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教育、竞争市场与收入增长的城乡分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公平论文,收入论文,竞争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显著改善。然而，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之间公平地分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7倍，二者的绝对差距为209.8元；到2005年，前者成为后者的3.22倍，绝对差距扩大到7238.1元。①
这一现象引发了两个方面的讨论。其一，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不仅涉及收入差距在何种方向上影响着增长②，而且对二者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分析③。这一讨论不同结论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社会可接受程度的差别化判断。④ 其二，更加受到关注的是，收入差距动态演化的决定因素。即，城乡收入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如何发生的？其收敛条件是什么？以及此类条件在何种背景下出现？这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点和治理政策设计的基本前提。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可以把对收入差距存在性问题讨论的文献归为几种主要类型：（1）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解释收入不平等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工具是新古典模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同时不存在个人能力差异和持续性随机性冲击，不管初始分配状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成员间的收入最终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平等状态。在这一理论结构下，第一，只有存在持续性个人能力差异和持续性随机性因素扰动时，才可以解释收入分配长期内非收敛动态演化的现象[1-5]。或者第二，市场是分隔的，要素的趋利性流动和收益率趋同机制受到抑制，社会收入分布格局的演化趋势只能是多重稳态，而非一般均衡。此时，不同市场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永远存在下去。[6-13]（2）更多的特别是来自国内的文献，立足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把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城市倾向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城市工业由于受到保护获得垄断性收益，政府对生产剩余的控制又使农业因资金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由此产生，并被维持该战略的配套政策所恶化。[14] 蔡昉和杨涛把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再是农村对城市的生产剩余的转移。前者把农村居民限制在城市利益的围城之外，后者则使农村经济增长丧失了索罗（Robert M.Solow）机制。许多研究文献强调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影响，并运用计量工具检验了这种影响的程度[15-17]。（3）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把收入不平等纳入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使技术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成为解释不平等演化的关键变量。若生产函数中资本规模收益递增，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程度将趋于扩大。[18]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更多地存在于劳动技能不同的工人之间，而技能决定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经验积累。[19-22] 郭剑雄认为，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均衡增长阶段。[23]（4）森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自由、正义和公平同人们经济地位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个人从收入和财富中获得的能力（capability）与个人选择自由（freedom）的不平等，比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本身更为重要；应当突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界限，从更广泛的公平角度来探讨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
前述文献对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动态演化，是具有解释力的，所给出的解释变量大都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显著性检验。尚需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问题是：第一，一些文献在注重分析形式精确化的同时，往往以简化市场条件为前提。面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隔这一基本事实，此类研究所获结论的解释力自然要打折扣。第二，在引入反映中国国情的解释变量时，大量的工作是集中在相关性的计量检验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论描述或理论模型的创新努力。本文试图通过弥补现有文献的一些疏漏，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以期获得更具现实针对性的城乡收入调节政策设计方案。
二、城乡收入决定模型
不考虑转移支付、遗赠等因素，个人收入来源于他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经济活动中提供服务获得的报酬，其中劳动是个人取得收入的最主要途径。⑤ 相关文献显示，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的主要因素，不是劳动收入和资本（以及土地）收入之间职能分配的差别，而是劳动收入的变化。[24] 2，357出于简化分析的需要，本文仅以劳动收入为考察对象。
单纯考察来自劳动的收入差别时，劳动的质量因素必须引入分析模型。⑥ 劳动的质量主要决定于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程度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水平。在现代经济中，相对于劳动的数量而言，劳动质量日益成为一种关键性要素。[24] 2，367因此，在劳动报酬函数中，我们将人力资本确立为基本解释变量。根据卢卡斯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包含人力资本的收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性质。
现代劳动经济学将整体劳动力市场区分为相互非具竞争性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一级市场就业，工资率高，工作环境优越，就业稳定，且职业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报酬率低，工作条件差，失业风险高，个人职业发展前景渺茫，教育和经验的回报率显著低于一级市场。[25] 目前，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分为差异明显的三个部门：非农正规部门、非农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⑦。大体上，前一部门对应于一级市场，后两个部门属于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分隔可以由多种源泉产生。本文仅以劳动力差别化所决定的竞争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⑧ 为分析对象。
基于如上假设，一个简单的适合于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共同的收入决定模型可以设定为：
这一模型的几何意义如图1所示。图1中，横轴0T表示工作时间，纵轴0w表示工资水平，I为劳动者的工资曲线。一个劳动者在全部工作期的工资收入——工资挣得剖面——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工资曲线的截距及其斜率。⑩
图1 劳动收入决定模型
1.工资曲线斜率的决定因素。在先赋能力同质性假设下讨论个体收入差异时，挣得可以视为对人的技能投资的一种收益或回报。不考虑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劳动者在某一时点的收入挣得能力（工资曲线的点弹性）主要依赖于先于观察期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而挣得能力的变化率（即工资曲线的弧弹性），则决定于劳动者整个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动率。（11） 因此，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积累率与工资曲线的斜率正相关，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收入挣得能力越强；人力资本积累率越高，随时间推移的挣得能力增长越快。现有文献对此能够提供的解释是：第一，接受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可以提升其素质从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26]；第二，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与其相匹配的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出，通过溢出效应贡献于整体生产率增长，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第三，人力资本投资会提高投资者的生产力，但耗费在这种投资上的时间必然导致挣得向较高年龄延迟。理性的就业选择假定，在做出选择时终生挣得收入的现值应当均等化。这种均等化意味着在需要更多人力资本投资的就业岗位上将有更高的工资率。第四，可以将工资剖面的形状解释成一种“学习曲线”，或者是对于被称为“干中学”的现象——技能随年龄和经验而增长——的一种反映。（12）
2.工资曲线截距的决定因素。即使不考虑政策性、制度性因素的影响（13），劳动力市场也会因为下述一系列原因而呈现多元分隔状态：由于产品需求稳定性、资本积累率和技术选择类型的差别，不同产业间的组织结构类型存在着显著差异；产业内的企业会由于资本积累规模和技术创新动因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别而不同；企业内不同工种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变化率也是有区别的。明塞尔发现，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的变化具有人力资本偏态的性质：一个就业部门更急剧的技术进步将产生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物质资本使人力资本边际产品的提高幅度大于原始劳动边际产品的增长幅度，作为物质资本积累的一种结果，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将会增长。当劳动被按照在培训和技术方面不同的各个就业岗位来细分时，每一类就业岗位可被视为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积累量的独特的生产要素集合。在转借的意义上，可以凭借劳动者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差异来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区隔。根据收入挣得能力与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正相关的假说，以及不同岗位就业竞争充分程度（14） 所导致的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别，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必然会出现高低分异。
从单纯技术角度来观察，工资曲线截距的决定因素与该曲线斜率的决定因素是相通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劳动者间的类特征，后者则着眼于类内个体特征的差异。在内涵上，二者所指属一。基于上述模型，可以给出如下基本假说：居民来自劳动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所就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或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其次，个别劳动者相对于其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积累率越高，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也越高；反之亦然。同时，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着其就业市场的选择机会。
三、城乡收入差距缘何存在
基于上述模型，判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最简捷的方法，一是考察城乡劳动者是否存在着就业部门或就业职位的差别，以及他们各自就业部门的平均工资率状况。或者，给出两类劳动者间工资曲线截距相差的经验证据。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城乡劳动力各自就业市场中工资率的变动趋势，比较二者间工资曲线的斜率大小。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借助政权力量被分割为城乡两个壁垒森严的部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曾被严格地限定在保障粮食供给的第一产业。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农民凭借自己的创业精神和改变命运的不屈努力，不仅开拓出广阔的农村二、三产业市场，也使农民工成为支撑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就业群体。然而，城乡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选择仍然差异明显（参见表1）。国有经济单位、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股份公司、联营经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正规部门的就业岗位几乎被城市劳动者完全垄断；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是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在城镇非正规部门中谋求生计，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屈就的脏、重、险、累的工作；即便同在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城镇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也与农民工有所不同。（15）
表1 城乡劳动力就业部门、就业人数及就业结构单位：万人
注：传统正规部门指国有、集体单位。其就业人数为两部门合计数。新型正规部门指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其就业人数是这几个部门的合计数。未纳入统计的就业人数，根据城镇就业总数减去传统正规部门、新型正规部门、个体和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得出。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5-4；13-4。
具有就业选择机会优势的城镇职工，始终存在着一个高于农村劳动力工资曲线的截距。2005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8364元，农村劳动力平均纯收入仅有6354元。前者是后者的2.89倍。根据杜鹰、白南生的调查（显示），四川省和安徽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小时劳动报酬分别只有城市工薪劳动者的54.5％和57.1％。[27] 另据资料，2001年城市劳动力和农村乡镇企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0870元和5908元，[28] 前者是后者的1.84倍。即便同为外出打工者，非农户籍劳动力的工资也比农业户籍劳动力要高6.3％。[29]（16）
差距同时存在于城乡劳动力报酬的动态演化趋势之间。1978年，城镇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是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的1.7倍，到200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1倍，2005年进一步拉大到近2.9倍；绝对差距由255元增加至4876元和12010元。从1990年至2005年，城镇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以15.72％的年均速度递增，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10.18％；除1994—1995、1995—1996两个年份以外，其余年份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率，城镇均高于农村。时间序列数据，显示了中国城乡劳动力工资曲线的斜率的差异（见图2）上述数字请参看表2、表3。
图2 城乡劳动工资变动趋势
表2 城乡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差异单位：元
注：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城镇各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值。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则是农民家庭经营劳均收入和劳均工资性收入两项的和；其中，不包括劳均财产性收入和劳均转移性收入。城乡劳动力收入之差由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减去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得出。家庭经营收入（A）等于第一产业（B）与第二、三产业（C）之和。资料来源：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5—4，5—25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6》中2—1，2—11，2—13有关数据折算得出。
表3 1990—2005年城乡劳动力报酬的年均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表2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当城镇职工供职于劳动生产率较高、且工资率以较大幅度逐年递增的部门，而农村劳动者不得不聚集在低生产率部门，其报酬增长率显著低于城镇职工时，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动态拉大趋势就是一种必然结果。依据本文提出的模型，在这种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关键因素，是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积累率的不同的现实状态。
2003年，农村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5.14％，高中文化程度占5.86％，大专以上的比例仅为0.69％，农村的文盲率达11.17％；城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占到33.55％，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是55.45％，城镇文盲率为5.23％。（17） 在城、镇与乡之间，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比例是20∶9∶1，高中教育人口的比例为4∶3∶1。[30] 而且，这种差距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一种变化并不显著的稳定态势。1985年，城镇和乡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相差2.88年，这一差距在1990年为2.78年，2000年是2.87年。（18）
文化技能不同的城乡劳动力分别进入各自的就业领域时，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就会显现差异。2000年，在以城镇户籍人口为基本从业者的国家机关与党群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中，人均受教育年数分别达到12.24、13.05和12.15，大大高于从事农、林、牧、渔及水利业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6.78年。（19） 孟昕和张俊森根据对上海农村移民和城镇居民的职业分布、个人特征分布的有关调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移民的受教育年数的均值为7.90，而主要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城镇居民均值是10.52。[31] 此外，实现了职业转换的农业户籍劳动者，其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农业从业者。（20）
低受教育水平并非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根源于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失衡。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不到总人口40％的城市居民占用了其中的77％，而超过60％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经费。（21） 在每10万人口中，城镇拥有中学数8.03所（其中高中2.61所），农村拥有中学数5.08所（其中高中0.30所）；每万人中，城镇拥有中学教师数为68.33，而农村仅为24.33，（22） 这里还未涉及教师素质和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别。
教育是分层的。在数量方面，教育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不同层次；在质量意义上，同级教育也会由于教育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差异和名气大小而呈优劣。等级愈高、条件愈好、名气愈大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愈是稀缺。（23） 这样，选拔考试和分数竞争就成为教育资源分配的有效形式。教育资源的这一配置方式，将一群天资并无多大差异的受教育者塑造成具有不同素质和技能信号的差别化个体。由于“消费”教育产品的职业市场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化，收益率和社会地位不同的就业岗位导致了职业竞争，职业竞争又衍生出职业资格的前端竞争。现实中，职业资格主要由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程度来赋予。教育层次高、质量好的受教育者在信息不对称的职业市场中往往被赋予高能力信号，因而能够较容易地进入一级市场并稳定下来。可见，教育机会的竞争，不过是社会职业地位的高下在前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折射。在存在城乡教育歧视的条件下，教育的筛选功能对农村居民极为不利。以接受初级和中级教育为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只能进入二级市场从事不理想和不稳定的工作，并在他们身上会形成一些不能让一级市场雇主们接受的工作特点，从而可能被长期锁定于低级就业职位。
教育增加个体能力表现在受教育者的创新（如发明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能力、采纳新技术能力以及在加速技术扩散中作用的提高诸方面。来自教育的技术效率的改进在生产中会转化为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大量劳动经济学文献揭示，个人每多受1年的在校教育，一般来说，可以使今后的工资增长10％。[32] 对于中国进城的民工而言，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所估计的工资能够上升5％。[33]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情况也显示了收入与教育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的组别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8.38年；在低于2000元的人均收入组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03年。（24） 因此，明塞尔的学校教育模型，把人们挣得中的百分比级差视为其耗费于学校教育上的时间的函数；并认为，学校教育分布上的绝对离散性越大，挣得分布中的相对离散性的偏态也越大。（25）
四、城乡收入差距如何收敛
在本文给出的城乡收入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借鉴明塞尔挣得函数[24] 110的构造方法，可将城乡劳动者的收入方程分别记为：
在城乡劳动力就业部门之间存在报酬率的高低势差时，低工资率部门的劳动力就存在着跨市场“套利”的冲动。若跨市场流动在事实上能够发生，城市职工就业部门（特别是正规部门）的工资率就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竞争程度的加强而受到抑制或降低；同时，这一流动有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过度拥挤现象，并提高农业和其他非正规市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平均工资。就是说，在给定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前提下，城乡劳动力产生于就业部门分隔的工资率级差将由于市场结构的改变而趋于缩小或最终消失，即导致
出现。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均平功能为经济学家们所看重。盖尔·约翰逊认为，确保农民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改善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运作，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28）
在无扭曲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可以为人力资本的服务正确定价，使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相应回报。此时，经济中均衡工资的差异，仅可以惟一地归结为各个人在人力资本存量上差异的反映。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即使跨市场流动的障碍被消除，城乡劳动力的挣得水平的差距，也会由于二者之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而存在。
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两个基本条件之间，存在着正向反馈的交互作用。乡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趋同有助于消除源自技能差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垄断。这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跨市场流动能力的提高，一级市场高工资率的职位会被与城市职工无差异的新进入者所分享；还应当注意到，当物质资本、技术作为互补条件与人力资本一同增长时，新的高工资率的流动岗位，将因为二级市场日益升级为一级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劳动力的流动被阻滞时，类似于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中被套牢的现象一样，二级市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必然是不足的；相反，开放的市场和可能获得的高收益率的就业岗位，将会对过去锁定于二级市场的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激励。同时，流动是人力资本最优价格的搜寻过程，有利于使初始投入获得更高的回报。从这一意义上说，流动本身也是人力资本投资。
相对于竞争性就业市场而言，人力资本的趋同在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中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意义。在质量分层的条件下，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先行转移，其积极意义仅在于降低社会贫困人口的比重，它并无助于改善甚至还会恶化城乡间的收入分布。竞争性市场的收敛功能在劳动力质量分层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当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与城市职工无差异时，不仅来自技术壁垒的劳动力市场的自然垄断将被打破，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壁垒的设置也将失去意义，因为制度性保护措施虽然可以在政府控制部门为城市职工筑起利益高地，但是不断崛起的市场化正规部门创造出来的新的高收益率就业机会，将使政府保护部门的就业职位逐渐贬值。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成下层社会成员的上行流动，并在保障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教育机会的公平，是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公平化影响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只有当学校教育的方差降低时，人力资本的提高才具有促进收入平等的作用，要注重“切实有效的调动私人资金进入教育领域”[34]。在中国现阶段，公平教育的基本含义包括：第一，逐步实现初级和中级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子女能够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质量的教育。其中，包括让进城农民工子女不附带条件地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第二，在初、中级教育资源均享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均等。在城乡教育歧视尚未消除阶段，可考虑高等教育机会分配适当向农村应试者倾斜。第三，加大面向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机会的供给，提高已脱离学校教育的成年农民的实用技能，为其寻求高收益率的就业机会准备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对劳动者跨市场流动能力的形成作用较大，而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这一作用相对较小。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代际之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才有机会进入职业金字塔的上层[35]。因此，城乡公平教育的要义是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10—2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②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认识存在着争议。一些研究者持有利论；更多的文献则持相反的观点；近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经济发展阶段对二者关系的不同影响。参见陆铭、陈钊、万光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
③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归纳为：储蓄—投资机制，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参见《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第83-91页。
④一个社会对收入不平等的包容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目标的选择。如果经济增长成为首选，对收入差距的可接受程度就较高，因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被认为能够加快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社会发展目标中更多地融入平等、和谐等人文关怀，收入差距过大就会成为社会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内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表明包括城乡收入在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接近社会可接受程度的边界以及政府扭转这一趋势的意向。
⑤比如，2005年扣除转移性收入，中国城镇居民人年均总收入是8670.07元，其中，工薪收入为7797.54元，占89.94％，考虑经营性收入的679.62元中也有来自劳动的份额，劳动报酬的比重更大；同年，扣除转移性收入203.8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4427.40元，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两项合计为4338.96元，占到98％（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即使在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这一情况亦类似：“在发达国家中，劳动报酬几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⑥匀质劳动假定，构成职能收入分配研究方法和以人时来测量劳动投入的理论前提。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本文放弃了这一传统假设。
⑦非农正规部门存在于城市，以现代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一般由大型企业、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构成。由于其进入门槛高，就业竞争不充分，工资水平较高。非农非正规部门指遍布于城乡的小企业、自我雇佣部门及社区服务单位等。其特点是，以传统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进入门槛低，就业竞争充分，工资水平较正规部门低。中国现阶段的农业部门尚属于非正规部门，由于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劳动的回报低于非农非正规就业所得。
⑧与产品的差别化导致自然垄断一样，劳动异质性假定与劳动力市场分隔是同一问题的两面。
⑩劳动者全部工作期的工资收入同时决定于劳动者工作期的长短。在本文中，我们设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期大致相同，因此，不作为变量引入。
（11）严格地说，个人收入挣得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先天禀赋能力和后天获得的技能。“天赋能力的水平和分布大概是趋向于相同的”（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2页），即相对于后天能力来说，人们之间的先天禀赋差异甚小。在比较人们之间收入挣得能力的差别时，我们可以舍弃这种基本不造成差异的因素。
（12）在整个任职期，工资曲线的斜率不是不变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达到某一点之前，报酬率会随年龄而提高，此后则会保持不变甚至下降。……造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一生中，开始时工人的生产率会很快地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会逐渐降低。第二，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的生产率会由于生病等身体的原因而下降。”参见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13）在中国，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性、制度性分割现象十分突出。对此，已有大量的文献做出过深入的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即使制度性障碍被消除，劳动力市场间的分隔也会由于技术性原因存在。
（14）一级市场由于存在进入障碍，就业竞争不充分，属于垄断市场或垄断竞争市场；二级市场就业竞争充分，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
（15）宋丽娜和Simon Appleton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进城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工作特征分布：在专业技术人员、主管/经理、文秘和产业工人等职业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从业比重分别高于进城民工4.9、3、2.8、54个百分点。
（16）另外，工资差异同样存在于农村劳动力的不同就业岗位之间。Zhao Yaohui的一项研究发现，农业工作、非农工作和迁移后工作的边际生产率差别很大。如果一个农业劳动者从事了迁移后的工作，可使家庭收入提高49.1％；若从事本地非农工作，可提高家庭收入13％；而增加一个农业从业者，家庭收入仅能够增加9％。
（17）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18）参见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参见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长表数据。
（20）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证实，跨省流动就业者（主要是农业户籍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为8.95年，而未迁移人口（大多数仍然是农民）仅为7.72年。参见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课题组：《我国劳动力迁移的情况与特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21）参见《中国财经报》2004年8月24日第4版。
（2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23）这种情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中更甚。
（24）不同人均纯收入组别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构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0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根据完成各级教育年数乘以各自权重再求和得出。
（26）符号“
”在此表示趋近并最终等于。下同。
（27）理论上讲，当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率超过城市劳动力时，单纯的
也可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由于这一假设的非现实性，本文放弃了这一理论收敛条件。
（28）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译本序言（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