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别现代：不仅仅是汉语的创造 2004年以来，在多次国际国内的文化、美学、文艺学会议上，笔者提出“别现代”，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在我看来，别现代不是翻译外语时的汉语应对，而是受到来自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启迪之后的创造。别现代起因于汉语中古代没有“另”字，“另”字的意思皆由“别”来表达。如“教外别传”“别开生面”“别裁”“别体”“别传”等。同时，别现代也是一次灵感的碰撞与对接，与德里达式解构主义的“延异”(differance)不谋而合。如告别现代、告别后现代；不要现代、不要后现代；另一种现代性、另一种后现代性；另一种现代主义、另一种后现代主义；以上都不是，等等，不一而足，具有比德里达延异更为复杂也更难把握的歧义、变异、模糊。汉语的创造性特点于此可见一斑。但别现代的思想内涵恰恰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相反，是建构主义，从而不仅在构词上，而且在思想的表达上和主义的建构上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别出一路。这种貌似文字游戏的别现代实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酝酿突破的结果，是主义的诉求的回音。 能够提出别现代，并非一时的灵感和巧智，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迫切的社会现实吁求和理论创造的需要。 第一，名称是识别标志之首，欲行文化创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就不可不重视新概念的创造。与“名者，实之宾”相反，名在现代学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1]这里的“造新名”就是学术上的发明和对这一发明的冠名。王国维的“造新名”说，是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对学术发展、民族文化存续的洞见。西方话语霸权，主要来自于名词霸权。发明了名词者具有优先使用权和统治权，而随从者只有依附和唱和的资格。因此，寻求新名，是叙述和表达的双重需要，是学术创新、理论创新、思想创新、主义创新的第一要义。如果没有好的名称，再好的思想也会被淹没，再好的理论也终将离散。因此，王国维所云造新名，确实是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存续的需要，是中国学术谋求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学自立的需要，于此世界文化大变革时期，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尝试之。就中华泱泱大国而论，成为名词大国，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在迫切需要之时，亦在能够为之之列。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和对名词概念的需求。今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经济全球化与中俄文化现代化比较论坛”上，杨金海博士提出要把中国新时期以来创造的新名词梳理一遍，评估一下，看看我们取得了哪些有创造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有必要。 第二，思想的发展需要凝聚和升华为理论，理论靠术语存身、立身，而由思想和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更需要能够统冠的名称。别现代是全新的现实吁求、思想主张、价值判断、主义建构、理论原创。它力图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讲述自己的故事，整理自己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主张，建构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从实践到理论，从思想到口号，从观念到主义的全新的建构。这种全新的建构首先需要冠名，这种冠名是为了表达思想、彰显系统、独树一帜。只有在别现代的旗帜下，纷繁复杂的、本土的、原创的、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中心论离散悖谬的思想和理论才能得到整合，得到建构，否则，面对西方，仍免不了学步的尴尬。一个谋求复兴，又正在复兴的文明古国，不应该连个名词都造不出来，还得去跟别人借，而是首先应该有表达自己思想和理论的现代话语体系，而这个话语体系的第一特征就是有的学者所渴望的“涵盖性理论”[2]，这个涵盖性理论因其是涵盖的或曰统摄的，所以就必须是简约的、明白的、叫得响的。正因为如此，别现代的提出等于给中国的现代话语系统冠了名，立了户口。这个冠名和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我不管你说的什么现代、后现代，我只讲我的别现代；你也不要一上来就问我“你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我说我讲的是别现代。别现代是什么，你听着就是了。如果我们起了一个名，别人感兴趣了，才有可能进行交流。否则，你用别人家孩子的名给自己家孩子起名，岂不太贫乏、太无能了吗? 第三，后现代所带来的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迷茫，需要不同于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和思想予以解惑或脱魅，而目前我们尚无这种思想和理论，因此，别现代的适时提出，无疑是思想建设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需要。本来，按照依次跟进、循序发展的西方现代化逻辑，在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尚未结束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是不可能与后现代牵手的，但现实却是，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他的《后现代性的来源》一书中所说，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叫Charles Orson的美国诗人提出了一个主张，认为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3]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牵手呢?那要后现代自己回答，无须我们妄猜。实际上，将中国革命与后现代牵手的西方论著很多。后现代是否如西方学者所说的就是中国的时代，虽然无法判定，但后现代理论是最受中国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关注和争议的主题，却是事实。但这种争议都是在“后现代”的名称所圈定的论域和框架中进行的，是在后现代批判现代的过程中展开的，因此，难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被肢解、中国的本质被扭曲、中国的思想被同化、中国的现代化被后现代化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将会成为催生中国文化虚无主义的助剂。在我看来，在中国尚未结束前现代而已开始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现代的出现所造成的时代交叠和观念错乱使得我们无所适从，困惑和迷茫由此而起。进而言之，这种困惑和迷茫来自于语界，即语言边界的消失所带来的被同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识别标志，没有识别性语言的文化是最容易被同化的文化。我这里讲的“语界”，就是一个在全球背景下用于表示民族文化、时代差异、思想边界的超大概念。这个超大概念就是能够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并列而又不同的概念。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中语界的阙如，使得极具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化，无法在文化的而非政治统治的意义上进行自我表达，相反，却是在听从西方后现代研究者的摆布，难免迷茫。但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特征，且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不会永久地迷茫的，相反，它会努力寻找自己的语界，去发现一个来自自我的、能够表达自我的有涵盖性的、有统摄性的理论和名称。别现代就是这样的语界标识，它不仅是汉语的创造，而且是主义的建构。 别现代的提出并非只是对话语系统缺失的一种补白，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其动机在于用西方后现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去解构西方的后现代，去除西方中心论而代之以本体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别现代的提出不是因应目前流行的“在西方主流话语中注入中国元素”的自豪，而是相反，要形成中国主流话语，并且吁求“在中国主流话语中注入西方元素”。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功夫和熊猫中注入美国元素，而非相反。西方的主流话语有哪些呢?信仰、启蒙、理性、自由、民主、公正、存在、现代性、解构、去中心。对比之下，我们有什么?还缺少什么呢?我们又比西方的主流话语多出些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别现代的具体内涵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都需要在别现代的展开中发育成长。 多级跨越中的别现代主义诉求与建构 别现代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但它包含了三种现代模式的因素，是一个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上的现代思想，是如有的学者讲的“涵盖性理论”。别现代就是否定和超越前现代，完成现代思想启蒙和制度建设，又超越和否定后现代的离散和解构的一种建构。是在后现代之后的一种主义形态和文明范型。因此，别现代既是后现代之后的历时形态，又是前现代、后现代、现代共处的共时形态，但它的思想取向面向未来。别现代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是价值取向也是行动纲领；是理论也是实践；是主张也是主义。这种主义究其形态特征而言，是立足于中华本土的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跨越主义和未来关怀。 别现代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纠葛之中，但不囿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理性与反理性、本质与反本质、中心与去中心、权威与反权威、体系与反体系、进步与反进步、解放与反解放、启蒙与反启蒙、一元与多元、高雅与大众、宏大叙事与微叙事之间的诸多对立，而是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建构，展望后现代之后的未来前景，制定当下的文化策略和发展道路。 中国作为从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在思想观念、制度政策、行为方式都还没有完全与前现代脱离就进入现代社会，作为后发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就遇到了后现代的裹挟，因而，从存在样态到面临问题再到发展前景，中国都存在不同于西方的处境，很难从西方那里得到灵丹妙药。新时期以来中国经验的概括表达就是跨越，既跨越前现代又跨越现代，在跨越中实现局部性的超越，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奇迹。正是这种中国经验和中国奇迹，使得建立本土理论体系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内涵，也使得别现代不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相反，别现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中国的未来之路。它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包围之中而又不断地跨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多级跨越式体系、道路和方向。 伟大的时代不仅需要伟大的思想，而且需要涵盖性的和统摄性的理论，需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主义，而这个理论之所以是理论，这个主义之所以为主义，就在于能够提出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在中国进行多级跨越式发展的时候，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却并没有出现，这无疑是理论落后于时代的表现。但这种理论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后果却是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轻视。西方的政要们就曾说，中国只能做一个大国，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因为中国人只能向世界输出他们的产品和劳动力，而不可能输出思想。当然，这里讲的思想是指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包括当代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论断，显然与当下中国缺乏普世文化意义上的思想和理论有关。我们总是在西方的主义中兜圈子，为西方人提出的问题找答案，又怎么能赢得西方思想界的尊重?因此，思想建构、理论创新就是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而在思想建构、理论创新中，主义的建构更是迫在眉睫。这是因为，思想和理论只有凝聚为主义才能形成它的涵盖性和统摄性，形成顶级形态和与其他主义的对话平台。因此，主义建构就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必然归宿。 近年来顺应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性要求，中国特色的主义建构诉求不绝于耳，也出现了源自西方后现代的否定主义和源自马克思主义生产消费论的审美生产主义等，中国式主义建构适逢其时。但从大处着眼，首先要看到，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现实状况，需要有中国本土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创构。这种创构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现实需求，提出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主义。 事实上，别现代主义就是一个借道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而又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具有创新型理论建构和中国本土特征的主义。别现代关注中国的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讲，是在西方宪政民主和中国2000多年的“秦政与荀学”、“外儒内法”之间和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和发展道路，也是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的探索中的另外一种思路。在社会发展上讲，将是跨越式发展与跨越式停顿的新型儒道互补。在文化上讲，就是结束现代性，并考虑全球性的未来[4]。别现代就是未来关怀，但这个未来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可能很多。但别现代与一般的发展观不同，是从后现代之后的观点出发看问题，别现代不仅意味着现代性的结束，也意味着后现代的结束。后现代在现代性被否定之后，自己却面对无法摆脱的危机而最终被否定。后现代之后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所谓系统暴力问题和赵汀阳所说的服务对人的统治问题。别现代不同于现代和后现代对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关注，它所关心的问题是网络对人的统治问题、能源枯竭和全阈(包括地下、海洋和大气层)污染之后的荒原问题、星际穿越的多维度纠缠问题、个人修养及其返璞归真等全球性的问题。除了全球性问题之外，别现代更关心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包括中国梦想、中国现实、中国未来，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存在到发展，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主义等等，非常宏观，又非常具体，但绝不另类。这些问题都不是在否定本质、离散中心、反对权威的后现代与现代的勾心斗角中存在的问题。后现代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它只关心与现代性对立的问题，是西方二元对立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后现代犹如庞贝城即将被火山淹埋之时还在斗兽场决斗的勇士，而不是一个关心存续和未来的哲人。因而，后现代的被否定和被抛弃是必然的事。而后现代之后的人类命运和人类存活状态及其理论建构，才是别现代所关心的问题。 别现代所以要在西方后现代理论盛行之时被提出，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层级上的代差而导致的主义上的诸多错位。如在我们尚未实现西方启蒙时代就已形成的现代性和自由民主制度之时，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了；我们在1970年代对人道主义还是讳莫如深的时候，西方已经用生态主义开始批判和超越人道主义了；当我们还在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反对西方霸权时，后殖民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部分来审视了[5]；当我们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西方后现代却把他老人家纳入了“另类现代性”或后现代谱系。这不仅是时间上的代差，而且更主要的是观念上代差。在如此这般的代差中，中国要跟着西方的思想观念、理论表达走，就难免与自己的传统断裂，而又无法与西方同步，从而出现心理错乱和邯郸学步。 中国与西方在现代性上的错位导致了许多盲目、困惑和尴尬。如在自己还没有人道主义的时候不是去补课，而是跟着后现代去批判人道主义，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自由的时候不是努力实现之，相反，而是跟着后现代去批判自由化，就真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这种盲目、困惑和尴尬同样在美学研究中出现。如轰轰烈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就是在还没有搞清楚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出现的盲目冲动。还有就是要否定和超越美学经典理论回归自然和社会的美学回归说、回潮说、美学行动说，无不是不顾中国美学缺少理论建构的现状而跟着西方后现代由于理论过剩而否定理论建构的论调走，去做艺术家和设计师才能胜任的工作，而与中国的美学理论建构愈行愈远。因此，必须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别开生面、别出一路的别现代。舍此，则很难想象建立自己的涵盖性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的时候形成了思想的空洞症。在既与传统隔绝，又对西学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徒有西方的概念和口号，而无自己的思想内涵，形成了石灰岩般的空洞。用这个空洞去支撑一个经济上快速发展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对羸弱的大国，难免不出问题。时下随着拜金主义而出现的唯利是图、贪污腐化、官场污秽、是非颠倒、违法乱纪、虚无主义等，无不与此空洞症有关。这种空洞症在现代文论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所谓“失语症”(实际上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背书症)，离开了西方话语就不会说话。还有什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换)”，就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转什么?换什么?那些形成于古代社会的中国文论，有着凝固了的语码，怎么可能转型去适应现代西方的文论?如果从别现代的思想看问题，中国文论就是中国文论，不能转型，也无须转型。凡是在当代有生命的自然会被提起、会被关注、会被引用。而那些已经死去的无用的理论自然会被遗忘，又何必为了适应西方文论体系而去做什么转型工作呢?还有反本质论、反宏大叙事论等，也只适合理论过剩、民族观念式微的西方，而不适合中国。中国目前是实践有余而理论不足，我们摸着石头已经过到河中央，但并没有一个过河理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远未实现，我们仍需要用悲剧、崇高、英雄去提振民族精神，而不是解构悲剧、解构崇高、解构英雄。思想的空洞症是非常可怕的。既可能导致信念的塌方，又可能被其他的思想填充、占领，从而误导人们的行为。因此，别现代的提出，不时地提醒人们，自己是有话要说的，是有话可说的，不必借用别人名称和话题去迎合别人的意图，这样一来，起码会在语界的意义上避免这种思想空洞症所带来的危险。 就思想建构而言，别现代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思想一直在国际舞台上辉煌闪耀，而相形之下，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却不能同享尊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曾在启蒙时代受到西方青睐，如杜维明所说：“西方的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卢梭、莱布尼兹、狄德罗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有一个共识，就是儒家是最重要的参考思想，中国社会是最重要的参考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才有魁奈，就是重农学派的魁奈，把孔子像摆在他的书房里面。有伏尔泰，还有莱布尼兹，有的学者认为他的思想和《易经》有关系，反正有这么一套思想。对康德，以前秦家懿做过，我不知道她的材料是怎么找来的，但是有句话说，康德是从Konigsberg(哥尼斯堡)来的伟大的中国人，用英文说是A Great Chinese from Konigsberg，这句话大概是尼采讲的。”[6]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却不再风光。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儒家的后代们未能创造出顶级的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思想，从而失去了作为西方文化思想参照系的机会。进一步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器知识分子的几率小而又小，而作为政府智囊人物除了表达政治经济的治国策论外，未能创造出系统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哲学。而系统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哲学恰好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特点。如英法德诸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影响至今的独立思想家和独立的人文学派，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西方延续了古希腊时期或人类轴心时代思想独立、思想者独立的传统，而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后，先秦时代的思想者独立和思想独立的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党的思想和纲领及其策论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而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却没有形成足以引起世界注意的地方。作为思想的最高形态，主义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最普通的表达，而在中国，即使像李泽厚这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义。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学者最了不起的发现所得到的最高评价，无非是“为西方主流话语增添了中国元素”。这无疑是在西方话语霸权中甘拜下风。别现代的提出，就是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甄别、批判、学习、利用，从而创造出有价值的思想，使得别现代本身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思想内涵、对话功能、引领作用的主义。 别现代的系统识别与理论张力 别现代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另类现代性。别现代立足于后现代之后的建构而非解构，它的理论指涉是面向未来的。而那种对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描述，并没有涉及后现代的转型等超前问题，因而仍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中谈现代和后现代，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脱节。而别现代不仅在时代上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现代和后现代，是别开生面的主义建设。别现代之妙就妙在“别”字的“延异”及其这种延异所勾连的思想文化背景、理论内涵和主义诉求。 在别现代提出之前，已经有了“另类现代性”的表述，如前引刘康阐释阿尔库塞的文章，把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部分作为另类现代性，至少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并且这种另类现代性是指后现代性，都是针对某个人的现代性表现或某种社会历史形态的现代性而言的。而别现代不同，与另类现代性的个别性相比，具有普遍性，并不关注某一个人、某一国家、某一个时代的特别的现代性，如所谓的斯大林关注的另类现代性或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类另类现代性，而是关注在全球视野中的现代性。同时，别现代相较于另类现代性的具体性，更侧重别现代作为主义的抽象性。又与另类现代性的倾向于描述过去，别现代倾向于预设未来，即在后现代时代思考和规划后现代过时之后的事情。因此，别现代是一个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是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驾齐驱的新的主义。它不例外，也不另类，而是中国的一个主义。它的译名应该是“Bie-postmodernism”(别现代)，而不是Other Modernism(另一种现代性)，更不是Alernative Modernity(另类的现代性)[7]。 别现代既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它不得不顾忌前现代依然在中国存在的现状，又极力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启蒙成就和科技成果，同时采取后现代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警惕和批判。别现代理论在中西之间保持距离，又在现代与后现代及前现代的纠葛中保持独立，因而理论的空间极其巨大，并能在各种理论之间游刃有余，保持既联系又对立的态势，从而形成思想的张力，彰显了别现代主义兼容并包而又泾渭分明的理论特点和理论畛域。 别现代作为一个主义具有具体的内涵和系统的识别功能，并具有自己的特征。 1.时代前瞻性。即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而率先研究后现代之后的事情。别现代有个信念，就是后现代一定会结束，而且一定有个后现代之后的时代来临。无论是在时代的不可逆上，还是辩证法的原理上，都不可能存在一个亘古不变的后现代。为了后现代之后这个时代的来临，别现代要未雨绸缪，做好适应未来并引领未来的准备。正是这一前瞻性，使得目前任何囿于西方标准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探讨都无法替代别现代。同时，任何关于以往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表现的研究也不能与之重合。别现代就是一个在后现代之后的预设和信念。这是它最大的特点。舍此，将很难与现代和后现代脱离瓜葛。别现代的这种预设和信念来自后现代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是“一种思想风格”，与此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被伊格尔顿概括为“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文化风格”[8]。正因为如此，后现代总会有终期，后现代之后又是什么，就成了别现代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别现代是对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潮、主义、现象和风格的反思和跨越。别现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是跟着后现代去研究后现代，而是走在后现代的前头反观后现代。 后现代之后会是什么图景?这是别现代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许，会是罗马俱乐部担忧的“寂静的春天”；也许会是好莱坞大片所展现的星际穿越。但也许，会是中国式大同实现的“至德之世”；会是老庄期待的自然生存、自然发展的时代；也可能是老庄想不到的跨越式停顿。但无论如何，别现代都是一个前瞻性的探讨，一个超时代的谋划，一次居高临下的回首。 2.综合创造性。由于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情况并存的时代，因此，别现代就是基于对三种思潮的综合考虑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继承、创造性发展，是一种别开生面、别出一路、别有洞天的叙事。别现代既有中国古代传统，又有中国现代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既有封建中和、中庸、中道的思想，又有启蒙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既是科学主义的，又是自然主义的；既有解构主义思想，又有建构主义思想，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体。但别现代不是大杂烩，而是独立创造体，这是因为，别现代的精神旨归、理论目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是早已确定好了的，不会与现代的、后现代的混同。别现代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别现代将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方法、主义来。 3.时代跨越性。跨越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在前现代尚未结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还很盛行的时候跨上现代性的快车；在现代性受到质疑、挑战、批判的时候思考后现代之后的图景，无疑就有超时代的大跨越，而且还是多级跨越。但这种大跨越和多级跨越，并非“挟泰山以超百海”的夸张，而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胸怀和眼界。事实上，中国目前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科学技术上，都是在现代、后现代之间的跨越中前进着，建立在这种历史性跨越现实基础上的别现代，还有什么不可以跨越的呢? 4.民族性。在西方世界大讲普世价值、普世主义之时，中国仍要讲民族独立性和国家统一性。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也与中国人的情感有关。西方人不是在野蛮阶段侵略中国，而是在启蒙之后侵略中国，这就为中国铸定了永世不变的民族国家信仰，从而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观念。但别现代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盲目的爱国主义，它遵循人类思想创建和发展的规律，尊重地方经验和地方价值，但又不否认普适经验和普世价值。别现代在经济上的立足在于，西方的经济学从来就没有预测到中国奇迹；别现代在政治上的存身在于，西方的政治学总是在近乎绝望中看着一个民族国家欣欣向荣；别现代在文化上，在美学和艺术学上的自信在于，那些不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西方叙事、西方流派，无法在中国找到市场，那种“艺术终结”之类的宏论，总是被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视为一个梦话或者是一个笑话。 别现代除了以上鲜明的特点外，还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这就是自省、自治、自我选择。自省应该是文明的一种功能。现代性就有强烈的自省性，从而在自身派生出自反性，催生后现代主义。同样，别现代也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自我反省传统，己所欲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谙中国问题的复杂和中国梦想的渺远，深知西方近代文化的进步和发达，要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包围中崛起，亦非易事，但又生生不已、自强不息。别现代的自治机制在于，它一开始就有强烈的语界意识，不会盲目认同，也不会跟随者某种思想潮流或文化风格去进行仰视的研究，相反，是在回望中的俯视和思索，是在后现代的终结之处的超前展望。因而别现代始终是一种独立的思想方法和问题意识。别现代具有自我选择功能，首先表现在对现代、后现代范式和定论及原理的质疑。其次，表现在对本土文化诉求的警惕。比如，“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是一件激动人心而又任重道远的事，但这个“全面复兴”在别现代看来是肯定值得怀疑和思考的问题。全面复兴，是否也包括三班六房、三朝元老、三坟五典、三宫六院、三寸金莲、三国阴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三教九流的全面复兴?因此，别现代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同时也将是一部选择的历史。 别现代是一个全新的表达、名称、理念、思想、理论、主义和口号，但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有待建构的框架。正如伊格尔顿、詹姆逊等都对于后现代理论有着各自不同的建构一样，别现代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张力的思想容器。这一点是由它的前瞻性、综合性、创造性和跨越性所决定的。因此，就如别现代从字面上看，具有不要现代性、告别现代性、另一种现代性的奇异表象一样，关于别现代的思想建构，将永远是一种differance的延异。 别现代因其中国背景、中国诉求、中国表达、中国创意、中国主义，而又紧扣着现代和后现代的脉搏，因此必然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关注、争议。但是，别现代所期待的都将会是别出一路的中国故事、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主义和别开生面的全球表达。 注释： ①关于主义的诉求问题，可参见王建疆：《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失》，《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王建疆：《中国美学：主义的缺失与重建》，《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