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丽[1]2002年在《专业化人力资本：转型时期配置制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专业化人力资本(specialized human capital)由于其边际报酬递增特性而表现出强大的生产功能。在宏观层次上，是生产力的主要载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微观层次上，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企业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要发挥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以上功能，首先要将其及时地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要做到这一点，配置制度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这个特殊的阶段，正规制度(计划和市场机制)和非正规制度(社会关系网络)共同对人力资本的配置发挥着作用。本文拟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对转型时期出现的配置问题，进行制度性的探索，对转型时期确定人力资本配置制度的改革方向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叁个章节： 第一章从分析专业化人力资本与一般型人力资本的区别、专业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对综合国力、对企业的重大作用出发，探讨专业化人力资本合理配置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经过对转型时期在多种配置方式(计划、市场、社会关系网络)并存的制度环境下，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配置的流程、契约选择分析，以及对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比较，指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关键在于配置制度(包括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的转变，即由计划指令性契约向市场法律契约的转变。 第叁章提出与人力资本市场法律契约相匹配的制度环境。
张宇[2]2015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启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是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举措,意在重新调整和配置资源与利益格局,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理念,注重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受损群体,失地农民深陷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囹圄,是社会转型的“深层次被动型边际人”,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巨大阻碍。本研究旨在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丰富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树立教育补偿的现代化功能,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系统,破解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使失地农民获得现代城市生存、发展和共同生活所需的资本和能力,具备现代性的人格特质,由社会发展阻力转化为社会进步的人口红利。循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坚持描述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辅以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借鉴了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独特性及其过程中人的现代性的地位与表征,从历史和现实国情全面考察了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提出将职业教育补偿作为失地农民补偿的创新性和补充式方案,论证职业教育补偿之于失地农民生存、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性和适切性,阐明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价值体现和表征,明确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实施方式,及其教育内容,并尝试构建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包容性、理性化和专业化等人格特质。第二,与传统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不同,失地农民群体具有深层次被动型的边际性,表现出行为失范、角色认知混沌冲突、心理冲突及价值困境等“边际性”危机。第叁,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具有损害矫正和资源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切性,主要通过资本构建和资本转换两个方式实现其价值,是破解失地农民边际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由政府、学校和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叁大体系组成,为失地农民群体提供专业知识及技术、职业伦理与道德及市民行为规范等内容。第五,提升职业教育公信力,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补偿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现代性是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得以实施的思路。
罗蓉[3]2008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所谓“地者,政之本也”,其核心在于“地乃民生之本”。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面临着农业用地大量转为非农利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此离开土地走向城镇,成为规模接近1亿人并正以加速度日益扩大的特殊人口群体——失地农民。他们的生计问题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得不慎重对待的一个严峻问题,考量着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每一个实践者。本研究以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按照可持续生计的分析范式,着重分析了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现状、特点和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和运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框架,全面而系统地对失地农民生计路径进行具有建设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设计和创新。整个研究针对环环相扣的几个问题逐一展开,并力图找到答案。本文共分八章,各章以回答下列问题为主要内容:第一,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何在?文章用大量的篇幅从宏观和微观、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释和剖析土地与失地农民问题。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客观地描述着一个事实:中国农民的土地具有生产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作为资产,本身就是所有者的一笔财富。城市化中,失地农民被动地接受与土地密切关联的各类生计资产缩水贬值、生计途径减少、社会心理不适等诸多现实,更为严重的是不得不面对生计水平整体下降的残酷事实,也因此产生担忧、困惑甚至抵制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这正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社会发展付出的代价,由此形成的制度成本逐渐高昂。至此可以看出,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关系到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也关系到失地农民当期福利存量大小和未来生存能力积累基础,更关系到社会风险产生的初始大小和加速度。解决好失地农民生计问题,才能保证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第二,如何认识和理解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本文一开始就用第二章和第叁章两个章节,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阐释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基础,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理论上的修正和补充,指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是构成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两大基础,并以可持续生计为逻辑起点,从严格的假定出发,构建起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原理模型、拓展模型和实现模型,使可持续生计的分析工具更具有理论的内涵和广泛的适用性。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构建为我们深刻理解可持续生计内涵提供了理论支撑。文章指出,生计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生计资产的配置效率和制度因素的影响。生计资产及其配置构成了可持续生计的核心部分,而交易成本影响着生计资产配置效率。如果纳入一个持续改进的分析框架,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是指,农民在丧失土地资源后,根据变化后的生计环境进行包括资金和人力资本在内的诸多生计资产的配置,从而至少保持其现有生计水平不低于失地前水平。从资产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是在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生计资产通过有效率的配置,使此群体失地后生计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即大部分人福利(生计)有改善而无一人的福利(生计)有所减少的状态。第叁,关系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本文第四章斥之以大量文字阐释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农民生计发展的演变过程,也在第五章专门辟章分析制度如何影响失地农民的生计发展。研究认为,土地及其相关的制度是决定农民生计安排的关键因素,它不仅直接决定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方式、分配方式、经营方式等一系列产权制度的安排方式,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构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方向,决定着社会分层和伦理关系。不同时期的土地产权安排规定了农民在以土地为重要生计资产中收益分配的利益格局,格局的打破就意味着新的制度产生,历史上皇权更替便因于此。当前中国失地农民生计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土地征用制度、补偿分配制度、基层组织制度等存在的系列问题。现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决定了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作为土地产权制度更应是一个完整的激励机制,但不完全的产权属性过高估计了农民个人责任感,也过低估计了农民在生计转变中的困难与艰辛。产权缺失使农民的土地作为生计资产在交换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完全补偿,使失地农民生计资产基础不厚、积累不足、资产贬值、配置不易,导致生计难以持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制度对失地农民生计有着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地农民的生计贫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生计制度的贫困。在一个比较好的生计制度里,失地农民生计虽然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很多时候能够实现帕累托的持续改进。第四,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如何实现?作为追求可持续生计利益最大化的失地农民,制度成本和配置成本共同约束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投资于制度改善与投资于生计资产同样重要,选择何种路径关键取决于其投资—收益比较。文章最后用第七章和第八章回答了这个问题,更为系统地提出促进失地农民生计持续改进的一揽子建议。文章认为,现实中,由于失地农民难以参与到制度层面的改革,因此,基于现行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着力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成为失地农民的首要选择,也是地方政府更容易施行的方略。对此,文章用大量的实证案例充分证明,以代内发展和代际转移为特征的人力资本主导型、以资产建设和个人账户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导型、以住宅资本化为特征的物质资本主导型、以文化认同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社会资本主导型四种生计路径,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然而,也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发生,当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政府改革现行以土地为核心的宏观生计制度的动力是充分的。特别是在失地农民生计发展压力、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土地需求压力双重挤压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着手建立以自然资本(土地)为主导的生计模式,这就必然触及到以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文章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这样一个命题越来越难以绕过:要顺利解决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必须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既然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入股和集体所有土地进入市场流转,那就要在法律上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所有权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权利主体,就应该还权赋能给农民,只有这样,无论是征地城市化还是留地或土地入股方式的城市化都有了基础,失地农民才可能获得完整的产权收益包括对升值部分的剩余索取。离开这一点,建立失地农民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本生计模式几乎无从说起。文章还以成都等地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为例,指出这种诉诸于城乡统筹发展、致力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基础上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不仅能有效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用地需求,也能较好地解决农民生计发展问题。尽管这条道路需要从户籍制度、就业社保制度、城乡管理体制、基层治理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但正是这种从城市化发展方式转变上的系列制度创新为失地农民生计安排开辟了新的路径。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既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逻辑和分析思路,也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创新。本研究力图在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基本分析框架,以及产权制度的重要影响等核心问题的分析方面有所创新。然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须有更全面的多因素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弥补这些不足将是笔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向锐[4]2004年在《基于专业化的企业理论研究》文中认为过去20多年中,企业组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人力资本相对于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尤为显着。虽然人力资本是否适用新古典的规模与范围经济概念尚不清楚,但是这种资源似乎更直接地受制于基于新兴古典的专业化与分工经济的法则。因此,作为技术与组织经济的一个综合,专业化与分工经济应该正是理解这些变化更为恰当的视角。本文从Holmstrom-Kaplan(HK)问题(即为什么新经济企业选择独立公司形式的问题)开始,尝试在现有的专业化理论基础上发展一种企业的自生成理论。首先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在有专业化递增报酬情况下,是否存在竞争性均衡。通过构造一个m人专业化分工对称超模博弈,运用代数格论和Tarski不动点定理,本文对专业化分工均衡的存在性提供了一个示例性证明,并在给定专业化经济不变条件下用基于产品交易效率参量( 的乘数效应重新诠释了分工演进内在的效率含义。然后,本文转入正式的企业分析。企业组织内在的基本关系是发生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尽管也有经济学家更愿意将之看作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可看到,一个曾经效力于某家公司的雇员后来离开这家公司,创建了自己的企业,其中的关键变化是他或者她从雇员变成了雇主。这触及到一个主流经济学少有涉足的领域,此即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专业化分工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Yang-Ng企业模型是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数理模型,它的优点是内生专业化和一般均衡性,缺点是其中的企业完全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本文的动态企业模型弥补了这一不足,证明雇员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在雇主受到专业化限制的那些部门对企业增长至关重要。正是由于专业化对雇主投资存在限制,故而雇员投资才变得重要起来。随雇员投资增加,雇员生产的专业化经济本身将会上升,而随专业化经济上升,雇员人力资本的企业专用性程度则会下降。后一变化减小了雇员离职或者他的人力资本转移的机会成本。当需要雇员作出更大的投资时,企业改变控制配置或者雇员新建企业就难以避免。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分工产生了他们彼此缔结合作契约的必要,而分工契约的不完全性则又促使他们合作破裂或者新建企业出现。企业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往往也衍生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被称作企业的自生成过程。对不相关多元化企业而言,由于这类企业无法在自己的每个分部都作出这样的控制调整,故而至少在要求多种重大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时候,它们是毁灭价值的。延伸的讨论显示,成功的企业战略将受制于企业核心要素的专用性类型。<WP=6>另外,本文也证明了,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限制作用,它意味着权益替代债务现象的发生。这预言增长型企业具有较低的负债水平,且与Holmstrom与Kaplan(2001)的观察一致。专业化与分工经济的发展与相关合作契约的不完全性正是企业组织发生演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此结论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过去20多年中公司治理的变迁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人力资本相对于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已经导致对经典的Berle-Means治理范式的超越,现在的公司治理要求股东赋予企业权利以便能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国有体制本身则类似于一个庞大的不相关多元化企业,无法作出能够激励重大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安排。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当前面临的急迫问题应是合理化国有产权的进入分布,而不应是推行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厚喜[5]2011年在《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构建现代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转型的基本内容之一。本论文从转型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命题出发,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历程、基本因素、基本路径、基本政策为主要研究内容,试图在理论、实践、政策上提出新解释,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广阔的政策选择。本论文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本论文分析了当前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背景,界定了经济社会转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相关概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业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区域理论等国外理论进行了综述,并对当前国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基本梳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论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政府建设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国内相关文献主要从中国相关国情进行分析,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内容,设计并实施符合国情的相关政策。其次,通过总结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过程和经验,本论文提出了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框架,并归纳了国外的相关经验,尤其是转型中后期的相关政策。以此为基础,本论文重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过程、相关政策以及不同时期的转移效果,构想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倾向、转移结果等内容,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框架。本论文认为,对于人口大国,转型时期,设计并实施正确的人口政策十分艰难。中国目前的转型成功说明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政策,但绝不能照搬。只有根据本国实际国情世情来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长期发展。转型中后期,中国应进一步修正前期的转型政策,建设中国自身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路径,这也是农村劳动力政策成功的根本前提。再次,本论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因素,并提出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逻辑框架。本论文认为,经济驱动是转型的基本动力,社会驱动是转型的隐性机制,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是转型的基本支撑,而制度变迁则构成转型的基本路径依赖,这是转型国家的一般规律。这四大因素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约束,也构成中国转型的中心支柱；农村劳动力也影响着四大因素的演化,推动转型的深化。在此基础上,本论文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叁大基本路径,即现代农业、城市经济、农村非农产业。本论文认为,城镇化并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唯一路径,现代农业、农村非农产业仍将是今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选择,也构成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设计和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不仅应有利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现代农村转型、城镇化等现代化建设,更应充分满足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后,从中国转型的现状和前景出发,本论文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长期趋势,给出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判断,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变化,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前景。本论文认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民工荒”是由中国现有制度缺陷、人口素质不高、经济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综合造成的,所以,改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基础性制度重构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基本内容。本论文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叁大政策体系。政府的叁大政策体系应最终能够实现在同一制度框架下实施,构筑区域层面或国家层面的国民一致的制度体系,这是实现转型的根本前提。农村劳动力的原有政策体系并不可能瞬间被改变,本论文认为,当前政府应在长远规划基础上,分类分步设计农村劳动力的新政策体系,构筑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改革进程。转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基本历程。转型前期和中后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转型前期的成功经验很难被复制,甚至还会形成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构成后期转型的基本障碍。转型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将成为破除路径依赖的重要突破口,建设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将成为破解转型难题的重要选择,这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根本性转移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修正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区域层次和中央层次相协同的一体化基础性制度体系,以更好地应对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种种难题。
潘烜[6]2006年在《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从计划到市场转型这个史无前例的经济背景，分析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转型过程中影响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因素，这对深刻理解转型至关重要，对全面理解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功能也意义重大，另外，对进一步发展适用于任何经历大规模结构重组经济体的再配置理论也是意义匪浅。就现实意义而言，本文通过对中东欧(CEE)和独联体(CIS)两类国家进行比较，为其他转型国家和面临资源重新配置问题的国家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也能够对中国改革阶段大规模制度变迁下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提供借鉴和参考。关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经典的最优转型速度(OST)理论认为，通过合理控制国有企业关闭的速度来实现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最优化是转型时期政府最重要的手段。本文以OST理论为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角度对CEE和CIS国家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进行了比较，通过实证分析指出OST理论在关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流动方式的假设上存在不足，也不能对CEE和CIS国家在再配置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作出解释。通过引进“非就业福利”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本文对OST理论进行了修正，得出结论认为合理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恰当安排福利制度改革的时间(在转型初期不能实行过于宽松的福利制度)相比OST理论所提出的“控制国企关闭速度”的政策建议，对优化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而言更为重要，通过对斯洛文尼亚1998年福利制度改革前后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修正后的结论。另外，本文对CEE和CIS国家的比较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发现，如对于转型国家的资源再配置，促进新企业、约束老企业是最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人力资本建设对再配置而言也至关重要等，这些对我国改革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的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介绍了转型和转型国家的情况、转型前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及转型对其的冲击；第叁章引入了经典的OST理论，分析了转型国家的政府如何通过控制国企关闭的节奏来实现转型速度和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最优化；第四章从宏、中、微观叁个角度比较分析了CEE和CIS国家再配置的路径以及转型中出现的非就业情况，对OST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修正目标；第五章修正了OST理论假设上的不足，分析了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制度尤其是非就业福利的作用，得出了和OST理论不同的关于非就业福利设计的政策建议；第六章比较全面地考察了CEE和CIS国家在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因素的变动，对比分析了这些因素变动对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造成的影响，选取斯洛文尼亚1998年福利制度改革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这些制度性因素的进一步调整提出了建议；最后一章将CEE和CIS国家比较的结论运用到了中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以前关于非就业福利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理论分析大多见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本文将此运用到了转型国家，通过在OST理论基础上进行修正，得出关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过程中应当如何安排非就业福利制度改革的建议，并通过对斯洛文尼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建议的合理性。其次，本文在对CEE和CIS国家转型期间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时，第一次采用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叁维研究方法，对两者的分析更为全面，这一方法在已有国内外相关文献中从未被采用过。再次，本文贯穿全文都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相对已有相关文献针对某几个国家或某一个方面的比较，本文针对两个国群，对两者的转型初始条件、再配置路径、以及影响再配置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因素都进行了比较，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比较来对大规模再配置进行分析，到目前为止也属于开创性的工作。此外，绝大多数对CEE和CIS国家情况的研究都是仅限于这些国家，并且以对这些国家情况的描述为主，本文从理论和实际角度对两类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研究的部分结果运用到了中国，这在世界经济学科的转型研究和中国经济研究之间构起了桥梁，也使本文对CEE和CIS国家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崔岩[7]2005年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才租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加之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企业核心能力和雇用关系的新变化使得企业必须选择更具弹性的人力资源策略,人才租赁因其灵活弹性的特点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用人新形态。目前人才租赁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皆已进入成熟产业阶段,而我国的人才租赁也在近年逐步发展起来,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各地都能觅其踪影。人才租赁不仅能够让企业应对临时性人才缺口和特殊专业人才的不足,同时能将人事管理等责任外部化,免去企业雇用正式员工的相关成本,使企业能够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其核心能力的发展上。人才租赁本身又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并能够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租赁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用人单位产出效率,增加社会总财富。然而,人才租赁虽然可以为企业带来人力资本使用上的弹性以及降低成本等好处,但由于人才租赁牵涉到叁方的劳动关系,在现行劳动法无法有效规范的情况下,其运作规则和权益分配并不明确,实际中产生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人才租赁业务在我国的广泛展开,有必要了解这种新兴的雇用形态的由来和本质、发展的现状、运作的过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和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照国内外人才租赁业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思考促进人才租赁业发展的办法,建议政府加快人才租赁立法,人才租赁业务的参与者也应规范自身行为。
李广科[8]2012年在《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人力资本在中国区域间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人力资本差异反映在投资、积累、运行叁个方面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是基础，没有投资就没有人力资本，也就不可能产生足够丰富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其次，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同样重要，高投资并不一定形成本地区的高人力资本积累。第叁,人力资本运行水平的高低虽以投资高低以及积累丰富程度为基础，但其最终表现在运行水平上，进一步说，实际投入到生产运行中的人力资本的多少受制于一系列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因此，本文对人力资本差异形成机制的分析从投资水平、积累水平、运行水平这几个层面上来反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结合定性分析展开定量分析，努力做到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所包含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论分析工具，针对中国东、中、西部叁种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地区人力资本的内在特性和区域环境系统对人力资本运动的影响进行考察，深入剖析我国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现状的形成机制，提出区域投资差异、积累能力差异（东西部人力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性、经济活动的空间非均衡性对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作用、人力资本积累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运行水平差异（人力资本配置的制度差异）造成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的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内在运动特性是诱发人力资本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区域流动，延续和强化既有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人力资本对策。本文共包括八章：第一章，导论。本章在对人力资本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现有人力资本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进行介绍。第二章，人力资本存量的区域差异。在对已有人力资本存量测度方法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全面性、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评价人力资本水平时，选取了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教育、研究与开发以及健康等方面的因素，测度了东部、中部、西部人力资本的存量，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第叁章，区域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差异。由于人力资本是经过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因此，本章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从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科研、迁移等方面来分析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非均衡状况。第四章，东西部人力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性。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运动性是其内在要求，人力资本及其运动性特征是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内在动力基础。中西部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大量涌向东部，造成了中西部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第五章，经济活动的空间非均衡性与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相互作用。经济活动的空间非均衡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区域的非均衡性；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区域的非均衡性又导致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第六章，人力资本配置的制度差异。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将制度纳入人力资本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深入考察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中具体的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进而解释各区域由于制度差异而导致的人力资本运行水平和开发层次上的广泛差异。第七章，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自我强化机制。人力资本东部区域集聚产生显着的集聚效应，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为知识和信息的学习与交流带来速度与效率，降低了人力资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形成人力资本区域集聚的不断延续和强化机制，也加速了个体人力资本自身的积累。第八章，结论和对策。进一步探寻兼顾发展效率和区域公平的东西部人力资本补偿、合作路径:提高投入的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使稀缺的资源产出最大的人力资本；建设人力资本市场以降低人力资本区域迁移成本；注重发挥中西部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资源转换能力的制度创新机制；加快产业转移步伐，实现产业转移、人力资本转移“双转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以引导人力资本区域合理迁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提出集聚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优势。（2）提出制度非均衡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开发层次上的差异。
聂爱云[9]2013年在《转型时期FDI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史上的一个奇迹,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的源泉与机制成为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热点。而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长期大规模的FDI流入。因此,了解FDI对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及其发生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进一步推动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已有众多FDI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少考虑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FDI增长效应的影响,因而难以避免地得到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结论。本文从制度环境这一重要视角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制度环境对FDI特征进而对FDI(在产业层面)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和效应。首先,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和统计分析研究了中国制度约束特点,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流入中国的FDI的类型和特征等特征事实。其次,分析了制度环境影响FDI特征进而影响FDI在产业层面的经济绩效的理论机制。最后,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增长效应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下的FDI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从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约束视角,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采用系统GMM方法,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对FDI产业增长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FDI在各国的经济绩效差别很大,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增长是有条件的。FDI促进东道国增长所赖以发挥的溢出机制、技术带动机制等是需要东道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和金融市场效率等的门槛。更为重要的是,FDI通过上述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制度门槛,制度环境对于FDI的经济效应具有关键作用,东道国和地区的制度质量是影响其FDI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2)中国存在普遍性的制度扭曲,其中突出表现为：金融体制扭曲、地区市场分割、政府激励制度扭曲以及法律与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转轨时期,国内经济制度环境以及FDI政策的演进对流入中国的FDI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根植于中国经济内部的制度扭曲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FDI流入特征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导致大量流入中国的FDI具有明显的非典型特征。对于中国的FDI而言,国内经济制度的扭曲很大程度上影响着FDI的进入模式与类型、结构。总体上,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流入中国的FDI表现出：流入规模过大、项目整体偏小、集中于第二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部门与中低技术密集型部门等特征。(3)我们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从制度约束视角系统梳理了制度对FDI流入原因、流入规模、类型等的具体影响,提出了FDI研究的环境—战略—行为—绩效(ESCP)分析框架。制度约束下的FDI(企业)普遍缺乏关联效应、正面溢出效应受到“制度门槛”抑制、容易产生收入漏出等,总体上不利于产业增长与产业内部的高级化进程,不利于产业升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严重的外资依赖抑制了国内企业创新,FDI正面溢出效应大大削弱,负面溢出效应凸显。具体而言,收入漏出效应导致产业收缩,结构固化效应则导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长期锁定于中低端。制度对于引进外资非常重要,除了技术门槛,FDI正面溢出效应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制度门槛”。当然,FDI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在中国存在严重制度扭曲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成本高昂；应该重新审视高昂成本产生的机制及其对提高引资质量与提升利用外资效率的影响,在新时期引资政策中应以改善制度环境为依托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4)基于空间经济学,从制度约束视角,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并选取1985-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显示FDI占GDP比重增加有利于提高第叁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倒U型”走势。值得指出的是,FDI对第二产业比重降低的影响是通过收入漏出效应发生的,这非常不利于第二产业本身的高级化进程。FDI通过其资本供给、溢出效应带来了收入增长、产业扩张效应,推动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及制度约束下,外资企业垂直关联很少、外溢效益较弱,对FDI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收入漏出效应,使产业收缩、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趋于下降。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平衡；提升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也应从这两方面出发。(5)制度约束会导致FDI的增长效应将大大减少甚至为负；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将会有效地促进该地区FDI的增长效应。普遍性的制度约束,直接导致了FDI进入中国的超低成本,并进一步导致外资项目规模过小、外资企业出口导向过强、外资集聚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等非典型FDI特征。低廉进入成本以及流入中国的FDI的非典型特征,大大降低了FDI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垂直关联,形成了收入漏出效应。因此导致FDI的溢出效应和增长效应减小甚至为负。与此同时,普遍性的制度约束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同时阻碍当地的人力资本积累,大大降低了本地区引入FDI高技术的吸收能力,弱化FDI的正向溢出效应。制度约束条件下,会影响资本和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对FDI的竞争更加容易引起全局性的配置效率下降,造成效率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FDI本身所带来的增长效应。(6)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制度环境与FDI产业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住了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着的负效应。这说明东道国(地区)制度环境在FDI发挥增长效应过程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可能是诸多未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条件下FDI与经济增长文献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本原因。FDI对东道国(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着增强。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从制度环境提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两个方面提出了通过改善和优化地区制度环境促进FDI经济增长效应的政策建议,以利于更好地形成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良性互动局面。
岳武[10]2012年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的市场配置资源模式已经进入到制度化建设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高等教育领域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并寻求其优化路径，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高等教育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制度及管理因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是指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发展要素组合，改变不合理的配置方式，完善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控制成本、提高效益、提升质量、实现公平的目的。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正面临着物质财富不丰富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社会现实，还面临着民众对高等教育资源需求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更面临着由于经济体制转轨而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探索并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不仅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还是应对国际经济社会重大变革等艰巨挑战的需要。本文的主体部分由上、下两篇所构成。上篇即总论篇，包括前五章内容：第一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基础理论；第二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历程和主要成绩；第叁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第四章即主要发达国家及俄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和启示；第五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原则和对策。下篇即分论篇，包括后叁章内容：第六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专题分析及政府角色定位；第七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着力点；第八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在归纳总结我国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系列问题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针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内涵和外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系统整合了国内外关于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为基础，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部分内容，从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视角，以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问题，使得教育公平的实现和发展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专业化人力资本：转型时期配置制度问题研究[D]. 冯天丽. 四川大学. 2002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D]. 张宇. 天津大学. 2015
[3].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D]. 罗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基于专业化的企业理论研究[D]. 向锐. 重庆大学. 2004
[5].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政策研究[D]. 李厚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6]. 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研究[D]. 潘烜. 复旦大学. 2006
[7].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才租赁研究[D]. 崔岩.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8]. 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D]. 李广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9]. 转型时期FDI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聂爱云. 江西财经大学. 2013
[10].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D]. 岳武.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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