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国债运作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国债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问题的提出
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发挥着主体作用，它们对调控方向及调控力度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走势。在调控过程中，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利率的调整等方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种不同方式、不同途径的宏观调节手段，需要相互协调并配套使用。如果两者各自为政、互相摩擦，就会降低宏观调控的效果。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目前，关于协调方式，有“主次论”和“松紧论”两种意见。我们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孰为主孰为次的问题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而两者谁松谁紧之类的协调方式固然需要探讨，但更重要的是要确认与两者有着直接联系的调节因素或协调方式。为此，我们提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这一问题。
这里所谓的结合点，是指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统一起来并共同发挥对宏观经济调节作用的调节因素，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所以，这个调节因素的确定相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其它调节因素的确定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经济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也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但这些制约和影响一般是间接的。比如，企业所得税率的调节，是财政税收政策的内容，它对企业生产，从而对社会总供给产生相应的调控作用，但它不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利率水平，所以，它的调控职能属于财政政策的范围，它本身不直接涉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这样，货币政策也有属于其自身范围和职能的调节因素，如利率、货币供给等等。这些因素的确定，当然也有与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但它们直接决定于中央银行，它们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以及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只有间接的或次要的特性。显然，这些因素还不能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我们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牵连着财政收支状况，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个结合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个结合点就是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额或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借款额。当财政收支出现顺差时，财政在银行的存款额增加，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回笼或少投入货币量。反之，当财政出现支大于收的赤字时，财政便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从而引发中国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所以财政向银行的透支一方面体现财政收支政策的扩张性或松动性，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动。透支额既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结果，又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扩张信贷规模的结果。如果中央银行拒绝财政部的透支，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在没有其它途径的情况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额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当然，这种结合方式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动性手段，而以货币政策为被动性手段为特征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概念提醒我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就是人们常说的松紧搭配等等，另一种则是两种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结合点的协调方式。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都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
二、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的结合点——现实的途径
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收支体制实施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这一方面调动了地方财政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中央财政出现了长期的收不抵支的非均衡现象，财政赤字逐年增加，财政向银行的透支额与借款额也相应扩大。由此，货币供应量难以控制，社会各方对财政透支的危害性开始关注起来。从1981年起，财政部开始利用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近几年，尽管财政每年向银行的透支额还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逐年降低，它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逐渐下降，与此形成对照，财政部每年发行的国债数量呈加速增长之势。发行国债已成为财政扩大支出，弥补赤字，力求收支平衡的主要手段。到1995年，财政发行的国债数量已达153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6187.73亿元的24.8%。
财政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的方式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迄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些文章认为，以国债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对货币供应量不发生影响。政策通过国债方式“挤占”了企业投资和消费资金，使社会总需求规模相对稳定。这个观点的自然延伸便是：国债规模的规定属于财政政策范畴，它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属于前述协调方式的第一类型，而不是最佳结合点类型。
事实上，上述观点仅仅适用于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债的初期阶段。我国自80年代初期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市场及规模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用购买国债资金的主要来源来区分。
第一阶段，即购买国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国债缺乏流通市场而且其流动性不强，居民和企业购买国债是被动行为。居民在剩余资金用途的主动性选择栏目中，还没有国债。当时的国债规模只有100余亿元， 它对储蓄存款还不能有较大的分流作用，对社会信贷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没有实质性影响。从社会资金流程来看，它只是使游离于银行之外的资金从民间转向了政府。这种流向的经济效果是社会在既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扩大了投资和消费规模，社会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在这一阶段，国债发行规模的决定确实属于财政范畴。这一阶段大致为1981—1989年。
国债发行的第二阶段可理解为存款分流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为1990—1995年。在此期间，国债流通市场已经开辟，国债已成为居民和企业主动性投资理财的品种之一，国债发行规模从197亿元增加到1537 亿元。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张，国债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分流对社会信贷总量及货币供应量开始发生实质性影响。当居民和企业把原先准备用于存款的资金购买国债时，各银行用于信贷的资金来源相对减少。银行只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实现预定的信贷规模。从社会资金流程看，它表示银行信贷资金向财政部门的分流。这种分流要么相应缩减银行信贷规模，要么促使银行增发货币以维持既定的信贷规模。事实上，信贷规模决定于整个经济的运行和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不仅仅决定于银行部门，因而它往往是既定的，是很难缩减的。于是，增发货币势所难免。当然，在国债还没有被银行作为资产而直接持有之前，国债规模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还属于间接的和隐性的，它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的结合点的作用还没有显性化。
国债发行的第三阶段可理解为银行直接参与的公开市场操作阶段。从1996年4月1日起，我国中央银行开始试行公开操作业务，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手段的改进，而且表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债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已经从居民和工商企业拓展到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要代表的金融机构。并且，各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相对量和绝对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使国债市场规模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联动关系显性化和直接化。国债市场规模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的结合点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国债比重的增加改变了我国传统的货币量供应机制。原先，中央银行投放货币量的主要渠道是再贷款规模，如今增加了国债持有量这一新的途径，而且近年来，在我国中央银行资产来源中，国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银行增加国债持有量，就有相应的基础货币投入社会，反之就相应回笼货币。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讲，其资产结构中国债比重的增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可以具有双重性。其一，商业银行对国债持有量的增加如果来自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吐出，那么这种增加意味着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的增加，社会信贷规模由此缩减，货币投放量相应减少。其二，商业银行对国债持有量的增加如果来源于财政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或从国债交易市场购买所得，那么，这种增加就表示银行信贷资金向财政支出部门的直接流入，社会信贷规模和货币量由此扩张。如前所述，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往往不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因此商业银行所持国债的增加，一般不会相应减少其向社会的贷款。在反映银行信用活动的资产负债表中，任何资产都产生相应的存款或现金。显然，当国债市场规模发展到国债在商业银行资产中占一定比重时，国债市场对货币供应量和社会信贷规模的影响也就越来越直接。它与第二阶段，即存款分流阶段的区别在于，存款分流使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减少，银行信贷规模或资产总量并没有直接扩张，除非银行为了维持既定信贷规模而不得不扩大货币发行。
1995年，人民银行为了准备实施公开市场操作，解除了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持有国债比重的禁令，国家银行开始增加国债持有量。当年，国家银行用于购买债券的资金达3064.19亿元。 占国家银行资产运用总额的5.67%。从发展趋势看，这一比重将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推广而逐年提高。这种提高与财政预算帐面上的赤字相对减少和社会信贷规模的增加呈同一过程。这种趋势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已经从财政向银行的透支额转向国债发行规模，同时表明，国债发行规模已经突破了原先的单纯财政范畴，转而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双重范畴。此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货币量的途径必然从原先的再贷款和存款准备金方式转到公开市场操作。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国债买卖的双向行为，而不是单向买进行为，所以，中央银行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必然关注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动，因为这个规模本身也是影响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债市场规模的约束力或发言权，那么，社会货币供应量变动，除了央行货币政策之外，还由另一个笼头，即财政通过国债发行量来共同决定。这样，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后果便是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所持债券比重的被动性变动，社会货币供应量将随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仍然表现为前者为主动性调控手段，后者为被动性调控手段，后者充当前者的实施工具。这就等于取消货币政策在调控货币供应量方面的基本职能。总之，在国债市场规模达到第三阶段时，强调中央银行对国债市场规模有制约影响作用与承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负有调控职能是一致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新的结合点。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点的支出平衡与总量平衡的原则与选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的结合点要求双方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以国债发行规模为主要构合渠道。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发行规模差别性原则与选择性规则，以求国债发行规模符合不同调节背景与不同调节职能的需要。这些准则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期看，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它们常常表现为财政收支平衡与宏观经济均衡之间难以两全的矛盾选择。
一般讲，财政政策从满足支出需求和收支平衡的角度来安排国债发行规模。如前所述，财政的这一原则在国债发行初期阶段，对货币供应量没有实质性影响，与宏观经济均衡也不会有矛盾冲突。可是，到国债发行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变动具有联动性时，“挤占”效应下降，财政以扩大国债规模为前提的“收支平衡”原则就有可能与宏观经济均衡发生冲突。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收支平衡应当是在收入基础之上的支出平衡，而向银行透支或发行国债，则表明财政支出实行了国民收入超额分配。这种超额支出除了部分地“挤占”了民间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之外，一般总是会引致没有物质基础的社会需求。其结果则导致社会总需求规模大于总供给规模，宏观经济失衡，通货膨胀加剧。而能够对此产生制约或抗衡作用的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别在于，它主要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标的，而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作为调控目标。在指令性计划作用力度减弱之时，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平衡作用越来越突出。
首先，货币信贷支出处于总需求形成的最后闸门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货币政策对总需求规模形成的关键作用。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大类。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主要由三方面的货币支出所决定。第一，各类企业财务支出，包括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和职工工资、奖金、管理费用等支出。这些支出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部分。第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即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各类支出。第三，银行信贷支出，主要指各类贷款、货币投放等。
在三方面支出中，对总需求规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银行信贷支出。因为，企业支出资金来源于出售产品所得收入，这些资金具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产品。在没有银行信贷支持的条件下，企业支出上限不可能形成超过总供给的需求规模。同样，财政支出资金是各个企业、团体、个人上缴税利的总和。这些税利也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剩余产品。如果没有银行信贷（通过对财政贷款、对财政透支或持有国债等途径）支出的支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或收缩只会引起企业和个人支出的同量而反方向的变化，不会形成总需求规模的扩张。与财政支出和企业支出不同，银行信贷支出对社会总需求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式有其特殊性。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类存款和中央银行通过印刷机创造的新增货币。各类存款和新增货币量之和即信贷支出与实物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不像财政或企业收入支出那样明确或预先被规定，信贷支出具有派生存款和投放货币的自我扩张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如果对信贷支出的调控放松，那么，社会新增货币购买力就会超过产值增长速度，总需求就会超过总供给。信贷支出对社会总需求的闸门作用说明，当国债发行规模与社会货币供应量有关联性时，应当以货币政策的信贷支出规模为首要参照指标，并以此来框定国债每年发行规模的上限。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控总供给的能力方面发生了很本变化。改革以来，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主渠道已逐渐转向了银行系统。银行信贷规模决定了社会投资规模和企业流动资金状况（参见下表）。
最后，流动资金是决定总供给的主要因素。企业再生产必须配有相应的流动资金，否则企业无法正常运转。1983年之前，企业流动资金由财政投资、银行筹资及企业自有三渠道共同解决。此后，财政渠道逐年减少，最终停止了对原有企业流动资金的供给。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由于物价上涨、留成比例过低、生产规模扩大等原因而逐年减少。于是，国有工商企业所需流动资金的80%来源于银行贷款。由上可见，由货币政策决定的银行信贷规模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性调节因素。当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张与货币政策所要求的信贷规模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总量平衡原则为出发点，以此协调国债发行的基本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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