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结构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世纪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980(2006)05—0041—05
1870年至1899年的三十年间，在西方世界，是所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转变”时期；在中国，则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其实，对外贸易既是各国生产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又是国际分工的纽带，它体现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19世纪后期，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入超态势自然不可扭转，但由此断定当时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完全丧失，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已经完全恶化，则有待商榷。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实质上也是进行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的分析，本文将既从进出口商品构成方面分析其静态效益，又着重从贸易商品种类及其比重的变化、部门间分工参与度以及进出口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价方面分析其动态效益，以期对这一时段中国对外贸易状况作较为客观的描述，以匡正某些比较僵化的认识。
一、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一)出口商品构成及份额统计
“19世纪中叶英国夺占中国市场，以及19世纪最后25年内美国资本加紧侵入中国，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向农业和原料附庸的方向发展。”[1] (第186-187页)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航(1869年)、欧洲——中国海底电报线路的铺设(1871年)和海洋轮船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卷入世界市场的步伐。随着农副矿产品也成为新的出口商品，中国出口商品构成日趋多元化，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商品已达80余种，到1894年更增至200余种[2] (第88-89页)。
丝、茶两项是中国出口的传统大宗商品，19世纪60、70年代二者在总出口中比重达到90％左右[3] (第1609-1610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茶叶出口受到来自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激烈竞争，茶叶出口占世界茶叶贸易的比重逐年下降，1873年比值为92％，1883年降至88％，到1893年仅为49％[4] (153-154页)。随着茶叶在国际市场地位的跌落，其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也急剧下降，1873年的比例尚占50.68％，1886年降至43.4％，1894年仅为24.87％[5]。另一大宗出口商品——生丝及丝织品受日本丝的排挤，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比例也日趋下降，1873年的比重为40.54％，1886年降至37.38％，1894年仅为33.29％[5]。伴随中国大宗传统出口商品在总出口中比重的急剧下降，杂项商品出口则有了较大增长。1870年，丝、茶这两项传统出口商品占中国出口总值的94.7％[6]，新的产品总共不过5％多一点，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它们已占到10％，而到1905年，则直线上升到58％，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7] (第781-782页)。这一时期的新增出口货物主要有豆类、棉花、草席、花生、皮毛、桐油、猪鬃、草帽缏等农副产品，以及铁、钨、锡等矿产原料品(见表1)。当然，出口货种类的增加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与化学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料种类的需求，而非中国出口能力明显增强的缘故。
(二)出口商品分类及百分数统计
按加工程度分类[8]，在1870-1886年间，饮食物和烟草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列第一位，除1876年和1886年分别为49.13％和47.10％外，各年均占总出口的半数以上；同期，居出口第二位的是纺织品、金属品和化学工业制造品，各年约占总出口的40％。1887-1899年间，制造品类出口跃居首位，各年在总出口中均占42％以上，但在制造品类中，除棉纱为机制品，丝部分为机制品外，其它多为工业原料和手工制品，其附加值并不高；而饮食物和烟草的出口则退居次席，除1887年为40.42％外，其余年份都在此比例之下，1899年更是跌至26.27％的最低点，与1870年的数字相比较下降了一半。在1870-1899年间，原料及半制造品和杂货出口尽管所占比例较小，但增长势头强劲。原料及半制造品出口，以1897和1873年的两个峰值年份的19.72％和2.5％相比较，增长了7.89倍。杂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在1887年前相对稳定，最高的1878年也仅为2.45％，1870年仅为0.73％；但自1887年后，则一路攀升，1897年的比重达到9.49％，与1870年相比较，增长了整整13倍。
按商品性质分类，在1870-1899年间，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以手工生产的半制品和制成品为主(见表2)，1873年这二者共占总出口的比例高达95.7％，随后则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893年降至81.8％，至1903只占50.1％；机制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占总出口比例一直较低，1873年仅为1.7％，1893年才缓慢增至2.6％，后来比重虽有所扩大，但至1903年也只达到22.7％。在生产资料出口方面，农林渔牧等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较快，1873年占总出口比例为2.6％，至1893年为15.6％，1903年已达26.8％。这一时期，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附加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下降，附加值较低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逐渐上升，中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正在不断丧失自己的比较优势。
(三)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评价
从上述两种出口货物分类统计显示，1870-1899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机制品的出口虽有所增长，但增长极其缓慢。并且在初级产品出口中，虽然总体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势，但其比例日趋下降，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则增长迅速，这说明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掠夺，从攫取的范围和活动的领域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9] (第106-107页)。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认为，不论一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弱或是强，只要能确定自己的相对优势，输出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品，即使处于劣势也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同时，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无疑应该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870-1899年，中国在出口方面，呈现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的逆向发展趋势，以及机制品的出口长期增长缓慢，不仅说明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也显示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的速度极其缓慢，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将进一步趋于不合理。
二、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一)进口商品构成及份额统计
1870-1899年，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西方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商品品种日趋丰富；同时，中外商品流通网络也有所改善，以及人们因消费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一切促进了中国进口贸易商品向多样化发展。尽管非法的鸦片、合法的棉纱和棉布继续在进口总额中占优势，如1871年，这三项占全部进口值的75.5％[10] (第82-83页)，但随后它们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到了1885年，棉制品(35.7％)已经超过鸦片(28.8％)成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11] (第58-59页)。并且在棉制品中，虽然棉布的进口值始终超过棉纱进口值，但棉布的增长远不如棉纱迅速，1867年进口棉纱线1，455，645海关两，1894年达到21，397，293海关两，增长13.7倍[12] (第167-168页)。棉纱进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棉布进口，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棉纺织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与此同时，其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有了较快的增加。以上海口岸为例，海关统计的进口商品种类，19世纪70年代中期只有180种，1894年则猛增至580多种[2]。在新增进口杂货中占重要位置者(见表3)，首先是米，1894年占总进口的6％；其次是煤油，这一年也达到4.9％；另外，食糖比重在1877年也达到2.2％。同时，火柴、金属制品、毛织品及烟酒等直接消费资料的数量也大增。而生产工具的进口仅机器一项，其比重在1894年也只占总进口的0.7％，说明当时中国新式工矿业尚处于萌芽状态。
(二)进口商品分类及百分数统计
在1870-1899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中[8]，饮食物及烟草的进口在1886年之前份额较为稳定，在4.14％-8.4％之间浮动，自1887年后则急剧增加，1893年达到19.18％的峰值，较之1870年的比重增长了四倍多；而原料和半制造品的进口始终较低，多数年份在8％附近，最高的1898年也只有12.40％，这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工业发展艰难之情形相吻合，最后几年有所发展则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可以直接在通商口岸兴办工厂以及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近代化企业的数量有较大增加的缘故。这一时期，制造品的进口经常占到中国总进口的一半，但生产资料类的进口所占份额极低，约为8％；消费资料类占到总进口的90％多，且又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经常占到总进口的80％以上，而消费品原料在进口总值中的比值在1893年也只达到13％。
(三)对进口商品结构变动的评价
在1870-1899年中国的进口贸易中，消费资料的进口远远大于生产资料的进口；而直接消费资料的进口又远大于消费品原料的进口。即使在占总进口较少份额的生产资料中，机器及大工具的进口所占比例也极少，而是以棉纱、棉花、金属和煤所占比重最大，它们与中国同类土产处于竞争地位，因而，这些物资的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甚微。进口商品除了工艺品外，还有大量的农产品，对中国同类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也构成严重挑战。伯尔蒂尔·俄林指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别的地区便宜，……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13] 很明显，这一时期，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并非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本国生产要素比较稀缺的产品，相反，大量进口的却是国内有同类进口替代品，并且生产要素相对便宜的产品。显然，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发展的趋势是不符合贸易最优化原则，不利于国内产业健康发展的。
三、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外贸易状况
(一)部门间分工参与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商品结构的变化，还可以进行部门间分工参与度的统计分析。其公式为MP=qiPi+qeMe[14] (第200-201页)。式中：qi为进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Pi表示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的份额；qe为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Me表示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当一国进口商品全部为初级产品，出口全部为制成品时，则部门分工参与度MP达到最高值1，这表示该国完全参与了国际的部门分工；当一国进口商品全部为制成品，出口全部为初级产品时，MP为最低值0，表明该国主要是以自然资源换取所需的制成品，是经济不发达的特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MP越大，表明一国参与部门间分工与世界相关联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该国经济较不发达。[14]
根据19世纪后期全球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在中国进口商品中，饮食物及烟草和原料及半制造品这两大部类属于初级产品，而在出口商品中，制造品部类尽管多数为手工制品，并非全部为机制品，参考海关商品分类目录，仍可将其看作制造品进行分析。另外，根据相关数据及上述公式，可以得到这一时期的MP值，并绘制部门间分工参与度折线图(见图1)。
资料来源：进口和出口占贸易总额份额根据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计算；初级品占进口总额和制成品占出口总额份额根据第六表计算；然后计算MP值(略)。
从折线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国MP波动较大，大体上以1887年(MP为0.3009)为界，这与自该年之后制造品类超过饮食物及烟草成为第一类出口商品相吻合。除1876年外，1887年之前各年MP都在0.3之下，其中1885年最低，MP为0.2312；1887年之后各年均在0.3之上，其中1895年达到最高值0.3651。这说明在1870-1899年这一时段，后期与前期相比较，我国部门间分工参与度并没有因为进出口商品结构日益半殖民地化而随之降低，而是因为制造品(当然，多数为手工制品)出口增加而相对有所提高。自然，后期MP的升高，既与中国自身新式产业发展有关，又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向资本输出为主，特别是外商直接在华设厂有关。而这种转变之所以出现，也与中国传统产业整体上仍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帝国主义对中国长期进行的商品倾销政策并不完全成功，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不无关系。
(二)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价分析
探讨中外贸易商品整体竞争力的消长，除了对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构成及其比值变动进行分析外，还可以在进出口商品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换比价分析。交换比价又称贸易条件，是一个国家以出口交换进口的条件，即一国出口商品和该国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由于参与交换商品种类很多，还涉及货币币值与物价水平的变动，又通常用商品贸易条件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来表示。以Px代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则商品贸易条件指数T=(Px/Pm)*100。根据此计算公式和南开进出口物价指数，可以计算这一时期的商品贸易条件指数并绘制折线图(见图2)，以便较为直观地了解这一时期贸易条件的演变轨迹。
数据来源：进出口物价指数：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75-376页；商品贸易条件指数数据系自己计算(略)。
在19世纪后期，1872-1881年和1887-1893年两个时段以及1899年共18年的贸易条件指数值大于或等于100，说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这些年份中国贸易条件还是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低于此值的年份，主要集中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后数年间的两个时段，显然，这一时期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而非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完全落败于进口商品竞争力的缘故。当然，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单凭贸易条件的变化而认为此时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有过明显好转。
通过上文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后期，尽管单项出口商品如生丝和茶叶等遭遇到了日本、印度等国出口商品极为激烈的竞争，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其生产的边际成本较低，在诸多农矿产品及手工业品上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状况并未完全恶化这种奇特的现象。
中国传统出口商品整体上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产生了如下作用：一方面，延缓了中国以消费性工业品进口和以农矿原料及手工业品出口为主的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较之社会性质而言，中国对外贸易半殖民地化的步伐也因之大为减慢。总之，直到1899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和外贸主权几乎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完全跌入低谷，这无疑与中国出口商品整体上仍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密切相关。当然，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列强最终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生产力总体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西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价格优势，必然使中国出口商品的静态比较优势不断萎缩，中国对外贸易最终不可避免地趋于全面恶化。
通过对19世纪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分析，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种较为科学的认知：简单的贸易差额分析不足以客观地评判一国贸易状况；进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综合分析，则可能对一国贸易状况进行较为科学地评价。籍此理念也可以正确定位当今中国对外贸易质量，进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较为科学的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