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谈计划生育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生育论文,行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清乾隆（1736-1795年）以来，中国人口成倍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28年已达到4.7479亿人。（注：马宇平、黄裕冲编著《中国历史上的昨天和今天（1840——1987年国情手册）》，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人口问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直接制约了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了10亿人，可谓积重难返了。不过，当我们留心历史，却不难发现有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敲响了中国人口问题的警钟。这其中被毛泽东称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先生是突出的一个。陶行知是从控制人口同教育发展的关系、计划生育同中国教育的出路乃至整个中国的出路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他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控制人口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其远见卓识、理论勇气和务实精神至今值得我们感佩和借鉴。
首先，陶行知探讨了人口的增减同受教育机率高低之间的关系。他以一户有30亩地的农家为例，生动地描述了这户自耕农由于孩子的增加，从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再降为佃农，最后沦为雇工，受教育的机会完全丧失的过程。陶行知认为：人口的变化，会带来受教育的机会乃至农民自身地位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演变。其一，向上发展：30亩地的自耕农家中7人时，食不饱；6人时，衣不暖；5人时无力受教育；4人时，可受初等教育；3人时，可受中等教育。其二，向下演变：30亩地的自耕农如果只生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3个孩子，大家一起变成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4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生5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
其次，具体分析了副业、手艺人、移民、垦荒、当兵、作人力工人在当时都不能解决人口过剩的严重问题。至于科学农业这是一条好的出路，但要以教育作后盾。陶行知还指出，过多的生育人口是军阀混战存在的原因之一。他说： “为什么打仗？因为有兵。为什么有兵？因为田不够耕，工不够做，饭不够吃，衣不够穿。为什么田不够耕，工不够做，饭不够吃，衣不够穿？因为儿女生得太多。”（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
再次，陶行知精心制定了大乱、无食、无衣、教育和创造五条线的人口数，强调控制人口的重要性。陶行知描绘了“中国耕地人口状态表”和“中国人口数与生活状态图”。他说，根据民国17年（1928年）农商部统计，全国已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如人口总数为4.25亿，则平均每人4.3亩，人口到了此线必大乱，7人中要死1人；人口总数为3.65亿，则平均每人5亩，人口到了此线以上，食有缺，故称为无食线；人口总数为3.08亿，则平均每人6亩，人口到此线以下才温饱，此线以上无新衣，故称无衣线；人口总数为2.43亿，则平均每人7.5亩，人口在此线以下才能普及初等教育，此线以上必因人口过多而有不能上学者；人口总数为1.83亿，则平均每人10亩，人口在此数以下才有创造，故称创造线。（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才可能从事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事业。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陶行知所列数据当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他毕竟抓住了制约中国教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人口因增长失控而严重过剩。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据，陶行知提出了三条中国教育的根本出路，即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出路：
第一条出路：全民族都要少生小孩子，教育者还要教人少生小孩子。
陶行知提出，中华民族应从大乱线退到2.40亿的教育线上来，使得人人饱食暖衣又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他还希望中国退到1.80亿的创造线上来，使有天才的人不因穷忙而埋没，让他们有时间去研究高深的学问，发现最有效的生产技术，创造更富裕的社会。陶行知分析道：中国几十年来工业为什么不能发达？原因一是外国的经济侵略；二是人口太多；三是科学教育重讲不重做。那么，中华民族怎样才能退到教育线及创造线上来呢？陶行知指出，根本的办法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当然，像中国这样的人伦社会，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古训的国家，要做到有计划地生育谈何容易。为此陶行知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七大措施：1，晚婚晚育。男子满25岁，女子满20岁方能结婚。结婚5年后生第1子。第1子上小学后才能生第2子。2，中央研究院设避孕研究所，尽快找到一个既经济又实用的避孕方法，让全民族都受益。3，以民众教育的形式宣传优生优育知识。4，婚前检查，科学选择配偶，改良人种。5，教育劝导与法律制裁相结合。“生孩子多于二人，宜处男子以危害民国罪”。6，宣传科学上男女有同样的遗传能力，故有女就有后。7，“大声疾呼，唤起全民族组织一永久人口升降委员会”（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即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具体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为了控制人口，为了中国教育的出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陶行知可谓不遗余力：从晚婚晚育到教育劝导，从研究避孕问题到法律制裁，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他还大声疾呼，要“唤起全民族，发一人口总退却之紧急命令”。客观而论，上述措施展现了陶行知忧国爱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们这个民族何至于到了21世纪还受人口之累！陶行知批驳了几种错误观点，一是所谓“人口减少国势怕要越加懦弱”。二是所谓控制人口就是“种族自杀”。（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
第二条出路：全民族共同创造富的社会，教育者还要教人创造富有的社会，不创造富的个人。
陶行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只是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阶级因教育而愈隔愈远。我们只要创造富的社会。社会既富，则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然而然的富了。怎样创造富的社会？陶行知提出了七项要求：1，教人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2，教人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让人做机器的主人不作机器的奴隶。3，重视驾驭自然力量的科学。甲，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必须擅长一门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训练的，不配做现代的教师”。乙，科学教育要从小开始，从娃娃教起。丙，“不做无学，不学无术”，科学知识要教学做合一。4，农业的致富途径有三，一是地尽其用，使全国无荒废的土地。二是地尽其利，把科学充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三是把农业变成工业化的农业。5，培养青年的创新精神，“教后起青年运用双手和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起手来去作旧文明的安享者”。（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6，教人打破“贫而乐”、“不劳而获”和“劳而不获”这三种不利于造富的心理障碍。7，教人重订人生价值标准，建构动态的发展的人生观、道德观、教育观和法制观。这七项要求充分体现了一种进步、发展和追求现代化的精神。“合理的工业文明”和“不作机器的奴隶”，表明陶行知已能够客观科学地评判西方的工业文明，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他所努力的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化。如果说这就是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话，那么，重视科学，要求教育者要懂自然科学，科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科学知识要教学做合一，则体现了他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战略眼光。
第三条出路：全民族人人平等互助，教育者还要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
陶行知认为：“要想把少生小孩子与创造富的社会两件事情做出来，必须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上有平等互助的精神。”他还指出，“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互助，即使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陶行知列举了世界耕地面积和世界人口增长率以及世界人口密度的大量资料，说明全世界各民族都要少生小孩子的重要性；否则整个地球有人满为患之虞。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发生于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陶行知提出了人口生产过剩和商品生产过剩这两大原因。他说：“欧洲的大战，以前的大战，以后的大战，都是因为人生的太多不够吃，无可奈何，走入武装劫粮之一途”。（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有的国家人口生产过剩，有的国家商品生产过剩，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陶行知所构想的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有计划的平等互助的社会。
陶行知最后强调：三条出路实为一条出路，那就是少生小孩子，就是计划生育，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他说：“三条出路是一套连环的出路。少生几个小孩子，便可以多做一些创造工作，便可以多得一点平等的地位与人互助；而这种平等的互助，又可以教你放心大胆去少生几个小孩子。”（注：何日平（陶行知）：《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7月。）少生小孩子，创造富的社会，平等互助，这三条路，中华民族要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