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兼评托夫勒和卡斯特的信息化与社会主义“冲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信息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冲突论文,卡斯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4)08-0034-05
十六大提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信息化 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 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由此我们看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 进程中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信息化的“经济”意义 ，把信息化仅仅看作是一种“产业”发展范畴内的事情，而忽略了信息化的重要“社会 ”和“政治”意义。我们认为，信息化不仅仅是一项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它也涉及到 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转型，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构建的高度充分认识社会信息 化的意义。
一、信息化与社会主义相“冲突”吗
把信息化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和曼纽尔·卡斯 特。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1995)一书第六章“传统社 会主义与未来的冲突”中，通过分析“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得出了社会主义不 适合未来的结论。而卡斯特在其具有世界影响的关于信息时代的著名三部曲(尤其是第 三卷《千年终结》)中，通过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主要原因在 于工业国家体制在向信息时代转型进程中的失控。总之，在他们看来，信息化与社会主 义从本质上讲是不相容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
托夫勒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与信息化相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信念 的三大支柱”：(1)“传统社会主义者把贫困、萧条、失业及其他工业化的弊病归罪于 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解决这些弊病的方法是由工人通过国家或集体控制工厂。”(2)“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根支柱是中央计划”。(3)“正在碎裂的第三根传统社会主义 的支柱，是自负地强调硬件的重要性，即全面注重烟囱工业，贬损农业和智能劳动”( 参见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著，陈峰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 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63页)。在托夫勒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 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认为观念、信息、艺术、文化 、法律、理论和其他无形的心智产物都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建立在社会的经济 基础之上，虽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用托夫勒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硬件总是比 软件重要。”
针对上述所谓的“传统社会主义”信念的“三大支柱”，托夫勒接着——论证了它们 与信息化是相“冲突”的。关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一种信念，他认为，“无可辩驳的事 实证明，国有企业，至少像私有企业一样，并不能善待雇员……许多这种企业已成为低 效、腐败和贪婪等肮脏之源。”而在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是无形的。它是 超级符号性的。它就是知识。同样的知识可以同时为许多人用来创造财富，并产生更多 的知识。与工厂和田地不同，知识实际上是无穷尽的”(同上，第61页)。也就是说，首 先，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无关，而且，公有制企业并不能解决私 有制企业的弊病；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在信息时代，“财产”(生产资料)形态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知识”成为财富的重要源泉。
关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信念，托夫勒认为，中央计划体系内在的结构无法适应信 息时代所要求的信息传播体制。在信息时代，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无法适应“超级符号经 济”的兴起。
关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信念，实际上与第一种信念有关，即如何看待信息(经济) 时代“知识”、“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信息时代“资本形态”的变化。托夫勒认为， 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硬件总是比软件重要。但是“现在，电脑革命告诉我们完 全相反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哪个更重要，那么，现在是知识在推动经济，而不是经济 在推动知识。”(同上，第64页)因此，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坚持的“物质”(经济)决定“ 观念”(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便垮台了。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托夫勒总结道，第三次浪潮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社会主义世 界完全束手无策，传统社会主义与未来的抵触是不可避免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托夫 勒又进而把信息化与传统社会主义对立的根源归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信息制度”(体制) ，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前控制论机器”，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还是种 特定的组织、传播和控制知识的方式”(同上，第58页)。更糟糕的是所有传统国家社会 主义都把这些来源于“前控制论机器”的概念运用于社会和生活本身。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托夫勒认为他的看法实际上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 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如今，社会的生产力要 素(信息)和生产关系形态(知识形态)发生了变革，就必然要求改变社会的“社会关系” 和上层建筑，而传统社会主义如果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则将无法发展，甚至可能在马克 思主义所阐述的“规律”制约下被动地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如苏联体制的改变就是例 子。“正如封建的‘社会关系’曾阻碍了工业发展一样，现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系’使得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利用以电脑、通讯，尤其是公开信息为基础的新的财 富创造制度。”(同上，第57页)
卡斯特认为，以苏联的解体作为分析社会主义与信息化关系的起点并非偶然，因为共 产主义与苏联曾触动整个世界，并深深地影响20世纪的社会与人民。然而，如此巨大的 帝国与其强大的神话，却在短短几年中解体了。他的结论是：这“显示了一个历史时代 的终结，表现出国家主义无能处理向信息时代的过渡”(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 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卡斯特的分析紧紧围 绕两个问题：(1)为什么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在信息化过程中解体了?(2)而发达资 本主义却在信息化过程中发展并生存了下来?卡斯特认为主要与下述因素有关：
第一，技术因素。卡斯特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解体前的苏联，实际上许多工业部 门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是世界领先的，问题在于当世界处于新技术革命转型和发展时，苏 联没有及时在新技术领域跟上世界先进步伐。例如，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一些重工业 部门实际比美国生产的产品更多：钢铁多80%，水泥多78%，石油多42%，肥料多55%，生 铁多2倍，牵引机多5倍。可是，当时全世界的生产体系正大幅度地转向电子及特殊化合 物，并向生物技术革命倾斜，而在这些领域，苏联的经济和技术都相当落后，苏联和西 方在电子技术方面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如苏联的电脑业大约落后美国20年，个人电脑革 命完全弃苏联的技术而去(参见同上，第26页)。
第二，体制因素。卡斯特认为，苏联的解体其实是“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式的工业主义 在结构上无法确保社会顺利过渡到信息社会”(同上，第4页)。卡斯特所说的“国家主 义”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体制：“整个社会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理：社会所生产的经济盈 余是由在国家机器内的权力持有者所攫取”，这和资本主义不同，因为“资本主义是朝 向利润的极大化，而国家主义是朝向权力的极大化”。卡斯特所谓的“工业主义”是一 种发展方式，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所谓的信息主义 ，其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尤为关键的是，信息主义的崛起是和一 种新的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那就是“网络社会”。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最后25年 的特色是由工业主义到信息主义，由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转型，就资本主义和国家主 义而言都是如此，其过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卡斯特认为：苏维埃共产体系(像 所有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样)为了确保党可以全面控制国家，而国家能够全面控制社会， 其控制是借助于两根孪生的杠杆，“一是中央计划经济，另一是严格控管的文化机器所 强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而这一体系无法由工业主义过渡到信息主义( 同上，第6页)。
第三，社会政治因素。在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各个层面都必然发生剧烈的 变化，而旧的苏联社会无法适应这一变革状况。
与上述苏联的情况相反，资本主义为什么却能够在信息化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呢?卡 斯特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期间资本主义的重构，显示出它操作规则 变通自如与它有效使用信息时代网络逻辑的能力，造成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戏剧性跳跃 。”(同上，第3页)总之，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巨大反差，反映的是世界范围内“工 业主义”向“信息主义”转型的不同结果。
而且，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斯特与托夫勒一样也认为这同样可以用“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论来加以解释，“造成改革出现危机以及民族主义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 是苏维埃国家体制无法保证苏联能转型到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并跟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脚 步。其实这个假设并不新，只不过是将古老的马克思概念加以应用而已，意即特定的社 会体制会制约住生产力的发展，但必须承认此处呈现的情况带有一点反讽的历史扭曲。 ”(同上，第5～6页)
从两位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们的研究背景相似，都是在苏联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全球范围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的时代条件下和语境中进行论述的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阐述的内容上，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信息化”与“社会主义” 相冲突、“信息化”与“资本主义”相适应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们的研究方法具有相 同的方面，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反讽式”的运用 ：即苏联的解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发展，归根到底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 构适应不适应新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状况有关。因此，两人共同的结论是，信息化与 传统社会主义相冲突。
二、信息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托夫勒和卡斯特的信息化与社会主义“冲突论”：首先，他 们的确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或体制上的一些弊端。就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而言，同样也是因为我们清醒地看到了旧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阻碍社会发 展和前进的因素。信息化对我们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促动因素，也是机 会。其次，他们都看到了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对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巨大变 革，“信息传播(递)”模式、路径，以及传播体系变化所带来的重大权力转移。如托夫 勒认为：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信息是垂直流通的，而在市 场经济中，大量的信息则是横向和对角流通，而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 政治权力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转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从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来确定信息化策略，这里包含意识形态宣传、信息 政策控制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策略问题。我们不应该对信息化过程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而是应该积极应对，自觉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化建设。但要指出的是， 他们把“社会主义”与“信息化”从本质上加以对立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 义已经在逐步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正在实践中抛弃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 的理解。
我们要从“冲突论”中提高对信息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我们 不仅要把信息化当作是某个产业或经济学意义上的事情，更要注重信息化的全面的、社 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方面的意义。
第一，信息化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今天，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苏联解体是多 种因素形成的“合力”造成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苏联畸形的经济结构。 有人指出，苏联人均国民收入最高时达到6000美元，但其中有70%是吃不得、穿不得的 核武器和导弹。诚如人们所说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经济没有上去，人民生活没有相 应提高，被苏美军备竞赛拖垮了。但是，就苏美进行对比而言，问题出在“苏美不同的 社会机制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社会效应。”因此，尽管二战后苏美双方都耗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军备竞赛，可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其结果也迥然不同。美国 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能够把高新技术的“副产品”推向民用领域，而苏联的体制却无 法做到这一点。最后，尽管苏联在发展电脑“计算速度”方面并不落后，但是它的电脑 技术升级换代一直是封闭在狭小的军工部门，一味向着超大型化“房机”发展，与民用 电脑毫无缘分。而美国，为军事工业服务的计算手段可以很容易、很自然地转化为民用 微型电脑技术。甚至后来里根任总统期间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前后耗资300 多亿美元，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但却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为信息 革命准备了条件(参见姜长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十大关键问题——关于苏联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载黄宗良、林勋健主编：《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424页)。
我们认为，在适当的体制条件下，就信息化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其 一，信息化能够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其二，信息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的 增长点；其三，信息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提高效益的最有力的手段；其四，信息化能 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并正在继续创造这样 的体制条件。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表明， 信息化并不是如托夫勒和卡斯特所说的那样与社会主义的理念相冲突。
第二，信息化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有学者指出：“1988年，苏共召开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戈氏(戈尔巴乔夫)突然扭转‘改革’方向，把‘公开性、 民主化’提上日程。就是说，在苏联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戈氏不是在经济改革上下 工夫，而是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同上，第422页)这里，作者正确地把苏联政 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作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问题是，苏联模式社会 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恐怕问题出在这种模式本身。我们认为，这种模 式本身的一大缺陷就是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与此相对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地 方却在顺应信息化过程而开始进行更加民主的“社会实验”。值得注意的是，托夫勒的 著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的副标题是“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他在从反面论述“传统 社会主义与未来的冲突”的同时，又从正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信息化所带来的“新 文明”的适应性。他认为：“在第二次浪潮制度的废墟之上建立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 需要在许多国家立即设计新的更适宜的政治结构。”(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 著，陈峰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91页)因此，必须适应信息化要求彻底整修美国国会、英国的下院和上院、法国的国 民议会、德国联邦下院、日本国会，以及许多国家庞大的政府部门和盘根错节的文官制 度，以及各国的宪法和司法制度。应该说托夫勒是充分地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 政治意义”的。
邓小平在1986年时就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重要的 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 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同一年，他又 更明确地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8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中“最 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要坚定不移，信息化 也要坚定不移。事实上，我们可以使信息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相协调，让二者同步 发展，使信息化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手段之一。
当今，网络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个基本前提，“网络空间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 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一种新型的政治现象“网络民 主”就已经呈现在人们的日常政治生活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刘文富：《网络政治——网 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页)。我们认为，信息化对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其一，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官僚主义倾向。其二， 信息化能够密切党和政府、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江泽民指出：“如果我们脱离群 众，引导不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就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这就需要 保证民主渠道的畅通，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为党和国家决策的依据。”(《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其三 ，信息化能够拓宽民主渠道，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其四，信息化能够促进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 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江 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 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 理体制。
第三，信息化能够增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发展。江泽民指出：“科学技 术极大地提高了全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在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技术进步的历史，由于有了越来越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自身的各种需求越来越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今天，信息技术不仅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以人为本，而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许多成果都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我们 应该把人类在信息技术上的文明成果更多、更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 面。而苏联的解体则与没有把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也 有一定的关系。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 、“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 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141页)江泽民则一再指出“信息化是一场 带有深刻变革意义的科技创新”。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重视信息化在当前社会变革 和发展中的意义。
第一，必须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伴随经济体制转轨而推动社会的全面改革。信息化过 程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某些不适应，或者与目前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存在着“冲突”(如 今天人们对互联网就有不同的感受)，这既是因为信息化、信息技术本身的社会效应的 确是“双重”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我们体制 本身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弊端，这种“冲突”能够使我们发现我们体制上的问题究竟出在 什么地方。能够不断在反省中前进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第二，社会信息化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过程，信息化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 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只注重某一个方面的信息化，如果那样，照样实现不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如1996年召开 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信息化作为我国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 程的要求”，而到2000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一步扩展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参见乌家培：《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长春出版社2002年版 ，第3页)，这种扩展表明我们党对信息化认识过程的深化。
第三，信息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一段时间内的曲折，多少与 社会某种程度的封闭有关，而近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有着必然 的联系。信息化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的全面交流，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违背这一历史潮流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因此，保 证中国社会在社会发展中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信息化进程中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 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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