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国外论文,经验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它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核心”是针对“一般”而言。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长期稳定的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
核心价值观除包括“放之四海皆准”的通用价值元素之外，还具有结合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的价值元素。从对价值观的系统研究中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与本土历史文化底蕴、时代背景、现代发展经验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影响。而各个国家对它们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维护也都遵循了“求同存异”的特征，即在“发扬本土”和“吸收外来”的关系调整中探索适合本国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我们在分析了一些国外的核心价值观建设经验之后，即可了解到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的共性和个性。
法治是构建人类生活家园的基石。但是，我国由于有着上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致使在进入现时代时缺乏科学严谨的法治观念。价值观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用以指导人的行为的内在尺度，而法律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没有法治，就不会有价值观的合理构建，更谈不上核心价值观。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发达国家，美国的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其法治的有效运作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休戚相关。虽然美国的国情与我国大不相同，但学习美国的法治经验却是必要的，它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进而探索更为合理恰当的方案。那么，美国的法治到底是如何构建社会价值观的呢？
第一，司法过程中贯穿法律权威情结。纵观美国的法律传统，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至上性，强调政府当受法律的约束，崇尚法治高于政治等观念非常强烈。因此，美国各级政府都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培养“法治官员”。从这样一种全国上下均崇尚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现象着手，美国崇尚“以法治国”的核心价值观便易于理解。从司法操作层面上，最典型的方法就是用法律解释来最大限度地协调制度合理性与社会具体行动目标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让法律制度尽可能地接纳各种合理的具体行为、目标、要求和期望。在这里要注意，是“尽可能地接纳”，而不是“一定要接纳”，因为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依法行事，尊重法律，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支配，是一个永远不能背离的大前提[1]。在这种传统司法的长期规范和教化下，美国人普遍认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观念。为了防止权力滥用，美国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
第二，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人权”、“自由”的保障。崇尚自由和人权是美国标志性的价值观，这几乎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美国社会的法治拥有多元的价值目标，即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其最高价值目标是确保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人权。且看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即宪法前10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和第14条修正案。第14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一条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可以通过该条款宣布许多联邦和州的法律违宪，从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美国已经进入“宪法时代”，美国人崇尚自由、珍视人权、坚持正义、追求秩序的民族性格完全依赖于这种“宪法精神”的普遍宣扬，更重要的是宪法的制定、修订和贯彻在这方面的倾向和保障。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更是一个民族心理形成和稳固的法律基础。在我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从法治上，“人权”已不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价值观要素，而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所接纳。
第三，平等观念贯穿美国的发展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美国人的金科玉律，“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是美国创业者的奋斗口号，《独立宣言》中有最明确的表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平等观念的诞生和成熟得益于美国政治家对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的承袭和发展，提出了“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观点，并在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政府机构必须能使各部门之间有适当的控制和平衡，使国家权力为公众福利和正义目的有效行使，并实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对应。它要求任何一种权力不得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无论何种权力必得受其他权力制约，即使在一个时期，某种权力可能比其他权力强大，但是三种权力制约的机能将不断发生作用，使三者基本达到动态平衡。
另外，美国人认为，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司法机关，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纸空文。美国历来采用普通法院裁决宪法争讼的模式，来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能，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人权和人的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另外，在美国，公民、组织对国会、政府行为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认为不符合宪法与法律，都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对行政行为和国会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且，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所以，美国的司法审查是一项普遍审查制度，没有范围与类别的限制。这就在制度上鼓励和激发了美国市民对司法的监督和追踪。民间流传的“美国人爱打官司”、“以下犯上”、“民告官总胜诉”，都是有制度和法治基础的。因此，如果说美国的平等观念内在地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那么外在的便是建立在美国崇尚制衡的司法体制。
相对于美国而言，法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经验也值得借鉴。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是法国式“社会公正”的最主要形式。1945年10月4日，法国启动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征税和社会摊派进行“第二次分配”，国家作为“保护人”承担各种社会风险。与此相适应，1946年法国宪法前言指出，“国家承诺向全社会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宪法正文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经济社会领域。迄今，法国形成了面向全体市民、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四大类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家庭补助等各个方面。近年来，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每年开支约占GDP的25％。抑富济贫是法国式“社会公正”的重要表达方式和政策操作指南。法国通过征收巨富税、遗产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如法国个人所得税最高按54％的税率征收，法国每年税收和社会摊派占GDP的比例高达45％，这就为“第二次分配”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也有人认为，法国由“社会公正”派生的“福利国家”模式增加了企业负担，削弱了经济竞争力。但“福利国家”与“社会公正”密不可分，已成为法国社会普遍接受的重要价值观之一。法国党派政治错综复杂，斗争激烈，各党派轮流上台执政，但对“福利国家”模式普遍予以认可[2]。正是有了这种法制观念和公平正义观念，才使法兰西民族引以自豪的个性解放沿着科学、合理、平衡的道路发展，而未形成个人主义泛滥和新自由主义模式。
教育成为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辅助力量，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教育的功能就是通过发送信息、传递思想、更新文化，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教育正是能够为人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的运行尺度提供科学和严密的参照的主体。因此，各国奉行的教育体制和政策在构建核心价值观体系上将负扛鼎之功。
以英国的“精英教育”为例。英国的“精英教育”传统由来已久，首都伦敦历来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制高点”，成为世界各地人才竞相投奔的焦点。因此，英国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路径中，豪华精致的教育手段功不可没。布莱尔任英国首相时说过，“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英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珍视自由、宽容、开放、公正、公平、团结、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重视家庭和所有社会群体等英国核心价值观”。多年来，英国政府、学校和社区民间组织在树立和落实“英国核心价值观”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英国教育部于2007年1月25日提出了全国中小学教授英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规定11～16岁的中小学生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英国不同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内容。该计划的提出，基于2005年伦敦发生的地铁大爆炸。当时炸弹的放置者居然都是在英国接受教育和长大的少数族裔青年，令全国上下大为震惊。政府在进行调查后，经过深入反思认为，这些少数族裔虽在英国接受教育，但思想并未融入英国主流社会。于是英国政府决心加强“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2002年提出的“公民教育”的基础上，确定了“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英国政府还将“多元文化”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活动。
英国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归纳为精英、多元、兼容。而这一切正是依赖其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开明的教育政策实现的。在英国这样一个种族、民族、信仰多元化的国家，学生对英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是十分重要的；而加强学校对“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对种族、信仰多元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种族分歧问题，使学校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力量。也正因为有了傲视全球的精英教育观念，英国才能在多层次教育、人才培养、文化交流这些领域重拾历史上不可一世的头号强国的地位和身份。
在现代社会，文化、媒体等日益引领和塑造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坚强维护者。这一点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逐步通过公权力引导文化传播事业、影响公共传媒的运行倾向，为国家制定政策、塑造民众价值体系服务。
第一，公共传媒的软实力。作为全球传播的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渗入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时代，抽象意义上的“美国”无处不在，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在各种社会结构和心态中，很少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完全独立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和文化空间之外而存在。这正是美国几代人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帝国”战略的结果。利用全球传播体系来推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这既是美国历届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也是这个“新帝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之处。2003年1月21日，小布什总统颁布政令，正式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使这一政策的实施有了国家机器和政府机制的保障。今天的全球文化传播过程仍然受到符号与象征力量的操控，其本质是“软包装、硬内核”——以媒体文化作为外包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它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对全球进行的强制性征服，而是利用文化和传播等“软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同意”[4]。美国通过强大的媒体号召力，不断地对外输出美国价值观，对内强化民众人权和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社会媒体塑造价值观的模范。
第二，电影文化产业的汗马功劳。好莱坞可以称作是美国输出其“全球价值观”最广泛、最绚烂、也最具经济效益的手段。号称世界第一电影工厂的影城好莱坞，每年都会以超乎想象数量的大片向世界各地辐射它所宣传的“主义体系”。好莱坞大片所宣扬的种种文化价值观，是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现代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度崇尚人的价值，全面肯定人的各种欲望需求，高扬个人奋斗、个人解放、个人主义精神；主张自由、民主、和平，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宣扬危机意识，主张以武力换和平。这些文化价值取向无疑是美国大片在全球电影市场攻城略地的内核。好莱坞大片融入了好莱坞文化人乃至美国人的精神视野，蕴涵着他们深层的文化价值立场，传播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全世界电影爱好者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进入现代社会，政党已逐步取代宗教力量成为国家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统领者。政党通过自己严谨完善的纲领、政党领导人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执政党政府重要的决策和理念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形成一种或几种价值观要素。当代社会，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综合较量。构建一国的核心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模式选择必须纳入研究范畴。
本文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构建“亚洲价值观”为例。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势头锋芒毕露。而享誉世界的“亚洲价值观”成为该国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但是它不意味着存在一套为全体亚洲共同接受或认同的亚洲统一或同一的价值观，而是特指存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在当代东亚的创新与发展。这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特点。作为新加坡“一党执政体系下”长期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参照意义的范式或可供借鉴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一，提出并贯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的大政方针。这一执政行为堪称明智，不仅符合新加坡的发展实际，更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就使得一贯以“政治权利挂帅”、“强化民主”见长的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党始终得不到民众的全力支持。这样，执政党自上而下的将“经济建设当先”思想集中而及时地传达给了民众，这就使新加坡上下在取得反抗殖民统治胜利以来并没有长期陷入革命和抗争的“激进”思维当中不可自拔，而是进入经济建设的状态。新加坡的腾飞就在于从革命成功走向建设，而这种迅速高效的转变就得益于人民行动党的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施。
第二，“好政府”理念的提出。人民行动党主张通过倡导民主和人权来限制政府的理念，认为在新加坡，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从而提出了“好政府”的概念。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指出：“虽然民主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人民行动党对好政府的内涵描写是建立在对亚洲人的价值取向的全民尊重上实现的，认为好政府应该具备这些特征：廉洁、照顾人民、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能让人民获得教育与训练。这种党、政、民三位一体，而最终回归于民的政府理念深刻而明显地高扬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应得的利益，进而实现了新加坡民众的普遍自信和明智。“好政府”理念也塑造了一批优秀的政府官员、培育了良好的政府风气。行动党的领导干部即政府部门的高级行政官僚都是专业化与现代化的精英，有强烈的成就取向并讲求实效，是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推进者[5]。这两个重要的执政纲领和政策是新加坡政治的重要特色，即“民本思想”，就是在吸收西方式民主思想的同时，重点高扬儒家民本思想，努力实行儒家民本政治。因此，在政治上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往往形成民主加民本、利益代表和精英模仿并重的代议民主制，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亚洲价值观”的提出和施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掀起了巨大的肯定效应。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亚洲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渗透，民间组织的兴起也日益成为参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凭借其自由、广泛的优势，能动、自觉、迫切地传播它们的组织核心思想，而其显而易见、愈加明显的民间影响力也日益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甚至能够形成超越国界的国际化的思想潮流。因此，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众多主体当中，民间组织的存在和运动不可忽视。
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例。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工作为主要使命，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绿色和平组织于1971年成立于加拿大，捐款的人数已经累积到280万。在全球4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它开始时以使用非暴力方式阻止大气和地下核试验以及公海捕鲸著称，后来转为关注其他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底拖网捕鱼、全球变暖和基因工程。绿色和平组织宣称：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做出积极的改变。不论是科研或科技发明，都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决办法。对于有违以上原则的行为，绿色和平组织都会尽力阻止。该组织当前关注许多环境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阻止全球变暖以及保持世界海洋和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方面。除了常规的环境组织方法(例如政治游说和参加国际会议)，绿色和平组织有其自己的方法进行非暴力的直接行动。由于绿色和平组织及其绿色和平运动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是全球人民的普遍利益，因此，这种民间组织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令全世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高明的是，绿色和平组织把“和平主义”与“环保主义”结合起来，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发起一系列活动，抗议美国、法国的核试验，反对大规模获取海洋资源，争取各国政府立法保护地球环境等等，其中不少活动，包括“彩虹勇士”号的行动，被指责为极端、不合法。相当长一个时期，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拦截捕鲸船、冲击核试验场等“危险”行为，屡屡成为报纸头条。绿色和平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日益得到舆论的认可及财团的支持，他们当年的许多倡议，如今成为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议题，绿色和平组织从当年英勇的受压迫者成为当今受到尊重的地球看护人。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鲍勃·亨特在1979年曾说：“这场环保运动不会放慢步伐，它已经生根。在1970年，人们十有八九不知道生态学是什么意思。10年后，它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这不是绿色和平组织独自所为，但是我们完全实现了我们当初的目标：我们有效地冲击了世人的思想。”如今，绿色和平组织在各大洲都有办事处，各个办事处通过最先进的通信和定位方式连通。绿色和平组织也使其战略多样化，在世界各地都有为其服务的律师、院外活动集团和科研机构，用研究数据和调查结果支持各项运动。绿色和平组织从一国发展到了全球，从单一零散的环保活动成长为如今引领世界生态观念、和平崛起等先进理念体系的普世价值主体，这不能不说明绿色和平组织所倡导的“环保”与“和平”的主张通过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身体力行的实践和不断开辟，以及吸纳各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整合所起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通过一系列努力和抗争，将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思想和主张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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