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教士翻译家卫礼贤评介
邓 舒
摘要： 从德国传教士、翻译家卫礼贤所受教育、知识累积和思想养成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体验和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诸方面，考察其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出发点和具体活动，揭示其从一位福音教传教士转变为中国经籍的翻译家和中国文化传播者的历程，认为卫礼贤的译作、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对建立世界新文化的期许逐渐超越了德语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卫礼贤；德国传教士；翻译家；文化传播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大都习惯于将卫礼贤看作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对于卫礼贤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缘起、经过和思想动机虽有提及，但无全面系统的专门论述。实际上，卫礼贤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工作，主要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汉学研究资质，而是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创建“新的世界文化”。
实验在F环岛先均匀布置10个检测器节点标记为A组,每个节点的通信模块中拨码选择为00,设置为固定周期传输。A组每个检测器节点旁边同时再布置一个检测节点并标记为B组,B组10个节点通信模块中拨码选择为01,设置为变周期数据传输,变周期数据采样温度阈值设置为εc=0.5 ℃,CO2浓度阈值设置为εt=15×10-6。变周期数据传输模式只有当前后两次采集到的数据差大于相应阈值范围时,才进行当前采集数据的传输。A、B二组检测器节点硬件相同,但是在数据传输方式上不同。每个检测器的基本采样周期设置为2 min,每10个检测节点为一组搭配一个网关进行组网,运行监测软件进行实验。
一、卫礼贤的学习生涯和职业选择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于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一个小作坊主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日后子承父业，卫礼贤小学毕业后没有选择文理中学，而是进入实科中学①学习。1882年，他的父亲去世，家庭生活从此每况愈下，母亲希望儿子入读由教会资助的神学院，日后做一名职业稳定、收入也有保障的神职人员。卫礼贤本人因为年幼，“对神甫职业并没有多少想法”[1]32，但也乐于顺从母亲的愿望，于是从实科中学转入斯图加特文理中学就读，1891年11月升入图宾根福音教神学院。
尽管对严格遵守宗教外在形式的虔诚深感怀疑，对官方教会沉闷、刻板的清规戒律和不同的神学派别之间的争辩表示厌烦，但卫礼贤对待学业十分认真，进入神学院后很快便“赢得了优等生的声誉”[2]3。在大学里，他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的神学经典和教会历史，对西方古往今来的各哲学流派及其核心思想也有一定了解，同时，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他经常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朗诵赫尔德林的诗篇，还深入研究歌德的作品。[2]5这一切为他后来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典籍翻译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广东省为例，在2015年8月前“广东省医疗机构的制剂价格由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且不得超过国家和省公布的同类规格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原则上应低于市场上可替代的同类药品的价格”，医院制剂零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以保本微利原则，医院制剂定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规定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5%。其中，制剂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辅助材料成本、周转材料、其他费用等四大类，原材料、辅助材料按定额给予一定损耗率计算。
卫礼贤发现自己“对枯燥无味的官方教会的反感”在布卢姆哈特处得到了共鸣，而布卢姆哈特对宗教的虔诚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也使年轻的卫礼贤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力量，并对布卢姆哈特产生了“狂热崇拜”，与之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后者也成为卫礼贤“在基督教灵魂拯救工作中的第一位引路人”。[1]34[2]5在布卢姆哈特影响下，卫礼贤从以基督为中心的思想出发，把所有教会都视为束缚人的桎梏。这种神学观点构成了卫礼贤宗教思想的核心，对于其从事传教工作和传播中国文化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1895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神学职业资格考试，获得了牧师职位。1897年1月，卫礼贤任巴特·鲍尔（Bad Boll）的代理牧师，其上司为布卢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牧师。布卢姆哈特牧师视野开阔，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高度信仰上帝、思考人生并身体力行，按照自己理解的基督教教义行事，因此并不被官方教会信任，与教会渐行渐远，后来甚至被开除出教。他也是“一位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位著名的“宗教社会主义者”。
二、卫礼贤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899年，同善会招募牧师到德国刚刚在中国占领的胶澳租界传教，卫礼贤踊跃报名并获得了批准。布卢姆哈特不仅对卫礼贤的这个选择表示支持，还同意了他原先反对的卫礼贤与其女儿莎乐美（Salome Blumhardt）的婚姻。布卢姆哈特把卫礼贤看作自己的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指导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卫礼贤德译本中国典籍的出版，使这位传教士出身的翻译家在德国知识界声名鹊起。但也应当看到，卫礼贤对中国古典作品的译介最初仅仅在小圈子里得到了接受。这些人大都是资产级级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也是反西方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他们反对科学的专业性和理性主义的唯理智论，致力于寻求超然于理性和技术的新人生意义、新生活哲学，主张接受外来事物，融汇综合不同传统，创造新的、强健的宗教和哲学。在西方汉学界，特别是德国主要由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里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汉学家占支配地位的汉学界，卫礼贤的译介却饱受批评，甚至是诋毁和攻击。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爆发。在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ler）被杀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宣布要对中国人实施残暴的报复性打击。卫礼贤坚决反对德国人在中国的过激行动。当德国信仰基督教的政治家把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军事行动理解为捍卫“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宗教”的战争，并且极力叫嚣要在中国打一场德国人的毁灭战时，卫礼贤却认为：“我们的所谓文明已经彻底破产了，因为欧洲人已经同中国人一样，对战俘和伤员加以肆意虐待和屠杀了。”[3]91
与此同时，卫礼贤也发现基督教中国传教事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传统的传教方法大有问题。首先，传教士通过施洗让部分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在有意无意间使其相对于其他同胞享有了某种特权，结果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再者，一些传教士眼界狭隘、自以为是，粗暴伤害中国的宗教和民族感情，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还有一些传教士甚至依靠“炮舰外交”的支持,“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这种行为非但没有给中国人和教会带来和平，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4]181，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极大地败坏了西方文明的声誉。在卫礼贤看来，为了避免因政府压制而激化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仇恨，“成功的传教活动”应该是在尊重并平等对待当地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职业而采取措施”[4]180。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同善会也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原有的传教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创新，“机械的传教方式也被发展教育事业和医学工作代替”[4]183。卫礼贤对教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持赞同态度，他明确表示：“我更情愿采取一种新方式在中国传教。”他没有为一个中国人施过洗，并认为这是自己能够“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的原因之一[4]19。
“五个胡人把三四百个居民杀光，走了。他们走了，又有一批胡人来了。直到深夜，周围才安静下来。我想可以下去了，吃点饭，再商议往哪藏。我推了一下旁边的儿子，儿子没动，身体早僵硬了，我又摸女儿的脸，发现她竟被妈妈捂死了，而她妈妈，不知什么时候也被冻死了。
卫礼贤早在1900年就在青岛为中国男孩开办“德华神学校”，教授德语和文化课，但不要求前来听课的学生接受洗礼。在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高密调解德国军队与中国民众的冲突并为受伤者提供救助之后，受惠于他的一些人知恩图报，捐款捐物支持卫礼贤开办学校和医院。加之开办学校的计划也获得了同善会的资助，1901年，卫礼贤在青岛开办了一所学校，将之命名为“礼贤书院”②，或者“同善会高等男校”，学制七年（初级部三年，高级部四年），学校首届学生共21人。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访问德国租借地青岛，参观了礼贤书院，对其办学理念和教学质量非常认可，决定授予该校毕业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1903年，礼贤书院迁入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学生有60多人，主要从本省中国官员的子女中招收学生。在1909年中德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称“德华高等学校”）开学后，礼贤书院也成为向该大学提供生源的预备学校。
卫礼贤在办学过程中主张中西并重，既要让学生掌握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又不使他们远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专门聘请了一些科举出身的举人、贡生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书院担任教师。他本人也与熟读儒家经典的中国文人学士过从甚密，并拜他们为师，在他们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作品。
卫礼贤相信，传教对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传教使命同中世纪的圣战一样，在现代有着重要的意义。”[4]184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交流。而在现代传教中的这一交流“或许是世界历史所提供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它不仅是两个相距极其遥远的文化区域的综合，而且也是两个人类时代的综合。”③
由此可见，卫礼贤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了传教工作。作为布卢姆哈特的“传教士”，他的宗教信念是十分虔诚和坚强的，也是比官方教会或一般教徒的“正统”观念更加博大、崇高的。卫礼贤认为传教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通过这一交流，人类可以从对立走向融合，最终实现上帝之国的大统一。[5]65而为了实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卫礼贤本人也在中国文人学士的帮助和指导下，走上了学习研究中国古典作品之路，并在最终走上了译介中国文化之路。
三、卫礼贤译介中国古典经籍活动
1922年底，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授予卫礼贤荣誉博士头衔。1924年，他得到了法兰克福大学非正式教授的聘书[6]19。在法兰克福，他以惯常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他的大学教职在1927年转为正教授职位。他还于1925年11月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又译为“中国研究所”），后被普鲁士官方承认为“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和中国研究中心”，逐渐成为全德最著名的从事中国学研究的机构。[7]119尽管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大学只工作了短短五年，但直到因病去世前，他都在从事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和著作，出版中国学社的期刊《中国科学与艺术报》（Chinesische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1927 年改名为《中国》（Sinica））和《中德年鉴》（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ach）。
稻田选择。选择的稻田具有充足的水源，利于排水，水质良好无污染，具有良好保水性能，田块能够连片，最小连片面积大于15亩，最高可达50亩以上，同时选择的稻田周边交通便利，更能够激发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项目示范辐射的作用。同时加强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建设，对老塘清淤扩容，加固夯实沟埂，完善防洪防逃设施。
1904年，在德国胶澳总督府民政官员单维廉（Wilhelm Ludwig Schrameir，1859—1926年）的鼓励下，卫礼贤逐渐产生了将《论语》等中国最重要的典籍译成德文，并使之流传于德国的想法。④当时这些中国典籍在英国和法国已经有了流传甚广的翻译文本，但德语的译本却主要是从这两种语言转译而来的，并没有直接译自中文的通行文本。而与此同时，卫礼贤通过学习和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中国文化评价颇高，特别是对孔子和儒家学说推崇备至。出于自身的兴趣，也是为了弥补德语译本的欠缺，他在邢克昌等人的帮助下首先将《论语》翻译成德文。1910年，卫礼贤的《论语》译稿由当时德语文学界最著名的迪德里希斯出版社（Diederichs Verlag）出版。
1921年末，卫礼贤被德国外交部聘用，派往驻北京公使馆任职。工作之余，卫礼贤继续他的翻译工作。1922年，他将翻译成德文的部分中国古代抒情诗结集出版。是年适逢歌德逝世90周年，卫礼贤用歌德的作品命名该诗集为《中德的四季与晨昏》，以表对歌德的敬意。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岛一度成了前清遗老麋集的重镇。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卫礼贤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了联系。1913年，卫礼贤与一部分前清遗老联合组建“尊孔文社”。通过周馥的介绍，卫礼贤邀请国学大家劳乃宣来主持社事。
为保证样品检测结果的准确度，需要对水质分析结果主要阴、阳离子平衡进行核算，当其当量浓度差值比在5%以内时[10]，则认为离子平衡，检测结果有效，否则重新测定。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to measure the pH value of cosmetics 4 32
1920年夏，卫礼贤回到祖国。他翻译的中国典籍早已使他在德国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圈内名声大振，诸如赫尔曼·黑塞、C.G.荣格和格拉夫·凯瑟林等对西方机器文明持批评态度的人都为卫礼贤的作品激动不已。
借助于“尊孔文社”这一文化交流平台，中德两国典籍的互译也开始进行。在卫礼贤的帮助下，周叔弢把康德的部分著作翻译成了中文，而卫礼贤则在前清遗老们的帮助下继续开展翻译中国典籍的工作，特别是在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易经》的翻译。1913年卫礼贤与劳乃宣开始合作翻译，但一年之后一战爆发，劳乃宣避居济南，后又迁往曲阜，二人之间只能依靠书信保持联系。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劳乃宣回到青岛，和卫礼贤继续合作完成了《易经》的翻译。1920年夏天，卫礼贤离开了中国，不久劳乃宣就去世了。尽管在卫礼贤离开中国前，《易经》德译本的翻译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最终出版却是在劳乃宣逝世三年后的1924年，该译本也是卫礼贤翻译成就的巅峰，对西方易学研究影响深远。
卫礼贤翻译的《论语》出版后大受欢迎，迪德里希斯出版社遂决定继续与卫礼贤合作，出版他的其他中国典籍德译本，并将其安排成一个10卷本规模的系列丛书《中国的宗教和哲学》⑤。到一战爆发，该丛书共出版了卫礼贤翻译的《道德经》《列子冲虚真经》《庄子南华真经》和经过修订的《论语》。在一战期间，德语版《孟子》也得以出版。
1902年，卫礼贤在上海德文画报《远东》（Ferner Osten）上发表了他翻译的《三字经》，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作。在青岛期间，他就结识了邢克昌、辜鸿铭等旧式文人，同他们一起研读古汉语文章，并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指点，弥补了他中文水平的不足。其中，卫礼贤与辜鸿铭的关系尤其重要，他保守的思想和对中西文化的解读都深深影响了后者。辜鸿铭也鼓励卫礼贤通过翻译中国典籍将中国的文明介绍到欧洲。从1903年起，卫礼贤又连续在同善会主办的《传教学和宗教学杂志》、青岛报纸的文艺副刊和《东亚劳埃德报》等德文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古汉语文献的译文。
在此期间，卫礼贤继续翻译中国典籍。1928年，他翻译的《吕氏春秋》出版。该书是《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丛书的最后一本，也是这部先秦著作的第一个也曾长期是唯一一个西方语译本。
1929年，卫礼贤与荣格共同翻译出版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荣格为该书写作导言。1930年，卫礼贤翻译出版《礼记》，同年，他的《中庸》的全译本《中庸——尺度与中心》在《德中年鉴》发表。
通过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卫礼贤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翻译之余，他也发表了大量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专著，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则是他对自己在华二十五年经历的回忆。而他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也不再局限于对中国一般性的介绍，而更多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深入思考后的研究成果。
四、卫礼贤超越汉学研究创建“世界文化”
初到中国，卫礼贤主要作为花之安（Ernst Faber）的助手，承担照管德国福音教徒的工作，为驻青岛德国人的孩子建立了一所学校，也为德国海员建立了一个海员之家。花之安向卫礼贤介绍了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但他不幸在1899年9月染病去世。卫礼贤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和中国人，因此写信给同善会，要求再派一个牧师来分担一部分宗教职责。1900年4月，威廉·许勒（Wilhelm Schüler）牧师到达胶澳租界，莎乐美也来到中国与卫礼贤完婚。同善会介绍李本经医生担任卫礼贤的语言教师和助手。这样一来，卫礼贤就开始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了。他对中国民众怀有深切同情，关心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四是虚假协议的防范问题。由于“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简便快捷，且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一些当事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可能恶意串通，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签订虚假协议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协议，以骗取人民法院予以司法确认。现行法律对于调解过程中签订虚假协议的防范、制约及惩罚尚无明确规定。
黄莺上上下下看刘雁衡几眼，证实不曾用刑，这才放下心，眼泪却更多了。刘雁衡手中正好握着手绢，因为刚刚擦过箫，特意翻折好之后才递给她。黄莺接过去，抹了两把，她的一张脸被北风吹得通红，这会儿让泪一洗，更生出一番颜色来。
卫礼贤对中国文化深怀敬意，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拯救西方世界，希望把中国的智慧传播到欧洲，以激发和更新欧洲的文化。在他看来，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世俗道德的文化，它曾经把中国汉族和其他民族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将来也可能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观西方文化，其突出特征就是“生活的不断机械化和合理化”⑥。卫礼贤深信，中国精神对于人类的继续发展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西方人必须向东方学习，虚心接受中国文化中对西方有益的东西；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智慧，对于西方人特别重要。
但是卫礼贤并没有盲目地崇拜中国文化，相反，他对中国文化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有清醒认识的。他深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它是十分古老和陈旧的。与西方精神相比，中国精神意味着“一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较古老的人性类型’”。⑦中国文化的开始可追溯到远比现代欧洲文化起源更古老的人类阶段。中国文化是以一定的经济和地理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形式的文化”，是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的产物和反映。中国历史总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⑧
卫礼贤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理解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中介者，他一生致力于译介中国古典作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译作通过凯瑟林、荣格、黑塞和布莱希特等人的推荐而逐渐传播开来，卫礼贤在西方产生了远超“正统”汉学家的影响。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卫礼贤并不被学院派汉学家所认可，但他翻译的目的原本也不是为了向职业汉学家“证明自己的汉语知识”，“而是要为德国知识界开发隐藏于东方世界的精神财富和人生理想财富”[8]13。
在1928年波恩东方学家大会召开后，学院派汉学家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卫礼贤的译著了。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评论文章中的尖刻语气也减弱了，卫礼贤的著作得到了较多认同，卫礼贤作为“汉学家”的资质和声誉也开始得到承认，卫礼贤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被翻译成英语出版。他的译作、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对建立世界新文化的期许逐渐超越了德语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注 释：
①根据当时德国的学制，只有文理中学的毕业生才具有进入大学深造的资格，而实科中学的毕业生只能直接进入工厂、作坊等工作。目前的学制虽经多次改革，各中学之间并不像原先一样壁垒分明，但文理中学毕业生仍是德国大学的主要生源。
②关于“礼贤书院”校名来历，几乎所有论著都认定是以卫礼贤本人的名字命名的，甚至用德文将它写作Richard-Wilhelm-Schule。此说大概有误，从卫礼贤写于1901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卫礼贤是用德文Zivilisationsund Tugend-Buchhof来指称该学校的，也可以翻译为“文明和道德书院”。至于卫礼贤本人何时采用了现有的中文名，该中文名是否取自“礼贤书院”，尚无材料见证。参见Richard Wilhelm,Bericht über die Eröffnung der chinesischen Tagesschule in Tapautau.In: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Jg.16,1901,H.9,S.279.
③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Berlin,1926,S.230.
对于职业院校学生而言，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作为学生，为了适应社会和生活的需要，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外，更要重视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如：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际能力等；作为教师，要以素质教育为导向树立教学理念，选取适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
④他的妻子在1956年为他编写的传记中也指出，卫礼贤对中国态度友善，当时支持他这一行为的人只是少数，其中便包括单威廉。参见Salome Wilhelm (Hrsg.):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Düsseldorf/Köln: Diederichs,1956,S.129.
⑤当时的出版计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传统宗教与哲学”包括第一卷“史前宗教：《尚书》《诗经》和《易经》节选”、第二卷“《论语》”、第三卷“《大学》《中庸》《孝经》和《礼记节选》”、第四卷“《孟子》”，第二部分“斗争时期”包括第五卷“人与国家：非儒家学派的哲学理论”、第六卷“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古时期自然哲学”，第三部分“道家与教派”包括第七卷“《道德经》”、第八卷“道家哲学（上半部《列子：冲虚真经——列御寇与杨朱的哲学学说》与下半部《庄子：南华真经》）”、第九卷“后期道家与民间宗教”、第十卷“佛教与教派”。
⑥Richard Wilhelm,Ost und West.In:Wolfgang Bauer(Hrsg.),Richard Wilhelm.Botschafter zwei Welten.Düsseldorf/Köln:Diederichs,1973,S.177.
⑦Ebd.S.187.
宝宝生病的时候，发热只是疾病的表象，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发热的高低有时关系并不是很大，倒是宝宝的精神状态很重要，这点爸爸妈妈天天带宝宝应该能注意到，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担心有其他并发症，需立即就医。
⑧Richard Wilhelm,Die Grundlage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In:Sinica Jg.2,1927,H.8/9,S.165.
参考文献：
[1](德)吴素乐.蒋锐译.孙立新校.卫礼贤（1873－1930）传略[M]//孙立新,蒋锐.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2](德)W.F.奥托.蒋锐译.孙立新校.卫礼贤——人格肖像[M]//孙立新,蒋锐.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3](德)豪斯特·格林德.孙立新译.蒋锐校.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M]//孙立新,蒋锐.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卫礼贤.中国心灵[M].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5]孙立新.论卫礼贤的传教方法[M]//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汉学与神学——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7辑•2007年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6]Ballin,Ursula.Richard Wilhelm (1873-1930)-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M]//Hirsh,Klaus(hrsg.).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Frankfurt am Main & London:IKO-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2003.
[7](德)罗梅君.蒋锐译.孙立新校.汉学界的论争：魏玛共和国时期卫礼贤的文化批评立场和学术地位[M]//孙立新,蒋锐.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8](德)威廉•许勒.蒋锐译.孙立新校.卫礼贤的科学著作[M]//孙立新,蒋锐.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 K833/8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3-0085-04
作者简介： 邓舒（1979—），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博士，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德比较教育。
（责任编辑：朱希良）
标签：卫礼贤论文; 德国传教士论文; 翻译家论文; 文化传播论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