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茶馆论文,成都论文,初期论文,年代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讨论1950年代城市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对1950年代的中国小商业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研究不多。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中，社会学家M.怀特(Martin King Whyte)撰写了“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分别对1949-1956年和1957-1976年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但当时他没有可能去利用档案，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大陆到香港人士的采访记录，一些个人经历的叙述，以及一些报纸报道和文学作品，因此对这一课题难以进行具体深入的讨论①。跨入21世纪以后，西方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步增多，主要集中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题目包括私有经济政策的制定、“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等，但对社会生活的研究仍然缺乏②。
在中国大陆，近年关于1950年代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如《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3辑是国内关于1950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不少篇目都是1950年代社会和文化的文章③。到目前为止，对1950年代最系统和全面研究的是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深入讨论了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干部任用政策、工资制度、对资产阶级政策等，该书主要是从全国的角度讨论问题，不过也有两章研究上海镇反和“五反”运动。金观涛主编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共600万字，其中第二卷《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也主要是讨论政治运动、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④。这两部著作对小商业的命运、日常生活、公共空间都没有涉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除北京、上海外的各城市1950年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非常少，有的几乎是空白。最好的例子便是2002年出版的大型成都近代通史《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该书近百万字，但对1949年至1976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就完全跳过了。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传统与变革”，从古代到民国结束；但下编就直接到改革开放了⑤。为什么跳过这段时期，资料的缺乏、基础研究的薄弱等应该是主要原因。
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不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也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根据成都市档案馆所藏工商行政登记档案、市工商局和市文化局等档案，以及报刊资料和人们对1950年代的回忆，通过考察1950年代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可以分析新生政权对待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我们可看到，新政府的新政策不仅决定了茶馆的命运，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还可看到，政府如何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其政策怎样导致茶馆业走向衰落。虽然城市居民在1950年代仍然能进行茶馆生活，但对共产党政府的政治理念和宏大目标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是与人们传统公共生活的消失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同步进行的。
一 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和茶馆业的衰落
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政府甫经成立，便采取了对小商业进行控制的政策。首先是要求进行商业登记，各商铺都必须签署营业保证书。在成都市档案馆目前仍然可以见到各个茶馆的《工商业户申请营业保证书》，如达观茶楼的保证书是1951年2月签署的：“兹保证苏××在三桥北街二四号开设达观茶楼，经营茶社业务。在经营期中恪守政府法令，经营正当工商业，填报申请登记文件均属实在。倘有违反或不实之处，保证人愿负一切责任。谨填具保证书，敬请查核。此呈，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申请者：苏××，住址：三桥正街十八号。”每个茶馆还必须有两家保证人，如达观茶楼的保证人一家是茗园茶社经理严××，资本额4 603 349元，住西御街72号；另一个保证人是炯明玻璃商号的经理人黄××，资本1000万元，住址为三桥正街十六号。另外保证书上还有公安局第二分局陕西街派出所的证明：“查确系在本管区居住”⑥。
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茶馆的各种规章，包括控制茶馆的价格，取缔小商小贩进出茶馆，处罚茶馆茶客的“不法”行为，取缔在人行道摆设茶桌，管理茶馆工人、女招待，控制茶馆民间艺人演出等活动，禁止在茶馆买卖黄金和赌博，令改掉赌博及闲坐茶馆等“陋习”，处罚卫生条件差的茶馆，实施卫生检查活动。政府的工商、公安、税务、卫生、文化等部门，控制茶馆开设、选址、租房等⑦。所有这些措施与民国时期都极其相同，但共产党政府在具体实施和效率上，比民国时期严厉和有效得多。
1950年代中期，针对不少小商业亏本的情况，地方政府在推行公私合营的同时，实行“盈亏合计”的政策，即各个商号要争取收支平衡。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并不清楚，但据档案中一些茶社盈亏合计的申请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信息。如金利茶社的申请称：“(一)我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我号收支平衡，最近每月均有盈余。(三)我号债权债务已由企业负责人自行了结。”又据清安茶社申请合计盈亏称：“我号自从今年一月宣布公私合营后，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工作，认识个体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作风，不加彻底改变不能搞好业务，不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资金。同时我号收支已趋平衡，部分债务概由企业负责人独自解决，特申请准予合计盈亏。”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收支平衡的措施，任何商号欠有的债务，由其经理人自行解决。根据1956年6月《成都工商联合会旅栈茶社业同业委员会报告》称：“茶社组枕流等四户申请自七月份起列入盈亏合计户。”茶社组会员“自公私合营批准后，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争取在党和政府及各级组织领导下进入盈亏合计，使企业藉得进一步的改造”。西城区的得胜、大西北、枕流、笛楼、锦春、大安等茶社，都要求列入合计盈亏户，“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⑧。尽管采取这些措施，由于国家控制和大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茶馆的生存仍十分困难，走向衰落的命运是很难扭转的了。
根据档案记录，从1950年代初开始，便陆续有不少茶馆歇业。地处总府街闹市的濯江茶社，是1940年代末开办的一家高档茶馆，资本雄厚，有雇员17人，年均销售16.2万碗茶，是新闻记者每天聚会、交换信息之中心。然而1950年代初便难以为继，到1951年年初茶社已负债120万元，还亏欠了税务局的税款。1951年6月，房屋又被业主售给五月文化社，无法续租，加上债务，茶社只好申请歇业，将押金及全部设备用作工友遣散费⑨。三元正街的三元茶社开办于1950年1月，不过一年多，便于1952年5月申请歇业了。从其资产清册可见，该茶馆规模小，仅有茶碗40套，竹椅20把，铜茶壶5把，茶叶1斤。按照茶馆主人的说法，歇业原因是由于生意萧条，街道又小，家中人口多，难以维持生活，加之他两次患病，不得不将资本用来还债，然后回家乡务农⑩。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北段的三益公茶社，这时也生意萧条，资金无法回笼，到1952年12月底，共欠租金900多万元，只好停业，结果房屋以及生产工具全收归政府所有，工人则由政府分派工作，以保证不失业为原则(11)。
有的茶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迁址，导致生意萧条，如少城公园内的枕流和绿荫阁两个民国时期的著名茶馆都面临这个命运。枕流茶社在1950年时，从业人员近30人，资产丰厚，但1951年原营业地址被政府接收，被迫迁移到长顺中街。这一带茶馆过密，枕流迁到新址后，不得不与那里的洞庭湖、沅青、和记、师亮等8家茶馆进行竞争，由于生意不好，只得暂停营业(12)。绿荫阁系合资茶馆，1951年8月由于公园文化馆拆修改建，营业地址被收回，茶馆用具露天堆放，损失极大。为维持生计，请求租悦来场楼上暂时营业，但工商局和茶社业公会筹委会迟迟未批，并遭附近品香等茶馆排斥，经营举步维艰(13)。一些新成立的茶馆，寿命也不长。如祠堂街的川西剧院茶座于1951年9月创办，为合资私营，看戏观众是主要客源。从1951年起，市政府将一些戏院、影院陆续改建，包括川西剧院茶座。1953年年初，由于市政府在川西剧院院内设立了饮水站，生意锐减，开业两年多即告歇业(14)。1952年，悦来茶园更名为锦江剧场(15)。这样，从清末便存在的悦来茶园，由兼营戏曲转为兼营卖茶，由茶馆变为了专门剧场。
有的茶馆则是受政治运动影响而改制或面临绝境。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有很长历史，过去一直是合股经营，1951年时有13名伙友，固定资本4763万多元，流动资本额1355万多元，平均每年销售量为18.6万碗茶。同年10月，鹤鸣茶社经理人李某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全部财产，包括茶社房产、资金、材料、器具等，由区人民政府接收经营，并变更了茶馆所有权，由合股变成了公营，改名为人民茶社，原工友全部留用，成为职工(16)。“三反”“五反”运动则导致不少茶馆停业，如提督东街的近圣茶社是1934年便开办的老茶馆，设备齐全，过去年均销售量6.5万碗，有16名从业人员。但1950年后惨淡经营，1951年夏政府更强令其迁移到暑袜北二街。由于口岸不好，生意江河日下，一度负债100多万元。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茶社主人又遭店员检举私藏茶叶4大箱、黑炭150挑，还有若干金银，最终被令关门(17)。
茶馆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小商业衰落大趋势的一个表现。据1957年3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填《公私合营及合作化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基本情况季报表》显示，成都当时有各种服务性小商店3406家，从业人员7915人(18)。显然，这个数字同民国时期相比，是大大缩小了。据1935年的成都统计资料，服务行业共有6615家，其中茶馆599家(19)。而1957年只是这个数字的约一半。由1935年与1957年成都理发、浴室、旅栈、茶馆四个行业的比较看，理发业几乎没有变化；浴室减少幅度最大，从21家减到仅9家；但旅栈增加了一倍多，从225家发展到471家；茶馆则从599家减少到448家，减少近三分之一。其实，如果与1949年的659家茶馆的数字进行比较，茶馆数量的减少便更为明显(20)。
在“大跃进”前夕，即1957年1月，成都东西城区共有茶馆438家(1951年有541家)，有老虎灶(即只外卖开水和热水的服务，没有茶座)26家；另外，成都郊区还有172家茶馆，以上共计636家。城区的茶馆数较民国时期萎缩约四分之一；从业人员也有相应比例的减少，1951年为3885人，1957年为2128人，这个统计还包括了郊区，下降了五分之二以上(出处同注1)。不过这个下降的幅度，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小。1957年3月成都有茶馆448家，从业人员1773人(与上述该年1月统计略有出入)(21)。从茶馆与商铺的比例看，茶馆占总数的13%，与民国时期的差别不大。在整个民国时期，茶馆数基本上是成都商铺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22)。不过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有些茶馆已属于国营企业，这是民国时期所不存在的现象。据1957年11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属国营户销售月报表》，下面有四个行业的月销售额统计，分别为，理发2168元，照相1200元，茶社1896元，旅栈13 835元，总计19 099元(23)。进入196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激烈化，茶馆的数量更是大大减少了。
以上这些茶馆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多茶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茶馆歇业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果，政治环境、经济政策、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等，对茶馆生意都有不利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政府不鼓励坐茶馆这样的生活方式，致使顾客大量减少，维持生意也就更为困难。另外，茶馆的减少还因为茶馆经营者面临的一些具体困难，有的茶馆在公私合营后便改营他业，有的是主人去世或搬迁回乡，有的是子女不愿继续这个营生，有的是房产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等等。不过，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市区扩大，也不断有新茶馆开张营业(24)。
茶馆的减少不仅使传统的茶馆生活受到影响，而且茶馆中艺人的生计更加困难(25)。例如，在“大鸣大放”中，1957年5月中共成都市委曾邀请党外各界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便有民间曲艺艺人提出，他们“无固定演出场所，到茶馆等公共场所演出，又往往遭到拒绝和排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市长听到这一情况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会同艺人代表开会研究解决(26)。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从1950年代初开始，茶馆中的演出便受到政府管控和改造，许多艺人被迫转向其他行业谋生(27)。
二 茶馆的经营、雇佣和工资状况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随着茶馆在城市经济中份额的萎缩，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其在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日益减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茶馆歇业解决善后问题的资料中，了解茶馆经营、雇佣和工资等状况。
如前面所提到的达观茶楼，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三份与该茶楼有关的文献，即《达观茶楼从业人员清册》、《资本调查表》和《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它们为我们了解这个茶馆的一些细节，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1951年9月23日，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称，达观茶社“因响应政府号召，拆修中心干道”，另觅东华门正街23号地址营业。我们还知道该茶馆有经理1人，店员2人，瓮工1人，堂工5人，拉水工2人，其他6人，杂工1人。在“每日工资”一栏，除经理苏××外，“其他”栏中还有不领工资的6人，他们应该都是家庭成员(1男5女，男3岁，女分别为30、12、10、5、26岁)。店员每人每日2000元，瓮工6400元，堂工除一人为2800元外其余都是2000元，拉水工各3600元，杂工2800元。可见，其中烧水的瓮工工资最高，是一般堂工的3倍。从《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中，我们知道该茶馆有房产5间，江西瓷茶碗368套，铜茶船280个，瓮子1个，此外电灯、各种用具、原材料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数量、价值等，都非常具体地记录在案(28)。
另据月宽茶社业主苏某1951年3月8日所呈歇业《申请书》称，1950年4月1日借贷开设月宽茶社，“企图谋生”，但因“设备不全”，故“顾主稀少，每日只售二十余座”。结果是入不敷出，“负债未还，工资未付”，造成“日暮途穷”，只好“商同劳方歇业”，“以便双方各谋生计”。当时的政策十分注意保护劳工的利益，茶馆歇业，由工会、同业公会、资方、工人四方签署《歇业解雇合同》，按照这个合同，资方必须支付应付的工资，并有一定数量的赔偿。“月宽茶社资方负责人苏××，工方陈××、赵××，因茶社营业消(萧)条，无法维持。于资方申请歇业后，至于解雇问题，经劳动局解决，按双方自愿原则，由资方将原欠工资及借贷款项，计人民币陈××壹拾伍万元，赵××贰拾柒万元整，全部付清。二(两)方了清一切手续，就此解决。特立解雇合同，各执一纸为据。工方工会负责人朱××、徐××，同业公会负责人罗××；月宽茶社工方陈××、赵××，资方苏××，公元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29)。
1951年，位于茝泉街的利东茶社申请歇业。该茶馆1943年集股开办，1945年因各股东折本而退股，改为独资，通过“旅栈收入支援茶社”。1951年8月，因欠房租只好停业。关于职工如何处理，“由劳资双方代表”，“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协议书》透露，茶馆“负债过巨”，共约1200余万元，但按照协议，应该给“各工友解雇费”。龚某于1947年6月到茶社工作，每天工资21碗茶计，每月25万元，伙食每月5万，遣散费按三个月计，共90万元。蓝某1949年12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米7斗5升，伙食每月5万，共给米2石2斗5升，人民币15万元，又欠薪米1石8斗，共给米4石5斗，人民币15万元。李某于1948年7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10碗茶，每月12万，伙食每月5万，共51万元。何某，1949年10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5.5万，伙食5万，每月10.5万，共31.5万元。刘某，1951年3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12碗，每月14.4万，伙食每月5万，三个月共58万2千元(30)。这个资料透露了当时茶馆个人的工资状况以及劳资关系、雇佣和解雇办法等。
官办的地方报纸不再像民国时期那么关注茶馆，有关的报道很少，但有时也从其他角度透露一些信息。如1956年《成都日报》发表《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介绍锦春茶社烧瓮子工人龙森荣，报道他这年3月份被评“行业二等劳动模范”后，在劳动竞赛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用锯末代替煤炭烧茶炉子，经多次试验，终于成功。锦春茶社一天可节约煤120斤，全年达4.3万多斤。随后他又帮助其他茶社推广这个办法，帮13家茶社改进炉灶(31)。回忆资料也从另外的角度揭示了茶馆的状况。如沃若回忆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家茶馆烧开水，家里的所有财产除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床被子、一张油布、一个铜罐。每晚当最后一个顾客离开后，父亲便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油布做床，脱下衣服做枕头，每早天不亮就被几个喝早茶的老爷子吆喝起来(32)。在1950年代，茶馆的外观和设施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但我们发现过去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茶馆逐渐消失，而一些较小规模的街头茶馆则继续生存下来。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小茶馆较少受国家的关注，而得以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三 1950年代的茶馆生活
政权的更迭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却需要很长时间。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茶馆业在逐步缩小，但人们的茶馆生活却仍然在继续。据一个老市民对西御街德盛茶馆的回忆，该茶馆有两间铺面大小，店堂宽敞明亮，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堂多为零星客人，后堂主要为老顾客。该茶馆是1950年代初开办，由于那些原来街坊上经常在附近安澜茶馆混的有头脸人物的消失，安澜生意不如以前，于是德盛茶馆乘虚而入，生意颇为兴隆。开始德盛茶馆每晚都有相声演出，当时成都颇有名气的相声演员都在那里登台，但由于内容重复，听众渐少，后换成竹琴。一位姓杨的竹琴艺人，约40岁，胖而面善，有弥勒佛之像。他可唱全本《慈云走国》，这个故事讲的是慈云太子被奸臣加害，流落民间，后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历尽艰难，扫除奸佞，重振朝纲。他唱得声情并茂，“紧张处让你提心吊胆，伤悲处让你潸然泪下”。中间休息时，由妻子挨个收钱，他则闭目养神，或抽烟喝茶。唱竹琴非容易之事，即使是冬天，演唱者也可能额头冒汗(33)。
又据阿年回忆，1950年代初，他父亲经常晚上带他到街口的茶铺里去听评书，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个来茶铺给大人捡烟头的小伙伴，不久他自己也参加了捡烟头的行列。碰上评书精彩，听众多，烟头也多。有时一次捡的烟头足够父亲抽两三天。在1950年代，阿年住西沟头巷，地处市中心，在文化宫对面，他家隔壁便是中心茶社。那时一般人家烧柴灶，他外公觉得锅里烧的水有烟味，不能沏茶，所以一天至少要去茶馆买几次开水。没有钱买茶叶时，便去茶馆倒“加班茶”。阿年十分乐意去茶馆买水，这样可以借机在那里玩一阵，不必担心回去挨骂。有时耽误久了，就找若干理由，像水老不开，或茶客多开水不出堂之类。其实他外公知道他只要一进茶铺，便要看热闹。那里有算命的、打竹琴的、耍魔术的、看“洋片”的、卖麻辣兔肉的，形形色色，“只要一扎进去，半天也出不来，大概这中心茶社便是我童年包罗万象的游乐宫了，甚至就连今天的夜总会、卡拉OK厅也绝没有如此精彩”(34)。
作家黄裳喜欢在成都坐茶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都光顾过，如人民公园里临河的茶座，春熙路的茶楼，在旧花园基础上改造的三桂茶园等都去过。他说1950年代的成都茶馆有很多优点，“只要在这样的茶馆里一坐，是就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成都的风格和生活基调的”。那个时候的茶馆里，都还有民间艺人唱各种小调，打着木板，讲着故事。还有卖香烟的妇女，拿着四五尺长的竹烟管，可以出租给茶客，由于烟管太长，自己无法点火，所以还得替租用者点火。也有不少卖瓜子、卖花生者，他们穿行于茶座之间。修鞋匠也在那里谋生活，出租连环图画的摊子生意也不错，“这里是那么热闹，那么拥挤，那么嘈杂，可是没有一个人不是悠然的”(35)。可见，尽管经过了改朝换代，但茶馆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还在继续。
张先德对1949年后的成都茶馆和茶馆生活，有更具体生动的描写。虽然茶馆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其“格局基本上沿袭了民国时期，但数量略有减少，气氛也有变异”。据张的观察，1950年代的茶馆还是同过去一样，大量坐落在街边、河边、桥头，还有相当部分在公园内，少数在市中心者布置较高雅。但最能代表成都茶馆者，还是那些大众化的街头茶馆，所以当时成都人爱说：“到口子上去谈三花！”张无不夸张地说，如果要评选成都人最经常使用、最能代表成都人的一句话，恐怕这句话当之无愧。三级茉莉花茶因其价钱适中，味道过得去，是成都茶馆里最为流行者，以至“谈三花”成为茶馆喝茶的代名词。茶博士们仍然继承了先辈的敬业精神，他们多为青壮男子，技术高、服务好、头脑活、反应快，加之又善社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机行事。不过那些小茶铺的店主往往兼做堂倌(36)。
据张先德回忆，他过去住的小街上，百步以内就有两家中等规模的茶馆，即万花楼茶社和百花茶社。前者有三间铺面和一层楼面，茶馆还可以利用街沿和街对面空地，增设茶座，因此可同时接待上百客人，但该茶馆在1960年代初关闭，改作酱园铺。百花茶社比较简陋，亦可容纳数十，经常拥挤不堪，特别是打围鼓、说评书时，一二百人济济一堂。那时经常有人来坐场打围鼓、说书，或拉二胡、弹扬琴，“茶铺借此吸引茶客，艺人则借此谋生”。虽然政府试图取消这个活动，但仍然不能完全成功(37)。说评书一般在晚上，有时下午也有，多是《说岳》、《水浒》、《三国》、《聊斋》、《济公传》等节目。尽管共产党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传统节目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下来。随着政治的日益激进化，到1960年代社教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说书人也不得不紧跟形势，讲述《林则徐禁烟》、《敌后武工队》等革命节目。百花茶社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38)。
妇女进入茶馆在20世纪上半叶便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问题，她们也逐渐得到了茶馆的使用权。但即使到了1950年代，女人坐茶铺仍远不如男人普遍，对女学生、女青年泡茶铺尤其多有微辞，认为不高雅，是粗鄙陋俗。中老年女性仍有一部分爱坐茶馆，但这些女人“多是家庭妇女中家务事较少，或不大经佑家务的老耍家”。茶馆里的人们穿着和外表也昭示着时代的变化。着长衫者日益减少，中山服、列宁装等逐渐流行，时兴在上衣口袋里插钢笔，人们可以从中猜测其身份，因为有个说法是：“一支钢笔小学生，两支钢笔中学生，三支钢笔大学生。”(39)
去茶馆喝茶的人仍然是各色人等，小贩和耍小把戏者也可在茶社招徕顾客。还有“一等功力深厚的旧式老茶客”，说他们功力深厚，并不在于他们的品茶水平，而是“以茶铺为家，整天屁股难离茶座，像有钉子钉着，或放了一块磨盘”。他们到茶馆，并非为茶，甚至也不是玩棋牌、听戏曲或弄鸟雀，而是“属意茶铺那种习惯了的气氛”。他们一大早来到茶馆，一碗茶，一张报纸，便可打发几个小时，困了则用报纸捂着脸打瞌睡。这种坐功，可以同和尚的“坐禅”或“打禅”相比美。张先德回忆：
从小到大，我在茶铺里见识过各等人物，其中不乏有意思的人、能人、高人，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类坐功极佳的老禅客。我很佩服他们的那等本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无用之辈，穷极无聊，面目可憎，也可以认为他们是闹市中的野鹤闲云。他们的奥秘……重视无为而处，处变不惊，于无味之处品尝人生的味道。他们把成都人的闲适发挥到了极致，是区分外地与成都、新与旧茶馆的重要标志(40)。
不仅是一般民众，甚至大学教授们也是茶馆的常客，如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教授的课，“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他的考试也别具一格，并非他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问题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问题问得好，蒙先生则“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若有学生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41)。因此，我们看到，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茶馆仍然是各阶层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
四 建设现代工业城市与茶馆休闲的矛盾
成都是传统的手工业城市，《人民日报》1954年刊登的一篇题为《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的文章，透露了成都小手工业者与茶馆的一种特殊关系。按文章的说法，“忍受私商的中间剥削”是手工业劳动者最痛苦的一件事，他们中“除了小部分人有个自产自销的铺面外”，大部分人要靠商人来买货。他们因处在背街小巷，货不齐全，花色不新，很难与商号竞争，到了淡季，不得不把部分产品卖给私商，甚至把货卖到“底堂”。这“底堂”就设在茶馆里，也就是私商“杀价收买他们产品的地方”。如皮房街的远大茶馆，就是皮鞋业的“底堂”。买货的商人坐在那里，“腿翘起，脸黑起，你拿着皮鞋走到他跟前，他还装着没看见。你连喊几声‘老板’，他才翻起眼皮，冷冷看你一眼。他把皮鞋接到手里，左看，右看，等他把毛病挑够了，才说出个价钱。该值十万，顶多给你七万，还说他本不想买，这是为了照顾你”。有的手工业者只好依托商号，把产品放在那里寄卖，商号抽取20%作手续费。但寄卖的货要挑商号没有的花色、尺码，以免抢去了商号的生意，卖了货才拿得到钱。货放旧放坏了，损失则是货主的。如果是急着用钱的人，也只好上“底堂”了(42)。
这篇文章除了描述茶馆作为“底堂”的这种经济功能外，还透露了成都经济的一般状况。从前面所述，成都商铺在1950年代早期开始便受到打击，“成都是全国有名的手工业城市。一条条街道上满是手工业的铺子，制革业集中在皮房街，木器业集中在锣锅巷，差不多每个较大的行业，都有自己集中的地方”。按这篇文章的说法，成都市的手工业在地方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甚大，全市手工业有14 800多户，占全市工业户的98%；从业人员有40 100多人，占全市工业总人数74%；全年生产总值400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1%。手工业有96个行业，制造砖、瓦等建筑器材，马具、军锅等军用品，铁、木农具，工业原料，各种家具，文化、生活用品以及精巧的手工艺品等，总共有9500多种(43)。商铺的减少，造成了手工业品销售的困难，他们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大工业。
坐茶馆在1950年代总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的消极现象，因此茶馆的衰落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因素来看待的。1956年，张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长文《回成都》，记述了成都面貌的变化。张彦在抗战结束不久的1946年回过成都一次，那时候，在茶馆里他看到“座上还是那么多饱食终日的‘闲人’。只是，柱子上和墙壁上增添了‘各照衣冠，休谈国事’的字条，笼罩着一层恐怖的乌云”。离开成都的时候，他“是多少带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离开它的”。1956年，他再次回到成都，这个城市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崭新的”。不过“原有的街名和许多还是保持原来样子的铺面”，使张彦“才慢慢地把它们和旧成都的面貌联系起来”(44)。
据张彦的描述，这个城市最大的变化是新马路，“解放后才短短的六年多，人民政府已经翻修了总长达一百公里的马路，主要街道现在差不多都是十几公尺至二十公尺宽的柏油路或者水泥路了；有的街道还添上了街心花坛，栽种了成行的梧桐树或芙蓉树”。张说变化最剧烈的是旧皇城坝一带，那里过去是“有名的贫民窟，尽是些破街小巷，污泥满地，又臭又脏；旁边有一座所谓‘煤山’，实际上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一座垃圾山；还有一条‘龙须沟’似的污秽恶臭的‘御河’”，如今在皇城前面修了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马路——人民南路，“每逢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成都市人民就在这个马路广场上集会庆祝”。旁边那座垃圾山也变成可容3万人的人民体育场；过去发臭的御河，“也已拓宽加深，流着从城外引来的清水”。马路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后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着手解决直接关系几十万市民最紧迫的下水道问题”。前后将近有10万人参加疏淘横贯市区南部的河道和阴沟，新修了“可供二十万居民排水用的钢筋混凝土下水道”(45)。民国时期成都涝灾频仍，而新政府则在短期内解决了这个大问题(46)。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这时的茶馆情况，作者所关注者也不在此，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是成都的“进步”形象，虽然茶馆仍然存在，但是属于“消极”因素。因为他所设想的成都是“未来的工业城”，茶馆与此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为看见了“一根根正在冒烟的烟囱和一座座的水塔”而欢欣鼓舞。成都市是传统的消费城市，到新政权建立时，还几乎没有大工业，遍布全城的是小手工业。但共产党确立了建立工业城市的宏伟计划。作者在城市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里，看见一张关于成都建设规划的巨幅蓝图，根据这个蓝图，到1962年的时候，“工厂和学校差不多会把整个城区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在东南北三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烟囱和高楼将密集如森林，只是西边还留着一个缺口作为发展的余地。那时候，二十公里外将有许多个八九万人的‘工人镇’，像卫星似的保卫着这座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47)。这显然与成都传统的消费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茶馆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很难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其位置。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集体代替了家庭和私人生活，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关于这个时期成都茶馆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并不很清楚。不过《人民日报》1958年12月发表的《让社员生活丰富多彩，郫县保留和提高集镇饭馆酒馆茶馆》的文章，称成都郊区的郫县在办好公共食堂的同时，“积极加以调整、提高和发展，多方面满足社员的需要，使人们生活丰富多彩”。报道说，郫县在10月份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县4万多户农民全部在公共食堂用饭。县委考虑到公共食堂不能解决人民各种不同的爱好和习俗，指示全县公社实行“四保留”，即保留农民家中的锅灶，允许农民在参加集体食堂的同时，也可以在家随意做点想吃的东西，并保留饭馆、酒馆、茶馆，以及酱园、粉坊、豆腐坊等各种作坊。保留茶馆是为了“便利农民喝茶”，还在茶馆中“添置了图书画报，组织文娱演出，变成了农村的‘文化乐园’”(48)。这说明“大跃进”初期茶馆实际上停止了营业，但后来对这种激进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虽然我们不清楚这政策的调整，是否是由于农民向政府反映没有茶馆的不方便，但至少说明了即使是在激进的“大跃进”运动中，茶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幸存了下来。
五 茶馆中的政治和阶级斗争
1950年之后的茶馆，从外部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并无太大差别，但内部的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化(49)。大多数街头茶馆，同过去一样，当街一面是可拆卸的木板门，内则竹靠椅、矮方桌、盖碗茶、铜茶壶。不过明显的变化是张贴的“莫谈国事”告白不见了，“代之以歌颂共产党、新社会的新联语”。过去在一些茶馆里，如果店主受过点教育，也会撰写或贴古雅的诗词在墙上。但随着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茶馆的墙壁、柱头被用作张贴标语、文件、通知，提醒着人们政治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国时期，许多茶馆老板和雇员都加入过袍哥，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所整饬的对象，因此许多人都受到牵连。袍哥的比例究竟有多高，据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三人空白，一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50)。也就是说，这个茶馆川剧艺人至少60%以上都有袍哥背景。当然，也有不少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在档案里，还有不少鸣放和反右的记录，如《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学习登记表》等，都是茶馆中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如吟啸茶社的经理马某，“政治身份”是“民建会员”，政治态度是“中左”。登记表中有其“鸣放中的言论摘要”，这些言论如“我认为工资改革实际上是降低了，违反了高工资不降的原则”，“工会不对工人进行教育，只强调阶级观点”。还有“别人揭发的问题”一栏，如有人揭发马曾经抱怨“政府根本不重视私方人员”。新蓉茶社的周某，“政治态度”被划为“中中”，鸣放中的言论包括：“工人阶级的领导应该有规格，不能任何个人都任领导”，“社会主义的企业是民主管理，我号就不民主”；又说“右派分子章乃器提的意见我同意”。在“鸣放中的态度”一栏中写道：“在鸣放中该人所放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他突出地表现出对工人阶级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因而划他为中中分子。”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一栏中写道：“对斗争右派分子比较积极，能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但其内容不充分，软弱无力。”(51)由此可以看到，国家对整个社会包括茶馆的控制，较之过去要严密得多。
根据评书艺人刘某所写的《本人简历》，他8岁时读私学，后读初小、高小毕业，读了7年，15岁时在鼓楼洞街水烟铺学徒3年，满师后在水烟铺工作到20岁，然后开始学讲评书和“讲圣谕”，并以此为生15年，“中间并无间断”。自1950年起，“专以讲评书为生活”。在沟头巷竹林茶社讲了3年。他曾在1944年参加“大成清吉社”，1947年由讲书的“旧工会”集体参加“伪三青团”。因为他是评书工会的小组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青团的小分队长。1950年根据有关法令自首，1952年“恢复了人民权”，由曲改会派往参加土地改革宣传组。土改完成后回成都“还是评书生活”，还参加文化局所安排的“曲艺艺人中心学习组学习”(52)。
而有的艺人就没有那么好的结局了，有的由于过去的经历和演唱的内容而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如罗某，简阳县人，出身贫民，本人成份“自由职业”，为成都曲艺场评书演员，新中国成立前曾任“袍哥五排，反共救国军中队长”，由于是“登记自新”，所以没有进行管制。后来有人检举罗“系稽查处特务”，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官。但据1958年《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称，这个指控是“待查”。根据这份材料，1949年后罗继续以讲评书为业，1953年参加曲艺场工作，1955年“因乱搞男女关系”被书场开除。他后来到昌都、拉萨等地讲评书，“获利”七八千元，1957年4月又到成都曲艺场(53)。
从这份材料看，他之所以被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无非是批评了当时一些社会现象，有的通过他编写的节目表现出来。其罪名包括：一、“编写反动评书、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中，罗根据《新观察》刊登的《首长的衣冠》独幕讽刺剧，改编为评书，而被判定为“丑化党的干部，攻击党的领导”。所指的“丑化”，就是评书中所讲的“他们对上奉承，对下摆架子，耍威风。首长一摸烟，他就赶快点火；首长一拿茶，他就赶快去倒开水；首长一咳嗽，他就赶快拿痰盂。至于群众之痛痒，他是不管的，他们所唯一关心的是首长的印象”(54)。二、“污蔑曲改政策，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所指“污蔑曲改政策”，就是他在鸣放中说“戏曲改革有毛病”，在“贯彻上级取消封建神怪黄色、色情的指示中，都有粗暴行为，只说不准演唱一些戏，但不说为什么，造成许多艺人受迫害，个别艺人甚至寻死上吊”。而且还批评“在旧社会我们艺人受歧视，为什么新社会还是瞧不起我们艺人？”三、“演唱坏书、散布毒素”。材料称罗一贯“巧立名目”，演唱坏评书。到凉山慰问解放军时，“未经领导审查，”又向解放军演唱“有毒素的坏书《打擂招亲》”，当时在解放军中“影响很坏”。四、“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材料称1957年罗从西藏回来后，对人说“西藏打得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又说“捣乱分子几万人要打拉萨，解放军的大炮都安好了，解放军和叛乱分子谈判说，如果你们要打，我们的大炮就把布达拉宫打平了”。还说“有次在拉萨看电影，观众中有人打枪，当场打死几个人”。五、“流氓成性，一贯乱搞男女关系”。材料说罗解放前“犯嫖滥赌”，1955年离婚接着又结婚，在凉山慰问解放军时与一个女演员“发生暧昧关系”(55)。
以上所列的所指“反社会主义”言行，或是所指的“历史问题”，或是由于在“大鸣大放”中对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或是表达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或是传播了小道消息甚至确是一些过头的话，或是因为个人生活方式，等等，但由于195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日趋政治化，这些都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茶馆经理和艺人有的不能继续在茶馆谋生，有的不得不关闭茶馆。进入1960年代后，茶馆和这些人更是命运多舛。
六 结论
1950年后，随着包括茶馆在内小商业的日益衰落，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大大地缩小了。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权力是如何全面深入地加强对社会和日常生活控制的。然而，即使国家权力再强大，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这个城市的小商业和日常生活模式。我们看到，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在1950年代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个时期是传统文化生活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生活共存但前者逐步衰落的时代。人们仍然能够在茶馆中继续他们的公共生活，但这种公共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干预。可以想象，在当时人人“争取进步”的情况下，党和国家试图改掉闲坐茶馆等“陋习”，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茶馆客源的减少。虽然那些老茶客很难改变坐茶馆的习惯，他们仍然是茶馆顾客中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土壤已经很难大量培养新一代的茶客了。
如果仔细考察共产党政府对茶馆采取的政策，我们发现其实与过去国民党政府没有本质的区别，新旧两个政府对茶馆的消极评价是非常类似的，都认为它们是鼓励人们惰性、滋生社会问题的地方，造成人们不思进取，因此必须进行改造。当然，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像共产党那样把其权力深入到社会最基层，而共产党政府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的干预要全面和彻底得多。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主导，茶馆成为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舞台，无论是茶馆的经营者，还是茶馆中的顾客，都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了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现存的历史和档案资料非常清楚地透露了国家对茶馆的管控手段、茶馆雇佣和工资状况、小商业和茶馆衰落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传统茶馆功能和服务性质，很难纳入社会主义的革命话语。在革命的话语之下，茶馆与当时整个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建设现代工业城市与茶馆休闲存在的矛盾。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茶馆也必然让位于这样的发展主题。
将1950年代的成都茶馆与民国时期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变化是非常剧烈的。一是茶馆的所有权逐步发生变化，由完全的私有到部分公有甚至国有，这也是当时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趋势之一。二是政府政策对茶馆经营的影响加剧，这种影响包括登记、雇佣、税收、规章等的限制。三是政治运动的干预，“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大鸣大放”以及随后的反右运动，都影响到茶馆的生存，一些茶馆经营者所谓的“历史”问题，会使他们失去从事这个职业的资格。四是茶馆中娱乐生活的改变，观众所能看到的表演，更多地受到国家的监督。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传统的茶馆及茶馆生活的某些特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保留了下来。茶馆衰落和消失的速度，并不像过去我们想象的那么迅速，这充分反映了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间和大众文化的坚韧性。即使是在“大跃进”的前夕，茶馆仍然保持在400多家，大约是新政府成立时的三分之二。由于地方报纸对茶馆及茶馆生活的关注大大减少，我们今天了解1950年代的茶馆甚至要比民国时期困难得多。但是从一些回忆录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的描述，我们知道不少市民仍然光顾茶馆，茶馆仍然可以包容各阶层，从农民、体力劳动者，到大学教授，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同道和休闲空间，即使这个空间在不断地萎缩。
①怀默霆：“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Martin King Whyte,"Urban lif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马若德和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Roderick MacFerquhar and John K.Fairbank 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5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章。目前可以看到的对小商业的研究仅有薛凤旋的“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街道工厂”(Victor Fung shuen Sit,"Neighbourhood Workshops i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ties.")，《中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in China)第3卷(1979年)，第91～101页；安东篱：“1950年代北京的裁缝：私人企业、职业轨迹、共和国早期的历史转折”(Antonia Finnane,"Tailors in 1950s Beijing:Private Enterprise,Career Trajectories,and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s in the Early PRC.")，《中国历史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第6卷第1期，第117～137页。关于这时期城市经济的研究，参见苏黛瑞：《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商业：当代中国的国内商业政治》(Dorothy J.Solinger,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外，关于社会主义早期的城市控制和改造，见约翰·路易斯：《共产中国的城市》(John Wilson Lewis 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新民主主义’以及中国寻求社会经济发展道路(1949-1053)”(Arlen Meliksetov,"'New Democracy' and China's Search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es(1949-1953).")，《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第105卷第1期(1996年)，第75～92页。
②这些文章包括：苏伟业：“1950年代初期消除私有企业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经济”(Bennis Wai-yip So,"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Early 1950s: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71期(2002年)，第682～703页；克里斯托弗·豪：“1955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策略的选择和转向以及观念改变”(Christopher Howe,"China's High Tide of Socialism of 1955:Strategic Choices and Paths not Taken,Some Changing Perspective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7期(2006年)，第754～762页；罗伯特·艾什：“江苏的高潮：来自地方资料的观察”(Robert Ash,"The High Tide in Jiangsu:A Perspective from Local Sources of the Tim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87期(2006年)，第743～753页。
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文章包括：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张济顺：《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阮清华：《“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等。第2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的有关文章有：王海光：《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冯筱才：《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林超超：《中共对城市的接管和改造——一个初步的研究回顾与思考》等。第3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有关文章有：冯筱才：《“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王笛：《同业公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以1950-1953年成都市茶社业公会的重组为例》，等等。
④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金观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第2卷；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13(本文所引用的档案皆为成都市档案馆藏，第一组数字为全宗号，第二组为目录号，第三组为案卷号)。本文提到的金额，1955年2月以前皆为旧币。根据1955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比1万(《人民日报》1955年2月21日，第1版)。本文中凡关于1950年后档案中的人名，为了保护所涉及人员的隐私，只留姓，名字以××或“某”隐去。
⑦《成都市政府档案》，38-11-97，38-11-544；《成都市工商二局档案》，117-2-1252；《成都市商会档案》，104-2-1388；《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93-2-1447。
⑧《成都市工商联档案》，103-1-167。
⑨濯江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负债设备清册》、《负债清册》等，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29。
⑩三元茶社《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计划书》、《工商业户申请营业保证书》、《资产调查清册》、《负债清册》，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5。
(11)协记三益公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歇业解散登记申请书》、《私营企业申请歇业报告事项表》，《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54。
(12)枕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人员调查清册》、《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11，40-65-119。
(13)绿荫阁茶馆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绿荫阁茶社股东姓名册》、《从业人员调查清册》、《绿茵阁茶馆申请书》、《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工商局处理工商业申请案件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58。
(14)川西剧院茶座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歇业登记申请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119。
(15)《成都市悦来川戏院剧目日报表、附剧情及演员》，《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93-2-1730。
(16)鹤鸣茶馆的《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见《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95; 鹤鸣茶馆的《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劳资协议书》、《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拟申请稿》、《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批复)稿》，《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51。
(17)近圣茶社的《工商业营业登记申请书》、《工商业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调查清册》、《负债清册》、《五反运动检举资料表》等，《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33。
(18)《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117-2-244。
(19)《新新新闻》，1935年1月11日。
(20)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1900-1950》(Di Wang,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21)(23)《成都市商业二局档案》，117-2-244。
(22)王笛：《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地方政治(1900-1950)》，第35页。
(24)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25)(27)具体例子见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76～105页。
(26)本报特约新华社稿：《边检查、边改进、边解决——成都市拨款修复居民排水系统》，《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第2版。
(28)《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3。
(29)《月宽茶社业主苏××1951年3月8日呈歇业申请书》、《歇业解雇合同》，《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档案》，40-65-13。
(30)利东茶社申请歇业的《协议书》，《成都市工商行业总登记》，40-65-4。
(31)庐思贵：《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成都日报》，1956年7月6日，第2版。
(32)沃若：《难忘的茶馆》，《成都晚报》，1987年5月10日，第2版。
(33)刘振尧：《“德盛”茶馆忆曲艺》，冯至诚编：《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关于民国时期的安澜茶馆，见王笛：《茶馆》，第175页。
(34)阿年：《怀念旧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35)黄裳：《闲》，见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3页。
(36)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4、57页。
(37)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
(38)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6页。
(39)(40)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4、57～59页。
(41)《蒙文通——儒者豪迈》，《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日。
(42)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人民日报》，1954年5月15日，第2版。
(43)刘衡：《成都手工业者的出路》。文章也透露了1949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变化：全市组织起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11个，社员750人；生产小组9个，组员120人。另外，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生产小组80多个，组员4800多人。为什么要组织起来呢？文章说成都市手工业与别的地方一样，存在“资金少，工具简陋，劳动效率低，还要贵买原料，贱卖成品，忍受私商的中间剥削”等问题。手工业平均每户生产人员不到三个人。据铁作、皮革业等1026户的调查，平均每户只有50万元，“只够五双皮鞋的本钱”。本钱少，就不能成批买原料，零买则价钱高，“赚的钱有时还糊不住嘴。他们一年四季在忙生活，更谈不上去改良技术和工具了”。所以要“解除成都市手工业劳动者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与当时农村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相配合的。这个时期，相当一部分茶馆也由私营而变为合作性质。
(44)(45)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第2版。
(46)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见王笛：《成都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城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47)张彦：《回成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3日，第2版。
(48)于竞祁、刘宗棠：《让社员生活丰富多彩——郫县保留和提高集镇饭馆酒馆茶馆》，《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日，第3版。
(49)关于民国时期的茶馆中的政治，见王笛：《茶馆》，第8章。
(50)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代私人记忆》，第55页。关于民国时期茶馆及茶馆雇员与袍哥的关系，见王笛：“闲人与忙人：20世纪初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Di Wang,"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第26卷第4期(2000年)，第422～426页；《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2-133。
(51)《成都市委统战部档案》，76-2-76。
(52)《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2-133。
(53)(54)(55)《反社会主义分子罗××的材料》，1958年5月3日，《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