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基层干部的整顿与培养_绵阳人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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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72-06

       1950年到1952年是绵阳专区基层政权体系的构建时期，作为一个新解放区，当地基层党政组织亟待建立和完善，整个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够有效整合基层社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绵阳专区对基层干部(县、区、乡、村四级)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顿及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意在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将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基层，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目前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多为整体性、宏观性研究，似缺乏典型的案例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利用地方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绵阳基层干部的整顿与培养置于新解放区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从建国初期基层干部的来源和状况入手，以党和政府建设基层干部队伍的手段和方式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对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和推动绵阳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基层干部的来源与状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到1950年初，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地区被解放。为了降低政权更迭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尽快恢复日常秩序，中共依托地下党和旧机构人员建立起临时的基层政权组织，整编地方武装来维持社会稳定。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命令，设立绵阳专区，领辖绵阳、梓潼、罗江、德阳、广汉、金堂、什邡、绵竹、安县、彰明，共10县。

       对于新政权来说，干部奇缺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中共从老解放区及入川部队当中抽调了部分干部进驻绵阳，配备到党务、政法、治安、税收等部门，以缓解燃眉之急。然而这些外来干部毕竟数量有限，且对新区情况不甚熟悉，所以开展工作的难度不小，要化解这一弊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拔绵阳本地干部。实际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过要培养重用本地人才，他强调：“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的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1]1091根据上述精神及川西区党委的指示，绵阳专区积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工作，并注意从厂矿、农村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这些措施扩大了干部队伍规模，促使基层组织日益完备。据统计，到1950年底，绵阳的县、区、乡、村四级党政机构共有干部3812人，初步形成了以本地人员为主，外来人员为辅的格局(详情见表1)。

      

       不断壮大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新的基层政治精英是国家权力的化身，他们履行着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从传统的治安、税收扩展到新时期的生产、文教、民政等诸多方面，主导着各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建国初期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任务接踵而至，绵阳专区没有时间对基层干部进行彻底整顿和系统教育，加之党组织不健全，缺乏组织生活和群众监督，因此当地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从绵阳本地干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占较大比重。绵阳专区成立后，知识分子干部数量持续增长，到1951年初，已达到干部总数的40％以上[2]。文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是知识分子干部的优势所在，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和实际工作的磨砺，吃苦、抗压能力较弱，遇到困难时，办法不多，信心容易动摇。一些人喜欢“坐机关”，不愿意深入乡村，与农民在情感上有距离。旧政权的留用干部普遍存在“纯技术观点”和“挣钱思想”，认为“只要有技术，就能有饭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3]。更为重要的是留用干部成分复杂，历史不清楚，难免会有投机分子甚至特务混入其中，德阳县就发生了多起留用干部表面伪装进步，暗中造谣生事，勾结土匪的事件[4]。

       长期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地下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解放以后，经过组织的审查、甄别，一批政治上较为可靠的地下党员进入权力系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沾染了旧社会的“江湖习气”，喜欢搞小圈子，组织观念淡薄，党性修养不高。工农干部是中共在建政之初中着力培养的群体，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普通群众关系密切。因绵阳的厂矿企业很少，所以工农干部中的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干部，他们在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在获得土地之后，很多人产生了“换班”、“歇气”的念头，一些人忙于自家事务，对行政工作很少过问，觉得“分了地就算革命胜利了，该回家闹生产了”。有的干部虽然在任，但消极怠工，想方设法把工作往积极分子身上推，使得积极分子抱怨：“现在可不敢积极了，一积极什么事情都是你的。”[5]

       其次，从外来干部的情况看，老区南下干部和部队转业干部工作经验颇为丰富，政策水平较高，但两者都有各自的弱点。南下干部大多存在盲目乐观的思想，认为原来组织过群众运动，新区的工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忽视了绵阳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的干部认为：“只要把老区的做法照搬过来，绵阳的问题就解决了。”[6]部队转业干部工作方法相对单一，缺乏耐心，强迫命令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安县顺河乡的一位军转干部在评农业税时，与一个农民发生分歧，两人随即争吵起来，该干部气急之下打了农民一耳光，并训斥道：“反了你了，还敢不听命令？拉你到大会上去斗!”事后经过批评教育，他才做了检讨[7]。

       由此可见，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动绵阳地区各项事业有序发展，就必须在大量选举、提拔基层干部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以期真正发挥基层政治精英的应有作用。

       二、整顿和培养基层干部的举措

       基层干部是中共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是人民群众了解党政干部系统的窗口，基层干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对整个干部群体的评价，左右着人心向背。为此，绵阳专区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整顿、培养基层干部，塑造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从而赢得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一)查处“问题干部”

       1950年7月，绵阳专区部召开了多次会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作风纪律整顿，主要查处隐瞒历史、官僚主义、靠门子吃饭、群众反映坏的四类干部。此后5个月内，各县惩处乡级以上“问题干部”60余人[8]。随着“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绵阳专区于1951年下半年对基层干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审查，结果一批不合格干部受到处理(详情见表2)。

      

       在以上672名被查人员中，有129人被开除公职，3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另有7人因性质恶劣、民愤极大被处以死刑，这些严厉的措施对违法乱纪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促进了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好转。1952年初，根据中央将“三反”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指示，绵阳专区在各县党政机关中开展了“打虎”运动，截至同年5月，全区发现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大老虎”10余只[9]。此后，绵阳各县又在完成土改任务的地区大刀阔斧的整理乡村组织，清理“不纯”分子，如安县宝林乡先后撤换了农会副主席及29名委员；在松垭乡农会，有84人被清洗，约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绵阳县7个乡在3个月内惩处干部达61人；罗江县撤职乡一级干部66人，村一级86人，将3个农会和4个团支部全部改组[10]。

       除了党委、纪检部门的监督和调查外，鼓励群众检举揭发也是绵阳专区发现“问题干部”的一种有效方式。绵阳专区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在全社会营造出强大的舆论氛围，号召各界群众积极参与“三反”、“五反”运动，大胆反映基层干部的问题。专区纪检部门还派出工作人员组织干部家属、亲友开座谈会，学习政策，消除顾虑，动员他们揭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这一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什邡县在召开干部家属代表会时，就有多位妇女控诉不法商人、地主拉拢腐蚀自己的丈夫、兄弟，会后一些家属积极劝说受贿干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纪检机关便收缴赃款1亿5000多万元[11]。

       (二)开设干部训练班

       绵阳专区及各县于1950年到1952年开办了多期干部训练班，每年约有700至900名干部接受政治、文化方面的教育和培训。训练班通常依据文化程度、来源渠道、学习内容等因素组织干部分期分批逐次培训，如1950年9月至12月，绵阳专区举办了四期训练班，第一、二期以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干部为主；第三、四期以工农干部为主。训练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政策、主张为内容，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

       对于知识分子，教员先以《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教材，重在传递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而再学习《论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的人生观》、《人的阶级性》等文章，纠正知识分子轻视劳动，盲目信奉自由主义的缺点和错误，号召其讲老实话、做老实人；最后联系实际，宣讲与中心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在学习过程中，教员的主要任务是改造学员思想，帮助知识分子干部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为劳动者服务的理念。

       对于工农干部，教学则以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的具体政策为主。教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授，并时常联系工人、农民在旧社会遭受的剥削压迫，通过诉苦动员及典型报告的方式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此外，在教育农村妇女干部时，训练班还特别讲解了《婚姻法》，鼓励她们摆脱封建观念束缚，带领广大农村妇女读书识字，参加生产，建立社会主义新式家庭。

       经过一个阶段的大班学习后，学员们被分成小组，交流心得，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班还提出“人人当教员，个个是学生”的口号，让干部们在互动中各尽其用，各学所需，整体提高。很多学员都觉得：“训练班出的主意硬是好，让我们学到了本事，长了见识，回去干工作更有劲了。”[12]训练班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如绵阳县丰谷乡的农民说：“乡上干部学习回来，比过去好得多，工作又积极又耐心，对人也和气，这都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啊。”[13]

       针对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分、降职的乡村干部，绵阳专区还开设了一期特殊的训练班，将这些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指导他们对照《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自查自省，找到错误根源。经过一个阶段的深入教育，大家纷纷反映：“要是早点有人领导我们学这些，我们也不会犯错误”。还有人说：“以前不懂为人民服务，也不晓得啥子是官僚主义、地主路线，群众检讨我，我也不承认，这下晓得错在啥子地方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有十多名干部要求多学几天，等练会了“八项纪律”的歌子再回去[14]。

       (三)在运动中培养和教育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绵阳专区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有些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使得专区党委认识到，基层干部要在群众运动中成长，一次深入的运动胜过一年的教育，群众运动应当成为培养干部的关键环节。基于这样的认识，绵阳的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利用群众运动来培养干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土改中脱颖而出的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到基层干部的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个过程：第一步，党组织在运动中发现、选拔历史清楚、作风正派、阶级觉悟相对较高的贫雇农作为积极分子，每村一般2至3人；第二步，对积极分子放手使用，让他们带领群众召开诉苦会，组织赔偿、判罚斗争，逐步成为“农民领袖”；第三步，在群众中有威信，工作能力较强的积极分子被选为农村干部；第四步，再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优秀的农村干部被选举或提拔为区、乡乃至县级干部。这些基层干部来源于农民群体，他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和掌握农民的思想动态、劳动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和表达农民的诉求，容易得到农民的信任。他们可以用农民熟悉的话语来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将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之中。

       土改运动不仅为选拔、培养干部创造了有利时机，它还给党组织教育干部提供了平台。为了使农村干部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努力方向，绵阳专区大力宣传优秀干部的先进事迹，希望利用他们来激励、引导其他干部进步。在党组织和土改工作团的有意扶持下，黄天从、曾顺海、张大清等干部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一些剧目专门围绕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编排，公演后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戏剧无疑比官方文本更让人印象深刻，它让基层干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能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后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土改运动中，知识分子干部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他们深刻理解了农民昔日遭受的苦难，近距离感受到农民的革命热情。有的干部说：“过去我不相信农民能报告好什么东西，现在是他们的智慧教育了我。”还有的人议论：“过去我认为农民干部没有文化，连政策都传达不了，这次土改打开了我的脑筋，看到农民干部运用了群众路线的方法，效果确实好。”[15]

       三、整顿、培养基层干部的成效及影响

       1950年到1952年，绵阳的基层干部队伍发生了巨大变化。专区及各县在整顿基层组织，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的基础上，对广大干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普遍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增强了服务意识，使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逐渐步人正轨。

       (一)为建立、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创造了条件

       1950年初绵阳专区成立后，经过上级调配和当地党组织培养，有一批干部率先补充到专区一级的政府部门之中，从1950年3月至1952年8月，绵阳专区先后设立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卫生、工商等科室，以及税务局、粮食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安处、川西人民法院绵阳分院、川西人民检察署绵阳分署等14个工作部门。绵阳所属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县人民政府，在县和乡、镇之间设立了区公所，作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1950年上半年，由于绵阳的基层干部较为缺乏，乡及乡以下地区仍暂时保留着封建保甲制度。在此后的近一年多时间里，随着清匪、反霸、土改等运动的开展以及各地农民协会的建立，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绵阳的组织部门和土改工作队从农民中培养出了一批骨干分子，为乡村政权建立奠定了基础。1950年10月，按照川西行政公署的指示，绵阳专区在废除保甲制度的同时，开始了乡、村两级政权的民主建政工作，经农协委员会提名，由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任命了正副乡长。每乡配备7至10名干部，在乡长领导下，分别处理文书、民政、财粮、生产、文教、公安等项事宜。乡以下一律设行政村，每村有干部5至7名，村主任由村农协分会主任兼任，在村农民协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至此，绵阳地区彻底废除了旧式的保甲制度，顺利完成了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作，新的基层精英成为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到1952年底，绵阳各县已有干部4804人[16]。

       (二)贯彻了群众路线、密切了干群关系

       群众路线是中共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在整顿、培养基层干部的过程中，绵阳专区始终把“群众”二字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干部由群众中选拔，在群众中锻炼，得要群众认可。此外，为了避免科层制带来的官僚化倾向，防止干部丧失政治信仰，专区还格外强调群众监督干部，并把老百姓的意见看成衡量干部优劣的核心标准。通过多种方式的学习和教育，绵阳基层干部的整体面貌得到改善，大多数干部对待工作比以前更细致更负责，开会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时牢骚、埋怨变少了，对自身的要求增多了。在转变工作作风的同时，干部们普遍树立起了这样的观点，即“建立新中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将来建成社会主义才是大翻身。毛主席受了那么多苦，喝雪水吃草根，是为了哪一个？我们现在吃穿都有了，就是享福了，所以更要使劲的干，给老百姓做主。”[17]“为老百姓做主”正是群众路线的具体表征。群众路线的坚持和提倡使得广大基层干部树立了服务意识，他们在城镇中经常与工人同吃、同住、共同劳动，向上级反映基层的声音；深入乡村时，又跟农民谈心、议事、交朋友，解决农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干部们表现出的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仅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还极大的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激发了群众向基层干部靠拢的热情，密切了干群关系。

       (三)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组织基础

       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广大基层干部按照专区的统一部署，积极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使得绵阳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教育、学习，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欲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得到了有效纠正，他们认识到了私营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加深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认识。在广大干部的帮助和指导下，绵阳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到1952年时，从业人员已由1949年时的8763人，增加到了16395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8636万元，较1949年增长了11倍[18]。在农村地区，基层干部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核心，他们组织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带头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兴修水利设施方面，基层干部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绵阳基层干部共带领农民新建山平塘87235口，拦水坝971个，造筒车1045架，修筑其他灌溉工程2937处，与1950年相比，新增灌溉面积35万亩，保证了20万亩农田用水充足[19]。土改完成后，各级干部又在专区的统一布置下，投入互助合作运动中，他们积极引导农民成立互助组，教育农民摒弃传统的私有观念和乡土意识，自觉融入到党和国家的建设蓝图之中。基层干部在社会改革浪潮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变革的“火车头”，有力的促进了绵阳各领域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干部是支撑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石，关系到百姓福祉，体现执政水平。基层干部职级虽然不高，但工作责任却颇为重大，他们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力量，担负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责任，需要处理各类复杂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他们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国体、政体的认同。因此，我党历来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绵阳专区对基层干部的整顿和培养正是落实党的相关政策、主张的一次尝试，这一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首先，专区各级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方式来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在培养干部的过程中，坚持数量、质量一起抓，讲求“领导工作有人做，并能做的好，做的让人民满意”[20]。其次，整顿、培养干部时强调了全面性和客观性，将组织审查和群众意见结合起来，既有效避免了仅凭领导个人好恶来决定干部前途的情况，又克服了偏听群众反馈，不经过组织审查的问题，做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最后，对基层干部注重分类教育和锻炼，促使他们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成长，能力和觉悟不断提高。

       [收稿日期]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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