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取向论文,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走向反基础主义
（一）追问“基础”的合法性
在古希腊，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成果基本上都囊括在哲学之中。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各门具体科学渐次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中，哲学都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就哲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人们习惯于认为，哲学家们首先研究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问题，从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然后这些思想原则被运用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就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探讨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就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来说，十分典型的传统看法是，哲学肩负着为知识寻找基础并说明知识本质的重任，它先于并高于各门具体科学；只有它才能说明知识的合法性，只有它才能评判各门具体科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正如罗蒂所揭示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成是对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它能够这样做，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1页。）
然而，在哲学发展史上，那些曾经是由哲学加以探讨的许多问题不断地被技术化了的各门具体科学当作自己的问题加以研究，这就使哲学的内容似乎显得越来越贫乏。纵观哲学两千多年的演化，哲学仿佛总是在出发点附近徘徊，那些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和阐释过的哲学问题，在以后的各个时代里仍然占据着众多哲学家的探索空间。与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所呈现的进步态势相对照，哲学好像始终都摆脱不了那些几乎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的纠缠。到了20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曾经声名大噪的哲学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苍白无力。一些学者开始否认哲学的基础地位，并试图用自然科学取代哲学以便为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奠定牢靠的基础。与此相关联，哲学开始科学化，一些哲学家以谈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术语为荣。结果，哲学越是坚持精确化、严格化的理想，它就越远离现实生活，其基本主张也就越显得荒谬可笑、不合时宜，它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陷入大众敬而远之的边缘处境。与此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诸如与科学技术的运用密切相关的那些严峻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就使学者们认识到，把科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仍然是成问题的。
既然哲学、科学都不足以为知识奠定基础，那么，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作为各种知识共同根据的所谓基础的东西？更进一步，是否哲学中的基础概念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正是这种对“基础”合法性的追问，直接导致了一批反基础主义者的产生。在这批反基础主义者中间，美国哲学家罗蒂、奎因、普特南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利奥塔等人是主要代表人物。
（二）梳理基础主义的脉络
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的对立物是基础主义。所谓基础主义，按照R·伯恩施坦的说法，指的是如下的哲学信念、哲学共设：即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注：R·伯恩施坦：《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8页，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而否定这一信念的反基础主义乃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难怪有的哲学家会直言不讳地声称，“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就是反基础主义”（注：Bill Shaw:"Virtues for a postmodernworld"＜Business Ethics Quarferly＞,Vol.5;No.4,1995,Oct.）。
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哲学产生之前的哲学发展史，实际上不过是基础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交互更替的历史。属于基础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们，尽管对基础的理解和设定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基础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柏拉图把理论看成是万物的基础，感性的个别事物得以存在，是由于摹仿或分有了理念。在近代，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这意味着，知识的可靠基础乃是“我思”。康德尽管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试图为人类的知识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但是，他的终极关怀仍然是怎样为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确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同样没有走出基础主义的樊篱。人文主义者或者把意志或者把生命或者把人格等看成是某种带有根本性的基础的东西，而科学主义者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基础主义的征象。
反基础主义者认为，“所有与基础、原理或中心相关的名称都指明某种不变的存在”（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92页，1978年英文版。），但是，这种“不变的存在”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所有那些被传统哲学家奉为神圣的所谓基础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某种主观任意的虚构。普特南曾经宣称，“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注：普特南：《带有人性的实在主义》，19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罗蒂也明确指出，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的目的是在于“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4页。）。
二、反基础主义的理论表现
（一）抛弃反映论
在英语中，“反映”(representation)一词具有“表象”(presentation)、“再现”(replication)、“复制”(duplication)和“相似”(resemblance)等含义，所以，“反映论”往往也被称作“表象论”或“再现论”等。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反映论是基础主义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坚持如下主张：实在是知识的基础，人的认识过程就是人的心灵同实在相接触形成观念的过程；观念是实在的复本或表象，正确的观念即真理同实在的相符合。
罗蒂认为，反映论把实在当作知识的基础是犯了一种简单类比的错误，即把认知活动混同于视觉活动。在视觉活动中，知觉的形成似乎具有某种强制性，仿佛知觉对象有一种力量在迫使我们接受。这种视觉隐喻表现在认知活动上，就会让人们把自己的心灵看成是一面镜子，把认知当作是对某种心外之物的再现，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认知活动中人的主动参与。在罗蒂看来，人们是在活动中通过活动的效果来认识对象的，认知对象并非是先于认知活动而孤立自存的东西，而是人的认知活动的结果。任何一种知识的形成，不管是比较高级的理论，还是比较低级的感觉，都渗透了人对对象的处理，因此，非人的、中性的实在不能成为知识的单纯基础。
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承认知识具有中性的基础，就使反映论陷入一种误区，即追求某种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性。由于认知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背景中，总是以当事人而非旁观者的身份从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出发去观察对象的，所以，反基础主义者否定有绝对中立的、纯客观的认知。在他们眼中，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对认知活动产生影响，认知活动和认识成果总是渗透着认知者已有的理论和价值观念，要把这些东西完全排斥出去从而形成所谓纯粹客观的知识是不可能的。普特南把认知视为一种社会行为，认为认话活动只能在文化共同体内部进行。在文化共同体中，事实和价值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根本不存在任何中性的客观事实；离开了文化共同体所设定的价值，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可言。因此，知识不可能有什么客观的东西充当基础。
传统哲学家主张真理是观念对于实在的符合，这一主张也受到反基础主义者的抨击。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对一种观念究竟是不是同实在相符合做出判断，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加接近真理。”（注：罗蒂：《后哲学文化》，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普特南明确指出，不存在有关观念同实在相符合的精确性的独立测试，我们不能把世界本身同在既定的语言框架和文化传统中经过整理的关于世界的理论分开，不能超出思想和语言之外，把关于世界的理论描述同世界本身进行比较。基础主义哲学家主张只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正确而完备的描述，普特南认为这是错误地假定了“无目的真理观(No Eye View ofTruth)——即根本不依赖于任何观察者的真理。”（注：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6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在他看来，人类关于这个世界形成了诸多描述系统。它们作为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的产物，无法依据世界本身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罗蒂也认为，整体语汇的不同导致被描述的世界各异，而这些整体语汇并不能根据世界本身决定其优劣。
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真理本身同人的目的、需要和兴趣等毫无关系，人们必须不带任何成见去研究问题才能发现真理。然而，在罗蒂看来，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他说：“只有语句能够是真的，人类通过在其中表达了语句的语言来构造真理”（注：罗蒂：《偶然性，反讽和确定性》，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真理是由人类构造的”（注：罗蒂：《偶然性，反讽和确定性》，2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作为被人们构造出来、发明出来的应付环境的有用的信念，人们在接受或评价一种观念时，关注的并不是这种观念是否同某种与人的目的无关的实在的符合，而是它是否同人们已经持有的信念发生冲突。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信念只要与其余的大多数信念不发生矛盾便是真的，而“所谓‘客观真理’恰恰只是我们当前有关如何说明发生事物的最佳观念之谓。”（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335页。）这种真理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共同体内部对于事物所做的一种描述，它同实在或外部的世界、事物不存在符合不符合的问题。
在反映论中，语言是无可替代的反映实在的媒介。语言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学转向”的必然性。然而，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这一朝向语言的转向并未超出基础主义的逻辑框架。无论是传统的基础主义者（他们直接为知识寻找某种确定不变的基础），还是现代的基础主义者（他们寻找理性反思和言说的限度，为知识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提供证明），二者都把语言视为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一种确有所指并能够使人们借助它正确反映对象的温顺的工具。对于基础主义的这种语言观，反基础主义者不以为然。德里达认为，所指和能指之间并没有确定不变的界限，它们也并非是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语言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传统哲学家对语言确定性、单义性的期望不过得一种幻想。在他看来，一个词的意义是无法最终确定的。在既没有起点也不存在终点的语言游戏中，它只能在上下文的关系中显示出特定的、暂时的意义。而且，没有一个词获得其意义的方式是如基础主义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经由对某种外在于语言的东西的反映。因此，基础主义者试图借助语言这一媒介去寻求同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
（二）崇尚多元论
在反基础主义者看来，基础主义者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基础、设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能摆脱同一性思维的束缚。这种同一性思维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人类的现实存在是个别的存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各有其独特性。如果不同的文化共同体都偏执于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它们之间将难以进行有效的交往和沟通。为了相互之间交往和沟通的需要，人们就致力于寻找和发现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东西，以便把交往和沟通建立在为各个文化共同体所共有的某种客观基础之上。
反基础主义者认为，同一性思维的产生尽管有其社会根源，但就其实质来说，同一性思维是陈旧、封闭的僵化思维模式，它必定导致独断论和“思想霸权”。因此，反基础主义者把同一性思维视为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过时之物加以抛弃，而热衷于寻求差异性和多样性，倡导和推崇多元论。德利兹把主张“多元的世界”、“多元的真理”的多元论观念视为“哲学的最大成就”，而费耶阿本德也认为，“关于存在一种固定的方法，存在着一种固定的理性理论的思想，显然是从一种对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过份天真的看法为基础的。”（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27页，1975年英文版。）他强调多元论“不仅对于方法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的本质部分。”（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52页，1975年英文版。）
根据反基础主义的看法，同一性思维的错误在于，它否定了世界的“多义性”和“多元性”，把丰富多彩的复杂世界还原成了苍白贫乏的单一世界。在他们看来，单一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一种合理的观点能证明世界可以呈现为一个绝对单一的事实。”（注：W·詹姆斯：《信仰意志与其他通俗哲学论文》，18页，1956年英文版。）与此相联系，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一元的真理也是不存在的。
基础主义哲学家在同一性思维支配下，试图寻找某种能够描述实在的唯一的一套元话语或终极语汇，这种元话语或终极语汇既是超历史的，又不受地域的局限。利奥塔通过对元叙事的批判，向人们表明，基础主义哲学家的这一企图注定无法实现。罗蒂也认为，不存在任何具有特权的语汇，任何一种语汇都是诸语汇之一，把其他语汇都缩减为某一语汇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理论描述使用的是不同的语汇，它们之间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超传统的某种共同语汇，我们应当承认不同的理论描述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德里达运用解构策略破除一同性思维，他通过解构策略揭示出，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如果说基础主义哲学家强调的是文本的封闭性、寻找的是文本的唯一确定的中心意义，那么，德里达所注重的却是文本的开放性，寻找的是隐蔽在文本之中的被人忽视和遗忘的边缘意义，这种边缘意义既是不确定的，又是可以不断生成的。
作为反基础主义者，奎因的多元论观点隐含在他的“本体论约定”之中。在奎因看来，应该区分以下两个问题：主张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与从语言和逻辑层面上约定何物存在的问题。奎因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第二个问题却是任何哲学探讨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奎因强调人们在研究问题时必须首先解决用语言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即做出“本体论约定”。“本体论约定”的标准是：存在就是作为一个约束变量X的值。X的取值范围就是一种学说约定的存在物。奎因认为，“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注：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如此一来，人们的关注之点就从何物实际存在转向语言中何物存在，这就取消了真假本体论之争。在奎因看来，只要符合同一性标准和简单性、方便性，任何本体论都有存在的权利，并不存在某种本体论比其他的本体论更具有优先地位。这就意味着，本体论并非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三、超越反基础主义
（一）克服“困境”的尝试
反基础主义者在驳斥反映论这一基础主义的认识理论时，所运用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我们无法把关于世界的理论同世界本身加以比较，或者说，我们不可能站在外面比较我们的思想、语言和实在本身。这一论据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著名的新实在论者培里所提出的“自我中心困境”。在培里看来，“自我中心困境”是指一个人不能离开他和事物的认识关系来认识事物。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认识以内的对象无法同认识以外的对象相比较；(2)认识者无法就同一对象和他人进行沟通；(3)认识者无法摆脱认识关系去认识事物；(4)清除认识关系也就中断认识并失去认识对象。显然，当反基础主义者宣称无法把关于世界的理论（认识之内的东西）同世界本身（认识之外的东西）加以比较时，他们无疑是陷入了“自我中心困境”。无论是奎因从语言层面所做的“本体论约定”，还是德里达的“文本就是一切”，都反映了反基础主义者难以摆脱“自我中心困境”的局限。他们把哲学问题的探讨囿于语言涉及的世界，而对于语言之外的世界或者简单地宣布它毫无意义，或者保持不可知论的沉默。
反基础主义者之所以陷入“自我中心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他们在分析认识论问题时把认识关系加以绝对化。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除了认识关系之外，还有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等，而且，认识关系又不是纯粹的，而是同实践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反基础主义者在批判反映论时，把认识关系绝对化而忽视了人和对象之间的其他关系，他们注意到了在认识范围之内无法解决观念同对象、实在的符合问题，从而宣称反映论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抛弃的。实际上，仅仅囿于认识的范围之内确实不能解决认识论的所有问题尤其是观念同实在的符合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做过明确的阐述并科学地揭示了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实践去解决观念同实在符合问题、超越“自我中心困境”的正确途径，这当然是在反基础主义者的视野之外的。
第二，反基础主义者在探讨一些哲学问题时缺乏辩证的思维。反基础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关于世界的理论无法同世界本身相比较、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主张各种不同的理论、语汇和话语之间可以相互对话、互相沟通。问题在于，既然缺乏任何共同的基础，各种不同的理论、语汇和话语之间的有效沟通何以可能？况且，反基础主义者把讨论限制在语言世界之内，这就完全割裂了语言世界同非语言世界的联系，因而他们难以正确回答语言世界的形成问题，他们陷入“自我中心困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宽容的限度
在批判传统哲学时，反基础主义者强调求异思维的重要性，主张不同话语、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反对独断论和“思想霸权”，要求人们保持宽容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重视宽容、提倡宽容，不仅有助于创造出一种自由争鸣、民主协商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和想象能力，保护那些持有非正统、非主流观点的人免受围攻和排挤，而且有利于打破文化岐视、种族岐视、性别岐视和殖民统治等，促成各种各样的等级体系的崩溃和瓦解。
然而，反基础主义者在批判基础主义哲学家时，并没有完全贯彻宽容原则。既然不同的话语都有存在的权利，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那么，反基础主义者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的那套话语必定优于基础主义的话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反基础主义者所主张的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问是非的宽容，它取消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抹煞了道德准则的有效性。真理不再具有同实在相符合意义上的客观性，这就使各种谬误可以假借真理的名义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占据所谓“多元真理”中的“一元”的位置，结果真理遭到贬低，是非不分的混乱局面势所难免。
如果说片面强调同一性而排斥多样性的社会是一个单调乏味、缺乏生机的社会，那么，仅仅注重差异性而抛弃同一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支离破碎、丧失凝聚力的社会。反基础主义者砸碎了各种规则的客观基础，使这些规则只具有随意约定的性质，这就势必导致社会上的个体既缺乏必要的他律又缺乏适当的自律，人们的各种行为（包括邪恶的行为和变态的行为等）都可以在主张宽容的口号下放纵无忌，而如此放纵的个体又何以可能构成一个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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