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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对当代中国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而言，邓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上溯自五四运动以来，历史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而又艰辛曲折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程和命运，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历程和命运，科学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历程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或者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过的道路来讲，邓小平同志都是一位世纪性的和世界性的伟大历史人物。因此，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和风范，必须同深刻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必须同深刻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转变联系起来，也必须同深刻思考20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变动联系起来，科学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及其理论形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
20世纪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间的重大事件和鲜明特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开始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局面。上半叶，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因争夺世界市场和瓜分势力范围，相继爆发两次世界战争；与之相联系，落后国家也相继发生两次社会革命。第一次是在俄国，走的是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再一次是在欧洲和亚洲，是一大批国家，而其中最具典型和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继而夺取城市，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两次社会革命，虽然道路迥然不同，但所解决的却是同一个基本问题，即落后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下半叶，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冷战结束，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世界性的历史变动把两个新的角逐态势突出出来：一个“态势”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另一个“态势”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发展的问题便开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支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落后的历史基础上，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探索过程。面对成功和挫折，面对世界性的历史变动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和英明之处，就在于确立当代中国的发展路线和政策，始终坚持把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基本问题——落后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联系和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重新探索和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扩展成为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其生产方式及矛盾冲突的社会范围和形式，也随之呈现出扩大化的客观趋势，落后国家、地区和民族，开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诸多矛盾的汇合点、聚焦点。这样一来，那些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程度发展但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地区和民族的革命问题，以及伴随革命而出现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就被提上日程，获得影响国际全局和世界进程的重大实践意义。所以，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来讲，革命在落后国家率先突破，进而建立社会主义，是必然的；而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解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也是必然的。建设社会主义过去遭遇挫折固然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事实没有也不可能抹煞落后国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规律性，而只能证明即便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也还有一个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摆在前头。因此，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由来，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能只是停留在社会主义曾经遭受的挫折上，而应该把认识的基点转到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来，转到探索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上来。
二
回顾20世纪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规律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必须重新探索和解决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的那个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毋庸置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初构想，是马克思针对俄国沙皇时期农村公社的双重历史命运而提出来的。实行“跨越”的基本条件：一是需要爆发俄国革命；二是要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之相互补充；三是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积极成果。理解马克思的本意，虽然不可以将其构想泛化而作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也包含着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思想胚芽。伴随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动，先是俄国，后是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便开始获得超出马克思原来构想的历史性意义。近代中国是个积贫积弱的国家。20世纪的中国进程，一方面，是同资本主义已经扩展成为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也是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的国情相联系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诸如解决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而完成这些任务的历史责任，就只能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双肩之上。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的中国建设的特点之一。因此，在历史的必然性支配下，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要经历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而后还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等于就已经从“卡夫丁峡谷”中跨越出来，那只是实现这一跨越的第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行动，而后还有第二个行动，即赶上时代，尽快把中国发展起来。实际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过程，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形成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上篇文章；而形成和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则是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下篇文章。两篇文章，代表同一过程，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历史的经验证明：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代表着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也代表着我们党领导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从国际观察和历史比较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在跨世纪发展中，包括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
毫无疑义，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两次伟大革命是不可以分开的。把两次革命联结起来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中国国情。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创具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贯穿两次革命过程始终的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线索，也是两次革命相联系和相统一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及其理论形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能不回顾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也不能不把对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和当代中国精神动力的历史思考提升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上来。无数事实和经验一再证明，对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也不了解世界的历史，那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自鸦片战争150多年以来，中国屡遭亡国威胁的基本教训，一个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再一个就是腐败——腐败也要挨打；还有一个就是分裂——分裂同样会要挨打。挨打的屈辱，集中显示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已经深深陷入历史的被动状态。进入20世纪以来，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先后经过三次大的历史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相联系的。在凡尔赛——华盛顿轴心体制下，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被剥夺了！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又一次处在被人宰割的位置上。所以就有五四运动，就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精神支柱在中国确立起来。中国从此跨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因而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次转折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相联系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挣脱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尊严，坚定不移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后就有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解放全中国的辉煌胜利，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辉煌胜利。不久，中国跨上另一个新的历史台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继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成为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起点。但是，因为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中包括失误，长时间里解决“转向建设”的问题是不成功的，所以需要重新端正党的工作指导思想，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第三次历史大转折的根本标志。和前两次的历史转折不同，第三次转折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的，是在世界格局的又一次深刻变动和迎接国际竞争的新的挑战中进行的。实践上的鲜明特点，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赢得举世瞩目的事业大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就被历史确认下来，也被党和人民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心骨”确立起来。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四
中国在20世纪的三次历史转折证明，社会主义是发展着的，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发展着的。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个理论，继而作为一个运动，再进而作为一个制度，已经和正在经历三次大的转变与发展：第一次，是从空想到科学；第二次，是从运动到制度（包括从一国到多国）；第三次，是从革命到建设。每一次的转变和发展，都有一个时代所赋予的历史课题，也都贯穿着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又都围绕着历史提出的课题相互联结起来，构建成为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形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产物，包含着对列宁以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邃思考，也包含着对毛泽东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抽象出来，注重在两个层面上回答和解决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第一个层面——落后国家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第二个层面——落后国家到底要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同志全方位地展开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明确提出要把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交给中国人民。强调要坚决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强调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改变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相应调整对外政策，坚持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点放在爱好和平国家的发展上，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上，特别是放在中国自己的发展上。明确提出中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这个阶段上，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关键是要靠我们自己把经济发展起来；必须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及时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生产力必须重视解决体制问题；要适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规律，坚持改革；要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坚持开放；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明确提出要坚持“三步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强调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必须根据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坚持把台阶式的发展方式、区域式的发展方式以及重点和全面相统一的协调式的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经受住综合国力竞争的严峻考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要坚持“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强调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要靠科技，靠科技才有希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注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把科技和教育作为战略重点突出出来。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构想，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强调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处理国际关系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工作标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毫无疑问，这些新的科学结论不仅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独具时代特征的；从思想体系上讲，是社会主义在其生命途程中获得的关于建设的理论形式。因此，在发展了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五
伟大的实践，呼唤和孕育着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和开创着伟大的事业。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自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以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在实践中萌生，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一个严整而科学的思想体系。贯穿这个体系各方面和各层次的逻辑线索，有一个“精髓”问题，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从战略全局出发，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有一个“主题”问题，就是落后国家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要求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坚持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坚持“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精髓”、“主题”和“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支撑点，集中反映出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革命风格。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是邓小平同志，把我们从失误中引导出来；也是邓小平同志，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开拓出来。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迎接未来挑战与考验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应当永志不忘：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毛泽东同志的事业继承者，而且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事业推进者；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而且还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奠基者。邓小平同志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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