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文学史
韩国现代文学是指韩国光复以后的文学，相当于中国的当代文学。1945年8月15日，韩国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中得到解放， 从而揭开了现代社会的新历史。但从此已潜伏了分裂危机，后经南北各自建立政府以及三年朝鲜战争，出现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解放初期的韩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反映着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了纯粹文学的倾向。50年代的文学以战争体验为基础，描述了战争中的难民生活和战争给人的人生体验。
1960年，韩国发生了“4·19”革命， 但由于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因此又引发了“5·16”军事政变以及维新独裁统治。进入70 年代工业化时代后，人们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60年代的文学，主要表现着对独裁统治的抗争和民主化要求，那么，70年代的文学，则着重反映着近代化进程中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意识变化。
80年代对韩国社会来说，既是压迫的时代， 又是解禁的时代。 从1980年5月光州起义到1987年的“6·29”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代的两重性。正如学者们所言，80年代是文学与政治关系极为扩展的时代，因而在80年代，作为运动的文学要比作为作品的文学，更具有说服力与影响力。
如上所述，光复50多年来，韩国社会经历了非常复杂、曲折的历史，韩国现代文学就十分敏感地反映了这段时代现实，始终以应战的姿态向前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学也日趋成熟，出现了众多文学潮流和流派，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纯粹文学、民众文学、市民文学等等，也出现了金东里、李范宣、崔仁勋、黄皙暎、赵廷来、朴景利等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著名作家。
韩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只限于作家作品评论和某些专题的讨论，及至70年代才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研究韩国现代文学。已经问世的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有：《韩国现代文学》（金允植，1979年）、《韩国现代文学》（金允植、金宇钟等30人，1989年）、《韩国现代文学史》（权宁珉，1994年）等。就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说，当推《韩国文学50年》（权宁珉编，1995年）、《韩国现代文学50年》（柳宗镐等，1995年）。
这些现代文学史专著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既有对现代文学性质与任务、发展规律及其特征的研究，又有对文学运动、思潮、流派的研究。另外，还有对不同体裁文学的发展和主要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
对韩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是引发学术界注目的课题，也是文学史著作必须取得共识的命题。研究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在韩国现代史上，解放以后的时代是民族分裂的时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放以后的文学就是分裂时代的文学。那么，现代文学的任务是什么？权宁珉在自己的论著中指出：“韩国的分裂时代文学是倾向于统一的民族文学。……如果说，分裂时代文学产生于民族分裂的现实，那么，分裂文学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确的，它就是克服分裂的逻辑，恢复民族文学的整体性。”（《韩国文学50年》）克服民族分裂，建设统一的民族文学，这是韩国现代文学的任务。
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问题也是文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在分期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1945——1959年是分裂体制成立期；1960——1979年是分裂体制深化期；1980年以后是分裂体制转折期（《韩国现代50年》）。第二种意见也持三分法，但时代划分与前者有所不同。此种意见认为：1945——1949 年是民族文学的确立时期； 1950——1970年是民族文学的分裂时期；1970年以后是民族文学的社会性扩大的时期（《韩国文学50年》）。上述两种分法尽管有些不同，但它们的主要根据是韩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特征，它恰好证明韩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现代文学史研究还涉及到对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学特征、主要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评价。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文学50年》（权宁珉编著，1995年）和《韩国现代文学50年》（柳宗镐等，1995年）。这两本书是为纪念祖国光复50年而专门策划出版的现代文学研究论集，为此书撰稿的60多名学者，都是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此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结构庞大，观点新颖；既有史的综述，又有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研究，还有理论性探讨。《韩国文学50年》还收录了现代作家的回忆文章和对现代文学方面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总目录以及现代文学作品总目录。上述两本书可视为解放后对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另外，还有从断代史、体裁史、运动史、批评史角度研究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专著和数以千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二、对1945——1959年文学的研究
1945年至1959年期间，在韩国社会发展史上发生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一是“8·15”光复，其二是1950 年发生的朝鲜战争。这一时期对韩国人来说，是一个悲喜交融的时期。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分裂体制的成立期；同时，称战前文学为“解放初期文学”；称整个50年代文学为“战后文学”。
解放初期，随着南北政府的建立，整个韩国文坛出现左、右翼文人的分裂及其重新组合，以无产阶级作家为核心的左翼文人逐渐入北，而以民族主义作家为核心的右翼文人固守韩国文坛。对这些文坛变化和文学运动的推进，学者们在其研究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如郑汉淑的《解放文坛史》（1980 年）、 权宁珉的《解放初期的民族文学运动研究》（1986年）等是其代表著作。这些论著客观而系统地阐述了文坛的分裂和新的组合、各自的文学主张和争论以及创作倾向。学者们认为：这种现状的出现，是具有历史的和时代的深刻原因，是民族文学的悲剧。
解放初期的小说创作，尽管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但主要具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李泰俊的《解放以后》（1946年）和蔡万植的《民族的罪人》（1948年）为代表的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倾向，二是以金东里的《驿马》为代表的纯粹文学倾向。如何看待这两种倾向，是研究的焦点。就解放初期小说进行研究的主要论著有：曹南铉的《解放50年，韩国小说》，金升焕的《解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研究》（1991年）等。学者们认为：在上述两种倾向中，前者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后者则倾向于人生派美学，是为当时的右翼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辩护，是纯粹文学的代表。
50年代小说研究的着眼点，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小说创作的关系问题。曹南铉、李在铣等就这些问题给予科学分析。曹南铉谈到50年代小说特点时指出：“50年代小说尽管被伤恨、罪意识、虚无感等锁住而未能提出克服现实的希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们通过人道主义和伦理意识来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解放50年，韩国小说》）李在铣也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描绘了战争对人类造成沉重灾难的体验、价值的分化和被扭曲的人生、人道主义、战争与军人意识等。”（《韩国现代小说史》）学者们对金东里的《兴南撤退》（1955年），孙昌涉的《血书》和《未解决的一章》，张龙鹤的《圆形的传说》、《约翰诗集》等进行全面剖析，尤其对孙昌涉、张龙鹤等战后派小说作家的现代派倾向给予充分肯定。
在解放初期诗歌研究中使人关注的是金容稷的《解放初期的诗文学史》（1987年）。论者通过划分左翼诗人和右翼诗人的方式，系统、全面地考察了诗歌发展进程及诗歌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但过分的先入之见影响了他对某些诗人，尤其是对左翼诗人的客观分析。此外，慎庸协在《建立民族文学的探索期：1945—1950年诗歌概观》（《韩国文学50年》1995年）一文中，也对解放初期诗坛的形成，诗美学的追求以及赵芝勋、徐廷柱、吴章焕、金起林、郑芝容等人的诗歌创作做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解放初期的诗坛形成以阶级文学的民族文学与以纯粹文学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对立状态……前者以金起林、郑芝容等为代表，后者则以董芝勋、徐廷柱等人为代表。”
50年代的诗歌发展可分为“正统派”与“现代派”。“正统派”的主要诗人有：具慈运、金宽植、金南祚、李东周、郑汉模等，他们重视个人情感和感觉的表露。现代派的主要诗人有金京麟、朴仁焕、金奎东等，以他们为中心在韩国形成了现代派文学运动。对50年代诗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金载弘的《韩国战争和现代诗的应战力》（1978年）、崔东镐的《50年代诗歌流向及其精神价值》（1995年）等。崔东镐在其论文中指出：“在50年代诗歌中，压倒一切的就是反映战争现状的诗歌。”他还指出：“诗人们痛苦地反映了民族悲剧的现状。”并且在谈到诗歌发展新倾向时指出：“在战后诗歌发展中，仍以朴仁焕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为主流。”
解放初期的戏剧发展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由于解放前各种剧团需要改组，新的剧目不能马上与观众见面，尽管如此，也出现了反映现实的戏剧（包括历史剧）。50年代戏剧创作的主要倾向乃是反映战争及其留在社会上的痕迹。主要作家作品有：柳致焕的《城墙》（1959年）、车凡锡的《我还要活着》等。
解放初期和战后戏剧文学的研究成果，比起当时的小说、诗歌研究要少一些。主要研究论著有：车凡锡的《变革、转折期的戏剧文学》（1989年）、李美元的《战乱留下的戏剧》（1989年）等。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1）社会政治史与戏剧发展关系，（2）评价戏剧文学的发展特征、作家的审美追求以及社会效应。
解放初期和战后时期的文学批评走上了复杂曲折的道路，如解放初期左、右翼文人之间的争论，以及50年代不同批评流派的生成与发展等等。张师善的《解放文坛的批评史》（1989年），李泰东的《历史与新批评以及解体主义批评》（1995年）等论文，以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详细阐述了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李泰东在其论文中，首先指出了解放初期“纯粹派”与“参与派”展开文学论争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他认为林和与金东里之间展开的这一论争，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且从文学史角度看来，可视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其次，他又指出了50年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即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批评等的特征和意义。与此同时，也充分肯定了50年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独特建树的李御宁、柳宗镐等新一代批评家的历史作用和位置。
三、对1960—1979年文学的研究
1960年，在韩国发生了“4·19”革命，随即转入维新独裁时期。 从此，在韩国社会中民主化要求大为增长。进入70年代工业化时代后，人们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期的文学发展，是与这种社会变化和时代精神紧密相联的。尹炳鲁在谈到60年代文学特点时指出：“60年代文学的新流向就是内性技巧主义文学（现代派倾向）和市民现实主义文学，若是把这以前开始参加创作活动的作家倾向也包括进来，那么，传统的抒性主义文学（或谓民族主义倾向）也可视之为一种类型。”（《新一代的冲出与60年代小说》，1989年）综上所述，论者从文学与现实关系上，明确指出了60年代文学乃至小说的基本倾向。
60年代文学的开端，可以说是崔仁勋的《广场》（1960年）。这部小说批评了南北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现实，也是对“4·19 ”革命失败后现实的应战作品。60年代小说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应战，金承钰的《雾津纪行》（1964年）、李清俊的《传闻之壁》（1971年）和《给你看星星》等作品正是反映这一特征。尹炳鲁《新一代的冲出——60年代小说》（1981年）、田荣泰的《小说的认识转换与多样性的保证——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小说》（1995年）等论文就是从多个角度阐明了60年代小说的内容、形式以及美学追求的巨大变化。田荣泰指出：“60年代的新一代作家们更加自由地改造了小说的美学骨架。”同时，又高度评价了以崔仁勋《广场》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崭新的美学追求。在他看来，《广场》代表整个时代的文学倾向。他还指出：“金承钰和李清俊是60年代小说的核心作家。”
60年代是诗歌发展的多极化时代。这时期，作家们以多种形式和内容反映、传达了时代的呼声。学术界把60年代诗歌分为参与诗（或民众诗）、语言实验诗、传统诗等。如果说，以金洙英、申东叶、金芝河为代表的参与诗人尖锐地批判了“4·19”革命失败后的现实黑暗， 表达了民众的民主化要求，那么，以金春洙为代表的语言实验诗，则在表现人的内面意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创作传统诗方面的主要诗人有徐廷柱、朴木月、金南祚等。研究60年代诗歌的主要论文有：金俊伍的《纯粹、参与与多极化时代》（1989年），金载弘的《历史的曲析与对抗逻辑的诗》（1995年）等。金俊伍在其论文中，对60年代诗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并对各种诗歌倾向和艺术形式的产生及其特点给予了科学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主要诗人及其作品的成就和意义。他认为：60年代是文坛的多极化时代，即展开文学多样化时代。他又认为金洙英的《蓝天》、申东叶的《锦江》、金九龙的《三曲》、徐廷柱的《您睡了》等作品在60年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意义。
60年代戏剧文学研究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柳敏荣的《戏剧文学的多样性》（1969年）、徐渊昊的《光复以后的戏剧史（1945—1960年的戏剧）》（1995年）等。柳敏荣在其论文中，从形式美学的角度考察了60年代的戏剧文学。他认为：在60年代的戏剧文学中，尽管现实主义戏剧是主流，却也出现了叙事剧、闹剧等新的形式。其次，他又把戏剧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大类型，对之进行分析和研究，即对吴永珍、车凡锡、河有祥等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美学分析，并指出其在戏剧史上的贡献。
60年代文学批评的焦点是“纯粹”同“参与”之间的论争。在吴养镐的《纯粹、参与的对立期》（1981年）、禹灿济的《排除的论争，包括的影响——1960年代纯粹与参与论争的始末》（1995年）等论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纯粹派”与“参与派”间相互论争的始末及其内容、特点。在60年代发生上述论争，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前者的代表人物有金宇钟、金炳杰、洪思重等，他们积极主张文学的社会作用，并提倡作家深入民众社会，为民众说话，并与民众共患难。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李炯基、徐廷柱等，他们则反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排斥政治主义，主张艺术至上主义。双方的论争贯穿于整个60年代的文坛。在对“纯粹”与“参与”论争的研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及本质问题。学术界对此基本达成共识，禹灿济在其论文中明确指出：“这一论争实际上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论争的继续，也是文学自律性同社会性之间的论争。”
70年代韩国社会进入了产业化社会，文学敏感地反映了这一社会变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文学论、现实主义文学论和民众文学论，也出现了文学的大众化现象。作家关心的焦点集中于在近代过程中社会变动和人们意识结构的变化方面。
学者们认为70年代是小说时代，出现了世态小说、历史小说、理念小说、战争小说、宗教小说、中间层小说等，但其中最能代表70年代小说发展成就的是李文求的《关村随笔》，黄皙暎的《三溥之路》、《客地》，赵世熙的《矮个踢向天空的小球》等。研究70年代小说的主要论著有：田荣泰的《小说认识的转变与多样性的保证》（1995年）、曹南铉的《70年代小说的几种类型》（1989年）等。曹南铉在其论文中，从小说形式美学角度透彻地分析了70年代小说类型及其美学特征。又如田荣泰在谈到70年代小说时指出：“进入70年代后，近代化政策导致了农村、渔村共同体的快速解体，”李文求的《关村随笔》颇有说服力地描述了这种现实，论者还对70年代小说作了这样的评价：70年代小说的文学贡献，在于比起从前任何时代更能以多种形式开发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使之放出丰富多彩的小说光芒。
在70年代诗歌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参与派诗人的诗歌创作。申庚林的《农舞》（1973年）、赵泰一的《国土》（1975年）、崔河林的《为了我们》（1976年）、高殷的《到文宣村庄》（1974年）等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研究70年代诗歌的主要论文有：崔东镐的《70年代诗与抒情性的发展方向》（1982年）、李胜勋的《70年代的韩国诗》（1989年）、《现代派美学与现实主义认识》（1995年）、金载弘的《历史的曲折与抗争派逻辑诗》等。这些论文对70年代诗歌的类型及其美学特点、意义都给予十分客观的评价。如果说，李胜勋是从感受性美学角度把70年代诗歌分为三种，即民众感受性、城市感受性、传统感受性的话，金载弘则是从主题学的角度把70年代诗歌分为现实参与、工业化与异化、城市文明、生命感受等。以上两位论者是按其分类法对70年代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特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学术界普遍认为：70年代诗歌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了工业化时代的诗歌美学要求。
到了70年代，戏剧文学进入了重大的变革时期。权宁珉指出：“70年代戏剧文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成了西欧戏剧形式同传统民俗剧结构形式的结合……从而使现代剧文学得以扎根于历史传统之中。”（《韩国现代文学史》）他又认为，吴泰锡、李载铉、尹大盛等人的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
另外，全兴雨的《自我觉醒的扩充》一文，也从新的视角分析了70年代戏剧发展、形式的多样性、主题的多变性以及技巧的崭新性。
综观70年代的文学批评，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取得了很可喜的成就。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文学论是这一时代的中心话题，以白乐晴为首的文艺理论家在此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白乐晴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和现阶段》（1979年）等论著就是其代表作品。与此同时，农民文学论、工人文学论、民众文学论、现实主义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也盛极一时。70年代，在文学批评研究方面，权宁珉、李东夏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权宁珉在谈到70年代文学批评发展状况时指出：“社会意识、历史意识的扩充和主题逻辑的追求，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意义。”（《现代文学史》）。正如文中所见，他实际上肯定了民族文学论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李东夏在《扩大和深化的剧本》（1989年）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金禹昌、金允植、金贤、白乐晴等人在意识批评、创作批评、文学史整理等方面的建树。
四、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
韩国学术界认为：80年代是“镇压与反抗、虚伪与暴露、保守与进步、局限与可能、阴暗与光明相交替”的时代，它具有着“尽管很不幸，但逐步使人看出一种可能性的转型期的性质”。（金载弘，《80年代诗歌概观》，1989年）“80年代文学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在：从国内分裂以来遭受压制的政治想象力同80年代的各种矛盾相遇而爆发出激烈的冲突。”（金允植《韩国小说50年》，1995年）
在80年代小说创作中，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占较大比重，金南一的《波涛》（1988年）、柳顺河的《生成》（1988年）等是其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在描写韩国现代生活方面颇有深度和广度的鸿篇巨制。代表性的作品有赵廷来的《太白山脉》》和朴景利的《土地》。《太白山脉》以解放、民族分裂、韩国战争的民族史激变期为舞台，用小说的形式描写民族历史的激变和悲剧性体验。《土地》描绘了朝鲜王朝末至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一个两班家族的沉沦与变迁。
对80年代小说研究的评论，有郑豪雄的《转折期的小说：80年代小说概观》（1989年）、申德龙的《80年代小说的可能性和成立条件》等。这些评论尽管研究深度不足，但由于立足于现实对当时小说进行评论，因而为90年代深入研究小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90年代初，权宁珉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中，从主题意识和小说技巧角度，对80年代小说发展进行了全面整理和评述。此外，申德龙在《暴力时代与80年代的小说》（1989年）一文中，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深入分析80年代小说的创作倾向和审美特点。他指出：“以光州悲剧等各种政治现实为背景，80年代小说创作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空间，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小说反映了在光州体验的悲剧性和独裁政权强加于人的压力以及为克服它的动向和生活内容。”他还认为：金南一、柳顺河等人的小说作品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现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论者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反映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工人小说”。
在80年代小说研究中，反映民族分裂现实的小说也成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对此，学者们认为，“80年代小说提出了前辈们的意识对立悲剧如何与今天我们的生活相联系的问题”，作家们“通过解放初期的生活形象，展现了我们生活悲剧的根源”。（申德龙《暴力时代与80年代的小说》）赵廷来的《太白山脉》以及文淳太、金源一、李东河、朴婉绪、尹贞模、李文烈等人的作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朴景利的长篇巨著《土地》（16卷），是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金允植、郑显基等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郑显基在《作家朴景利的生涯及其文学》（1995年）一文中，对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过程、主题意识、美学追求等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分析。他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显示了三种伟大的哲学思想。其一是人类对与生俱来的命运追根究底质问的法则；其二是可以称之为尊严法则的道德原则；其三是爱即创造的法则。
研究80年代诗歌发展的主要成果有：金载弘的《80年代韩国诗的批评省察》（1989年）、 崔东镐的《韩国现代诗史：解放50 年的诗》（1995年）等，这些论文对80年代诗歌发展的特点和美学追求都做了全面阐述。金载弘在自己的论文中，把80年代的诗歌分为几种，即变化中的抒情诗、民众诗、实验诗和城市派诗，并对其详加论述。又如，崔东镐在其论文中，以“压迫到解放的诗之辩证法”一句来概括了80年代的诗歌现象，并指出：80年代是“最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诗的时代’”，就诗歌创作而言，是一个“年轻诗人的时代”。他又强调指出：若是从文学史角度分类的话，其一是“现代派诗”；其二是“现实主义诗”。金载弘在自己的论文中，对现代派诗人李润泽、朴南哲、黄志禹及其作品，对现实主义诗人金南柱、金廷焕及其作品进行了艺术分析和肯定。
研究80年代戏剧文学发展的主要论文有：杨承国的《历史意识的成长与新的形式的探索》（1989年）、《戏剧生存的几个方式》（1995年）、柳敏荣的《解放五十年的戏剧》（1995年）等。杨承国在评述80年代戏剧发展历史进程时指出：“80年代是批判地继承70年代所取得的现实主义话剧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探讨实验话剧，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派话剧的最初时期”。他又指出：“80年代话剧的环境，大体上可归纳为政治讽刺剧盛行、民族剧蓬勃发展、小剧场演剧丰富化、演剧形式多样化的过程。”柳敏荣认为：80年代戏剧界比起小说、诗歌界更为寂寞，没产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这主要起因于政治背景。尽管如此，一部分作品的问世，也起到了对现实的讽刺作用和批判作用。
80年代文学批评中，使人关注的是民族文学论。评论家们将70年代市民的民族文学定性为小市民文学，从而形成一个民众民族文学论的新框架。另外，也十分注意到在产业社会中美学理想和追求的转变。对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任奎灿的《80年代民族文学论争：批评时代的文学思想论争》（1995年）、高亨镇的《华丽而丰盛的〈批评时代〉》（1989年）等。另外，权宁珉、金允植等也在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对80年代的文学批评给予全面评述。高亨镇在其论文中评论道：“80年代的批评显示着继承60、70年代的批评而在各方面深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他对活跃于80年代论坛上的金载弘、权宁珉、金仁焕、曹南弦、郑显琦、崔东镐的文学批评给予客观而全面的评述。如高度评价权宁珉对文学遗产的整理、金仁焕在文学批评中引入人文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曹南铉对现实主义和分析主义的融合、崔东镐的精神主义批评、金载弘的批评视觉的扩大、郑显琦的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等特点和价值。他还特意提到80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评论家，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的民众主义批评思想和民众文学的批评逻辑。他指出“80年代是批评的时代”，“80年代的批评是在60、70年代坚实的批评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