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的自由生命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生命论文,自由论文,汤显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显祖是一位在晚明的思想异动中有着多方建树的人物，正不只是一位剧作家而已。在人生理想上，他有自己的超常抱负，并终身为之奋斗。在政治界域里，他有自己的卓绝见解，并付诸尝试。在思想领地里，他有自己的独特观念，并以之作为自己生命的最终目标而终生追求。在当时诗坛上，他也有着自己独辟蹊径的闪光。因而，汤显祖的一生，显现了一条独异的人生道路。
正是这样一位有着极其充实生命运动的个体，将其精力运用到戏剧创作上来，发为歌吟，于是成就了戏剧的一代奇才。在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中，寄托着他对人生、人性的哲理思考，倾注着他对生密和青春的无限热情。反观之，我们也恰恰可以从其戏剧内容中看出这位伟人的生命折光：他的人生道路，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从实践到幻灭的全过程。
汤显祖以他的蓬勃生命，翻开了戏曲文学史上一页绮丽的篇章。
一
大概凡是有大才之人，总要逸出生活常规吧？否则他的特色从哪里来？与大诗人李白一样，汤显祖的生命充满了独异的色彩。
他一生清傲，磊落好侠，常有出世之想。然而为实践政治理想，他强迫自己在科举仕途的道路上勉为经营，但清傲仙侠之气不泯，终不能为时所用。发为歌吟，则时而仙佛，时而侠情，总是封建礼教缚不住者。当时人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所说的“《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可谓概括出了汤显祖思想杂糅不一而色彩斑斓的特点。
汤显祖年少时已经奠定了自由豪迈的性格，行为时时逸出封建礼教的藩篱之外，所谓“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答余中宇先生》）。汤显祖以才故，成名颇早，十四岁即已进学，以后长期奔碌在科考业中，当然不得不时时温习制式帖文，默忆儒规教礼，但他的“真气”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积郁成为一生的底蕴。
汤显祖少年积极投身于举业，当然由其政治抱负所决定，也受其父亲的企盼和训导所影响，但始终未能规束他的行为方式，倒是其祖父的出世倾向造成他心理上更加深刻的潜在情结，即是所谓“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因而，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是一位正统儒生所为：“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仙窟。”（《三十七》）竟类似李白的豪侠。这也是他中年以后逐渐接近禅佛的原始基因。大概是父亲为他设计的途径，使他得以投在当时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门下就学，但他因为“血气未定”，不能受其性理之学的约束，不久就自动离去，而自己读非圣之书，结交天下义气之士（见《秀才说》）。在以后一个很长的科举阶段，他一方面不得不勉为经营，一方面则又不愿过于捆缚自己，如其生活方式是“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或临春送腊，首夏兼秋，定有欢悲，终焉翰墨。释兹而外，酒则时一中之；由斯以谈，色则谁为好矣。”（《答龙君扬序》）这种行为总归还是出自其个性的独特，他曾在《寄太平刘明府达可》诗里以之自诩：“我复雄豪人，意概倾时英。辉光凌皓日，龙烛掩其晶。”
正因为汤显祖少年时胸中这一点“真气”，竟使他日后成为举世慕化的高洁之士，成为感泣雇神的“四梦”的创作者。
汤显祖生命中的第一件独异之事是永远不依附于人，这在其他封建官场中人是绝难做到的。尽管这使他一生倍受坎坷，但也成就了他极其高洁的人格。汤显祖名高心杂，致使他场屋困顿，长期郁郁，入仕后又久滞下僚。但他决不因此而放弃原则，依人而贵。他一生中屡有被贵宦引重的机会，但却屡次拒绝，即使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也决不心悔。这给他换来了清名，从而赢得了包括正统官修《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里面异口同声的赞誉。汤显祖之所以有这些举动，当然是由其追求个体独立的精神所决定，所谓“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的个性孤傲，从不肯屈就于人，为官“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查继佐《汤显祖传》），这也是他终身仕途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汤显祖生平所透示出的这种豪迈俊达的意气，恰恰体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倾向，那种突破传统束缚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气概。
汤显祖生命中的这种慷慨气势，促成了他建立自己的政治抱负，并终生为之奋斗。他虽然少以文名，却不肯仅行文章之事。万斯同说他“意气慷慨，少有志天下事”（《汤显祖传》）。他自己说：“经济自常体，著作乃余事。”（《夕佳楼赠来参知》）在他四十岁上下仍津津自勉：“萎蕤意气复何云，径须垂晚立功勋。不似世儒重文法，只堪簪笔事明君。”（《送刘玄子使归》）汤显祖自认为有治理天下之术，他三十七岁在南京时曾充满豪气地作诗自赞曰：“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也曾对辅臣余有丁说过：“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恨不见吾师言，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行。”（《答余中宇先生》）他一生与人书信谈论，所言多为天下事，沈际飞为作《玉茗堂选集·尺牍题词》说：“于国家利病处
详言，使人读未卒篇，辄憬然于忠孝廉节。”其结果就促成他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条陈时政，切指利弊，并直言不讳地抨击权贵，病责皇上。此疏轰动朝野，最终导致一批权臣的倒台，但汤显祖也因撄了帝王的逆鳞而被贬官边鄙之地。汤显祖为政治理想奋斗了一生，赢来的却是终生不遇，到老来作诗感怀，总结自己的一生曰：“事业不可为，君子薄时势。那知天下士，动辄人间世。弱冠殊澹荡，及此伤年岁。”（《同仲文送青田刘生还吴》）又对后学说：“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蛟龙，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李超无问剑集序》）流露了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悲哀。
汤显祖的政治热情，本乎其人生内在积郁的力量，显示的是一种喷发的青春和生命的活力，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汲汲于功名而白首不悔的人物，其内心始终徘徊在进退之间。
汤显祖说过，儒业不能消其生命中的“真气”，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世中人物。这反映了他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矛盾认识。考官沈自彬曾对他说：“以子之才，齿至而获一第，何也？凡人有心，进退而已。然观子之色，若进若退，当何处心耶？”（《酬心赋》）可谓明识。况且，汤显祖终究为一文人，不免清介孤僻之气，他在《艳异编序》里说自己：“不佞懒如嵇，狂如阮，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他在官场不能趋俗，奉“仕宦向来多曲折，君心惟有直如丝”（《送牛光山暂归泾阳》）的格言。又过于耽溺情性，曾自言“逶迤原是世中情，脱略还疑身后名。侠骨从来重歌舞，白忙闲杀旧东平。”（《醉答君东怡园书六绝》）他把天下分为“有情之天下”和“有法之天下”，说唐朝即为“有情之天下”，所以能够“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李白从而才能够和唐明皇“共浴华清，从阶升，嬉广寒”。而“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即使李白再世，也会“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所以他深叹“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青莲阁记》）
思想性格里原有的异端因素与文人情愫相结合，就形成汤显祖一生中贯穿不二的矛盾心理，使他始终徘徊在进身入世和抽身出世之间，其平衡和倾仄则取决于仕途的畅阻。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间，总是一边眷恋着“君恩未报难高隐”（《送王侍卿以论耿公归蜀》），吟唱着“云阁寸心终未绝”（《送刘玄子使归》），希望先经略天下事毕，然后则“了此高足谢，别有烟霞质”（《三十七》）。一边却又不断地感叹“天其平也不平”（《感宦籍赋》），“人间惟有遇天难”（《达公忽至》），而要“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恸世》）。汤显祖一生受到佛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当他在仕途长期失意而忽然遇到达观禅师之后，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初他也以自己的“情至”理论与达观的“情理绝决”说相抗衡，但随着其人生理想的逐步走向幻灭，他最终靠向了逃禅。汤显祖四十九岁时终于弃官归隐，与达观过从，自言“百年如幻忍何论”（《达公过旴便云东返》），感叹人世之事是“生死虚空一暮朝，由来得道始逍遥”（《哭戴愚斋老师》），说只有现在自己才是“笑谈魂梦觉平生”《梦惟审如送粤行时别泪》）。
汤显祖在仕途上耽延了一生，也矛盾了一生。他的出世之思，固然由其生命真气所决定，他的入世之念也未尝不是受其生命中的伉壮磊落之气所影响。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汤显祖思想的统一体，也才使他能够写出“四梦”那样充满矛盾精神的杰作。
二
正因为汤显祖生命中充满了蓬勃真气，当他发为歌吟，就凝聚为一点之情。在晚明思想界的躁动中，汤显祖拔地而起，高擎着“为情作使”的旗帜，呐喊鼓荡了一生，掀起阵阵波涌，影响了几代精神。
适应着当时社会肯定人欲、张扬自我、解放个性的思潮，汤显祖本乎生命的启迪，提出了一个“贵生”的理论命题，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贵生书院说》）。他认为作为统治者首先应该具备的意识即是重视人的个体生命：“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同上）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为官则“活人命而去其害马”（《答李舜若观察》），为教则建“贵生书院”而化民。在肯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基础上，汤显祖进一步肯定人的天性欲望。他凭借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的直觉感受，认识到“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行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因而他归纳说：“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
汤显祖的时代，正是王阳明心学讲求性理之说的时候，汤又少从王学左派人物罗汝芳受学，因而从其学说里引申改造了部分精义，变成他自己的理论，所谓“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复甘义麓》），已经走向了宋明理学性善情恶论的反面，而肯定人情的正当存在。他也觉察到人世中情和理的矛盾，说：“今昔异时，行于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是非者理也，重轻者势也，爱恶者情也。”“势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因此，他在受到奇僧达观“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紫柏老人集·皮孟鹿门子问答》）喝断的启发后，进而从反对以理灭情的立场出发，提出鲜明反诘，“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情和理的矛盾。从此，汤显祖在哲学思想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并在此立场上开始了其创作的实践，开始了其对人的生命之情的讴歌。
汤显祖一生的生命实践，都耽于一个“情”字。他从幼时的“歌舞诵数自娱”（《太平山集选序》），到青年时期的“度新词与戏”，“为欢苦不足”（《紫钗记题词》），再到入仕后的“贪看绣袂舞，贯踏花枝卧”（《京察后小述》），一直耽情耽性，不断遭到老师罗汝芳等人的斥责而不悔。汤显祖的举主张新建相国也曾指责他终日“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浪费了自己的才干。汤回答说：“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坚持自己耽于情字的立场。在与他人信里则说：“弟从来不能于无情之人作有情语也。”（《与沈华东宪伯》）表示了道不同不与为谋的思想。好友达观断喝他不要过耽情性，影响仕途。他委婉引历史上的著名词人为喻：“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寄达观》）并不以此而懊悔。直至六十五岁时，他自己总结一生说：“岁之与我甲寅者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疾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续栖贤莲社求友文》）
汤显祖作剧，更是本诸一个“情”字。其“四梦”可说都是“情”的衍生物：《紫钗记》写“一点情痴”，《牡丹亭》写“生生死死为情多”，《南柯记》写“一往之情为之摄”，《邯郸记》写“一生耽搁了个情字”，尽管其中的“情”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汤显祖思想的贯穿性。
正由于汤显祖有着自己尽情尽性的生命实践，他才能够喊出“为情作使”的口号；正因为他自诩为天下“有情”的使者，他才能够将自己的一往深情灌注在创作里，写出惊世骇俗的“四梦”。
汤显祖的传奇创作，随着他的思想发展，从《紫箫记》到《紫钗记》，再到《牡丹亭》，入情日深，用情益专，逐渐进入“情至”的化境。
《紫箫记》其实是汤显祖年轻时的戏笔，还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寄寓其间，徒以雕镂骈词俪句为能事。虽然剧以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为基础而敷衍成篇，但却没有原著的悲剧意识。且看现存的三十四出，李益既没有负心之意，霍小玉也没有痴情之念，通篇构不成戏剧冲突。从副末家门里知道剧的后半部分因一妾而起风波，但最后终归“从前痴妒，一笔勾销”。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其：“写儿女幽欢，刻入骨髓。字字有轻红嫩绿，阅之不动情者，必世间痴男子。”实属过誉。其情节中还有豪爽之士花卿以爱妾换马，造成红粉佳人终生戚戚的关目，可以见出汤显祖此时尚不以儿女之情为念而充满豪侠之气的少年心性。
随着阅历的加深，汤显祖自己也不满意初期的创作。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他对之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定名为《紫钗记》。《紫钗记》旨意归于霍小玉的一点情痴，一往深情，反映出汤显祖对人情认识的深化，而剧中出现的黄衣客形象，体现了汤显祖思想中游侠精神的尚未荡灭，即是所谓：“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衣客能作无名豪。”（《紫钗记题词》）而其中平添的卢太尉形象，则将官场黑暗投影在剧中，使剧本的内容涵量大大加深了。这是官场生活经历对汤显祖的馈赠。从卢太尉爱李益之才而欲妻之以女，因反复延致不从而恨李的情节，可以看到汤显祖早年屡屡拒绝权贵结纳的影子。在此基础上，汤显祖讴歌了真情能感化人心，冲破任何阻隔的力量。
当汤显祖写出《牡丹亭》的时候，他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而变得坚强老辣，有了为追求理想而百折不挠的体验和经历。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已经走向成熟，而在哲学思想上也找到了情理冲突的突破口，即发明了“情至”的理论。汤显祖认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记题词》）他说，对于常人，世上的许多事情往往不容易理解，这是由于他们只会用常理来衡量，他们怎么能理解“情”超出“理”的那部分呢？这是汤显祖对于人性正当欲望的肯定，对于人生追求精神的赞扬，对于腐朽理学意识的抨击。
于是，他创造了杜丽娘这个“至情”之人的形象。她界身在醒梦之际，出入于生死之间，为寻求自己的理想而生，而死，而死后复生，“生生死死为情多，奈情何？”（《牡丹亭·游魂》）借着对杜丽娘生命的礼赞，汤显祖高奏了一曲真情的颂歌。《牡丹亭》达到了汤显祖最高的创作境界，在当时即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吕天成说他：“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原非学力所及，洵是天资不凡”（《曲品》），可以作为定评。
汤显祖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坎坷之后，逐渐认识到人的“至情”尽管具有出生入死的力量，但却挣不脱其所生存的那个社会躯壳的诱惑和约束，终归会将人导向幻灭，因而创作了“二梦”。这是汤显祖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的努力全部失败之后，老来返归家园所写的两部作品。这时的他，已经对人生的存在价值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生命形式重新产生了怀疑，社会现实的严峻给他留下了过于沉重的阴影，他只有逃向自身精神的深处，把自己封闭和保护起来。他在晚年更加倾心于禅的事实，清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说，《牡丹亭》集中代表了汤显祖在执着追求个体的生命辉煌时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其中充满了蓬勃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的话，那么，“二梦”则体现了他在饱尝人世忧患后对于人的来去途径和存在意义的理解，满浸着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哀感情绪。
《南柯记》里的淳于棼，耽于人世的碌碌功名，一往之情为之所摄，终于做了一枕南柯美梦。他在梦中得以“贵极禄位，权倾国都”，泱泱大国之婿，煌煌一郡之长，乘龙拜相，受宠三宫，终于梦醒于南柯下，才惊悟自己做了一晌的蝼蚁之臣。汤显祖在接受了达观的启示，认识到人生恰如“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南柯梦》下场诗）之后，一灵之动，创作了此剧。他在《南柯梦记题词》里说到自己的创作思想：“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见其怒而酣斗，岂不口然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他说作为“达人”看现实世界，也正像仙人看下界众生一样，只看到纷纷如蚁，来不知所往，去不知所之一样。所以他说：“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最后三出的出目颇有意味：“寻寤”，“转情”，“情尽”。汤显祖在这里是否象征了人的“至情”为富贵功名所误，就走向了枯竭？一旦梦醒，情即转空，所谓“可怜解得南柯曲，不及淳郎睡醒时。”（《正唱南柯，忽闻从龙悼内杨》）
南柯梦觉，情犹未尽，次年汤显祖又一气呵成《邯郸梦》。《邯郸梦》里的卢生因学成文武艺，一心售与帝王家，说是“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然后可以言得意也”（第四出），于是得到仙人吕洞宾的帮助，一枕入梦。在梦中，他历尽悲欢离合，饱尝人世炎凉，忽而凯歌高奏，锦衣朝堂，忽而招致谗言，窜死边荒。当其得意时，天庭帝王不足以掩其威，当其落魄时，盗贼狱吏可以致其死。最后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一蹶而亡，一哭而醒，客店里煮的黄粱还没有熟。汤显祖在此剧中进一步揭示“情痴误小生”的人生虚幻观念，把人世上的所有“宠辱得丧生死之情”都归之于梦幻，最后归结于“梦死可醒，真死何及”的禅家偈语，“要你世上人梦回时心自忖”。在这里，汤显祖彻底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耽搁了个情字”，最后走向精神寂灭的境地（引文俱见《邯郸记》正文及题词）。
然而我们看到，对社会现实秩序的深刻认识，使汤显祖的“二梦”里充满了批判意识和否定精神。即使是在梦中，汤显祖也知道社会不允许人在正直道路上的平步青云。他为淳于棼、卢生巧为安排进身之阶：淳于棼靠的是选中驸马而受宠，卢生则以“孔方兄”而敲开仕宦之门。此即如汤显祖在《感宦籍赋》里所描述的通幽捷径：“驸马都尉，一体天人”，是依皇族而贵，“在既富其何费，获至贵而无勤”，完全不用自己一毫努力。淳于棼既欲无根而骤贵，就只能走此捷径。如无此路可通，有钱亦可，所谓“纳资而为郎，亦以财而发身”。卢生既入科场，当经此径而进阶。至于卢生贵显之后，阴至子孙，则“公侯之子，卿相之孙”以祖上而贵，“不必学书学剑，自然允武允文”。政治场中充满了风云变幻，所谓“朝承恩，暮赐死”，奸宦谗臣交相勾结，彼此倾轧，要想进入仕途并扶摇直上就得昧着良心去“钻刺”，去干谒，去结党，去不择手段地弄倒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些体现在剧情中的各种社会病像，不是在使我们看到晚明的现实政治生活吗？“二梦”里再也没有了《牡丹亭》中充满蓬勃生机的花卉春光，失去了它昂扬向上的生命意识，而代之以人类灵魂的龌龊与卑鄙、生存环境的险恶与不堪。
这说明，在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道路之后，汤显祖最终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自由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必然要受到这个社会体制的彻底制约，无法挣脱一步，他的真情也会因为这个龌龊世界的污染而变得矫逸横纵，成为捆缚自身的绳索。在此基础上，汤显祖达到了对封建官场政治的大彻大悟，对虚伪矫饰的富贵功名的彻底摒弃——这就是“二梦”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考。
三
从艺术精神与哲理深度结合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牡丹亭》也代表了汤显祖戏剧的最高成就。
在《牡丹亭》这部作品中，汤显祖所高度弘扬的“情”，并不等同于他在《紫钗记》里涉及的男女间的爱恋之情，也不是他在《南柯梦》中所强调的人的功名欲望和政治理想之情，更不是他在《邯郸梦》中所刻意批判的人的利欲之情。吸引了汤显祖的是另外的东西，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一种发自天性的、涌动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对于生命、对于自然、对于异性的情欲追求。
汤显祖塑造的最奇丽的人物形象是杜丽娘，她是作为“情”的化身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在汤显祖关于“情”的哲学思考和人生体验的交和中孕育而成的。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曝光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有着纯净的精神境界、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的人。杜丽娘爱美，爱造物主的赐予，爱娇好、鲜活的生命之美。杜丽娘也爱自然，在《牡丹亭》最为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陪伴着杜丽娘领略生命之美的是自然之美。汤显祖心笔之下姹紫嫣红的花园，作为《牡丹亭》的基本背景，不是一幕可以临时更换的舞台设置，而是这一舞台本身。甚至它自身也加入进来参与了演出，以它那鲜活、蓬勃的生命。尤其是当它与杜丽娘那袒露的爱美天性融为一体的时候，它便永久地汇入了人类社会与历史文化的范畴，成为生命和青春的确证，而不再纯粹是外在了。正是大自然那亲近而久远的呼唤，诱发了杜丽娘心中的春情。换句话说，正是在对大自然潜心而忘情的关照中，杜丽娘获得了对自身的确认。汤显祖不愧是大手笔，在后花园的万紫千红里写少女的寂寞，在明媚艳丽的春光里诉说人生的枯萎。强烈的反差对比中，他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被不着痕迹地展示出来。
作为一种人生经验的昭示，汤显祖还注意到了在这女性的心理天平上，性欲那占据了人生压倒位置的重量。《牡丹亭》里，他以极大的足以令人敬畏的道德勇气，掀起了杜丽娘隐在最深处的心幕的一角，对这种原始的生命现象予以了正面的直视。这是一种更多地出于自然天性的欲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所说的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不是她与某个具体对象的特定情爱，而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本体生命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于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汤显祖寄寓在杜丽娘这一形象中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生命需求。让杜丽娘充当这种普遍人性欲望的具体承担者，从汤显祖的创作意图看，的确是一种上乘的选择。就因为她是杜丽娘，一个大家闺秀，一个知书识礼的才女，一个“嫩脸娇羞，老成尊重”的小姐，才使得这种普遍的人性欲望获得了更为集中的表现形式。
汤显祖没有将杜丽娘和柳梦梅写成花前月下调情通款的莺莺张生，也没有把他们写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黛玉宝玉，这只能说是他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他所倾神注视的，是被扭曲、被挤压的生命的喷发状态；他所刻意描绘的，是生命绮丽壮观的原色；而他所集中体现的，则是他对于生命意志的认知，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于生命活力的张扬。这，无疑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深层感情契机。
有感于封建社会对于人们的精神统治，有感于礼教文化对人类本性的戕害和压抑，汤显祖艺术地将人的天性还原、放大，赋予其合理的存在和实现的权力。因而，企盼人的自然天性的复归，是他在《牡丹亭》中所要揭示的人生真缔，也是他创作这部剧作的真正动因。
读《牡丹亭》，首先诉诸你的审美感情和认知活动，使你呼吸其间、感觉其间的是它那灿烂的华彩。剧作家凭借着自己丰厚的文学修养，将其笔蕊心花，华贵而精致地镶嵌在每一出的字里行间，使之发散出经久不衰的醉人芳香。所以，历来评论者首先多从这一角度理论，如“雅丽幽艳，灿如霞子披而花之旖旎”（茅暎《题牡丹亭记》），“婉丽妖冶，语动刺骨”（王骥德《曲律》卷四）云云。但是，炼字酌句毕竟只是一种语言功夫，感应生活才是更深沉的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一个没有足够的禀赋将自己造就成为思想家的艺术家是不会有建树的。”（《生活与美学》）汤显祖的建树，首先在于他对社会生活的体察、透视和把握。《牡丹亭》之所以成为中国戏剧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伟大之作，主要还在于汤显祖对明代进步社会思潮的正面呼应。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人的解放狭隘地理解为突破某一政治制度或某一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它还应当是一种更自由、更深入的人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实现。汤显祖的伟大，正在于他第一次把淹没在神圣庄严的封建礼教模式中的个人的人性欲望作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提升到可以令人正视、令人崇尚、令人反省的高度；正在于他将人的生命的实现作为一种理想和憧憬，艺术地准确地展示出来；正在于他写出了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在于他推出了一个值得几代人去为之奋斗的人生主题。就《牡丹亭》来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作品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的表层倘佯，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决不是用“语言”、“人物”、“情节”等尺度所能衡量的。如同孕育了它的众多文学外的原因一样，它的意义也超越了这一界域。
简而言之，在价值观上，它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对当时控制了社会各个角落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否定。无论谁都不会以为汤显祖只是在没完没了地跟人闲扯一个女人爱美、伤春、动情之类小到不能再小的生活琐事。正由于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了人的本质方面，才使杜丽娘这个普通贵族小姐的个人命运和整个社会的进程连结起来。其次，它摆平了从来就不平等的男女之间的位置，使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站在了和男性比肩的同一地平线上。杜丽娘那丰富、热烈的情感世界，那那郁勃、蒸腾着的青春生命冲动，令多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为之瞠目结舌，也引起多少妇女发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女人也是人，也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生命色彩。商小玲之所以在扮演杜丽娘的舞台上，一痛气绝而殒（见鲍倚云《退余丛话》）；金凤钿之所以读《牡丹亭》成癖，“日夕把卷，吟玩不掇”，一耽成病，临终还遗命以之殉葬（见邹韬《三借庐笔谈》）；冯小青之所以写下“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的断肠诗句后，郁郁而亡（见《花朝生笔记》），皆是因为她们在杜丽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人不能总迷失在外部世界里，让自己的精神王国无所依托。当众多呻吟辗转于礼教文化罗网里的女性，觉察并感知了自己强大而热烈的生命冲动之后，必然会对陈腐扭曲的观念世界表示不满，她们要挣脱传统的桎梏，寻找重新衡量自己生命行为的合理尺度。在这种文化背景与社会心态中，汤显祖的出现，无异于给人们提供了一座庇护心灵的屋宇，收容下众多在田野上流浪无依的魂灵。因此，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盛开了戏剧领域里的一朵奇葩，更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使人们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发现了生命本身的光彩和生气。
生命是一株永不凋殒的长青树。
所以，我想用两个字来概括汤显祖生命歌吟的意义，那就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