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学，正式诞生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1〕。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不存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 古代有关文学创作“源流正变”的探讨中，即已包含丰富的文学史观，古人在对“文章流别”和“文体流变”作阐释时，亦常勾勒出文学运动的轨迹，这些都是今天治文学史的学者们所不会忽略的。但是，“文学史”名称的出现，连同其专业学科的设置和专门性著述的问世，则要迟至上个世纪之交。从那时起，直到眼下来临的又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史学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演进过程，有其巨大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也有发展中的曲折、失误以至偏颇与短弱。回溯其演进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这门学科在下个世纪里更加健康地成长，无疑是有好处的。
一
进入系统回顾之前，我想先就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学的成立条件略加讨论，它不仅关系到学科的产生，同时也涉及其后来的进展和所由确定的体性、形态。
文学史的研究为什么会在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形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呢？最简单的回答是归因于外来，因为国外不但早已设立“文学史”科目，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还率先出版几种中国文学史的著述，且已传入我国〔2〕， 国人仿其体例赓作（如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即声称仿日本笹川种郎书意），便有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学。这个说法自然是符合实情的，但终嫌表面化。深入一步观察，文学史研究由前学科状态发展为独立学科，或者说由潜学科转化为显学科，自有其内在的动因和酝酿、转变的过程值得探索，而其演化的途径又可从文学史观、史料和史纂三个层面上来加以剖析。
首先是文学与历史观念的变革。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古人所谓的“文”或“文学”，最初泛指文化学术，后来逐渐演变出文章、文体的涵义，但仍不等同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在古人心目中，经、史、子书以外，凡收入集部的都称作“文”，其中固然有诗、词、歌、赋及一部分文艺性散文、骈文，但亦包含大量章奏、策论、书启、考辨等应用性文字，不纯然是美文学。另一方面，那些用白话口语写成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则因其俗而不雅，一般又不进入文集。因此，旧时的“文”和“文章”，无论在内涵或外延上都与今人所讲的文学作品有所区别，于是“文章流别”、“文体流变”之类概括，也就难以充分体现我们对文学史的要求。明清以来，俗文学的蓬勃发展逐渐改变着一部分文人学士的心态，开始出现将其与雅文章相提并论的动向，而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终未能实现新的整合。只是进入19世纪晚期，在西方文学样式得到引进和广泛流布的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才有可能取代旧有的杂文学乃至泛文学的范畴，并以之为依据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传统。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学诞生于此际，这应该是基本的缘由。
再从历史观念来看，它在近代的变革也很显然。古代中国社会长时期稳定不变的宗法式农业经济结构，产生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更加以历代封建王朝治乱盛衰交替的周期性演化，遂使这一形而上学的命题采取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论模式，这一切都反映在以“源流正变”论文、伸正而诎变的文学复古思想之中，它构成了传统文学史学的主导观念。按照这个观念，文学上的新变是致衰之由，返古才是振兴之道，于是整个文学史的运行便被描述成一系列周而复始的下降和倒退的趋动，看不到或很少看到文学创新的积极意义。这样一种态度自然不利于文学史学的建构。19世纪中叶，龚自珍、魏源等倡“文主逆变”之说，揭开向伸正诎变的文学史观挑战的序幕。待到进化论思想传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信条连同其循环论的表现形态，便被彻底打破，文学进化代替了文学复古，人们的历史意识得到发扬，探究文学进化的轨迹成了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这对于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也是重要的撑柱。
其次要说到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拓展。中国文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史料积累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自不待言。而明清两代在倾心古范的风气笼罩之下，人们对传统诗文作了许多大规模的结集和精心考订工作，亦属有目共睹。这些都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但特别要强调的，是小说、戏曲、讲唱之类俗文学样式进入文学史料学的视野，对构建文学史学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俗文学，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文学，通常指流传于市井间、以市民大众为主要娱乐对象的文学样式。它在唐宋之交已然兴起，而由于士夫文人的轻忽，不被看作文学史料加以保存，仅留其一鳞半爪于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记载中。明清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俗文学更形发达，开始引起一部分文士的重视，对有关资料作有意识的搜采、编订。晚清社会因政治改革的需要和翻译文学的影响，造成俗文学地位的高扬，以致不少文人雅士都来从事这一样式的写作和评论。至世纪之交敦煌文献的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俗文学之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学史料学的领域，也促成了人们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变革。既然这些新兴的文学样式有着丝毫不低于传统诗文的艺术价值，那末打破固有的文章体制，从学理上予以新的整合，以建立新型的文学观，就很有必要了。与此同时，俗文学在唐宋以后节节向上的势头，恰与正宗诗文在这段时期的相对停滞成一鲜明对照，这也有力地破除了文学复古论者以正变定盛衰的传统格套，而给予进化论史学观以明确的支持。由此可见，史料的拓展与观念的更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枢纽。
还有一个因素，便是史纂形式的演变。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传统的文学批评大多采取直观的、经验论的形态，重在传达审美的感受，而并不讲求知性的分析和实证，即使是对文体流变的把握，也常三言两语，概括无遗，少有较详尽的展开论述。这种情况到明清以后亦开始发生变化。明人崇尚古典，尤致力于各体诗文源流正变的辨析，工夫下得细，范围拓得宽，逐渐趋于系统性的表述和全面性的总结，像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之类著作已粗具中国诗歌史的雏形，尽管其批评、论证的方法大体仍属传统。清人承接了明人的路向，而在重实学的时代精神支配下，加强了考证的功力和逻辑的分析，一部分论著在学风、文风乃至体例、范型上已呈露近代化的端倪。晚清西学的译介，更推动了论说和史纂文体的变革。到世纪之初的教育改革，废八股，兴学校，带来专业设置和教材教法的重大变化，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连同其讲义著述的形态，便由此破土而出。如果说，明清以来学术风气的演变为文学史的编纂作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那末，新的教育设施则给了它以直接的驱动，并使诸种观念的变更、史料的积累以至研究方法和撰写形式的沿革融合一体，凝集为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有机构成。
以上从史观、史料、史纂三方面探讨了文学史学科的成立条件，看来均属内部因子，其实不脱离其外部环境，诸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变动即蕴含、折射于其中。这众多的因素又可大略归结为两个动向：一是传统自身的演变，二是外来文化的促变。传统的演变，如俗文学的兴盛、雅文学的集成、陈旧的观念遭遇挑战、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渐趋新创等，为文学史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孕育的过程；而外来的刺激，诸如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观念的引进、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改革以及域外文学史著述的译介和出版等，则对它的分娩起了震荡和催生的作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正是在这样内外交攻的形势下呱呱坠地，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
二
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学诞生之后，又是沿着什么样的途径行进的呢？为了考察的方便，不妨将它在这一百年来的行程，依据学科发展自身的逻辑，大致区划为四个段落，即学科的草创期、成长期、演变期和更新期。让我们依次作一点回顾。
草创期自上个世纪之交延续到本世纪20年代中叶， 确切地说当在1923年前后。这是传统文学史学向现代文学史学转折、过渡的阶段。 一方面，独立的文学史学科已经建立；而另一方面，它还带有由传统学术因袭来的痕迹，尚不能给人以面目焕然一新的感觉。即以被誉为国人自著“最早的一部”（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尽管其分篇分章追溯历史流变的叙述体例不同于旧编，而所述内容泛然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诗文以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作法等，独独没有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样式，可见作者的文学史观依然囿于传统的文章流别乃至国学源流的框架之中，同现代人的理解相距甚远。这样的例子在早期文学史撰著中并非罕见（如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干脆设“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章分编）。后来一些著述虽陆续补入诗文以外的文学品种，而原有的杂文学体制并未得到清算，以致1918年出版并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仍不得不采取广、狭二义的文学界说来协调新旧两种观念的矛盾。直至1923年前后凌独见、胡怀琛、谭正璧的几种文学史相继问世〔 3〕，着意打破文学作品与其他学术性文字的牵连，明确标举纯文学的概念，我们才有了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现代人准则的中国文学史，而这也应该是文学史学科草创期告一段落的界标。
当然，草创期的过渡性特点并不仅仅体现于文学史内涵与外延的把握上，诸如文学进化观念与传统伸正诎变说的并存，史纂论述体例与大量抄撮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杂陈，王朝断代与历史分期的多种尝试等，在在显示出新旧转折过程中二重性变奏的迹象，足以引发今天的史家去作进一步考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在创建文学史学科上的业绩。正是由于它的草创，我们才有了若干种成形的文学通史著述，有了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乃至专题文学史的滥觞〔4〕， 更有了大专各类学校文学史课程的普遍开设。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离不开观念的更新和史料的拓展。比如说，分体史的编写不是从富于传统积累的诗、词、古文入手，偏偏由过去不为人重视的戏曲和小说发端，这个现象颇足玩味。他如断代史之首重六朝，专题史之突出妇女文学，也都含有某种深意在。草创期的过渡本质上属于推陈出新的过程，其创造性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
草创期过后的成长期，大约从20年代中叶延至40年代末，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断限。这是文学史学科蓬勃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现代文学史学建设中的第一个高潮。高潮的首要标志在于新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进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经由多方面的鼓吹和应用，演进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产生像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样一些标目鲜明的著述，意味着具有现代内涵的文学史学的告成。观念的彻底更新，带来视野的开拓和思想的活跃，不仅在前一阶段有所萌芽的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得到推广，出现了诗史、词史、韵文史、散文史、骈文史、赋史、戏曲史、小说史以及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断代史全面开花的态势，还特别加强各种专题性研究，开辟出诸如白话文学史、平民文学史、俗文学史、劳动文艺史、宗教文学史、音乐文学史、战争文学史、民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样一些崭新的领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认识，反过来为文学通史的编纂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甚者，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文学和“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史料亦被有意识地搜辑整理，史的概括正着手进行，原来附载于古代文学史末尾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开始分流而独立出来，形成新的分支门类。就这样，中国文学史学由初期的单一性学科发展成多部类的综合性的学科群，这也应该是进入高潮的重要表征。还要看到，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又推动了理论的建树，30年代前后掀起有关文学史方法论探讨，一些新的思想命题如“白话文学正宗”论、“民间文学本源”论、“外来文化促变”论多创立于这期间，国外文学史家如泰纳、勃兰兑斯、郎宋等人的著述、观点被译介和引用，无疑均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学史学的理论水平。而在撰写形式上，本阶段相当一部分著作已逐渐摆脱前一时期那种单调、刻板的说明加例证式的教科书体例，有了较为多样的个性化表现。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学史学走向成熟的衡量尺度。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弱点。不光是选题还不够宽，钻研还不够深，史料掌握不够全面，相互之间缺少有机配合，致使一部分著述流于浮浅、粗率乃至雷同因袭，更其严重的，是它用“纯文学”和“进化论”的模子来整合我们的文学传统时所暴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在片面地用“纯文学”来取代非“纯文学”，用“白话文学”来排斥“文言文学”，用“民间文学”、“平民文学”来贬抑“士夫文学”、“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来批评“唯美文学”、“山林文学”，以及过分抬高外来文化的作用，夸大民族文化的保守性，认进步为绝对的进步，衰退为完全的衰退等方面，皆有充分的流露。这个缺失还直接传留到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可不加注意。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大致以“文革”结束和“新时期”肇端为分界，是文学史学科的演变期，它构成现代文学史学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环节。所谓“转折”，也有其多重涵义。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政府的支持、文化的积累、教育的普及，促使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得以广泛的开展，并由以往偏重在私人的讲学与著述转向规范化的公共活动，包括史料整理、史籍出版、教材与专著的编写、选题和研究的分工以及人员组合、梯队建构等，都逐渐纳入有计划运行的轨道，既保证了成品的一定质量，也便于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建国以来的一批学术成果，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的。但是，这种大一统的模式也会造成限制视野、束缚思想的弊病，尤其是当政治局面发生动荡，波及于文化教育方针之时，每常要引起文学史学建设上的大起大落，这方面的教训当不在少数。转折的另一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早在20年代即已开始，在30年代、40年代时已扩展到文学史领域，但用为普遍的指导思想以取代进化论史学观，则是50年代以后的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文学史研究，便导致着重从经济制度和政治斗争着眼来观照文学现象，它有助于揭示文学流变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重视文学传统中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克服庸俗进化论者只看文学形式的演进、不问政治内容好坏的偏颇，但若加以狭隘的理解和直线式推导，也会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单一化。建国以来先后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相斗争”的公式以及“民间文学主流”论、反“中间作品”论、唯“政治标准”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论，直到“文革”期间的“横扫一切”和用“儒法斗争”来贯串全部文学史，实际上都是这种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的投影。
这样说来，并不是要否定本阶段文学史学建设的成就。应该承认，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下，加以文学史工作者的群策群力，无论是史料整理、教材编写、专题研究或队伍建设，从总体水平看，较之以往是有所前进的。60年代初期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部分高校人士集体编纂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获得普遍接受，成为一定时期内有关专业的稳定性教材和带有权威性的社会读物，正可以作为本阶段文学史学达到新的质量高度的明证。在这同时，学者们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情投入，于此期间引发了好几场激切的论辩，尽管那种流于“大批判”式的做法极不可取，而论辩中提出的问题，诸如文学史的分期、文学演进的脉络、文学盛衰的原因、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评价的标准、文学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等等，却是每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家所难以回避的，它将促使人们去作深一层的理论思考。另外，大力从事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本时期的一个建树。在先后出版的大批研究论著中，“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料得到广泛收集，新文学运动的进程得以系统梳理，革命文学的传统获得充分阐扬。但由于现代文坛上新旧对立的尖锐和党派纷争的剧烈，这方面论述自不免带有泾渭分明的色调，从而对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将这一定势延伸到建国以后文艺思潮的批评上来，处处设置对立面，事事上纲上线，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
“文革”结束，万象更新。从70年代后期起，文学史研究也步入了更新期，出现了文学史学发展中的又一个高潮，至今尚未衰歇。新时期文学史工作的“拨乱返正”，是从打破僵化的两极对立模式入手的，它力图恢复科学论断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把理论概括建筑在可靠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为此，文学史料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诸如《全唐五代诗》和《全唐五代文》的重新校理，《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纂，乃至一些重要的或过去被忽略的作家文集和传记资料的收辑订补，都迅速地推上议事日程，一派百废俱兴的气象，在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盛况空前。随着史料的全面拓展，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新的开拓，视角在不断更新，像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音乐、绘画、习俗、心理诸因素与文学流变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在主题、意象、结构、范式、文体、风格、思潮、流派等方面的演化，都有了专门性论述，分体史、断代史、专题史愈形发达，当代文学史成立，现代文学史重构，近代文学史复苏，区域文学史、台港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中外比较文学史兴起，文学通史建构，加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域外史学的输入与借鉴，文学史学科的推陈出新十分引人注目。在此基础上，理论探讨也日趋活跃，不光停留于具体问题的争鸣，还常提升为文学史学一般原理原则的归纳，涉及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文学史的基本轨迹、文学发展的动因和动向、文学演化的形态与逻辑，以及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学科的内在体性和层次结构众多方面，而各种学说思想如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结构批评、范式批评、原型批评、意象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亦尝试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给文学史学的建设带来了多元互补、分流并驱的繁荣先兆。总的说来，这一更化创新的趋势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实践形态或理论总结均不成熟，亦不免有种种误差，但其前景无疑是广阔的。
三
匆匆追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行迹，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观感呢？
首先要认定，20世纪确实是文学史学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时期，不仅因为它在文学史观念上促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也不仅因为它在文学史料的建设上有了系统、全面的展开，更不只是在于文学史纂形式的演变，而是由于它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在批判地吸取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学史学科从“无”到“有”、由“潜”至“显”的飞跃，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将这单一性的科目繁衍、生息为庞大、密集的学科群落，这确是划时代的壮举。在这过程中，它辛勤地积聚资料，不倦地探索方向，努力实验着各种方法和体例，向其他学科求援，与域外展开交流，这里面凝结了数代学人的生命与血汗，寄托着他们的期待与关怀，惊心动魄，可歌可泣！20世纪的巨大功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
但是，20世纪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世纪，文学史学的演进不单经历了由幼稚到逐渐成长的过程，也碰到过种种艰难、曲折以至挫折，这不能不在它自己身上投下阴影，甚或对它的体性发生扭曲。反思这另一面的情况，引出必要的教训，或许能对研究工作的继往开来有所借鉴。
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一是要确立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文学史是学术事业，不是政治或其他，也不是达到政治或其他目的的工具，这应该是自明的道理。回顾这一百年来的行程，凡是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学术自立的品格，孜孜以求地探究事理，其成果往往包含有研究者个人的某些真知灼见，存活的时间会长一点；相反，不是为了学术去从事研究，趋时苟容以求一逞，则难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讳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至于因政治、经济等变动而波及学术，造成大起大落、忽东忽西的局面，其危害之烈尤不可胜言。对后一种情况学者本人自无能为力，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搞学术而不是其他（改行另当别议，但不必再打学术研究的招牌），对于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袭总还是有意义的。我这样说，决无意于提倡“唯学术”论。学术是人生的一部分，文学史研究也不在外。学人可以将自己的专业工作视为个人生存的主要方式，而作为社会的人，他必定还有其他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与他的学术生命息息相通，不能强为排除和割裂。于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也必然要渗透着他的整个人生体验，通常所谓的“时代精神”或“时代气息”，便是这种体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学史观的建构、史料的选择乃或史纂形式的运用，亦皆离不开其人生体验的潜在制约。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的研究又会反过来影响研究者对整个历史、社会、人生的态度，扩而及于社会群体，学术遂有了它的时代功能。但这不等于学术即政治，也不能将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单纯归结为政治功利，更切忌以急功近利的目标来从事学术运作。如何在学术自立与人生关怀之间维持适度的张力，看来是每个学人及其事业得以妥贴安顿的关键所在。
第二点，我以为，需要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一个重新界定。前曾说到，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正是从明确界定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开始的，一部分研究者借用近代的文学观念，扬弃了传统的杂文学体制，才有了今人编写的文学史。但要看到，这种“纯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搬取过来的。西方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戏剧、小说（史诗）为大宗，文艺性散文属后起附庸；我国古代“文章”则以诗、文为正宗，小说、戏曲兴起迟晚，且多不入流品。封建文人鄙薄俗文学，弃小说、戏曲于不顾，固属顽固不化，而若径行移用西方的文学观念以范铸我国文学传统，也容易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古代丰富多采的散文、骈文、辞赋乃至相当一部分文言笔记小说和富有文学意味的野史、杂史、政论、风土记等，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像《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更不用说《经史百家杂钞》里的选文，有许多也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作品原初是作为文章典范被选录出来的。这样一种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在这个问题上，文学史家的处置方式前后亦有一些变化。早期对“纯文学”把握甚严，有的文学史著作甚至只保留诗歌、小说、戏曲三个品种。后来改为对“文”的部分弹性处理，大抵先出从宽而后见趋紧，尺度不能一律。于是我们看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或见于文学史，《三国志》、《后汉书》以及后续的正史、野史一般不会载入，尽管那里面也有写得生动的文字。先秦诸子的文章可读，后人撰写的子书类概从删落，而像谭峭的《化书》、邓牧的《伯牙琴》、唐甄的《潜书》里自有好的杂文小品。《世说新语》是引用的，同样性质的《唐语林》、《今世说》不见提及。《洛阳伽蓝记》可采，《东京梦华录》、《帝京景物略》则不录。其实古代社会文史哲不分家，经师、史臣、儒生、方技、缁流中尽多能文之士，那些按图书分类也许不属文学的典籍中，常会有文学性很强的篇章，仅以不合“纯文学”的旨趣而加摒斥，是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毁损和糟蹋。当然，这不是要回复到以前“文章”、“学术”不分家的状态去，但我想可以尝试采取一种“大文学史”的观念，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一切具有较鲜明的文学性的作品之中，以写成全景视野式的中国文学史，这或许是今后应予致力的一个方向。
再一层考虑，是要加强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意识。文学史作为历史，自然是对传统的把握，但把握者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他所从事的研究属于当代学术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似不应忘记。看看我们的先人，他们倒是很关切“当代”的。像明清诗家经常挂在口头的“诗体正变”论，讲究什么宗唐宗宋、宗盛唐宗晚唐、宗李杜宗王孟，争来争去，不就是为了给自己时代的诗歌创作确立典范吗？古人的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他们的当代文艺批评的组成部分，“古”与“今”是完全交融在一起的。20世纪的情况就不大一样，时代的悬隔使我们同传统拉开了距离，我们今天不必为宗唐宗宋大动肝火，因为古典已不再构成今人刻意追摹的范式。这使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得以摆脱门户之见，尽量以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过去，而亦容易产生历史与现实互不相涉的错觉，走上为历史而历史的治学道路。但是，历史是不可能与现实截然分割的。现代人之需要学习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对他还有现实意义。文学传统也是如此，它并不仅仅是一堆古生物的遗骸，而是仍然蕴含着大量活性元素的有机体，所以才能成为我们的传统，成为发展现代人的文学思维和文学创造活动的凭藉。当然要作具体分析。传统的有些成分确实已经死了，甚至还在散发霉烂、有毒的气息；有些成分尚有活力，但或许要给予新的阐发；更有一些成分看来生气不足，而一经加工改造，整合到新的文化系统里，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焕发出意想不到的青春魅力。这些全在于今人的把握，是文学史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过去我们常讲“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便是对这项职责的认定，而由于口号的简略，加以操作上的简单化和实用化，也滋生了不少流弊，但着眼于激活传统，不是把传统搞得更死，仍然是时代的合理要求。如何在坚持学术自立的前提下，处理好传统与当代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生活里发挥活生生的积极作用，这也该成为文学史研究中须加妥善解决的课题。
末了一点，是倡导理论思维的更新。中国文学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科学注重实证，也少不了理论概括。不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性，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排除了理念指导的实证，也上升不到科学的水平。从20世纪文学史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多数学者是比较重视实证研究的，这方面的成绩也显得突出，从而为学科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理论的建树则相对薄弱，整整一百年间仅有过几段短暂的驻目，许多关节性问题未得到深入展开，更很少提到方法论层面上来加以总结，这不能不说是学科建设上的一大缺陷。建国以来，在50年代、60年代之交的“教育革命”和80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之中，有过两次讨论的热潮，似乎都不成功，于是更增强了文学史工作者对理论研究的疏离感，甚而标榜“只讲实事，不问方法”，这实在是一种误导。“实事”诚然要讲，不有其“实”，何来其“是”？然而，从具体的事实材料过渡到所求之“是”，仍要经历一场飞跃，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便不能不关涉到方法的讲求。以往理论概括出现失误，除学术以外的原因外，根本在于方法论上的偏差；没有比较正确的理论思维作引导，单凭成堆的史料，并不足以保证脱出旧有思维模式的窝臼。
说到“方法”，我以为有必要区分它的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二是内在于这一方法体系中的人的思维方式，两者不能混同。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实无新旧高下之别，也就是说，完全无须在“新方法”与“传统方法”之间故作轩轾，凡是行之有效的都该采用，而且不同方法自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80年代“方法热”之中，一些过于热心的提倡者所犯的一个错误，便是唯“新”即好，其他不在话下，所以很激怒了一部分持传统方法者。撇开这一点，他们的倡扬、介绍和实验自应受到欢迎，因为研究方法总是愈多愈好，多了便有选择的余地，而试验过程中的幼稚和失败本属当然，是需要精心扶植而无须严加谴责的。对于用惯传统方法的人，也不必嘲笑他们的“落伍”，传统方法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各人走各人喜爱的路，在全局上正可以达成互补。但是，要讲到内在的思维方式，则确然有一个随时代而更新的问题。古人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训条，他们用这个观念来考察文学的流变，就形成以复古为依归、伸正而诎变的文学史模式，到了近代不得不加以变革。同样道理，20世纪由进化论的传播所引起，而后又因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观而得到加强的线性思维，那种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片面推导、无限引申的思想方法，给文学史学科的理论概括带来极大的弊害，也到了应加彻底清算的时候。线性思维在本世纪的一个独特表现，便是盛行一时的两极对立模式。试看本世纪文学史学的演进，尽管理论观点上前后颇有差异，而思考问题的路子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管是白话／文言、平民／贵族、民间／庙堂、大众／小众、进化／退化、革命／保守、本土／外来、传统／现代，乃至为人生／为艺术、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儒家／法家、精华／糟粕，无不两两相对，而且总是用一方来排斥另一方，造成正负两极各立统系，你死我活、互不交渗的文学运行图象，这怎能不陷入线性思维，而导致事物多方面联系的割裂与单一化呢？这种两极对立的模式也有它的根源，那就是20世纪里绵延不断的政治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空前规模的政治大动荡和思想大交锋的背景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们的思维易趋极端，实在也是不足为奇的。今天既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更新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承认对立而又统一，多元而又互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有了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跳出固有的格套，去认真思考和重新把握文学史上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课题，推动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可以反思之处尚多，不一一缕述。希望这里提出的几个问题能引起学界同人的兴趣和关注，还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检讨，以促成当前这个世纪之交的学术转型，以开创21世纪文学史学科的新局面。
注释：
〔1〕以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而言， 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至1906年出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于1904年，当年印成讲义，1910年正式出版。黄人《中国文学史》约编于1904至1909年间，作为教材由国学扶轮社陆续印行。
〔2〕据已知材料，日本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出版于 1897年，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英人翟理士《中国文学史》1901年出版于伦敦，德人顾路柏同名作1902年出版于莱比锡，均早于国人所编。笹川之书并于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
〔3〕按凌独见1922年在浙江编有《国语文学史纲》讲义，次年2月改名《新著国语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另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年3月由梁溪图书馆初版，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年9月由光明书局初版。
〔4〕分体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版于1915年， 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出版于1920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3 至1924年，断代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出版于1920年， 专题如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出版于1916年，皆开风气之作。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纯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