明，1990至1991年，美国各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408亿美元，用官方汇率折算，也是我国全部教育经费的1至4倍。我国用这样微薄的经费支撑了这么大的教育，而且使小学儿童入学率高达97.9%，普通高校在校生比1949年增长了18.7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办的教育确实是一个“贫穷的教育”。教育经费短缺已成为困扰我们办大教育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在GNP总额中应占比之间寻求“最佳匹配”的概念，认为人均GNP在300至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教育投资占GNP的最佳比例为4.2%，而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只有2.5%，显然与最佳比例还有很大的差距。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教育投资占GNP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6%，我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据权威部门的调查，1992年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的中小学人均公用经费出现负增长，占全国高校总数三分之一的中央部属院校的办学经费，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连续多年是负增长。根据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1993年10月28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数据，由于经费短缺，使得75%的中学和90%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15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修缮；同样是由于经费短缺，使得教育系统教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12个行业中长期徘徊在10位左右，199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2930元，教育系统为273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还是因为经费短缺，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竟然发生了拖欠教师工资的事。到1993年9月底统计，全国施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最高曾达14亿元，虽然经过清理，至今仍拖欠6亿多元。这种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数额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办的教育是一种贫穷的教育，贫穷的教育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多大“知识效应”的。
三、“教育过度”
教育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教育的需求是由收入和成本决定的，教育的供给是由公共部门的财力和个人财力来决定的。如果教育的贴现收入大于贴现成本，对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加，相反，当贴现收入小于贴现成本，对教育的需求就会减少。在我国，教育供给基本上是单一的政府财力支出，中小学尤其是。大学实行免费就学，个人教育成本支出很少；同时，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受过教育或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一般在收入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就职，未受过教育者只能在收入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谋生。因此，在我国个人教育的贴现收入远远大于个人教育的贴现成本。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让他们的孩子尽可能多地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最优决策。合乎理性的人都作出这样的决策，必然导致公众对教育需求的无限膨胀。面对无限膨胀的教育需求，政府出于各种压力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不得不提供尽可能的满足。结果，导致教育规模和教育结构脱离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盲目发展，出现了“教育过度”。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农业部门因收入太低而无力吸纳知识劳动者。所以，他们都挤在了现代工业部门寻找工作，但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这样，教育由于无限需求的刺激而迅猛发展，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大于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数目，结果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必定找不到工作，成为知识失业者。由于现代部门有限的就业机会，那么怀才不遇者只好屈身俯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从事的工作。这样，原来文盲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由小学毕业生来代替，原来小学毕业生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由中学毕业生来代替，而原来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现在被大学毕业生抢占了。甚至博士、硕士毕业生有时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教育过度”导致了知识失业，但反过来，知识失业也助长了教育的进一步盲目扩张。比如，在教育发展初期，失业者主要由文盲组成，为了免遭失业后的危险，父母把孩子送去上小学。这样小学教育的扩张使小学毕业的人失业率逐渐上升。为了防止失业，那些读完小学的人再继续读中学，造成中学教育扩张。待中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时，对大学教育需求就增加了。政府只得扩张大学教育，但必须同时扩张中、小学教育。可见就业的每一次恶化就要求扩张一次正规教育。由此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当某级教育作为一个终点变得越是无利可图，这级教育的需求扩张就越迅速，对政府扩张该级教育的投资所施加的压力也就越大。
“教育过度”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智力外流。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国际间的人才流动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国际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才流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人才流失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损失。从现实看，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根本变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国民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同发达国家的人才竞争中，几乎处于绝对的劣势，正常的国际人才双向流动必然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的单向人才流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外流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许多留学生学业完成后不能按期回国，国内许多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教授出国定居，这一现象已成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导致我国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才浪费，而人才浪费的主要根源在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由于没有为那些学有专长的人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相当普遍，结果使这些人在无法为国尽责效力的情况下奔走异国他乡，到其他地方开辟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才浪费现象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人留在国内而大脑迁移到国外，有人称之为“内在的智力外流”。具体地讲，就是国内科学家、医生、建筑师、大学教师等不去思考和研究我国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而热衷于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学术成就。比如，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和讲授与我国经济发展毫不相干和根本不存在的高深竞争经济学模型，而对我国目前面临的贫穷、失业、农村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毫无兴趣。
知识失业和智力外流这种“教育过度”的必然结果是造成我国资源配置不当，教育投资效率低下。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智力外流耗费了大量物质资源，使本来就投入不足的教育经费白白浪费，如果把这些资金用于别的方面，可能产生大得多的效益。
四、结论及政策思路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的教育投资体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贫穷的教育不会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知识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供给来源于单一的政府财力支出，由于教育需求的无限刺激，使教育脱离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盲目发展，出现“教育过度”，导致人、财、物的巨大浪费。贫穷的教育与“教育过度”，象两个幽灵游荡在我国的教育园地上，困扰着校长和教师，困扰着学生和家长，困扰着各级教育领导部门。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
1.稳定增加教育投资
稳定的、不断增长的教育投资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结合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为“贫穷的教育”指出了重要的出路：“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对于财政拨款的主渠道规定了两条硬指标：“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未达到49%”。“要提高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八五’期间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不低于15%”。只要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教育作出的战略性要求而努力奋斗，解决“贫穷的教育”问题可望实现。
2.改变教育体制以外的刺激，增加教育投入的个人支出
导致我国教育脱离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而盲目扩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教育投入基本上由国家财政部门支出。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增加教育投入的个人支出有助于缓和教育扩张的巨大压力。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有限。脱离国力水平盲目攀比发达国家，追求教育的人发展、大提高，是脱离实际的，不但办不到，还会破坏教育的发展，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政府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变教育体制以外的刺激纳入教育发展计划。这不仅是教育界领导的责任，而且是主持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财经部门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衷心希望各级政府的领导能用十四大“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宝剑，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方便和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对教育补贴的政策，这无疑是对教育事业发展的促进。但单一的国家财力支出，也会对教育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因为在国家对教育补贴时，由于穷人比富人受教育的程度低，受教育的机会少。因此，高收入家庭从政府的教育补贴中得到的好处比穷困家庭更多。所以，由私人来负担一部分教育费用不仅有利于减轻教育盲目扩张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坚持收入分配公平的原则。增加教育经费的个人投入有两个可行性方案：一是通过学生缴纳学费和教材费等办法推行教育成本回收机制；二是在高等学校中推行学生信贷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