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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体制为学术研究提供制度保障
古代学术的研究模式被称为学术研究之“个人主义时代”。这处于学术“偶然的发展”阶段，依靠的是学者个人兴趣及创造性探索，而非“有计划地推进”。学术“偶然的发展”之进而转入“有计划地推进”，便是学术研究从古典“个人主义时代”进入近代“团体运动时代”之标志。学术研究体制化与建制化，乃以研究团体及学术机关的建立为主要标志。既然学术体制化是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那么处于学术研究“个人主义时代”之中国，效仿西方引入并建立现代学术体制，进而转入学术研究的“团体运动时代”，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选择。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对学术研究之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学术体制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近代以来建立的现代学术体制，使学术研究机构及新式学会组织广泛建立起来，学术研究成为专门化、职业化的研究，学术研究出现了真正的独立趋向。二是现代学术体制有力地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现代学术研究有了专业化的职业学者，有了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了学术成果快捷交流的平台和讨论园地，有了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设备保障，有了较为可靠的资金投入，有了统一而相对公正的学术评估标准，并建立了日益严密的学术评估机制及建立于公正评估之上的学术奖励制度。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分工细密化和专业化，促使学术研究日趋尖端化和精深化，推进了学术研究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发展。
学术体制化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
尽管体制化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促进了学术研究向专、深发展，但其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后出现的诸多弊端，如学术职业化后学者“为稻粱谋”之生计问题，学术交流便利化后之学风浮躁问题，学术体制化后政府强化对学术研究之干预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学术商业化、庸俗化趋向，均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的正常发展。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下，职业学者为生计而奔波伪现象格外突出。作为职业学者的教授与大学学生之间关系的疏离，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后非常明显的特征。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授，是职业化的知识传授及生产者，他们首先顾及其经济利益，将“知识”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交换。这样的社会职业及趋向，决定了师生关系不再像传统书院师生那样感情密切，反而增加了许多“知识买卖”色彩。
现代学术职业化后导致师生关系之疏离，原因甚多。职业学者之生计问题，成为干扰甚至妨碍其追求“纯粹学术”的重要因素。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教授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有着重大职责，肩负着“教育后进”与“研求真理”之双重使命。但职业学者为维持其生计，不得不牺牲学术研究而“为稻粱谋”。由学术职业化而导致学风浮躁问题，亦为非常突出的现象。现代新式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性理”，故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等特性。学风浮躁必然影响中国现代学术之正常发展。
现代出版之普及化与商业化，为学术成果交流提供了便利，但知识产品之商品化，反过来也侵袭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影响着学术研究成果的正常出版，损害着著作人之正当利益。学术研究出现肤浅化和庸俗化，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中之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故欲克服这种肤浅化和庸俗化偏向，必须克服“功利主义”影响，真正抱定“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建立独立的学术社会。而欲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社会，则又当妥善处理学术研究之“有用”与“无用”关系。
学术体制与学术自由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随着中国现代学术日益趋向体制化及学术研究“国家主义时代”之到来，国家对学术发展的计划性强化，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保持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便显得格外突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困扰近代学者的重大问题。应当承认，政治与学术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学术独立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真正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绝对自由。绝对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不复存在的。即便再纯粹之学术研究，亦难以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即便是纯粹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其生存与发展亦往往与政治势力有着一定的关联：或获得政府的支持，或得到政治势力的资助。这是在讨论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白的。
学术研究不等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应该保持其独立的学术立场。抱有非政治、非实用、非功利的动机，以探求知识为目的，是对学术独立及学术自由的基本要求。故学术界与政治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抱定“为知识而知识”学术理念，应划定学界与政界之界域，保持“学界”之相对独立性。故要想保持学术独立，首先要求学术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学术机构及其学者与政治、政府保持有相当远的距离。
任何制度设计都有利弊得失，现代学术体制亦同样如此。中国现代学术体制本身出现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学术体制”对“学术自由”之束缚上。学术研究是极端个体化的行为，是高度个性化的知识探索，而学术体制则是硬性的制度化设计。它往往使学者个体服从于硬性之体制，从而存在着损害个体学者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可能，潜存着束缚学者个人积极性发挥的可能。置身于这种硬性的学术体制中的现代学者，很难超越现代学术体制的束缚，其学术研究过程及学术成果发表及学术认同的诸多环节，均受此种体制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学者更当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之意识。既然现代学术体制内的职业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主要承担者，那么，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便自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主流，建制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因而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学术体制的刚性规定与软性的学术自由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协调和把握好两者之“度”，便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下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