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勇[1]2004年在《提高国民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制约因素。提高国民素质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的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深刻揭示了人全面发展的必然性，指明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法，成为提高国民素质的理论依据。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国民素质思想，为新时期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有着优良的民族精神，但也有着明显的弱点，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各个领域的宏伟目标。提高国民素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积极探索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提高国民素质创造条件，从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汤建[2]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命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努力将逐步实现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又是社会发展的落脚点。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制约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原要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也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做为自己的不懈追求,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对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实践价值。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立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现实背景,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有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系统论述,系统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演变、主要内涵及其蕴含在其中的深刻的时代变革特征,进而深刻揭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做的新实践新探索新贡献。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中共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阐释和革命性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以及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索与实践,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础。第二章毛泽东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艰辛探索。本章主要以时间发展为考察轨迹,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进行探讨,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路径等方面深入分析。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模式上,明确了“叁育并重"、“又红又专”等具体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上,强调在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旧的统治,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并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解决问题实践能力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探索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系列政权的观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个人的思维,他在探索该问题时,尤其在晚年一直存在人的个性解放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物质利益的诉求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尊重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困境,以至这一思想因为后期的“左”的思想束缚不可避免存在缺陷。第叁章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继承创新。主要论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发展扼杀摧残的基础上,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进行的新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根据时代主题转换的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提出了提高全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目标模式,指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价值取向,认为在当代中国首先要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还针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青年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提出了实现其全面发展的不同路径和目标。邓小平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通过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实践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特征。第四章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入推进。十叁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共第叁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事情、国情以及党情的变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新命题,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两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强调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建设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从党的先进性建设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表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第五章胡锦涛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阐释。主要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集体还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和主要经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的中心任务、历史使命和时代特点,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形成了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认识规律包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深刻认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与时俱进,也是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它是一个多维度推进、多管齐下的历史过程。经验主要包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正确方向、必须坚持人民性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必须与时代发展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新路径、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互为前提。深刻总结这些经验,有助于在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素质。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最关键、最深沉、最艰难的工作。要坚持从提升社会生产力,切实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而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谢正阳[3]2010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的苏南地区全民健身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有着丰富的内涵,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的社会阶段,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日益满足的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指导下,体育将承载更多的社会价值,体育不单是“重竞技”、“抓金牌”,而且要把它当成普通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把它作为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则是民众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和有效保障。本研究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本要求,充分考虑我国及苏南地区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特点与经验,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和逻辑推理,系统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健康素质、社会体育与全民健身的理论研究。提出它们的本质特征、关系定位、社会功能等。二是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追溯体育权利的基本涵义及提出体育权利的意思,实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件,并鲜明的提出,“公民的体育权利”是“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基点和终极目标,“全民健身体系”则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方式和有效保障。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研究。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构架。全民健身体系的本质上是“显着提高全民族健身素质”的社会化保障系统和服务系统,公共性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其基本特征是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多元化,是它的保障性、服务性和平民化。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的苏南地区全民健身指标体系体系研究。提出具有苏南地区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健身体系的指标构成。提出指标体系中若干核心指标的量化标准,得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育目标的基本数量底线。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育目标的实现模式与实现途径研究。提出苏南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中的城乡全民健身一体化发展模式、发展思路和重点举措等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全民健身作为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一项惠民政策,推行城乡全民健身一体化发展模式,既是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又是苏南地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市加快的必然要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城乡全民健身一体化发展模式有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内容是不断充实和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实现程度,最终达到显着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的目标。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苏南模式”,无论是对较发达地区还是对国家的全民健身事业,都将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就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全民健身事业,都产生较强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敖翔[4]2013年在《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文中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目的追求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人的素质全面提升以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提升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问题。在此，本文将力图实现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有机统一，论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内涵、特征、现状与建构途径等，从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作出理论探讨与现实解读。为此，本文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追问来谋篇布局而分为如下五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即论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论文的研究逻辑结构及研究方法、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进行说明。第一章，关于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内涵、结构与特征研究。本章节主要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即采用概念对比入手的方法，以传统国民素质为基础导出国民素质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并讨论了在总和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指导下，对国民素质现代性结构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自然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和精神文化性存在作了充分论述，最后从要素、结构、功能和标志四个方面研究了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第二章，关于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批判与借鉴研究。首先对中国传统国民素质中的现代性特质进行是实事求是地挖掘、对其消极成分及其现代改造进行分析；其次在世界视角下对西方社会国民素质现代性的积极内核作了归纳性研究。这样，通过对古今中外国民素质的客观分析，试图探索对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叁章，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素质的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加以研究。即，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素质存在理论和人的素质发展理论进行梳理，结合中国共产党各个不同时期对国民素质改造的探索及其经验总结，归纳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素质思想在主体论、辩证法、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不同视角的指导意义。第四章，从哲学的角度上论述了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的规律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五大规律：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必须适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与政治文明互动性规律、与现代文化互化性规律、与现代教育共进行规律、与环境和谐共生性规律；应遵循的五大原则：文化整合原则、系统合理原则、现实超越原则、整体优化原则、创新开放原则。这五大规律和五大原则对进行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第五章，关于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建构的具体途径研究。本章在前面内涵分析、借鉴研究、规律原则探寻的基础上，从国民现代思想观念引领力、现代经济决定力、政治文明整合力、现代文化内化力、环境塑造力五大方面对国民素质现代性的建构做了全面研究，是整个论文的落脚点。第二、叁、四、五章主要探讨的是“怎么办”的问题，最终和前面几部分形成浑然一体的研究结构。总之，本文根据结构和论证的需要，在不同部分坚持贯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人的发展阶段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人的异化思想、人的解放思想、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等思想作为立论基础和理论依据，从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现实出发，对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进行哲学思考和本质概括，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许青春[5]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叁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叁,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叁,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叁,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谢金迪[6]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和国情特点,对如何实现发展中的公平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思想。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因此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密切追踪其发展步伐,结合深化改革的时代特点不断进行历史梳理和科学概括。本文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为研究主题。根据这一研究主题的特点,论文采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阐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公平思想形成发展的互动关系。采取了社会调查与归纳总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收集当前中国共产党维护公平有关工作的各种理论资料,进行分析、梳理和归纳,提炼出相关理论成果。采取了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平思想贯通起来进行纵向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平思想进行横向分析。论文系统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基本范畴、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内容体系、发展历程、时代意义等等。主要观点包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崭新形态,同时又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公平思想和西方公平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是一个海纳百川而又有的放矢的既开放、又收敛的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基础,这一基础包括国情状况、制度特点、经济运行、执政实践、人民诉求、公平缺失问题等等；造成各种公平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原因、政治建设方面的原因、文化建设方面的原因、社会建设方面的原因、生态建设方面的原因等等。叁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为宏观框架,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概括为经济公平观、政治公平观、文化公平观、社会公平观、生态公平观,以及各个公平思想维度的实践对策。四是邓小平公平思想、江泽民公平思想、胡锦涛公平思想和习近平公平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四个主要发展阶段,各阶段具有特殊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背景,同时又贯穿着人民性、民族性和发展性的总体特质。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意义,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充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保障,对当代世界文明发展具有独特的贡献。
肖柯[7]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凝聚、方略制定、路径选择等日益面临新的现实要求并呈现新的具体特点。当前,无论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抑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涉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问题。尤其是要在世界各国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当代,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多维考察和系统阐发,消除重物轻人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消极影响,正确看待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引领作用,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等在内的全面生产。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亘古如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因。精神生产既赋予全面生产以目的,又以新科技应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彰显其作用,促进着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解放。中国传统精神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精神生产方式及其数量庞大、异彩纷呈的物化形态,构成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文化渊源和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一项博采众长的开放性工程,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域外文化思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拓展了理论视野,提供了宝贵养分。在中西智慧交融与贯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彰显出开放性特点,特别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等日益成为自觉的战略选择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兼收并蓄,不断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物质生产长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勃兴、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速度加快、精神生产方式变化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层出不穷以及精神文化多样竞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等鲜明特点。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与经济、政治、科技互动及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渐强化,大众传媒、大众精神文化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凸显。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任务的提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目标任务和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其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探索等若干历史阶段,形成了意识形态创新与社会思潮变迁的互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精神产品生产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统一等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由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层次构成的系统工程,涵盖由消除体脑差别到多样化的精神生产共同体劳动、由提供精神产品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由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到社会整体变迁等逻辑层次。这种创新,不但是精神生产方式的创新,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这一宏大事业的有机组成、具体体现和基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涉及头绪纷繁的诸多具体措施,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又包括微观层面具体精神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人的素质提升以及精神产品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范与治理等。概而言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全球化时代精神生产的本土化建设,以及解决精神生产领域的消极因素等现实路径之中。加快上述建设,能纲举目张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进而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相关制度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黄健江[8]2004年在《20世纪末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史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末，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汲取人力资本理论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加大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执政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一“党的教育纲领”。中共中央希望通过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推进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发挥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生的重要执政行为，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主题。笔者希望通过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系统研究，达到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历史借鉴的目的。 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思想指导下，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阶段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严重地制约到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提高；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初、中级人力资源开发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职业技术教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大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教育的应试倾向太重，难以适应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教师的待遇过低，严重制约其积极性的发挥等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他们既严厉批评了执政党和政府在领导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中的失误，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政策建议。这次讨论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定深入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并酝酿制定新的教育政策以解决问题。 随后，论文呈现给老师和读者们的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过程。在这一部分，笔者初步分析了这一政策文本历经5年起草时间方才浮出水面的基本原因，研究了《纲要》最终成型的决定性因素。笔者的观点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复杂情况严重地干扰了《纲要》的起草和修改工作。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加大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执政思想正式形成。在它的指导下，《纲要》起草者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彻底的修改，形成了体现这一执政思想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体系。到此时，《纲要》定稿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实施。 对《纲要》及随后出台的《实施意见》进行研究，分析这一公共政策体系确定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目标以及实施思路，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比分析，笔者确认，《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执政思想。尤其是这个政策体系确定的努力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将初、中级人力资源的开发列为90年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强调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等等政策思想，既是解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手段，又是满足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人力资源提出的质量要求的核心途径。这些重要政策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纲要》是指导20世纪90年代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发展的系统性政策体系。这个系统性政策体系的实施特点是，一方面时间跨度大，前后历经8年之久;另一方面，系统工程的特点十分突出，涵盖了从“两基”到“Zn工程”建设，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到教材课程改革等多个方面和领域。笔者在研究《纲要》的实施过程时，将8年的《纲要》实施时间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八五”时期和“九五”时期，对党和政府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为推动《纲要》实施而作出的重大举动进行了重点分析;并从“普九”、“扫除青壮年文盲”、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211工程建设”、成人教育和岗位培训、实施素质教育、教材课程改革、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增长等多个维度具体分析了《纲要》各大重点政策目标的贯彻实施情况。 对《纲要》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笔者采用了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9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绩效、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等叁个维度展开分析，全面地评价了《纲要》的实施效果。 作为20世纪90年代指导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基本政策体系，《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对当前乃至今后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张远新[9]2004年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重视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性、创造性、前瞻性和实践性,而且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力图比较系统地研究江泽民的文化思想,构建其理论体系,分析其历史地位,以深化对“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术研究。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而且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历史,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伟大旗帜,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文化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体现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对综合国力的增强起着关键作用,还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体现在文化产业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表现。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要努力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领导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江泽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并根据新形势和新实践对科技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1)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2)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3)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4)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5)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梁春鸿[10]2003年在《21世纪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战略的竞争。大力实施人才战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开启富民强国兴党大门之急需。执政党领导人才是人才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是统率其他各类人才的人才，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人才资源。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是指未来我国领导人才如何发展、如何壮大的总体构想和谋划。概括起来说，构筑21世纪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必须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贯彻“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加强领导人才执政为民的能力建设为主题，以调整和优化执政党领导人才结构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叁个环节，努力建立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执政党领导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的局面。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本论文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把人才战略作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统一命题来考察；二是把人才战略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命题统一起来加以考察；叁是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人才战略作历史、辨证的统一考察；四是把我国人才战略与国外相关问题作比较研究考察；五是把人才战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通过探索性的系统研究和开拓性的理论阐述，初步形成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理论框架。论文主体主要包括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基础理论和现实依据，主要体现在第一、二章中。第一章着重进行理论分析。主要是概括地论述了领导人才的特征、本质、地位和功能，通过对人才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关系的论述，提出人才战略是诸多战略的制高点。同时，阐述研究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第二章主要作现实分析。论述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执政环境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执政党领导人才的现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必须认清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形成正确有效的战略指导。我们党为加强领导人才队伍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应该成为实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优势。而我们的劣势是领导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并使之达到扬长克短的根本变化。因此，对症下药，提出新的战略，对执政党领导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长远意义。第二部分研究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叁章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第四章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的重点和步骤。着重研究领导人才战略指导思想的形成和特点，强调要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发展为主题，坚持以人为本，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阐述确定领导人才战略目标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要紧紧围绕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保证这个目标，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精良、结构合理、环境优良的领导人才队伍，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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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 许青春. 山东大学. 2012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研究[D]. 谢金迪. 东北林业大学. 2015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D]. 肖柯.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8]. 20世纪末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史研究[D]. 黄健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D]. 张远新.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10]. 21世纪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才战略研究[D]. 梁春鸿.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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