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技术的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意识论文,意义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人类将迎来“意识技术”时代。到那时，人类将借技术之力提高自己的身心，技术将日益承担起提高人类素质的重任。
所谓“意识技术”，简单地说，就是人与技术的结合。它包括两种发展趋势：一个是人类日益技术化，另一个是技术日益智能化。技术过去主要在体外积累和进化，而现在则向人的体内转移，人类将逐渐依靠加在身体内外的技术发挥生命功能。另一方面，技术将日益人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智能机的移植，将把我们生活的环境建设成有思想、有情感、有语言的朋友，我们将与无生命的东西建立起友好交往关系。
人的技术化和技术的人化将会克服人与技术的相互外在性，形成人与技术相互结合、共同进化的世界观：技术的进步改变我们的意识；我们先进的意识反过来又发明新技术。“意识技术”概念承认一种新的技术文化标准，即要求所有新技术都要以提高人的意识和智能为目的，为人类自身发展服务。
“意识技术”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而且表明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的哲学和文化反思。对于“意识技术”包含的哲学意义，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意识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将会改变我们关于人及其发展的观念。这也是意识技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人的“西伯格化”
人是什么？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回答，而且还在做出新的回答。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动物，富兰克林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说人是会劳动的动物，卡西尔说人是会使用符号的动物。然而意识技术却迫使我们不得不说人是技术的产物，是用技术武装起来的动物。
意识技术正在改变人的结构，正在改变我们关于人的观念。它缓慢而实在地把越来越多的技术加到我们的体内或体外，人正在变成受控机体“西伯格”——依靠加在体内或体外的技术发挥某些生命机能的人。
人类利用技术改变自己，以期更加完美，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眼镜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很早就开始运用技术矫正自己某些器官的毛病，弥补它的某些不足。尽管以往植入人体的技术附加物的用途主要是治疗疾病，但也将附加技术用来提高人的能力，或者用于某些特殊的目的。现代技术已经造就了借助人工皮肤、肺、照明和机械附件在水下或太空作业的临时“西伯格”。可变焦隐形眼镜、远距离监听目标的小型助听器、对外联系的小型无线电收发两用机仅仅是未来“西伯格”超出我们遗传生物功能的几个例子。
技术附件被越来越多地植于人体之内。科学家们断言，出现技术移植物超过人体机能50%以上的第一个人的日子即将来临。纽约人造器官研究所的专家们说：到本世纪末，除大脑和神经系统外，人体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现在人造材料已植入人体的23个部位。1983年，全世界在人体内安置了3000000个人造部件；到1985年，仅仅两年，就增加60万个，达到3600000个。[1]我们现在还不能用人造部件替换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但就在这方面技术也在飞速进步。有的科学家建议，用一个形状和尺寸相同的计算机代替颅骨，以协助人脑。有的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未来意识技术的战略元件——神经片，借助于它把个别神经细胞与电子计算机接轨。从技术上说，人还远远制造不出类似人脑的计算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用计算机辅助人脑，从而把人脑的意识功能大幅度提高，却是可能的。
“西伯格”的整个进程是充分利用我们的外在技术，使其微型化，然后植入人体，使之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发挥人体的某些功能。人类“西伯格化”已不是神话，而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的过程，并将继续建造21世纪的人体。
人的“西伯格化”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迫使我们改变关于人的观念。过去我们习惯于从生物学或社会学方面看人，现在看来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从技术学上理解人。从生物学上看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他的肉体器官和功能是自然界赋予的，并且是在长期的自然进化中形成的。从社会学上看人，人是他自己劳动的产物，劳动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从意识技术的角度看人，人是他自己发明的技术的产物，他把技术附加物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人不仅从主体的意义上说不是单纯的生物，就是从身体结构上说也不是单纯的生物了：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人一机”系统。将来我们会达到这样一天：“人类与智能技术成为一体。你也许还能区别人性与技术，就象你现在能区别玫瑰花和颜色一样；但是，你不能把未来人与他们的技术外表割裂开来，就象你不能把玫瑰花与颜色割裂开来一样。”[2]
在讨论人工智能时，有人提出主体只能是人，不能是机器，也不能是“人一机”系统。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有条件的。它是从外化的观点来看待机器和技术的：第一，机器是知识的物化形式；第二，机器在人体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人和机器在存在形式上就是明显区别开来的。意识技术却反转过来，它使技术内化、机器智能化；它使机器植入人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主体时就无法把人同机器、意识同技术分别开来了。
人类进化的新形式
人的“西伯格化”也就是技术的内化，即把技术附件植入体内或体外，变成人的生命机体的一部分。这就为人类进化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并将改变“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的不平衡性，使二者达到同步发展。
人的进化方式和动物的进化方式根本不同：动物是“体内进化”，人类是“体外进化”。动物依靠自然界而生存，它们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变化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动物依靠“体内进化”即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否则就要遭到灭顶之灾。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成为两个主要的杠杆，推动动物机体不断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又会通过遗传而巩固下来。在遗传和变异的矛盾运动中，动物不断进化。
人类只有改造自然界才能生存，并在自然界的变化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留下自己意志的印迹。由于生存方式的变化，自然界不再象左右动物的进化那样左右人的进化了，人的进化也不再象动物那样表现在身体的改变上，而是表现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表现在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中。
劳动是人和自然界相互联系的中介，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劳动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主要特征，构成人类劳动同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从而人类自身的进步，主要通过劳动工具的改进表现出来和实现出来，所以，工具的改进乃是人类进化的客观标尺。劳动工具是知识的物化形式，是人的“体外器官”，其功能在于扩大和延伸人的“体内器官”。以工具的改进为标志的人类能力的增长是“体外进化”的基本内容。
人是从动物演化来的，因此动物的“体内进化”形式在人身上也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在人那里就有两种进化形式：“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不过“体内进化”主要表现在人的形成时期，而人一旦形成，这种进化方式几乎完全停止了。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大约20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在身体结构上包括大脑和双手在内，与现代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说明肉体的进化即生物方式的进化已不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内容了。”[3]
人自从脱离动物界以后，其进化主要在体外进行。特别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第一生产力，人的“体外进化”的步伐空前加快了。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产物——大机器工业，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给人提供了舒适的住宅、豪华的轿车、高档的消费品、快速而方便的通讯手段……人类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上被人化。
人类知识的物化、技术的外化带来文明的进步和福利的增长，同时也造成了“体外进化”和“体内进化”的不平衡。人的“体外进化”和“体内进化”似乎成反比例：体外文明越进步，体内机能越退化。人的身体适应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差，抵御各种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弱。人类生活在技术的“保护罩”内，一旦撤去这个“保护罩”，人简直就无法生存。一个原始野蛮人可能非常羡慕现代文明人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个现代文明人更加羡慕原始野蛮人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他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
意识技术提供了“体内进化”的新形式，为消除“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的失衡开辟了一种可能性。意识技术进步的整个进程在于把技术及其物化形式的机器小型化，然后植入体内，使之发挥人体的生命功能。这就打破了人体的自然进化形式，开始了人工进化的新阶段。“人工”进化当然要比“自然”进化快，它能克服“自然”进化的滞后性。意识技术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成果用于改造人的身体，提高人的智力和体能，使改变了的身体更好地适应那改变了的自然界，从而达到人和技术、体内和体外的同步进化。
克服技术异化的手段
技术外化带来的问题之一是使人的“体内器官”受“体外器官”控制、人受技术控制。这是由现代技术的特点决定的。现代技术系统是与我们的身体相分离的。它具有自己的存在方式，遵循自己的运动逻辑。我们不再能够以支配一把鎯头那样直接的方式控制和支配一把电动锤。我们为现代技术系统的高效益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以某种方式接受它们强加于我们的限制，我们以牺牲自己的主动性换来技术的进步。人日益受他自己所发明的技术的控制。
意识技术是消除技术异化的重要手段。技术异化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从“技术”的观点来看，技术异化的先决条件是技术的外化，即技术与人相脱离，在体外积累和进化；这种外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就有可能使人受技术控制。意识技术使技术内化为人体的生命功能，提高人的能力，从而强化人对外在技术的控制和支配。
技术内化对个人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消除个性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带来个人之间的平等。
一般说来，技术转移都有使文化失去多样性而趋于同一的特点。德国的技术哲学家F·拉普说：“如果仅从最高效益来讨论，现代技术趋于使人类的文化特征退化为仅仅是生物学的问题，从而毁灭历史地发展的文化遗产。现代技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敌视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因为它们是阻挠‘进步的’技术变化和，效率’相统一的因素。”[4]关于现代技术转移扫除文化多样性达到什么程度，只要把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城市日常生活加以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住房、消费品、交通和能源供应系统以及通讯网络展示了技术上确定的、统一的特征，而在中世纪则是多样性占主导地位。
拉普所说的消除文化多样性的技术转移是指体外转移，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技术传播和普及。技术由体外向体内转移也会发生类似情况。它将消除人的个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至少会使人的个性差异大大削弱，并使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先天不平等为后天的平等所代替，因为技术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当然这种身体上的平等还不等于社会上的平等，但它为人的社会平等创造条件。当人都变成“西伯格”时，主张上智和下愚不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将会彻底破产，到那时，再也听不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说：看我多么高贵，而你则多么低贱！
技术植入人体，提高了人控制技术的能力，但人也变成了受控机体，这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植入体内的技术附件是否按自身的规律运转，从而支配我们的行动？这类似于神话：有一个“技术精灵”钻进了我们体内，它支配我们的行为，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意义和后果。这将是糟糕的事情，它将引出一系列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问题。但这不过是“技术神话”而已。被植入人体的机器和技术附件将服从人的运动规律，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就不能发挥人体的某些生命机能。意识技术的进步与其说以对技术的深刻认识为基础，不如说以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为基础。事实上它是对人的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意识技术与其说是关于技术的科学，还不如说是关于人的科学更准确。
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转化
辩证唯物主义历来承认意识的能动性，认为意识不仅由物质决定，而且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列宁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毛泽东把人类认识的全部过程概括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但是，这里说的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转化是在认识论层次上说的，而意识技术则把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转化提高到了本体论层次。
物质和意识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相互转化，是为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证明了的。当我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时，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会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经过思维加工，便形成一定的思想和理论。这便是物质向意识的转化。我们再按照自己的认识，选择适当的物质手段，把思想和理论变为客观现实。这又是意识向物质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物质被意识所反映，并被意识所改造，在其形态上向着有利于人类需要的方向变化，但物质仍然是物质，意识仍然是意识；意识没有“渗入”物质之中，物质也没有获得意识功能。
意识技术使物质和意识真正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意识进入物质中，物质被意识化。这是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上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转化的。为了说明这种转化的特点，我们援引两个关于未来技术人性化的例子。
例1是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前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正在成为具有感觉和控制反应的自编程序移动式机器人。使机器人大加改进的将是人工神经系统即神经网络，它与普通计算机程序一起，使机器人更容易识别和学习语言，具有想象力和其他准确模式。那时我们不仅会看到机器人耕作、采矿、制造、捕鱼、机器人玩具和机器人保姆的陆续出现，而且将会看到机器人警察和军队在巡逻放哨。
例2是关于“生物意识房间”。建筑物的所有关键部分都将与计算机和机器人相接，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建筑物是有生命的。房间的四周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电视屏幕，屏幕上以令人愉快的色调与音响组合，显示你的生物反馈。这样的房间可使你“看到”和“听到”自己的心跳、脑电图、心电图、呼吸、血压和体温。加上身心平衡的改善，这样的房间也可以用来加强灵性的感受。[5]
仅这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意识技术实现的物质和意识相互转化的基本特点。它不是仅仅按照意识的要求改变物质客体的存在形态，而是借助于人工智能把意识“转移”到物质客体之中，使它具有人类意识的某些功能。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意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移”到物质之中，物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意识化。
意识技术空前地加深了人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认识，是人类在实现物质和意识的自为统一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劳动是物质和意识统一的现实基础。人在劳动中改造自然界，创造一个对象世界。一个对象世界的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确证，所以，劳动产品不仅是物质形态的简单变化，而且在这一变化中体现了人的目的、愿望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劳动产品不但具有“物性”，而且包含着“人性”。但是，一般劳动产品并不具有人的意识，只有人工智能才把意识的某些功能赋予机器。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打开了意识通往物质的大门，而意识技术却使意识进入物质之内。
注释：
①参见《意识技术》，载《国外科技动态》1990年第4期，周国臻摘译自美国《The Futurist》1989年9-10月号。
②《意识技术定义》，载《国外科技动态》1990年第4期，周国臻摘译自美国《The Futurist》1989年11-12月号。
③方宗熙、江乃萼：《生命发展的辩证法》，第203-204页。
④F·拉普：《技术转移会导致文化异化吗？》，载《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⑤参见《意识技术》，《国外科技动态》1990年第4期，周国臻摘译自美国《The Futurist》1989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