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景澄与帕米尔交涉述论(1890～189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帕米尔论文,许景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帕米尔问题即中英俄帕米尔交涉与英俄私分帕米尔。史学界关于帕米尔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注：《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沙俄侵华史》等专著中分列专门的章节；伏角今《帕米尔应为中国领土说》、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朱新光《英俄私分帕米尔与清政府的立场》、许建英《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等论文，或从帝国主义侵华的角度、或从边疆变迁的角度，或从清政府立场的角度对帕米尔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据笔者所见，关于帕米尔交涉的直接参与者时任驻俄公使的许景澄在帕米尔交涉中的作为还未见系统的论述与评价。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系统阐述许景澄在帕米尔交涉中的认识与作为，从而揭示晚清中国的边疆危机和边界交涉的举步维艰，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筼，浙江嘉兴人。从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980～1896)，许景澄任驻俄公使期间，处理两国间的边境事务主要有旗屯事件、巴尔鲁克山移民迁徙案及帕米尔交涉。其中帕米尔交涉是许景澄任上牦时最长、费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桩交涉案。
帕米尔，位于新疆西南，全境分为八帕。（注：八帕是：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瓦罕帕米尔。）帕米尔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是俄、英争夺亚洲霸权的重要所在。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俄就开始相互勾结觊觎我国的帕米尔地区，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格兰威尔—戈尔恰科夫协议》，规定从萨雷库里湖起，以顺帕米尔河和喷赤河作为彼此在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分界线，以南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以北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但俄并不满足，光绪十年（1884年）又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其中第三条规定：自伊尔克什坦自然界往南，至乌孜别里山谷止，勘分两国末端边界……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一直往南，所有界线以西，及顺该处河流之西，归俄国管辖，其界线以东，及顺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管辖。（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458页。）这是一份别有用心的条约。8年后负责帕米尔交涉的总理衙门总办奕劻曾做这样感叹：“俄人争帕之根早伏于喀城定约之年！”（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3页。）自光绪十七年(1891)起，俄国的扩张野心更趋膨胀，帕米尔地区再次成为中英俄交涉的焦点。
作为驻俄公使的许景澄是中俄帕米尔交涉的直接参与者，他一方面奉命谈判磋商、“通声气”、“采虚实”、传递情报，一方面根据他对帕米尔和俄国侵略意图认识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清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兹分述如下。
建议“严保我界，三国各不侵占”
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二十二日，俄国深入带兵在帕米尔一带以打猎为名，勘察地形，“俄马兵分三起越界，一起塔敦巴什与阿黑素睦尔瓦（亦译作阿克苏），一赴雪底拉，一驻伯什拱拜孜，其步队驻苏满。又……竖杆粘贴……”（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国界志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最先对俄国这一行为提出质疑的是英国。许景澄在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中说“英外部询令俄国是否派兵侵占帕米尔”，俄国答复“曾带八十人在彼打猎，并无他事。”（注：许同莘：《许文肃公遗集·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清政府直到一个多月后即八月十二日，总署才收到陕甘总督杨昌睿的电文，“本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国头队兵官伊万洛甫（杨诺夫）等共马步兵三百余名，到新疆黑孜吉牙叱伦（卡伦），分起过苏满、阿克素睦尔瓦两卡，系直径中国属境……该兵头等无故违约，带兵入境，其意叵测”（注：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总署收陕甘总督电。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78年，第87页。），要求总署向俄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总署一边向俄驻华公使喀希尼提出抗议，一边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指出黑孜吉牙卡、苏满卡、阿克素睦尔瓦卡都是中国卡伦，而俄国“无故越境侵占，殊属违约”，要求许景澄立即和俄外部交涉，“速将越境兵队撤回’（注：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发出使许大臣电。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第87页。）。接到电文的许景澄，多次向俄外部查询此事，俄外交大臣称：“数十人岂能占人界地，决无此事。”（注：许同莘：《许文肃公遗集·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所列木杆只为记认路径，可听撤毁，并无粘贴俄文告示之事。”（注：许同莘：《许文肃公遗集·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俄外交部一直否认越界帕米尔一事。直到九月初一，许景澄再次质询，此时俄军已经完成使命返回塔什干，俄外交部副大臣基斯敬才承认俄兵越界入帕米尔一事，但同时他又对帕米尔归属问题提出疑问，称“该处地方分界不甚清楚，或云属英，或云属归俄国保护之布喀尔，此次俄兵所到之处，中国虽以为中国界，尚难决定”（注：许同莘：《许文肃公遗集·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此时身居国外的许景澄，由于“未得新疆有司确报”，仅根据他所拥有的帕米尔的知识，向总署通报：(1)帕米尔在喀部以西，地壤荒脊，一无殖产，中国向不过问。(2)其民凶悍，难于管理。(3)中国在此人才兵力有限，难以防守。接着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揣度目前人材兵力，但令严保我界，时时巡察，弗任强邻侵轶一步……英与我同有忌俄日辟之心，不若即与密商，能将此部土地约同中、英、俄三国彼此均不侵占，略如巨文岛前案，似亦英所乐从，如能办到最为稳著”（注：许同莘：《许文肃公遗集·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79页。）。
由此可见，此时许景澄对俄的企图还不甚清楚。（注：H·A·哈尔芬在《中亚之归并于俄国》指出，这次远征是沙皇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即它要从投有结果的外交公文往来和交换那些什么也产生不出来的照会的活动中转入更加坚决的行动。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80页。）总署接到许景澄的电报后，考虑到“英、俄皆注意于帕，将来事变甚多，若作为三国各不侵占之地，或可相安”（注：顾廷龙、叶亚廉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对许的建议表示认可，并要求许向俄国外交部探露此意，同时要求驻英公使薛福成探听英国的口风。薛福成向英国试探，“英颇乐闻”（注：顾廷龙、叶亚廉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9页。）；但是，当许景澄将此解决办法转告俄国时，俄国“但言俟商”（注：顾廷龙、叶亚廉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言词狡猾，拖延观望。虽然总署和许认为“帕米尔地为中国所属，今中英俄三国各不相占”的交涉对策“公平极矣”（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档”，2036（五），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军机处发出使薛大臣电。），但这只是清政府的一厢情愿，俄、英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和目的（英欲强占坎巨堤，俄欲侵占全帕），对此策“两国之意皆不甚以为然”（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电报挡”，2036（五），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发出使薛大臣电。）。许景澄“三国各不相占”的建议成为泡影。
赞同“派员会勘，定分各界”
俄国在帕米尔的所作所为虽然没有引起许景澄和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却引起英德各报纸的强烈报道，俄为避免引起与英德纠纷，抛出了“愿约中俄英三国派员会勘，定分各界”的烟幕弹。此法最初由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提出。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十二日，基斯敬在与许景澄的商谈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如要分清界限，除非中、英、俄三国派员到该处勘明地界”，许追问，“如中国愿意派员前往分界，贵国有同心否？”基说“甚愿意”，俄还请中国政府向英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勘界的意愿。（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289～290页。）
中英俄协议“派员会勘，定分各界”，虽由俄国提出，但在许景澄看来，这是“三国各不侵占”之策的发展，是解决帕米尔问题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认为清政府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与俄英两国划清界限。其理由：一是可以将英国牵扯进去，可收一石二鸟之效，“俄得此部可以通道印度，乃英人唇齿之忧……英之谆谆全为自谋，此形势一定之徵，不必藉他人见闻多所却愿者也”；二是认为勘界中国可获得好处，“现查喀城西界，光绪十年(1884)勘定中俄界限至乌仔别里山口为止，自此而南，即与帕部毗连，为勘界所不及，今若更拓新界，则葱岭之阴尽归我有，亦为形势之利”；三是中国可以不失体面，符合清政府的羁縻政策，“以属部羁縻，意在杜人侵窬，初非贪其土地，今与俄英画定界段，各守其疆，控制较易，收效略同”（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287～288页。）。此时，许景澄的关于帕米尔交涉的外交策略仍是以英制俄，认为俄占帕米尔意在“通道印度”，中国不能上英国的当，而全力以赴地与俄去争那块贫瘠不毛之地。但他又认为“鹬蚌方争，中国独处局外，未免示弱于人”，现在俄提出三国共同勘界，既然中国没有贪图土地的要求，那么答应俄国与中国分界，中国不仅不会吃亏，可以“借力于英或可如愿”（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412页。），而且还可以获得”葱岭之阴尽归我有”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许景澄极力赞同三国派员勘分各界，清政府对此也很赞成。但是，俄军占帕不退，使得英国对俄国的提议满腹狐疑。光绪十八年(1892)春，英国抢先占领了扼守护卫印度的战略要地坎巨堤。（注：英占坎巨提可参照许建英《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英国侵占坎巨堤后，使得对帕米尔存有企图的俄国认为：“中国前将乾竺特（指坎巨堤）全部之地拱手与人，现在某国在彼驻兵据为己有，以致帕地受逼，何以坎巨堤让之如此容易，帕米尔在中国实为无用之地，反而如此慎重？”（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406页。）声称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对帕米尔地区的权力”（注：［俄］哈尔芬：《中亚归并于俄国》，莫斯科，1965年版，第396页。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88页。）。甚至威胁要占领中国的色勒库尔作为对英国占领坎巨堤的回应。（注：C.P.Skrine and Pamela Nitingale:Macartney at Kashgat,England,1973.p.58.）并蛮横地提出了“先撤卡”作为勘界的先决条件。
反驳“先撤卡，后勘界”
卡伦是行使管辖权的最主要证据，卡伦具体位置何在，设置于何年，是搞清历史真相的关键。俄国最初要求中国撤卡，主要是指苏满卡伦。而关于苏满卡伦的具体位置，存在争议。（注：根据当时通用的洪钧印制的地图，苏满卡伦标在大小帕米尔之间，而且该处有乾隆年间断缺旧碑为证。而新疆巡抚魏光焘考证，“设卡之地尚不在大小帕米尔，竟在雅什里帕米尔”（雅什里帕米尔即阿尔楚尔帕米尔）。（《许文肃公遗集》第301页。）新疆督抚认为，“断无将中国碑文立在界外之理”，“苏满卡设在雅什里帕米尔，现有御碑为中确证，若将帕境作为瓯脱，须从雅什里湖以西议起，庶不失旧界”。（《许文肃公遗集》第320页。》为保护边界，新疆督抚开始增兵苏满卡伦，加强边疆防卫。）苏满卡伦究竟设在何处？立碑之处是不是中俄两国的边界？为此，许景澄利用西方地图，查实“雅什里帕米尔去喀城太远，确非内地，乾隆碑文但言追霍囚至此勒石记功”，认为“新疆督抚来文据此为旧管之界，实与掌故不符”（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05页。）。这时总署来电也证实了此地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属于中国界内，要求许景澄在将来的辩论中只能称为属地，不能称为界内。因为称为属地，表明中国军队曾经到过此处，中国有权在此设卡驻兵，“如后来议及地界，正可作为实据”与俄国争论；而称为界内，没有条约依据，容易给俄留有口舌。
由于新疆地方督抚坚持“断无将中国碑文立在界外之理”，开始向苏满卡伦增兵以御俄敌。这种增兵举动遭到了俄国的反对。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二十六日，许景澄会见嘎尔斯时，嘎说“中国以前派兵在大小帕米尔等处，尚离中国地界不远，至于阿尔楚尔帕米尔一带，与我费尔干省甚近，而离喀什噶尔甚远，于理似应属俄，故不欲中国派兵到该处”。还说“此地应属何国总应勘议方是，倘中国此刻派兵前往，俄国亦不得不调兵到该处”（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14～315页。）。许景澄考虑到俄国的实力与昔日回部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兵力饷力万不如昔，更何况“设卡穷远，无益边防”，纵使“援军深入，后援难继”（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05页。）。因此，觉得为了苏满卡而去与俄发生边衅是划不来的。总署也认为苏满设卡有碍约章。“今考地已在乌孜别里以西，设卡复在光绪十年以后，中国历与洋人交涉，用稳妥之脚步据理力争，尚未必能尽如我意，若欲弃国家之大信，召彼族之衅端，则虽局外之人议论纷纭。”（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5页。）为此，总署提出“撤卡内徙”的决策。
中国撤回苏满增防军与许景澄认为“苏满卡地远在迤西，于地势并不能扼阻，徒召争端，殊为非计”的主导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但许并不是故意将苏满卡让给俄国人。许主张撤兵的主要原因一是害怕两国增兵引起边衅，中国不能应付；二是俄国答应撤兵后中俄可以对此地进行重新勘议；三是他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因为当时他依据的是洪钧根据中俄界图翻译的地图（即“洪图”），此图将苏满卡及雅什里划在界外。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按约办事谈不上错，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他的失误是他此时对俄国的侵略野心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相信俄外部的话，对国际外交背后的运作还不是十分了解。（注：许承澄曾劝总署不要鲁莽行事，他认为俄英“各怀私图，议界断不能就，终成拖局”，应该充分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时间长了，就可维持原状，“我不居撤徙之名，而收保境之利”。（《许文肃公遗集》第306页。）然而，在俄国要增兵的军事威胁下，清政府撤出了派住阿尔楚尔帕米尔一带的增兵，撤回了增防苏满的军队。）
清政府撤出苏满增防军后，俄国又得寸进尺，要求中国撤回帕米尔地区的全部中国卡伦。许景澄立即与俄国外部副大臣基斯敬和总办格毕尼斯交涉，基斯敬说：“地既未有定属，不当一国先有卡伦，坚持先撤卡后勘界。”许辩论说，中国之所以不撤卡伦，是因为“阿富汗屡来争地，中国正须设防，断不能撤此卡伦，且现留卡伦无碍于勘界，一撤卡伦，阿酋必来认地，无益于俄”。声明中国不撤卡伦的理由是为了防阿，不是为了防俄。格毕尼斯狡黠地说：“阿富汗不能越界，俄英早有成约，不必顾虑，帕地既须公商，中国不撤卡伦，便是先据其地，俄国故不能允。”许反驳道：“各卡系平定回乱时札设，在喀城分界之先，当时俄官皆无他说。”（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18页。）但是俄国并不理会，仍催中国撤卡。这则谈判，再现了当年俄强词夺理和俄英勾结的情形。尽管清政府电示许景澄“（俄国）似此得步进步，漫无限制，万难轻允”（注：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总署发许景澄电，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111页。）。许景澄也在交涉中严正指出，中国“现留卡伦原设已久，仅有巡查之兵在彼，何至于会勘事有碍？”但是俄国仍然威胁中国，若不撤卡就无法和中国勘界。
俄国不但顽固坚持“先撤卡，后勘界”，而且公然出兵，武装进犯帕米尔地区，占领了属于中国的郎库里帕米尔，破坏了清朝政府在阿克塔什的卡伦，并拘押守卡官兵；强迫清政府撤退在阿克塔什、阿克苏河一带的驻军；再次占领苏满。（注：编写组编：《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9页。）对沙俄的武装侵略，清政府反复电示许景澄向沙俄政府提出照会和交涉，抗议沙俄破坏中国设在阿克塔什的卡伦和拘押守卡官兵。对于许景澄的严正要求，沙俄用空话搪塞，“俄兵仅巡阅帕地，不久扎”（注：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日、二十九日军机处收许景澄电，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102～103页。），拒绝撤兵。许景澄再三声明“郎库里属于乌孜别里东边，实属中国无疑”，可俄并不理睬。格毕尼斯看许景澄态度坚决，不好对付，竟说：“所有界事当在北京由喀使一手经理”（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62页。），蛮横之词毕露无遗。
出札守兵，坚持陈约
俄国在中国撤兵后，不仅迅速占领了苏满卡和郎库里帕米尔，而且还变本加厉要求中国撤出所有在帕米尔的其他卡伦，谈判时俄外交部又出尔反尔，这时许景澄才真正认识到俄占领全帕的野心。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二十八日许景澄上著名的《奏为敬陈新疆南路边境情形折》，提出了“非清画地界不足以弭衅争，非先增缮边备不足以决界议”（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74～75页。）的建议。朝廷认为“所奏各条，不为无见”，谕命军机处以密奇的形式六百里密寄陕甘总督和甘肃新疆巡抚，必须“熟筹审处，严密布置”（注：军机大臣密寄陕甘总督及甘肃新疆巡抚陶函，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107页。）。
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起，许景澄多次奉命会见俄外交部总办格毕尼斯就中俄勘界之事协商。双方在勘界原则上各持己见，会谈毫无进展。谈判中，许景澄坚持以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原则，即勘界从乌孜别里往南划分：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所有界线以西，及顺该处河流之西，归俄国属辖，其界线以东，及顺该处河流之东，均归中国属辖”。这是当时中俄两国勘分帕米尔未定界地区的唯一条约规定。“而俄国则不愿遵守此条约，它的交涉底线则与此大不一样，想以萨雷阔勒岭为界”，并诡称：“如按地势将山岭分水之处分之，不拘东西南北之说，则尽善矣，”（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53～354页。）在谈判中，格毕尼斯或以喀约语意宽混，难以作准，或认为俄文本中并无“一直”二字，或认为郎库里驻兵无多，无碍分界之事，找出各种借口，不同意中国坚持喀约的分界要求。无论俄怎么强词夺理，许景澄都坚持《喀约》分界原则，毫不动摇。由于俄已经占领了帕米尔的险要地区，估计中国又不敢先开边衅，所以对许的态度十分蛮横。“分界之事乃中国先愿相商，我们并不着急，现已电喀使暂且停议。”（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60页。）许与格毕尼斯谈判多次遭挫后，认识到仅凭口舌之争，强权面前难持公理，便向总署建议“出札守兵二策”（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80页。），一面“严兵自守，杜敌内犯，一面据约诘论，不与定界，……此策之先人而于理可行者也”（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66～367页。）。
身居异乡的许景澄，向总署的建议初看未免有“纸上谈兵”之嫌，然而这就是他外交谈判的经验所得。历次的谈判使他认识到“辩论与兵力每相须而行”（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80页。）。他认为以前曾纪泽中俄改约谈判成功，而法国占领越南的谈判却告失败，主要是因为“一则楚军新捷，声势可倚；一则粤军屡挫，敌无所忌”（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81页。）。他坚持中国必须增缮边备。在众多官员都在为洪译地图没有注意虚实线的区别，将俄图虚线转译成实线，满朝文武都在责怪弹劾洪钧时，许却认为洪图虽然有错，但俄国在议界时，并没有以虚线处作为中俄之间的界限，“俄外部与我争界，但言地势应然，并未牵引图线作证，可见俄亦不以此虚线为可据也”（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90页。）。因此中俄议界的实质性问题不是图，而是力，“所患者俄人恃其力征，导谕不应，其兵继出，再谋进占，界事棘手正在此，不在彼耳”（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90页。）。他指出，现与俄国交涉，虽然地图和条约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实力。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只有以武力为后盾，才能达到“中俄之兵，均不出入”，“暂免衅争”的目的。
许景澄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中国在界上添兵运粮，凋聚驼马”给俄造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但由于两国议界各持己见，最后“约明两国今岁各不进兵，以待和商”（注：《许文肃公遗集·奏疏》，第83页。），同意暂不出兵，界议仍未谈成。对此，许非常着急：“窃维俄兵果不进占，于目前事局稍得宽展，然界务不定，则边事轇轕终不得清。”（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97页。）
举荐庆常，继续交涉
许景澄与俄交涉帕米尔的同时，还与俄交涉旗屯一案，巴鲁克移民迁徙案，三案交织一起。由于身体多病，繁杂的界务让他力不从心，但他仍希望在他任上能彻底解决帕米尔问题，因此他利用俄外交大臣嘎尔斯在奥国养病之机，向总署建议调用熟谙外语并且与嘎尔斯关系较好的驻法参赞官庆常，前往奥国与嘎尔斯直接交涉，以期能够划定界限。许要求庆常在谈判中，必须坚持“保和好、守咯约、止派兵”三端为谈判底线。（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4页。）嘎尔斯顽固坚持不以《中俄续勘喀什葛尔界约》为划界依据，诡称帕米尔属于浩罕，俄占领帕米尔是“继承浩罕遗产”，否认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并借口防止印度北进，俄国必须占领阿克苏河以东通往印度的道路。对此，庆常一一进行了批驳。
为了尽快解决中俄勘界问题，许又向总署建议将庆常直接调到俄国充任代理使臣，与嘎尔斯直接面谈。庆常按照许景澄的嘱咐，始终坚持以“喀约”为原则，俄外交部对划界事宜则像蹋皮球一样，从外交部踢到兵部，从兵部踢给三个月才会从丹麦回国的俄皇，又踢给在北京的驻华公使喀希尼，踢来踢去，就是不想真正按照“喀约”的要求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在谈判中，俄国坚持要中国让出郎库里北半之地，许景澄认为离约太远，予以驳斥。为寻求解决，许景澄向总理衙门请示，按照约文往南，地势顺阿拜塔河至小帕米尔山岭略示通融，“若顺乌孜以南山梁接郎库以西山梁，至留库兹塞马克拉札中间山梁，转西至阿克苏河，自此沿河，至伊什提克河汇处，改沿乌勒干奇告克中间小岭，南至小帕山北为止”（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5页。）。然而俄还不答应，要求中国让出通往印度的要地郎库里至阿克塔什一带，许景澄坚持郎库里至阿克塔什一带为中国注重之地，万不能让。（注：《许文肃公遗集·奏疏》，第84页。）虽然庆常数十次与俄方谈判，最后的谈判结果仍是：“俄官仍札原处，于帕界未经定议以前，不准前进”。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即，清政府欲要借助俄国对付日本，所以无心再进一步和沙俄交涉，遂决定暂行搁置。光绪二十年三月，俄国外交大臣向许景澄提出“两国各不进兵以作调停”（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459页。）。接着双方从1895年4月12日到4月23日，连续进行了四个换文，规定双方互约止兵，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注：《中俄边界条约集》，转引自《帕米尔资料汇编》，第129页。）许景澄想依靠庆常与俄解决划界的愿望最终没有成功。
此次划界虽然没有达到中国按照“喀约”的要求划定界限的目的，但终于免于边界冲突，倒也差强人意。诚如许景澄所说：“窃惟中外交涉之案，商议不和，势必出于相持，惟当边境两军，事机辄虞牵制，今互约止兵，议由彼发，冀于顾全事体之中稍收消弭衅争之益。”（注：《许文肃公遗集·奏疏》，第25页。）但他也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时之计，“其互约止兵一层，原以议不能结，为暂弭边衅之计，诚不足以持久”（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474页。）。
不久，俄国伙同英国私分帕米尔。中国帕米尔地区除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郎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以外，全部被英俄瓜分了。清政府对英俄私分帕米尔十分愤慨，“英俄不顾中国允认与否，遽行定界，迹近强占，尤出情理之外，即分电许、薛二星使与俄英外部执约力辩”（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新疆巡抚书》，转引自《新疆图志》“国界志五”，第119页。），郑重声明中国坚持《中俄续定喀什噶尔界约》中的原则，“中俄界址，此后日必重申前说”（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2页。）。帕案成为悬案。
小结
从以上许景澄关于中俄帕米尔的交涉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许与俄外部相持七载，最后“两不进兵”的交涉结果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一）清政府对许景澄交涉结果是满意的。许景澄认为自任期以来，舌敝唇焦，一意交涉，“两岁之中，驻德者仅六阅月”。但莅俄以来，交涉日多，虽历遵堂宪指示，据理辩争，不敢稍有松动，然而“办理迄今总无寸效”，认为“若再因循恋栈，将来设有贻误，负戾滋深”（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407页。），既有几分自责，又有更多的不安。光绪十九年正值瓜代之期，他向总署提出辞呈，要求回国。然而清政府并没有接受他的要求，不仅让他继续留任处理中俄之间的交涉，而且诏命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一年，又授工部右侍郎。没有派人取代他以及官位的升迁，足以说明总署对他的工作是基本是满意的。
（二）许景澄在帕米尔交涉中思想上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起初他只想保持现状，将帕米尔地区作为三国共管之地，各不侵占；但是俄侵帕野心不死，于是他又寄希望于英国，希望联合英国，三国共同勘界，但由于俄、英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此法也告失败；在中国撤出苏满卡和附近边防军后，俄不仅不遵守画界的诺言，反而得寸进尺，占领苏满。这时他终于认清俄侵略帕米尔的真实用心。现实的教训促使他向清政府建议“增缮兵备”、“出札守边”为外交谈判的后盾，以期能彻底解决帕米尔问题。由于国际时事的变幻，帕米尔问题在他任上最后没有能够圆满解决，中俄之间只作到“两不进兵”。即使如此，“帕案虽界议犹悬，而俄害稍戢，公之功也”（注：《许文肃公遗集·外集》，第1015页。）。
（三）在中国积弱不振的情形下，达成双方“两不进兵”，粉碎了沙俄侵占全帕的阴谋，其结果可谓差强人意。由于清政府不具备与俄争夺帕米尔的决心与实力，又由于中日战争爆发在即，“以俄制日”已成朝野共识，在此情形下，许景澄施展外交才干的空间有限，折冲樽俎很难得心应手。因此审时度势，“两不进兵”可以说已是当时最好的交涉结果了。
边境交涉是个复杂的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许景澄在中俄帕米尔交涉中最终没能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俄国的侵略造成的，但许景澄的外交交涉也给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俄国占领苏满卡伦之前，“以夷制夷”变成“依夷制夷”是许景澄外交策略中一个缺陷。作为驻外公使，他主要遵循总署的意见与俄外交部协商，能发展余地的空间不是很大，对此，许曾在给张之洞的电稿中表明自己的无奈，“使者往复传电而已”（注：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总第6348页。）。他多次谈到以英制俄，促成“两雄之自争，冀免二敌之并受”（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29页。）。正是因为这种心态，使他不能认识俄国和平谈判幌子下的真实用心，“三国各不侵占”和“定分勘界”的建议使得原本就害怕边衅的清政府没有及时采取强硬立场，使得俄国利用这段时间，探测帕地，搜集情报，逐步调兵。后来虽建议’增缮兵备”“出兵守札”，但是已经失去解决帕界的最好时机。
（二）中国国力不强是许景澄不能解决帕界的根本原因。近代国际关系盛行以力制胜，弱国无外交。虽然许景澄坚持按约办事，争取到两国“互不进兵”，但客观上部分利权流失。究其原因，则在于对手依据公理的技法或许与他相当，但依靠强权的实力却远过之。所以，一旦对方超越公理的范围行事，他便一筹莫展，无计于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彼此两不进兵，盖尚为未了之案也。中国内政涣弛，又不致力兵备，致为外人所轻，使事一无可为。”（注：《许文肃公遗集·书札》，第853页。）
（三）清政府缺乏精确的地图以及对边疆概念模糊，也是许景澄未能最终解决帕界的重要因素。“总署初意帕米尔在中国界外，但主自保华境，听英俄之自斗，但不知中国卡伦何年札出。”（注：高树撰、严一萍增补：《许文肃公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年版，第17页，北京图书馆文津分馆藏。）虽然许景澄在边境谈判之初，就认识到“辩论地界，非图不明”（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278页。），然而即使这样，来自国内的地图总是难如人意，许在交涉了一年多后才接到陶模来自新疆的一幅地图，虽“边隘形势亦颇鲜明”，但“边外迤西，则方向不甚准合”，对于交涉至关重要的“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注：《许文肃公遗集·函牍》，第365页。）。许在谈判初期，不仅得不到来自国内的根据和支持，反而频频被总署询问某地在某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只能花费较多的时间查阅他所能找到的西方地图，考证核实。他的考证为他在谈判中提供有力的证据，增强了说服力，但研究地学不仅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而且影响谈判的进展。为清楚地了解帕米尔地形地貌，他查阅了大量西方地图，编成《帕米尔说》和《帕米尔图叙例》。对此，时任总理衙门总办的奕劻称赞说：“出使大臣许景澄收集英俄法德图说，十余种，详稽博考，订成一图，益为赅备”（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四），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4页。），为后人解决帕界问题留下了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