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
美国新经济的原发性虚化及其矛盾指向性反思
刘 爱 文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摘 要： 作为美国新经济的载体，ICT产业的高科技性赋予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的诸多遐想，蜂聚的风险资本不断推高纳斯达克指数，带动了美国经济发展。这种“新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性，致使其名实不断背离，经济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这种原发性虚化终致新经济危机爆发，其矛盾指向性对于规范我国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美国新经济；原发性虚化；危机；矛盾指向性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是人类却总是健忘。世纪之交的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过去几近二十年，然而，人们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步伐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也领先于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传统金融不仅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更有观点认为，Fintech代表了金融业的未来。金融科技到今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金融IT阶段，二是互联网金融阶段，三是金融科技的3.0阶段。”然而，所谓物极必反，2016年我国惊现P2P爆雷潮，超过1300家P2P平台倒闭。
主题班会如期召开，按照既定程序一项项进行。在班会的最后环节，我拿出我的检讨书，郑重地说：“刚才几位同学的检讨很诚恳，认识很深刻，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值得每一位同学学习。作为班主任，我在这次事件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也真诚向全体同学检讨，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与监督……”
令人不解的是，一些经济学家依然深信经济泡沫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最为重要的杠杆，泡沫破灭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和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作为新经济危机策源地，美国诸多经济学家相信本国金融市场强健，能够承受泡沫破灭的打击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例如，格林斯潘(2007)认为，“危机来袭之时，往往就是大规模退市之日。这时候，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非常重要。美国2000年互联网科技泡沫骤然破碎，纳斯达克曾遭受重创，2001年‘9·11’事件又令其雪上加霜。其间纳斯达克上市企业500家破产，40%退市，80%的企业跌幅超过80%。但危机之后，大浪淘沙，纳斯达克成功实现了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原因或许是美国金融市场‘那种化解纷乱并自我修复’的‘弹性’”[1]。Robert Guttmann(2015)则认为，“(破灭的泡沫)却使我们跨入了赛博空间，这个空间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组织方式(新‘经济’)。至此，主导着新兴在线经济的新一代超级巨头(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矗立赛博空间中心”[2]。
对于美国新经济危机，我国国内有些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即风险资本蜂聚加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泡沫催化的技术积累为后危机时期经济转型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例如，严浩(2015)认为，“2001年美股科网股泡沫破灭后的极度深寒，让整条华尔街‘路有冻死骨’，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观察，正是科网股的泡沫造就了其后多如牛毛的伟大IT公司，并让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巨擎。科网股的泡沫破了，但却留下了‘新经济’，这笔账相当划算”[3]。杜传忠和郭美晨(2017)也认为，“尽管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给美国互联网产业造成严重打击，并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互联网泡沫及其破灭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新经济的发展”[4]。
老板娘很感兴趣地说：“是啊，你不知道，两个月前隔壁大姐去渭河玩，只穿了一条连衣裙，回来时脸都冻青啦。”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缺少历史维度，要正确认识美国新经济危机，我们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把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新阶段的基础上，紧密联系ICT产业的特质和风险资本的属性，揭示出新经济危机的矛盾指向性。为了规范我国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美国新经济危机缘起及其发展进程进行回溯。
二、ICT产业效率之基
就ICT企业内部生产来说，其完整生产过程可分为研发阶段和批量生产阶段。显而易见，在研发阶段，研发人员从事的都是原创性的复杂劳动，其薪酬占企业支出中很大的份额；然而，批量生产阶段情况正好相反，信息技术提高了生产自动化程度，批量化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因此，研发人员高薪难以抵补广大一线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下滑。而就企业外部生产而言，信息技术资本深化加剧，也即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急剧提高。ICT产业在美国空间集聚度很高，主要集中在美国硅谷地区，因而信息技术存在明显的外溢性。同时ICT企业之间竞争尤为激烈，产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这个特征在ICT产业里非常突出，致使ICT产业中存在所谓的“摩尔定律”：电子信息产品性能急剧提高的同时，其价格又在显著下降，因而ICT企业通常会遭遇价值革命的厄运。企业外部生产的竞争性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同时，也使得企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远远滞后于其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
就资本构成而言，ICT产业中信息技术资本深化导致预付资本量增长，然而，资本的成本却没有大幅度上升。相反，如前所述，资本的生产率还出现了上升，致使资本利润率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后半期出现恢复甚至较大提高。根源就在于ICT产业的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又表现在所属企业的内部生产和外部生产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确证信息技术对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贡献，欧林勒和斯切尔(2000)通过测算表明(见下页表)，“从1991—1995年到1996—199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从1.61%提高到2.66%”[5]。在增加的1.05%(2.66%～1.61%)的增长率中，资本深化程度(即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贡献了0.49%(1.09%～0.60%)，其中，以计算机(主要指半导体芯片等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等为主体的信息技术资本深化的贡献最大，高达0.46%，几乎占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部分的一半。其他资本的贡献仅有0.0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劳动质量的变化不但没有改善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反而将其拉低了0.13%(0.31%～0.44%)。剩下的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了0.68%(1.25%～0.57%)，解释了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部分的一半以上。由于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被认为是资本雇佣劳动所带来的，因而也被算作是资本的成果。如表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超过资本深化增长率与劳动质量增长率之和的程度，90年代较前20年在不断扩大，即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90年代后半期”[6]。
由此可见，尽管资本积累在加速推进，也即资本存量在增加，资本的生产率反而有所上升，这表明，随着信息技术资本的深化，其溢出效应更加突出。信息技术通过自身的投资扩张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对传统生产制造技术的升级改造起到了支撑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术在美国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日益增加，极大促进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从1995—1998年，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5%，对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信息技术日益彰显的基础性作用，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上。据欧林勒和斯切尔(2000)统计，1991—1995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为2.82%，而到了1996—1999年，该数据迅速飙升到4.9%，这与同期美国信息技术资本深化变动率以及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动趋势高度吻合。
表美国非农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
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新经济泡沫也不例外。而且新经济泡沫膨胀得越快，其破灭速度也就越快，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10日的最高5048点，在极短的时间内跌破2000点，不到一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缩水幅度高达62%。纳斯达克股市的破灭也粉碎了众多高科技网络公司的梦想，风险资本避之而唯恐不及，纷纷从ICT领域抽逃。缺少金融资本滋养的ICT产业进一步掀掉了新经济的遮羞布，资本主义私人信用全面收缩。一时间，大量信息通信等高科技公司破产倒闭，新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新经济危机意味着现行价格体系全面失衡，资本积累难以为继，必须通过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强行纠偏。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背离的趋势扩大了利润份额，从而增加了剩余价值率。根据莫斯利(1997)的计算，美国剩余价值率从1973年的1.59急剧上升到1994年的2.33[9]，而后，剩余价值率攀升的趋势进一步加剧。ICT产业由于自动化程度高，雇佣工人的可替代性程度也高，从而加剧了ICT产业工人实际工资向下的压力。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ICT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在不断下降，这急剧扩大了ICT产业中利润的份额，从而提高了ICT产业的利润率。
这里先从信息通信技术的一般性谈起，其特殊性留待下文详述。信息技术通过大数据存储、传输及运算来改造传统工业部门，使先前的基于流水生产线的刚性制造模式转变为基于信息技术的柔性制造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内涵就是智能制造，即将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传统制造活动的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一个涵盖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E(计算机辅助模拟仿真分析)、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ERP(企业资源计划)、MES(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等在内的智能制造系统。主控服务器和各类设备终端等的互联互通，形成一个工业互联网。该系统具备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即时化、个性化、智能化、自动化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制造技术的转置极大提高了美国的社会生产力，突出表现在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贡献上。
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应用和商业推广，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一般技术基础，信息通信技术夯实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同时，信息通信技术又形塑为一个有望改变经济范式的特殊产业(即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注] ICT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电信服务、信息服务、IT服务及应用的有机结合。 生成了一个新兴的概念经济。概念经济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社会预期，因此，概念经济的概念本身就已经内蕴着经济虚化的因素。
医院医疗设备管理系统是一个集医院设备的申请、采购〔10〕、出入库、维修、维护、固定资产管理、计量检测、设备运行效益分析等全流程管理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真正做到减轻医学工程科工作人员繁琐的设备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我想等破了案一定当面问问那个司机，为什么要闯红灯，就不能等那么几秒？回到楼上，半个月没有回家，屋里一股潮湿的味道。
三、风险资本虚化经济
AAGCTCACTGG-3’;lncRNA BLACAT1(product length=120 bp) Forward 5’-GAATCGGACAAGGA
“三八雨”是人生的一个谜题，使我难以明白，问了母亲，她三言两语就解开这个谜题，她说：“任何事物都有界限，山再高，总有一个顶点；河流再长，总能找到它的起源；人再长寿，也不可能永远活着；雨也是这样，不可能遍天下都下着雨，也不可能永远下着……”
本文在环境话语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生态语言学、环境传播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史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回顾了环境话语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了环境话语分析的多种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研究发现：基于环境话语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环境话语研究具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和开放性，需要研究者突破单一学科视角的固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随着现代环境学科群的枝繁叶茂以及环境话语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动态建构，环境话语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环境话语研究势必将语言学和环境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聚合起来形成多学科交融、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并最终构建出一个以研究系统化、多种学科结合为特色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
ICT产业作为美国新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很有可能改变美国的技术-经济范式，因此，美国社会对其寄予了诸多期望。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内核的ICT产业也因此成为“钱”景无限的朝阳产业。作为新经济引擎的特殊产业，ICT产业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基本要素：一流的研发人员、先进的技术设备、灵活的创业机制、产业的空间集聚等。它们之间是否产生化学反应？这有赖于作为新经济的血液——金融资本的作用。金融资本是逐利资本，它是以预期利润率高低为导向的。正是ICT产业的预期高回报率吸引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极大兴趣，后者以风险投资形式积极涉足ICT产业，甚至大量产业资本也涌向ICT产业领域，这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信息技术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剧的原因所在。
ICT产业单兵突进之势成为拉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它极大改变了美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凸显了ICT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例如，“1990—1999年，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国内总收入从330亿美元增长到729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0.4%，大大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占经济的比重由5.5%上升到8.2%”[10]。Forrester对比了美国因特网行业和汽车行业，表明“1998年美国因特网行业直接创造的产值达3310亿美元，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达110万个，同年美国汽车产业产值为3500亿美元，提供150万个就业机会，二者规模非常接近”[11]。事实上，1998年美国因特网经济的增长率高达175%，可见，新兴产业与传统支柱产业发展速度高下立现。依托信息网络、通信技术的推动，美国经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持续扩张，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为期最长的经济高涨。“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美国经历了一个破记录的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6]；并且美国经济呈现出“两低一高”(低失业、低通胀和高经济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这种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学术界称为美国新经济模式。
事实上，所谓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其实并不新。与历史重大科技创新相比，信息技术的出现也并不比蒸汽机、电力等发明的意义更为重大。只是在国际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僵死状态，资本过剩，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需求不振，这种背景让新经济表现显得更为突出而已。更不用说新经济带来低通胀的无稽之谈，它仅是一种幻象或假象。因为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通胀指数仅仅统计消费资料价格指数，至多包括部分生产资料价格，而将不断攀升的巨额资产价格排除在外。实际上，这种价格指数会造成巨大的扭曲，这从作为现代货币政策制定依据的泰勒规则就可得到证明。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风险资本制度极大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发展，美国实体经济与作为其反映的金融市场表现，或者说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适应的。与此同时，由于ICT产业未来成长性预期对于吸收风险资本尤为关键，风险资本市场也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认为科技进步使得生产率有无限提高的可能，从而经济增长无极限”[12]。作为高科技隐喻的新经济模式完全超脱了传统的经济法则，不再受经济周期的摆布。与此相适应，外围地区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那些遭受金融危机危害的国家，事后都按照新自由主义规划的路线，纷纷实施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积累起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基于防范再次发生危机的目的，这些外汇储备不能挪作他用，只能投资于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盈利前景看好的ICT领域。
另一方面，随着1995年《反广场协议》的制定，美元资产特别是高科技资产快速升值，先前停滞的日本经济中所形成的大量过剩资本也找到了投资渠道。“在整个90年代，外国的财富持有者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所购买的美元资产不断增长。到1998年底，外国债务的规模已达到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8%”[13]。大量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转移，ICT产业的烧钱模式开启，进一步刺激了ICT产业的膨胀，ICT产业的急速膨胀也就是美国新经济泡沫加剧的时期。
图 1995年后美国金融泡沫的发展 [14]
如图所示，1995年签订的《反广场协定》构成了美国经济泡沫化的一个分水岭。1995年以前，美国扣除利息后的公司税后利润净额指数与纽约股票交易中心综合指数基本相符，这表明金融市场的走势较为正确地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盈利状况。然而，1995年之后，两者的缺口急剧拉大，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的增长，这表明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开始领跑实体经济，金融泡沫成份越来越大，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只是作为金融泡沫的“标的物”，即幌子作用而存在。在全面金融化的浪潮中，实体经济自身也高度介入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的利润主体部分也来自金融业务。这就是美国新经济泡沫的开端。
新经济的诱人前景吸引了国际投机资本涌向美国股市，尤其是高科技股的集中地——纳斯达克市场。与此相适应，美国股市也节节攀升，投资者在股市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回报，投资者又不断获利回吐，这使得股市行情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行情的火爆令人叹为观止。
信息技术资本的深化及溢出效应如何传递到利润率上？这需要考察剩余价值率和资本价值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后半期，上述因素都较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先分析剩余价值率变化。如前所述，上述时期的ICT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美国ICT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却在下降。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终结了长达150多年的实际工资上涨史。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劳动力市场完全推向市场，最低工资法被冻结，管制资本主义时期的劳资双方协议工资制被废弃，政府大规模地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和保护，工人工资由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决定。先前的各种社会福利体系也被打破，美国收入分配体系急剧偏向资本，致使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人实际工资趋于下降。根据戈登(1996)估算结果表明，“从1979年到1994年，美国生产性雇员的税后实际每小时可支配收入下降了8.6%，税前每小时实际报酬下降了7.8%”[8]。
然而，作为虚拟资本的金融垄断资本应该如何切入作为实体经济的ICT产业呢？这就需要认真考察ICT产业的结构特征。由于信息技术的知识门槛较高，ICT产业结构也较为特殊，其初创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但数量众多，企业新陈代谢速度较快。ICT的柔性产业结构特别需要投融资方式灵活的风险投资，这种投资“以拥有一定企业股份为条件为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融资，在资金管理上融合资金支持与管理支持，并于企业成功上市后卖出股份获取高回报”[6]，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融资制度天然契合ICT的产业结构。反过来，风险资本极大促进了ICT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新经济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介入彻底改变了ICT产业的命运。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众多中小型ICT企业得以创立并迅速扩张。因为ICT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募集大量资本，促使人才、技术和资本快速结合。据统计，“仅仅从1992年到1996年6月，美国就有3000家公司上市，筹集资本1500亿美元”。
那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吹起新经济泡沫的目的何在？那就是打通美元国际循环的渠道。新经济泡沫发生的历史情境是：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围地区屡屡遭受债务危机的打击，这些外围地区的国家被迫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发展实体经济，这种产业资本积累模式积聚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环顾宇内，只有美国才是外围地区外汇资本的安全避风港湾。于是，外围地区人民辛苦劳动换来的外汇纷纷涌向美国，追捧美国资产，致使美国资产需求高涨。另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到处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物，而信息技术革命的果实逐渐成熟。因此，ICT产业进入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视野，金融资本通过风险资本形式向ICT产业烧钱，致使ICT产业价格爆涨，远远超出了ICT产业的实际产出和实际利润所能支撑的范围。
日益虚化的ICT产业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1994年，美国公司的股票价值为6.3万亿美元，到2000年第一季度已飙升到19.6万亿美元”[15]。日益高涨的ICT资产价格吸引了大量的外围资金进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美元也通过ICT融资方式回流，一个完整的美元国际循环就此形成。泡沫经济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通过炒作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概念来圈钱，至于这些高科技是否能够提高生产力倒在其次。
由此可见，所谓新经济，不过是全球生产能力持续过剩历史情境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吹起的一个泡沫而已。新经济危机，则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过分吹捧信息技术的经济价值所直接引致。因此，新经济泡沫的产生、发展直至最后的危机，都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性质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是最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它更加强化了资本的操控性生产关系，这与产业资本内在逻辑迥然不同。
四、新经济矛盾特指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赌场资本主义。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金融寡头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他们奉行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丛林法则”。而高度组织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竞争中具有天然优势，按照“杠杆原理”，它能够以少量的高度组织化金融资本撬动高度分散的巨额社会资本，作为其诱饵或标的物的就是ICT新技术概念。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搜索、调查访问、雨样检测等方式，了解桂林酸雨的形成原因、主要成分、pH范围、发生频率等现状，学习酸雨的收集、检测等方法，确定实验使用的模拟酸雨成分和pH。
事实上，在现有国际金融规则下，这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吹起经济泡沫的交易成本并不高，但通过经济泡沫攫取的资本利得却是非常惊人的。主流经济学用所谓“博傻理论”[注] 博傻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是指在资本市场中(如股票、期货市场)，人们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会花更高的价格从他们那儿把它买走。 来解释新经济泡沫危机，最后接棒人承担了全部的损失。这种理论看似很合理，实际上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新经济泡沫的牺牲者，也就是最后接棒者必定是那些个体规模较小，而且分散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世界体系外围的资金。从这个意义来说，新经济泡沫破灭是必然的，但具体在什么时候破灭则是偶然的。金融资本积累归根结底是系缚于产业资本身上，金融资本实质就是表示产业资本的n次方控制权。如果n等于1，则表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1次方控制权，代表一种原发性的经济虚化，新经济内在的实在有虚的特质，故称新经济泡沫为原发性经济虚化。如果n大于1，则表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n次方控制权，代表一种继发性的经济虚化，2007年次贷危机即属此例。
新经济泡沫之所以能吹起来，实质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平，美国利用其优势的综合国力垄断了信息、通信等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高科技资源，并通过制定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掌握了这些信息技术的定价权，从而保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高额垄断收益。作为原发性经济虚化的新经济危机，其根源依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然而，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分工使全球价值链两极细化，外围地区主要从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程式化的加工制造业，而中心地区则主要以风险资本形式刺激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ICT产业发展[16]。因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演化为全球价值链中外围低端生产和中心高端生产的高科技泡沫不可持续的矛盾。
正是以外围地区不断陷入金融危机为代价，中心地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才收获颇丰。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宿主的新型帝国，由于掌握了国际货币定价权和全球财富度量权，可以精准拿捏救市时机和程度。因此，每一次泡沫危机都意味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集中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相应地，新经济危机也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权。显而易见，美国新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在不掌握国际货币定价权和世界财富度量权的前提下，我国必须深入了解经济虚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要放纵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否则会严重扭曲我国经济结构。一句话，我国发展虚拟经济当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 王啸：《注册制落地要处理好五个基本国情》，http://www.xinhuanet.com2015年12月15日。
[2] Robert Guttmann：“The heterodox notion of structural crisis”，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Vol.3 No.2,Summer 2015,pp.194-212.
[3] 严浩：《未涨够！国家要用创业板泡沫哺育新经济》，http://stock.jrj.com.cn/focus/JSD0315/。
[4] 杜传忠、郭美晨：《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泡沫及其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启示》，《河北学刊》2017年第11期，第155-161页。
[5] Oliner S. D. & Sichel D. E.,“The Resurgence of Growth in the Late 1990':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Fall 2000,pp.3-22.
[6] 高峰：《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1-53页。
[7] 赵汇：《关于“新经济”的论争》，《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1期，第16-18页。
[8] Gordon D. M.,“Fat and Mean: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 Martin Kessler Books ,1996.
[9] Fred Moseley，“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29,No.4,1997,pp.23～41.
[10] 齐建国:《新经济辨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5-10页。
[11] 徐坚：《信息革命、新经济与未来国际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6-10页。
[12] 刘爱文：《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3页。
[13] Pollin R.,“Anatomy of Clintonomics”,New Left Review,May Jun,2000.
[14] 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15] Brenner R.,“The Boom and the Bubble”,New Left Review ,Nov Dec 2000.
[16] 张宇、蔡万焕：《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101-106页。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19) 03-007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16ZDA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研究”(12CJL044)
作者简介： 刘爱文，1974年生，经济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姜新旸]
标签：美国新经济论文; 原发性虚化论文; 危机论文; 矛盾指向性论文;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