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视角论文,自主性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101—06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中心主义的“左右之争”及其批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城市到州再到联邦政府，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全国性改革运动涉及市政管理、公共预算、文官制度、产业规制、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时代背景下帮助美国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并推动了美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变。然而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也是美国历史中最具争议性的领域之一，尤其是围绕这场运动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左”、“右”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
“左”派从阶级冲突的角度出发，认为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以下层阶级为主导、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Faulkner(1931)将运动定性为农民、工人、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集体反抗[1]；Hicks(1959)指出农民反抗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比[2]；Stromquist(2006)则认为运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劳工群体的抗争[3]。
而在“右”派的历史叙事中，进步主义运动则是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多个利益集团共同参与的改革。代表性的观点包括：Hofstadter(1955)认为运动实质上是传统中产阶级向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发动的“地位保卫战”[4]；Wiebe(1962；1967)认为在托拉斯崛起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企业主阶层是改革的领导者，并强调包括律师、医生、白领及各类专家在内的“新中产阶级”对改革的贡献[5](p.15)[6](p.112)；Thelen(1972)认为以城市消费者为主体的市民是改革的主体[7]；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改革的贡献[8]。
尽管“左”、“右”两派的学者各自都能举出大量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从历史呈现的总体事实来看，进步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现象是两者都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美国限制垄断公司的结果不是恢复到垄断化之前放任自由的经济秩序，而是强调政府干预?为什么美国在进行社会正义改革的同时，却没有过分地追求社会福利建设，更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的权力在改革中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什么并不是来自“左”、“右”两方的一切改革诉求都能够转化为公共政策?面对如此之多的疑难，我们不禁要问：除了所谓的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历史行动者?
其实，关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左右之争”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中心主义的争论，双方观点所基于的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是“国家本身不重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还是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分析，国家都只不过被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为争夺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和竞争的舞台，而它本身的角色、行动及影响却被忽视甚至刻意遮蔽了。
二、理论框架：国家自主性的两个维度与四种理想类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诺德林格(Nordlinger，1981)指出民主国家不仅经常有序地循自己的偏好行动，而且“当它的偏好与公民社会中最强势的各团体的要求存在分歧时也能如此显著地自主行动”[9]。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Evens，Rueschemeyer，Skocpol，1985)等学者强调国家在解释经济发展、社会冲突、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的重要作用，试图把被社会中心主义“踢出去”的国家重新“找回来”，进而构建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10](p.559)。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韦伯式国家观出发，国家中心主义将国家视为一套对特定领土和人民执行权威的强制性组织，它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用来创设和支持行政组织、政策组织及军事组织，在此过程中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社团的需求或利益目标，这就是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10](p.10)。在斯考切波等学者那里，国家自主性主要指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相对于支配阶级的自主性，因为“在从经济和社会中提取资源方面，政权组织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一旦这些资源被提取出来，这些资源所投向的目标可能会偏离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11](p.31)。这里的支配阶级指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与之相对应，我们把在经济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级称为从属阶级。很显然，国家在从经济和社会中提取资源时不仅会与支配阶级进行竞争，同时也必然与从属阶级直接发生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国家自主性包含两个维度：相对于支配阶级的自主性、相对于从属阶级的自主性。在这两个维度上国家自主性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其不同组合我们可以得到国家自主性的四种理想类型(见表1)。
如表1所示，我们把相对于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自主性都高的国家称为自主型国家(Autonomous State)，在这类国家中官僚集团尤其是政治精英具有较强的自我决策能力并能够独立于社会力量采取自主行动；反之，我们把相对于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自主性都低的国家称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这类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机构缺乏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发生冲突时往往无法控制政治秩序。
如果一个国家相对于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的自主性不一致，那么显然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其中某支社会力量所支配，我们把这类国家称为俘获型国家(Captured State)。俘获型国家有两种相反的类型：相对于支配阶级自主性低、相对于从属阶级自主性高的国家是精英主义的俘获型国家，其国家权力被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组成的精英联盟掌握，从属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被统治地位；反之，相对于支配阶级自主性高、相对于从属阶级自主性低的国家是民粹主义的俘获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的行动受到大众的支配，国家可能制定和执行打击经济精英的政策。
国家自主性理论为我们摆脱社会中心主义“左右之争”的窠臼、重新认知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国家相对于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都有明显的自主性。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强政府经济干预的手段限制作为支配阶级的垄断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满足作为从属阶级的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并排除任何激进主义的改革倾向，将改革始终保持在渐进、稳妥和可控的范围内，在此过程中以总统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大。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其说是“中产阶级权威的重建”或者“下层阶级利益的满足”，毋宁说是自主型国家超越“左”与“右”、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一场制度调整。
三、支配阶级与从属阶级：进步时代之前的美国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在结构和规模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铁路、电话、汽车等技术进步的帮助下，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拓展，18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894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的迅速增长导致经济竞争加剧，为了占有市场、维持利润，原先由所有者自行管理的众多中小企业开始寻求联合并进行大规模地集中生产和销售，托拉斯、卡特尔、大型垄断公司逐渐在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12]。在垄断化的进程中，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美国形成了摩根、洛克菲勒、库恩—罗比、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八大财团[13](p.59)。根据1890年的统计，约1％的美国人占有近50％的国家财富，约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14](p.272)，以八大财团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成为经济上的支配阶级。
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形成对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的从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即所谓的“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大型企业出现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即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但其人口比例在1890年还不到全国的5％。下层阶级主要由农民、工人及其他低收入群体构成。由于此时美国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农民的人口比例较低(不到3％)，而工人的人口比例非常高(50％以上)。此外，美国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3](p.213)。1890年美国人口的阶级分布情况见图1。
图1 美国人口的阶级分布(1890年)
资料来源：[美]加里·纳什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1865—2002(下卷)》，刘德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5页。
四、经济干预：国家自主性超越“右”
在镀金时代(Gilded Age)①，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而且凭借其垄断的巨大财富对政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向政府寻租，钱权交易滋生了大规模的政治腐败；另一方面试图干预政治、操纵国家重大决策，通过院外游说、影响政党、资助总统候选人以及亲自担任政府要职等活动，垄断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利益要求强有力地输入到联邦、州和城市政府的政策过程中，美国政治出现了“财富挑战国家”的趋势②。
然而此时，美国在各领域奉行的却是一套偏“右”的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市场调节，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面对支配阶级俘获国家的危险，美国通过加强政府经济干预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自主性对“右”的超越。
1910年8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表题为《新国家主义》的演说，宣称民主的目的只有通过汉密尔顿式的手段才能达到③，美国应当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摆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关切[15](p.275)。在罗斯福担任总统的八年间(1901—1908)，联邦政府对妨害公平竞争的跨州性垄断组织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如拆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12]。在罗斯福的力主下，国会出台了《肉检法》、《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等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进步时代美国加强政府经济干预的法律见表2)，并且在法律上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公司管理局等行政机构较大的经济管制权。在1912年的大选中，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以强调公平的自由竞争。但在对待托拉斯的态度上，威尔逊与罗斯福同样认为它们扰乱了市场秩序、妨害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美国政府成为了托拉斯的‘养子’，美国民族中最优秀最有天赋的中产阶级正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排挤和压制”[15](p.305)，因此联邦政府必须驾驭垄断组织。在威尔逊担任总统的八年间(1913—1920)，美国不仅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而且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托拉斯法的行政机构。
国家加强经济干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扩大过程，是联邦权力相对于州权力的扩大过程。186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是4100万美元，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增加至179000万美元，全国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则从54000人增加到483000人[16](p.555)。如果说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是威尔逊所谓的“国会政体”，总统是国会的“仆人”、国会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仆人”[17](p.169)，那么进步时代美国政治则开始演变为真正的“总统政体”，总统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18](p.283)。
五、政治吸纳：国家自主性超越“左”
如果说相对于支配阶级的国家自主性超越“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A面，那么它的B面则是相对于从属阶级的国家自主性超越“左”。A面成功地避免了美国成为精英主义的俘获型国家， B面成功地避免了美国成为民粹主义的俘获型国家。
国家自主性对“左”的超越主要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实现。政治吸纳是指以政治制度化的手段将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纳入既有的政治结构[19](pp.26-54)，它包括赋予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公民权、建立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等④。Tilly(1978)曾指出国家对抗争政治具有潜在的化解能力，一方面国家能够通过提高集体行动的成本成功地压制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当集体行动发生后国家能够把被动员起来的不同群体的不满转化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具体诉求[20]。
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及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制度，有力地摆脱了政党分赃制对官僚集团的影响。在职业政治家的领导下，政治核心集团建立了超阶级的联盟，把非技术工人、中产阶级团体和工商团体的成员聚合在一起。劳工的政治要求逐渐能够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通过利益集团进行表达，同时，国家权力的分散也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美国政治体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避免了国家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所针对的目标。加之1920年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公民权和选举式民主的来临早于官僚国家的兴起，这样就不存在所谓的“旧制度”要推翻[21](pp.65-66)。因此，尽管1880—1905年间美国发生的工人罢工共计36757次、涉及600多万工人[22](p.603)(见表3)，但劳联、产联等工人组织争取的是劳工立法、提高工人待遇，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政治吸纳，国家得以在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温和的经济补救方案进行渐进改革，这对进步主义运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尽管垄断组织带来了诸多问题，但它本身其实是应工业化的要求而产生的企业组织方式，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罗斯福总统就曾指出，大企业的出现既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所以他反对激进派要求摧毁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按照经营活动是否合法或妨碍公平竞争，罗斯福将托拉斯分为“好”、“坏”两类，并认为联邦政府的职责就是打击“坏托拉斯”、保护“好托拉斯”[18](p.102)。事实上，19世纪末大企业依旧在反对它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下迅猛发展(见表4)，企业的集中化趋势以控股公司等新型方式继续存在。在1895至1904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年仍然有300多家企业破产[23](pp.58-62)。但与镀金时代不同的是，此时国家作为仲裁者已经担当起了维护市场规则的责任。
总之，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尽管对支配阶级进行了限制，但并没有完全按照从属阶级的意志进行。正如罗斯福总统本人总结的那样，进步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方面警惕“不受限制的大工业不断压制民主”，另一方面也担忧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农民反抗会使美国走向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5](pp.262)。为了平稳地解决社会经济危机，国家必须超越“左右之争”，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博弈之间保持自主性。进步时代的美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六、结论性思考：转型期的国家自主性及其限度
超越社会中心主义的“左右之争”，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带给我们启示：
首先，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倒逼国家自主性。美国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由于采取联邦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美国缺乏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政治权力分散，到处可见组织化的社会利益渗透。加之主流政治文化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美国国家自主性缺乏结构性基础[10](p.16)。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自主性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第二，国家自主性的高低与国家应对社会经济危机能力的强弱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社会经济转型期利益的多元分化重组与观念的激烈交锋对国家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国家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面前丧失自主性、导致俘获型国家出现，那么社会经济危机可能转化为治理危机⑤。
第三，只有同时超越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才能成为自主型国家。不超越支配阶级改革可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停滞僵化，不超越从属阶级改革可能激进化甚至走向颠覆性，只有同时超越二者才能保证国家治理的平稳转型。
第四，国家自主性的实现需要国家能力的保障。国家能力主要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合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等方面[24](p.13)。一个国家具有自主性并不代表它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同理，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并不一定具有国家自主性。如果说国家自主性决定了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程度，那么国家能力则是国家实际能够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保障。
第五，国家自主性具有严格的限度。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必须与其他社会权力协同运行，否则不受限制的权力可能导致以官僚集团为代表的国家本身成为强势的支配阶级，进而导致“极权国家”、“掠夺型国家”的形成。在与社会经济互动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找准自身的定位，懂得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介入和撤出。国家的身份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在集权与分权、干预与放任之间保持平衡。
注释：
①镀金时代的概念来源于马克·吐温1873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作品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当时美国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的黑幕。在表面上黄金般经济繁荣景象的掩盖下，美国社会潜藏着深刻的危机。人们通常借用这个形象化的概念来指代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这段历史时期。
②在联邦政府层面，克利夫兰、哈里森、麦金莱、罗斯福、塔夫脱等数任美国总统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都曾经求助于摩根集团，摩根集团也因此被称为“华尔街主神”。在城市政府层面，许多大城市的政治都被“老板集团”操纵，如著名的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基本上控制了纽约数十年间的市长竞选。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10版)》，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③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位国父之间的争论是一对贯穿始终的矛盾。前者希望把美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强调政府尤其是中央的权力；后者则希望把美国建设成为农业共和国，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参见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1页。
④与政治吸纳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行政吸纳，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把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吸纳进决策体系内部，以精英联盟的方式实现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的整合。作为对港英时期政治的概括，行政吸纳的概念最早由金耀基提出，后来被康晓光等学者用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社会关系。很显然，政治吸纳在范围上比行政吸纳广泛，且二者的方式不同。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第21-45页；康晓光等：《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新加坡)2010年版。
⑤治理危机与转型期社会经济危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性质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体制性困境，在严重程度上较后者更甚。参见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北京论坛论文集》，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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