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城论文,述评论文,个案论文,民国论文,华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6)03-0054-09 在众多关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历史研究中①，没有不提到南、北新华街的，但大多只是将其认作众多街道改造中的一条而已，未作考察。也应该注意到，新华街的开辟，并不是孤立的一条马路的改造，它的规划与贯通，牵连出了一个新的街区体系。这个新的街区体系体现了新生民国的京师管理群体对于北京城的新的追求目标。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街区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以至消失在今天的城市记忆中。但其实践在北京城市史中仍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拟对这一民国北京城改造的个案进行一次初步的考察与阐述。 一 新华街的开辟 清朝末年，朝廷执政力全面衰微，京城管理弛懈，城市环境脏乱破败。庚子(1900年)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城市遭受进一步破坏。“庚子之乱”过后，朝廷推行“新政”，整顿北京城市环境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清末对京城的整顿不可能根本改变北京城的空间属性，近代北京城的巨变，是随着清室退位与民国的建立开始的。 由于帝制退出历史，北京城的皇权主题霎时失去支撑而消解，在城市结构中，皇城紫禁城虽然居于中央，但已经黯然失色。面对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精神真空”的城市，民国北京城的管理者，急于要在古城中树立新时代的“共和”精神。 总统府自然是京城新的核心(中南海取代紫禁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的陆军总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决定将总统府设在中南海的海晏堂，更名为居仁堂②，并将南海南缘的宝月楼改造为门楼，对外开门，取名新华门，新华门前街道更名为府前街(长安街)。“新华”这个词犹如新生民国的宣言，表达着中国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因为新华门是总统府的大门，所以，它不仅在名称上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在城区位置上，也成为感知新的北京城空间结构乃至空间性的起点。在总统府的西北近邻设立国务院③，在总统府的西南方不远处设立议会大楼④。这个地带在几年内便成为民国北京城的政治核心区，而新华门正是这个核心区的一个亮点，或者说，一个基点。 当时北京城的规划者们不会满足于仅仅把宝月楼改成新华门而已，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孤立的门楼，在它的四面，应该进行延伸性规划，使这座共和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具有更大的空间统率力。新华门的北面(里面)是总统府，是新华门的背景。新华门的东、西两面已经打开了长安街，它正逐渐成为横贯京城中心区的新兴大道。问题是南面，南面原有回回营、清真寺(1915年拆毁)和一片贫穷不整的居民区，另有一条肮脏的排水沟，称为化石桥大沟。在景观中，这与总统府壮观的大门很不协调。 于是在民国初年，便提出了这样一系列计划：在新华门的南部，拆除清真寺，修建临街高墙，盖平排水沟，开辟新的城门洞，改造南城区，并以一条新辟的宽阔街道贯穿这一改造区。这条新开辟的街道就是新华街。 在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编纂的《京都市政汇览》(以下简称“汇览”)中记录了这件事： 京师面积宽广，街路延长，兼之历朝建都，禁城环拱，陛枑森严，地本辽远，有此格禁，动须绕道，尤致不便也。矧值兹交通发展，户口增繁之际，又岂能不亟图便利公所。于是遴派测绘专科人员从事勘测，由西长安牌楼之南，经板桥簾子胡同后细瓦厂半壁街等处，通过化石桥城墙及护城河，再南经琉璃厂砂土园臧家桥等处，直达骡马市大街之虎坊桥，拟定辟为交通城南北之干路，并为将来电车路线。城以内一段名北新华街，城以南一段名南新华街。其化石桥城垣拟即拆通，并造铁筋混凝土天桥跨于京汉路及护城河之上。⑤ 这段文字写于1918年，介绍了修建新华街的缘起、方案。但这一计划是在1914年提出的。1914年6月23日，朱启钤向袁世凯提交《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提到拆除前门月城，“另于西城根化石桥附近，添辟城洞一处，加造桥梁以缩短城内外之交通”。开辟城洞，自然要接着修建街道。查1913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中华民国”二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制)所规划的南北新华街一线，即“由西长安牌楼之南，经板桥簾子胡同后细瓦厂半壁街等处，通过化石桥城墙及护城河，再南经琉璃厂砂土园臧家桥等处，直达骡马市大街之虎坊桥”，大多为胡同居民区，开辟干道，需要拆除不少街巷。由此可见此项规划有很大的开创性，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一项重大举措(见图1)。
图1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局部) (中华民国二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制，虚线为笔者所标新华街规划线路) 按在化石桥南北，本有一条南北向穿城墙而过的沟渠，称化石桥大沟。在这幅地图上，化石桥以北尚有沟渠，而化石桥以南，即城墙南面的琉璃厂一带，残存的沟渠已然消失，据胡金兆在《百年琉璃厂》一书中的回忆：“琉璃厂的这条河沟的改明为暗成为路却比较早，大概清末就进行了。东、西琉璃厂之间的那座小桥也早已失存，有记载说被埋入了地下。从虎坊桥到琉璃厂再往北成为一条道路，为修这条道路并尽量取直，还削减了原来依河道而建突出到河边的一些建筑。但这条路只通到护城河边戛然而止，因为有河与城墙拦路。”⑥ 大致在1918年，新华街告竣，南新华街的线路大体依照规划，而北新华街则为省工，避免过多对街巷的拆迁，是完全沿着旧有沟渠的线路，填沟而成，并未裁弯取直，所以在北端形成曲线。南、北新华街尽管竣工，但因此时城门洞并没有如期打开，南、北新华街还不能贯通。关于门洞为何没有按计划开通，陈宗蕃是这样记的：“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辟一门曰和平。民国二、三年间，当事者即献斯议于袁项城，以为苟辟此门，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可以谋市廛之繁盛，宜名曰新华，项城韪之。兴工有日，而前门外诸富商，惧斯门果辟，则行人出于他途，市廛必且南徙，乃浼有力者以风水之说进，谓斯门苟辟，将不利于国家，且亦不利于总统。项城惑之，乃寝其议。于是南新华街、北新华街之名虽定，而城垣内外，相距七八里，不能相联。”⑦ 二 新华街的特殊地位以及与香厂模范区的关系 虽然城门洞(即后来的和平门)没有如期开通，不过，这条新华街的出现已具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主要有下列几点： 1.名称。将此新街道命名为新华街，显然是要与新华门相呼应，或者说，从名称上建立与总统府的联系性，以彰显这条新街的与众不同。它像总统府的大门一样，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新华”这个名字，除用于新华门、新华街，还一度拟用于新开的城门洞。1926-1927年间，南、北新华街之间的城墙终于被打开豁口，建拱券门洞，成为一座新城门。此门虽在规划时拟称“新华门”，但在开辟之际，为避免与总统府的新华门重名，便改称“和平门”。值得注意的是，“新华”一名在这个区域大范围使用，显然是要彰显这一片街区的新气象⑧。 2.新华街除了靠近总统府，还接近在新华门对面偏东一些的京师市政公所，市政公所正是新的城市管理中心。在上引《汇览》的说明中，有“便利公所”一语。查“公所”一词在《汇览》中均指京师市政公所。新华街的开辟的确靠近市政公所，这一个便利，即有实际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在两个层面上，都加强了新华街的地位。新华街虽然不似全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那样拥有深厚的传统，也不够繁华，但由于政治上的空间关系(在新华街北口一带，北面是新华门，南面是市政公所，在路口的西部不远处，还有财政部和交通部，均在长安街路北)，其起点之高，不言自明。何况，新的“配套”规划也在进行。《汇览》里说，它将成为一条“干路”。北京城里有“干路”多条，且在古城中历史悠久，但新华街这一条干路却是新规划出来的。 3.“配套”规划工程之一，在新华街的南口地带，设计了全新的“香厂示范区”。关于香厂地区，《汇览》里面是这样说的： 旧日都市沿袭既久，阛阓骈繁，多历年所。而欲开辟市区以为全市模范，改作匪易，整理亦难。则惟有选择相当之地，以资拓展。使马路错综，若何建筑市房，建造若何规定，以及市肆物品、公共卫生，无不力求完备。垂示模型，俾市民观感，仿是程式，渐次推行，不数年间，得使首都气象有整齐划一之观。市闼规模具振刷日新之象，亦觇国之要务，岂仅昭美观瞻已也。矧京师市面，当元、二年间，日渐衰敝，公所因之亦觉模范市区难置缓图。当查香厂地面，虽偏处西南，而自前朝之季，已为新正游观之区。一时士女骈集，较之厂甸或且过之。是可验位置之适宜，人心之趋向。遂于民国三年，悉心计划，着手进行。计南抵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西达虎坊路，东尽留学路。区为十四路，经纬纵横，各建马路，络绎兴修，以利交通。其区内旧有街道尚未整理者，则分年庚继行之。路旁基地，编列号次，招商租领。凡有建筑，规定年限，限制程式，以示美观。⑨ 对于将要规划建设的香厂地区，市政公所有着很高的期待，如“全市模范”，“力求完备”，“垂示模型”，“有整齐划一之观”，“具振刷日新之象”等等。 香厂规划与新华街规划大体同时推出，很可能有相互呼应的主观意图。而客观上两者地理接近，待建成之后，在城市实践活动中，也会使人产生整体交联的感觉。例如陈宗蕃在十余年后回顾和平门时，便称：“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辟一门曰和平。民国二、三年间，当事者即献斯议于袁项城，以为苟辟此门，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可以谋市廛之繁盛，宜名曰新华，项城韪之。”⑩穿越和平门的正是新华街。陈宗蕃言中之意，打开和平门洞，以新华街沟通总统新华门与香厂地区，是“当事者”脑中便有的计划。是否果然如此，尚待考核。但不管当时有没有这样的统一规划，在陈宗蕃这里，新华街已然被认作“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了。此处陈宗蕃的感觉代表了实际生活中新华街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感受到了总统府、新华街、香厂三者的联系。本文欲论证“新华街牵连出了一个新的街区体系”，这是一条重要材料。这个新的街区，不是行政街区，而是感知与行为的街区。 街道的基本功能是通道，但某些街道，或因位置关系，或因街道内机构特点，而具有一种空间引导轴心的意义。新华街当然不是全城的轴心，但无疑是当时城市西部的重要轴心，它连接着两个最重要的具有全新功能的城市区位，一个是最高行政区，一个是全市模范区。 香厂的重要性不容小觑。香厂地区是民国初年京师改造的一个重点，“悉心计划，着手进行”，经过5年时间，至1918年便初步建成(值得注意的是，新华街也是在这一年告竣，两个计划是同时提出，同时告竣，在市政公所的桌案上，这两项计划不可能完全隔离)。其建设工程包括改建道路、疏浚沟渠、招租土地、振兴商业，加设现代设施如安装电话、设立交通警亭，特别是在中心区修建了东方饭店和新世界两座新式大厦，最终将一个肮脏、衰败的旧街区打造成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市区。 从当时的报刊的报道上可以感受到香厂地区当时的繁荣热闹。 1918年4月，新世界商场开业之初，便邀请外国杂技艺人前来演出。《晨钟报》1918年4月5日刊登《新世界演新艺术》一文，报道曰：“新世界请欧洲独一无二艺术大家克浪配君与美丽夫人合演惊人绝技，如平步刀梯、巧过刀桥、长针刺身。最新之催眠术、身上发火吸烟、玻璃屑上裸体柔术、三双台上大献身手、小犬演戏、离奇幻术等技艺。诚游戏场中特别异彩，自星期二起演一星期(即由旧历三月初六日起)每日四点起五点止，夜九点起十点止，门票照常不另加。” “新世界刻特聘外洋新到美女、著名大跳舞家来华。闻美女在欧美各大剧场献技时，每一登台彩声雷动。该场特聘起献技三天，门票照常，不另加价(自礼拜五即阳历五月三日、阴历三月二十二日至礼拜日止，日夜准演，日六时起七时止，夜十一时起十二时止)。”这是《晨钟报》，1918年5月2日的报道。 外国艺人接连来这里演出，足见这个新市区的“摩登”程度。当然香厂也有中国的艺术家到这里“添演新剧”。 在服务业方面，餐厅、茶馆众多，新式“番菜”(西餐)、咖啡厅也接连开业。东方饭店为新式大型饭店，其广告称：“京都番菜馆、旅馆、饭店林立，而求其可以适口，可以宴宾，可以栖息者甚少。故本饭店莫不精益求精，以免贻外人嘲本主人瑕隙于此。不惜巨资自建洋楼改良一番，陈设完备亦可宴会，亦宜小酌。现将大菜一部先行开幕矣。旅客造就再行通告。非敢谓挽回权利，不过藉补我华商之憾耳！价目：晨八点至十点，早茶菜五碟外加面包、咖啡，每客大洋七角五分。十一点半至二点钟，午餐菜大小九种，外加面包、咖啡、鲜果，每客大洋一元正。晚六点至十点钟，大餐菜大小十九种，外加面包、咖啡、鲜果，每客大洋一元五角。晚十点后，特备便菜四色，外加面包，每客大洋七角五分。宴会菜面议，酒价格外从廉。电话南局楼上二九八八，楼下二九八九，公事房二九九六。”(11)如此经营方式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可谓是新天新地。追求新颖，跟随时代潮流，正是新的民国城市的改造、规划者们所期望的。 香厂之繁荣和影响力增长之快，以至被陈独秀选为向北京民众散发革命传单的地方。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登上新世界大楼，向民众抛撒《北京市民宣言》，因此被捕，被营救出狱后，由李大钊护送离开北京。这件事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12)。 香厂新区的繁华，必然调动起四方大街小巷的人流与活力。而在这些街巷中，新华街是北面最重要的干道。香厂地位的提升，无疑增强了南新华街的地位，二者的关联性也愈加明显，所以陈宗蕃说新华街“南则直达香厂”。如果孤立地看香厂，它只是一个新型商业区，但因为与新华街的衔接关系，又成为带活新华街的一个重量级的城市单元。街道与城市单元相连接，形成高一级的城市单元。对于新华街来说，“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足够显赫了。 在20世纪20年代初编纂的《北京便览》中，也表达出香厂发展与新华街的连带关系。当时和平门未辟，但南城已有新气象，“惟新世界与城南游艺场，特在香厂一带，是处係新辟马路，起琉璃厂、厂甸，而达虎坊桥。南北干路为万明路，东西干路为香厂路。道路纵横，车马便捷。将来与府右街直接贯通，商市必更蒸蒸日上也。”(13)所谓“将来与府右街直接贯通”，说的就是将来城门洞开辟，南、北新华街贯通，而直达府右街一带。如此向内城的大幅度贯通，香厂的商市就会“更蒸蒸日上也”。关于新华街与府右街的关系，《北京便览》也有交代：“若新辟之府右街，北起皇城内西安门大街，南越西长安街，直接北新华街。将来化石桥畔新门既辟，使皇城与内外城，衔接一气，其便利当何如也。”(14)府右街乃皇城西部新开道路，其与新华街连接，又将使原皇城区域与内外城“衔接一气”，这一前景令人充满期待。“化石桥畔新门”，指的就是和平门。和平门最终在1926年被开出建成，周作人记道：“两三年来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门终于完工了……从厂甸往府右街，不须由宣武门去绕，的确是很便利了。”(15)
图2 《京都市内外城重要街市及水平石标地点图》(局部) (说明：王亚男(2008)书中第67页附有一幅北平市工务局第二科制的《北平内外城重要街市及水平石地标图》，该图自标绘制时间为民国一十九年十二月。按从图中内容来看，该图显然是照抄《汇览》中的《京都市内外城重要街市及水平石标地点图》，仅将地名做了必要更新，如“中央公园”改“中山公园”，“禁城”改“故宫博物院”等等。该图中新华街的画法与《汇览》中图一样。) 4.“配套”规划之二，即在南新华街修建有轨电车线路。这一配套计划在《汇览》中已经说明，是在初期规划时就已经想好的事情，并果然于1930年实现通车。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前三门内外大街本是沟通内外城的最重要的干道，均匀地分布在东、中、西三个方位。但在有轨电车规划时，西边的宣武门外大街却没有计划铺设电车线路，它的有轨电车“待遇”被刚刚打通的新华街拿走了。可见，以新华街取代宣武门大街成为西部的南北干道是规划者们早有的打算，说明规划者们对于新华街的定位之高。新华街有如此高的定位，能够想到的理由只有它对应新华门，且“便利公所”。 1917年，在南新华街东侧还修建了海王村公园，这是京城第一个街头公园，所谓“厂甸”即泛指海王村公园一带，是琉璃厂文化区的核心。若不是1928年首都南迁，在新华街上势必还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5.新华街在理念中的特别地位。新华街的定位很高，是以一种规划思想为基础的。把思想变为现实，是规划者们急切的愿望。这一愿望先一步被表达在了地图上。在京师市政公所主持的一项用科学新法绘制的准确的北京城市地图上，我们看到了对新华街的先于事实的一种“存在”。 在《汇览》后面附有《京都市内外城重要街市及水平石标地点图》，在这份1918年或很可能更早绘制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虽然“新华街与门洞计划”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工(门洞是1926年才开通的)，但图上居然画出了计划完成的样子：门洞已经打开，新华街已经畅通，不但畅通，南北新华街还是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见图2)。如果说，新华街在这个时候已经修好，但它绝不是正南正北的。至少，把和平门画成打通的样子，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看来，在新华街这个地方，这份地图画的不是事实，而是计划，是期待。或者说，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理念的事实。这幅地图暴露出规划者们对于新华街的强烈期待，也宣示了新华街计划的不容置疑。 图2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北新华街与长安街交汇的路口，以及南新华街与虎坊路交汇的路口，都被画为折角状，这是整幅图中其他十字路口所不见的，这个特别形状显示出这两个交点的特殊性，即新华街的独特性(在香厂规划中，有在街角建设小型公园绿地的设计，图上所画的路口折角，或许与此有关)。 三 短暂繁荣后的衰落 不难看出，新华街在民国初年的城市改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国之初，“共和”、“市政”意识流行社会，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市建设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继承清末新政，整修城区的脏乱面貌，主要是整修街道、疏浚沟渠。另一方面，改造旧皇都格局的弊端，建设具有近代气息的建筑物、街区，开辟公共空间，工作包括打开城墙豁口，拆除瓮城、建立模范新区、开辟市民公园等。 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庞大严谨的旧城格局，不可能有整体性的城市改造规划，新意只能在某些局部街区出现(16)。民国初期的北京城，主要有两个突破区，即具有明显新气象的发展街区，一个是王府井与东长安街，另一个就是新华街南北，但两区的性质又有所不同。王府井与东长安街的发展，受到使馆区的直接影响、带动，外国人员、资本、商品起到关键作用(17)，且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具有较多的经验价值。而新华街南北地区的规划建设，尽管有明显的学习西方的内容，有些建筑也是洋人所设计(18)，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规划，是市政府有计划、有目的的努力的结果，具有较多的探索意义。 不过，正是因为新华街南北的发展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当这种努力丧失之后，其发展便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以致停滞，甚至衰退。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并改名北平。这个改变，令北平没有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撑，城市人口成分发生变动，消费形式出现转变，新华街北面不再是总统府，南面的香厂示范区迅速衰落，新华街的重要地位随之下跌。10来年后，有轨电车在南新华街停驶，线路自虎坊桥改道菜市口，宣武门大街重新成为外城西区的首位南北干道。南城交通格局又出现以前三门大道为主干的局面。 关于香厂地区的衰落，鱼跃在专门研究香厂新市区的论文中提出这样的认识：在1928年政府南迁之后，大量的公务人员也随之离开北京。洋行和商会的办事机构也迁往南京，城市中产阶层亦随之减少，市民大众的消费能力总体减弱，影响北京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尤其以西洋货品和娱乐为特色的香厂新市区逐渐萧条，以致新世界商场歇业。香厂新世界商场是新市区发展的风向标，新世界商场的歇业也反映了香厂地区商业发展的走势(19)。董玥认为，香厂娱乐形式的社会对位，是要带动北京市民的现代绅士化，这种现代绅士化与传统文人的品茶吟诗不同，“而是要提供新鲜刺激的娱乐。甘博描述它们是‘西方引进的全新娱乐……是北京的科尼岛……高度商业化的企业提供的中西合璧的典型的中等娱乐’。”(20)这样的“中等娱乐”，在低下阶层人口日增的南城，越来越失去社会基础。 至于新华街的最后结局，南、北两段新华街的情形有所不同。南新华街因为曾有电车线路，成了大马路。而北新华街因南边的城墙堵塞，一直没有机会发展，虽然1926年城门正式开辟，但一年多后首都即南迁，新华门政治地位跌落，北新华街的发展随之停滞，仅遗为一条小马路。南新华街虽出现大马路的格局，但1928年首都南迁后，也无新的发展。 四 几点认识 总结新华街的开辟以及香厂地区的改造，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民国初期北京城的发展，主要受到三种力量的推动，一是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二是乘庚子余威的洋人势力，三是新兴的民间资本。本文所讨论的是第一种力量推动城市发展的计划案例。这一计划所反映的城市改造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改变内城、外城的不平衡状况。北京内、外城的不平衡，主要是清朝旗民分治政策造成的。旗人住内城，其他人住外城，两城区的居民成分、机构设置、社会特征均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内城建设优于外城。可以看出，民国初期欲改变外城落后的局面，令内外城平衡发展，加强城市的整体性，这些都是城市改造的重要目标。而打通贯穿内外城的新华街，发展南城示范区，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21)。 京都市政公所下设附属机关若干，包括：一、工巡捐局，二、测绘专科，三、京都市仁民医院，四、京师传染病医院，五、京都市营造局，六、城南公园事务所，七、海王部公园事务所，八、京都市工商业改进会事务所，九、材料厂，十、工程队(22)。在这十个附属机关中，除全城市政一般性工作外，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市仁民医院、城南公园事务所、海王邨公园事务所这三个部门都是专署南城新建设施，这也反映出市政公所对南城发展工作的特殊重视(23)。在民国初年，发展南城的想法已然广入人心，例如《北京便览》就是这样展望的：“城之南半，旷土居多……迩来市政发达，实业振兴，工厂农场，将集注南半城一带，苍莽平原，当为利源发展地矣。”(24) 不过，新华街的开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开发南城，还有在结构上改造北京城、建立新的空间秩序的设想。新华街被定为一条新的“干道”，干道具有空间结构统率功能。新华街乃是与新生政治权威相结合的设计，是新的北京城权力空间的重要延伸部分，在其延伸的南端开发香厂模范区，也是新权力树立威望的手段。总统府、新华门、府右街、新华街、和平门、香厂，在人们的感知中，连接而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城市空间系统。这一空间系统在原北京城空间结构中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说新华街的开辟具有创意，理由也在这里。 民国初年，北京城区有四个地方的商业活动已然相当活跃、繁荣，即前门外、王府井、西单、鼓楼南大街，它们的分布也算均衡。那么，市政公所为何还要开辟自长安街通向虎坊桥一带的新华街，并在虎坊桥规划建设香厂新区？新华街与香厂的规划，主要不是商业的考量，而是新时代、新市政的展现，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意义。 如果就平衡内外城、开辟新的城市空间这两大目标来评价新华街计划的实践，却基本上是失败的。开发南城这件事沦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已略见上文。而在创立城市新空间结构这一项上，则另有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北京城原有的空间结构太完美、太严谨，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新华街计划挑战的直接对象是城市街道系统，而北京城原有的街道系统几乎没有留下可以再辟新线路的空间。城市结构的对称性，更是一种限定，任何试图打破这种对称性的努力都将受到一种“对称性认同”的行为习惯的排斥，即人们习惯于将对称结构的节点理解为一个个的重心，它们在客观上也是最方便的地点，因此具有行为上的聚集力。例如北京主要的传统市场有鼓楼、东四、西四、东单、西单、前门大街(25)，它们无一例外都分布在对称结构的节点上。而传统政治中心，以中轴线为代表，更是居于城市空间结构的中央。 民国初年在北京建设的政治中心偏于西部，没有获取城市传统空间结构的支持，凭借的只是人为的硬性安置，这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全体市民对于城市结构的根深蒂固的理解，更何况，新华门一带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从景观上体现最高政治空间的形象。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集结场所还是传统的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对比之下，1949年以后的北京城改造，合理地继承利用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在不打破对称性结构的前提下，仍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建设政治中心，同时延长原有的长安街，继续发展东西向的对称格局，这一改造是成功的。 不过，在总结1949年以后的经验中，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东西向沟通与流动的强化，使北京城南北向的关系出现了失衡，长期以来南城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这又让我们回想到当年新华街与香厂的案例。要发展北京的南城，有必要加强南北城的充分交流，而怎样才能真正地推动这个交流，新华街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修建了“干道”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职能设施的改善、居民成分的协调、服务水平的提升等等。当南北交流充分发展起来时候，北京南城的空间潜力将进一步发挥，城市将出现更加高效与繁荣的局面。 ①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袁熹：《北京城市发展史》(近代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②关于北洋总统府地点的设立，熟悉其详情的陈宗蕃有简明的记述：“民国初元，袁项城任总统，即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署迁居西苑，于是而有总统府之称。时项城办公之室，在居仁堂，而以怀仁堂为延见外宾，举行典礼之所。秘书长办公室，则在丰泽园之崇雅堂。黎黄陂卸湖北督军职入京，就副总统任，项城饰瀛台以居之，是为总统府最盛时代。民国八年，徐东海入任总统，以曾为清室重臣，不敢僭居宫禁，乃与国务院互易其地，于是以春耦斋为总理之办公室，崇雅殿各处，均为院属各局办公之所。黄陂再起，乃复迁回。十二年国民军入京，曹总统被幽于延庆楼。段合肥执政，仍于陆军部旧署治事，于是而新华门以内，气象稍稍衰矣。十五年，班禅来京，居于瀛台。十六年，张作霖就大元帅之职，复居西苑。十七年，国军入都，乃改为公园。”参见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③在中南海西北部，原为摄政王府。 ④1912年4月开始，北京临时政府即开始筹建国会建筑，选定清末作为资政院使用的法律学堂作参议院，基本上是利用旧建筑。当时，法律学堂东侧(即南沟沿路东、象房桥北的旧皇宫象房址)为度支部于宣统元年奏办、同年九月开学的财政学堂，被选定为众议院基址。后来，众议院东侧的胡同因此改名为“众议院夹道”，两院前的街道改名为“国会街”，沿用至今。参见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⑤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第5章第3节“开辟西城南北新华街及城洞”，(北京)京华印书局，1919年，第102—103页。 ⑥胡金兆：《百年琉璃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⑦陈宗蕃：《燕都丛考》，第18—19页。 ⑧关于和平门在规划初期的命名，在陈宗蕃的《燕都丛考》中有所披露：“民国二、三年间，当事者即献斯议于袁项城，以为苟辟此门，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可以谋市廛之繁盛，宜名曰新华。”(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页)注意最后“宜名曰新华”一语，说的就是最初设想的城门洞的名字。关于此事，大多著述中未曾留意。我怀疑，南、北新华街的名字正是根据规划的城门洞的名字得来的。在1925-1926年间，即城门洞开辟之际，为避免与已有的总统府新华门重名，已改称和平门。后来，张作霖入京，将和平门改为兴华门，北伐之后，又恢复和平门的名称。参见《燕都丛考》第一编第二章“城池”。 ⑨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第104页。 ⑩陈宗蕃：《燕都丛考》，第18—19页。 (11)《北京香厂东方饭店广告》，《晨钟报》1918年3月日。以上《晨钟报》资料均转引自鱼跃：《北京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香厂新市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参见周子信：《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的几种说法》，《党史文汇》2006年第3期。 (13)姚祝萱：《北京便览》上编卷2，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9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14)姚祝萱：《北京便览》上编卷2，第37页。 (15)周作人：《和平门》，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页。 (16)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在内、外城各划定一个区域作为市区试点，作为模范区。“1.内城自宣武门起，往东循城垣折至户部街，迤东至御河桥一带保卫界止，又由宣武门大街往北至西单牌楼，复迤东沿西长安街至西长安门，迤南循皇城达正阳门止。2.外城由西珠市口起，往西至虎坊桥，往南循龙须沟，往东由铺陈市南口至北口止。”(《京都市政汇览》，第246页)北京城内城，既有紫禁城，又有众多王府，且市廛稠密，不宜作为改造试点区，而城市南部，特别是外城，较为空旷，便于规划新的街区。可以看出，第一个试点区包括了北新华街，第二个试点区就是香厂一带。第一个区，仅为计划，实际建设不多。第二个区，即香厂区，初步建设成型。 (17)“王府井商区由于毗邻使馆区，本身又是西方和日本势力在北京的副产物，所以很多店主都是外国人，几乎所有的店面都卖洋货。1907年法国人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建成北京饭店，原本规模不大，到1917年扩建成了一座七层楼高的法式建筑。1915年，洛克菲勒家族买下了位于北京饭店街北的豫王府，建成协和医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迁入王府井的外国商家中，有7家英国公司、3家美国公司，还有德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的公司。”转引自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第151页。当年一位中国游客对于王府井的印象是：“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借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全是些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到夏天她们都是袒胸露背，在马路上挤来挤去，实在有点那个。”参见孟起：《蹓跶》，《宇宙风》23(1936年8月16日)，转引自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第161页。 (18)例如新世界商场便是由英商通和洋行承建，由建筑师麦凯设计的。 (19)鱼跃：《北京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香厂新市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5页。 (20)董现：《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第207页。 (21)为加强内、外城之间的联系，市政公所也改造了正阳门。喜仁龙评价说：正阳门的改造“在于疏通内、外城之间的交通，由于在城楼两旁修建了两条直贯南北的平行街道，并使之从城门两侧新辟的两个通道穿过，无疑使这一目的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参见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第149页。 (22)参见王亚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2008年，第61页。 (23)清朝时，因内城专属旗人，地位特别，自成一区，故曾有不少所谓“内城”地图。而民国之后，城市回复整体性，再无内城地图。 (24)姚祝萱：《北京便览》上编卷2，第37—38页。 (25)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2期，第129—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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