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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4-0001-07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海外托派和中国托派在革命与专政时代都处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受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在稍微了解托派和中国托派的人的印象中，它也一直是个被赋予了贬义的政治名词。总的来讲，自1952年12月的镇压之后，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被一网打尽，从此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大陆许多人恐怕对这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名词”并不熟悉，甚至一点儿也不了解。然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不能不了解有关托派的历史知识的。否则，就会对与之有关的人物(如陈独秀、刘仁静等)和事件(如王实味事件、湖西肃反等)缺乏全面的认识掌握。
一、中国托派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1]1-2。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2]！据现在解密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档案看，列宁弥留之际，正值苏共十二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据速记列宁口述的秘书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2]。
尽管有列宁的“政治遗嘱”力挺托洛茨基，但最后他还是在与斯大林的权力角逐中失败了。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除了权力斗争，两人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当游行队伍经过检阅台前时，队伍里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并高呼“革命的中国青年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这一突发事件使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公开化，最后以托洛茨基集团彻底失败而告终。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等开除出党；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凶手杀害。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在苏联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这些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由于内部的矛盾斗争，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3个组织。先是陈独秀在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影响之后，曾主动要求参加“我们的话派”，但遭到拒绝，于是1929年9月陈独秀自己拉起了队伍，组织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其“常务委员会”的分工为：总书记陈独秀，常委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秘书长吴季严，1930年3月，创办了机关报《无产者》，故这派也称为“无产者派”。接着1930年1月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也相继成立，于是就有了4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召开了统一大会，陈独秀当选为统一后的托派中央书记，陈亦谋任组织部主任，郑超麟任宣传部主任，王文元任党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当时全国托派党员约500名。
二、陈独秀等如何走上托派道路？
中国托派虽然最后是以陈独秀为代表，但各自的历史背景却不同，需要具体分析。我认为，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四种：
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他们之所以忠实于托洛茨基主义，是因为在莫斯科期间了解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主张，比如反对国共合作，主张退出国民党等，事后证明是对的。加上这些人在莫斯科期间或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斯大林派的排挤、迫害，因此在感情上也很容易倒向“支持”他们的托洛茨基。这些人回国后尤其是被开除中共党籍后，虽然艰苦备尝，但仍致力于托派事业，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皆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比如尹宽，为了托派信仰，不惜与相爱多年、感情深厚的妻子王辨分手。又比如郑超麟晚年恢复自由后，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更是联系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现实，认为“一般人说，这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是表示史大林主义的破产，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做出这个断言，因为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一个国家或几个落后的国家不能简称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未曾承认过苏联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托洛茨基是对的，史大林是错的”[3]290。由此可见其对托氏主义的坚贞。
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其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不干实际工作，摆“领袖”的谱。但是，1931年5月托派统一后，中央并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于是便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刘仁静则是在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期间受到接见的人，因为这种受到“真传”的特殊感觉，便自称是“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集团中不合流，先是自立门户，成立了“十月社”，后来在托派统一的中央中也只捞到一个中央委员，便不满足，先是向托洛茨基告陈独秀的状，告状不成，便脱离组织。在国民党监狱蹲到抗战后居然也投靠了国民党，先是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后又到胡宗南的特务机构担任教官，不久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防部政工局干起了写反共文章的营生，一直混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去世的人物。
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走上了托派道路。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加上看到陈独秀这样的党的前总书记都相信托洛茨基主义，那还会有什么错？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但是由于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因此当托派组织和“老头子”(指陈独秀)没有给自己适当的职务的时候，就叛变了。马玉夫是这类人的代表，他本来以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又带着一干人马参加托派，论功劳应该在托派中央安排个重要职务吧，结果没有，就叛逃国民党，也当起了特务，气得陈独秀骂道：“我不识人，马玉夫是个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4]92。
第四种就是陈独秀本人，用今天流行的话语来讲，陈独秀走上托派之路是“被托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独秀的理论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没有相同之处，两者是相悖的。简单讲，就是他们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陈持“二次革命论”，托氏主张“一次革命”，二者南辕北辙。那么陈独秀为什么投入托氏主义呢？第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公正处理后，托洛茨基却表扬肯定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并认为他不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托氏的话无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十分感动，在感情上就倒向了托派。第二是当时“左”倾中央在解决陈独秀问题时粗暴无礼的态度使陈独秀十分气愤。据郑超麟回忆：“开除前几日，中央派了汽车来接陈独秀去一个地方同国际代表谈话。国际代表坐在写字台背后，有人引陈独秀到写字台面前，国际代表坐着，毫无礼貌，说了几句话，态度很不好，翻译站在他的旁边，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不好。不像同党内的同志谈话，却像法官审问犯人。陈独秀于是掉过头来，向房门走去，见面就此结束。几日后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议就在《红旗》报上公布了”[5]285。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1929年11月被“左”倾中央开除党籍。一方面是令人感激的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令人愤怒的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也就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并在1931年5月统一后的托派中央担任书记。至此完成了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到托派中央总书记的角色转变。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导致了晚年陈独秀与托派集团的分手。
三、托陈派与中共的关系变化
留心的读者一般会发现，在历史教科书和其他一些文史类的书籍中，叙述有关的历史时，会出现“托陈派”、“取消派”等名词，其实它们所指的对象都是托派。比如托陈派之说，就是由于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央的领导人，所以就以“陈”代之。因此我们这里引用的文献所说的“托陈派”其实就是托派。在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之后，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有必要介绍一下。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主要谈陈独秀能够影响的托派及他个人与中共的关系。因为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及出狱后，托派已经被彭述之等人控制，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基本是敌对的。抗战开始后，中共也是把陈独秀与托派分开来对待的。
在陈独秀看来，他之所以走上托派道路，并不是背叛党，而是站在真正列宁主义的立场，来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就当时形势来看，陈独秀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冷静判断，与“左”倾中央力主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而狂热地进行城市暴动相比，确实有“挽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对于“左”倾中央以“反国际、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的名义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综合起来，有四种观点：一种认为陈独秀坚持错误思想，又进行分裂活动，为党纪所不容，理应开除党籍；一种认为，不应该开除陈独秀出党，党应该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是在一种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时候，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事实、背景均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所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是不正确的，应该为陈独秀平反；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确是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提出的，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在被开除出党后，虽有过申诉，但是，他后来又另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行动上已经同党分裂[6]352。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被开除了党籍，陈独秀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坚持共产党的立场和品质。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国民党法庭上，当著名律师章士钊为其作无罪辩护时，其中讲道：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1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
如果章士钊的辩护成立，则陈独秀不仅没有“危害民国”，反而有功于“民国”。对于章士钊的这种“好意”，陈独秀当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依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7]。这里所说的“本人文件”即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这种大义凛然的气魄，当即赢得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的赞声”[4]99。在其自撰的辩诉状中，陈独秀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以及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完全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与立场。
当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对朋友表示，“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我坚决拥护党的政策”[8]，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1937年8月出狱后，主动与中共驻南京的代表接触有关事项。根据1938年3月19日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中所说，陈独秀曾分别托罗汉、李XX与叶剑英等见面座谈。同时，陈独秀自己还两次约见叶剑英等人。而中共方面，也表现得很友善，延安的《解放》杂志1937年11月20日第24期发表了评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开头说：“当陈独秀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同时该文引用了陈独秀在武汉的一次演讲的内容，即“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等等。文章对此肯定地说：“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的主张已有差别。”由于有这样的前提环境，所以当托派朋友罗汉前往西安(本来拟去延安，后因暴雨未成行)与中共中央接洽时，陈独秀并没有反对。但是，当陈独秀看到罗汉千里迢迢带回中共中央所提恢复党籍的三个条件的电报内容，遂予以拒绝。陈独秀的倔强个性使得他与中共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成为泡影。
陈独秀与中共关系的恶化，是由于康生发表文章，污蔑陈独秀是汉奸。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康生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上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该文长达16 000余字。首先根据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指出：“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据此，康生就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去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这种凭空捏造的行径，不仅引起陈独秀的愤怒，更引起社会舆论对陈独秀的同情和对康生之流的指责。但是在此事件中，陈独秀始终很克制。
即使是经过以上这样的风波，陈独秀也不愿意被人利用，去背后批评中共。晚年陈独秀移居偏僻的江津乡下的时候，国民党内重要人物戴笠、胡宗南两人带着礼物以及事先剪贴好的、用来挑拨中共与陈独秀关系的大量文字材料去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表示：“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9]210。考虑到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因此“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几届总书记。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陈独秀对来劝他的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10]268。
陈独秀至死也没有与中共和好，但他与中共的关系也没有变得那样可怕，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不好也不坏的状态。
四、抗战时期，托派为什么会遭“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脱离了陈独秀的影响和控制的中国托派处境更加险恶，几乎达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是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分别审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托洛茨基平行反苏总部案”。对苏联国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残酷镇压，采取的措施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前，出狱不久的陈独秀与中共方面有过接触，在“一致抗日”这一主题上有了初步的共识，双方的关系是比较友善的。但是王明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29日王明等到达延安后，即严厉批评指责中共中央与托派的接触。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他还说：“联共党内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11]191。另据张国焘回忆，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12]422-423。为什么要凭空捏造陈独秀和托派是“汉奸”呢？这是因为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13]152-153。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也就这样鹦鹉学舌地照搬照说，并在中共党内贯彻执行。由于受苏共的影响，一直到1991年以前，中共在文献中均采用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并在中共党内同样进行了严厉的“肃托”运动。
当时的情况是，“好像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充其极，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刽子手的刀了”[14]58。“把托派当作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敌人，把和托派的斗争不分时空地作为主要矛盾对待”[15]152。于是，王明甚至对张国焘说，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争论的症结“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11]191。并随意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也认为是托派在捣鬼，诬指任何一个人为“托派分子”，就如康生教人把“托洛茨基”读作“兔子吃鸡”去记忆那么荒唐[16]。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17]
从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山东根据地湖西肃反等事件来看，“托派汉奸”是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就可以格杀勿论。这样的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如此，在国民党内也如此，因为国民党政府需要以此来维系它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
抗战时期托派被“人人喊打”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其自身因素。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说什么“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10]223。由此可以说，“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破坏抗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18]224。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托派甚至还鼓吹“失败主义”，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19]；甚至认为，“‘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甚至叫嚣：“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20]这样的言论与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气氛格格不入，以致使托派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印象十分糟糕。当时人们对于托派的印象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一样：“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他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21]531。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五、1949年后托派的活动
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3年4月被国民党江宁地方法院判刑13年(经上诉减刑为8年)，直到1937年8月23日提前释放。出狱后的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他还专门在《致新华日报》信中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21]432-469。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33年，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转变策略，成立了与第三国际对立的第四国际，并给中国托派派来了第四国际的代表，指导中国托派开展工作。但其间组织内部吵闹不休，分分合合矛盾不断。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1948年11月，多数派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匆匆开了一个会，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专门在青年学生中活动。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
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现实，甚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肆意诋毁和污蔑。他们的思想言行与现实明显格格不入，但他们却认为别人都是错误的，逐渐陷入一种“世界不理睬他们，所以他们把世界说成一所疯人院”的忸怩病态之中。
彭述之到香港后不久便移居巴黎，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1973年又迁至美国定居，1983年11月病逝。在20世纪五六十年AI写作了大量文章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中国共产党。另一托派重要人物王文元1949年11月移居澳门，1973年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论稿》，1977年又出版了《双山回忆录》(此书为王实味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提供了直接证据，使得悬而不决的王实味案在1991年得到平反)。这两本书综合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观点。1975年3月，王文元到欧洲活动，介绍中国托派运动和陈独秀的评价问题。
托派的活动引起世人的注意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第四国际认为，苏共的垮台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从而反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确。由是，他们的活动曾一度频繁活跃起来，但毕竟是明日黄花了。目前在香港还有“少数派”中少数成员在活动，影响亦日渐式微。
留在大陆的托派重要成员尹宽，1897年出生，安徽桐城人，1950年10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5年9月释放，1967年7月因病于桐城县石南公社双墩大队李坂生产队去世(一说1967年7月他在安徽桐城自缢身亡)。另一名重要成员郑超麟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从此经历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同志被恢复了自由。晚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撰写了《怀旧集》等回忆录，于1998年8月在上海病逝，享年97岁。其他重要成员均先后离开人世。
①本文部分观点曾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12月20日发表，分别被《作家文摘》、《党史纵览》等多家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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