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_三面红旗论文

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_三面红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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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反冒进”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高速度为灵魂,标志着急躁冒进、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指导思想已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认识上取得了很宝贵的成果。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是三项。一项是:必须以苏联为鉴,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开拓一条新的思路来建设社会主义。二项是: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的理论基础。三项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指导方针,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总的指导思想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指导思想连同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实践已经证明,它们都是正确的,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留给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分珍贵的遗产。除此以外,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些我们都应当继承和发展。但不用讳言,毛泽东晚年一直要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确是不成功的理论和实践,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总结教训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去找,但最深刻的教训是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定位定得太高了,定错了。在那个时代的毛泽东(还有很多人)看来,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而是明天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夕。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实际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毛泽东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观念,因此他的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实际,往往流于空想。在5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形成的片面的期望和追求可以用高、快、纯、平、群五个字来概括。高,是在近期理想目标上提出过高要求,如提出在短期内赶美超英,经济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快,发展速度上求快,急于求成。纯,在经济成分上追求“纯”,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要求剃光资本主义的汗毛。平,利益分配结构中求“平”,即追求平均主义,虽然还承认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又不拉开分配的距离,甚至提出取消工资制,回到战争年代的供给制。群,即群众运动,搬用战争年代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的干劲和热情,期望一气呵成。毛泽东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所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虽然受到一些批评、抵制,但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以致愈演愈烈,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发展的情况下抬头的。先是在1955年下半年批判了主张稳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邓子恢同志,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来了一个“冒进”,接着,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纠正冒进的问题。但毛泽东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多次对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了,六亿人民一泄气就不得了。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把1956年国际方面发生的反共风浪和1956年国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了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不断地对1956年的反冒进做升级批评后,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把总路线的灵魂归结为高速度,这不是毛泽东出于一己的“好大喜功”,也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深沉思考的结果。他对经济发展要求这样急,这样快,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国家太穷了,大国,穷国,革命胜利了,政治面貌变了,但经济上依然一穷二白,要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毛泽东的迫切愿望。他在1958年7月底, 对来访的外宾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二是从国际上看,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已宣布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真正压倒资本主义,根本的要在经济发展经济实力上压倒,苏联提出追赶美国,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举足轻重的,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赛中,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另外,鉴于苏联老大哥的沙文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也要争一口气,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与之讲话才更有力量,与老大哥比试一下的想法,毛泽东肯定也是有的。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及其一系列方针,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大有作为的。毛泽东是把中国的高速度发展与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战略大局联系起来考虑的。对于毛泽东的初衷,我们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指出,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提倡人为地破坏经济关系中的比例和平衡,脱离了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速度,这是错误的,有害的。为了追求高速度,总路线片面强调了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基础。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必然会在实践中发生问题。

在总路线指引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都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给经济建设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大跃进是“冒进”的继续和扩大,是对“反冒进”的断然否定,是反“反冒进”的实践成果。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的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批评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批判保守思想,动员全国人民的热情,在生产战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首次提出。毛泽东十分赞赏和重视这篇社论,他把这篇社论印发给有关负责人,并写了一个批语,说写这篇社论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并建议把第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八大二次会议为大跃进的正式发动作了准备。会上提出了7 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奋斗目标。会后,大跃进进入实践阶段,赶超的时间继续提前。毛泽东又提出: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对10 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由于“赶超”时间提前,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高,浮夸风严重起来了。一些地方虚报产量,放卫星,出现了小麦亩产73 200斤,早稻亩产130 000斤的虚假记录。浮夸吹牛成风,毛泽东是有责任的。首先他把冒进说得那么好,反冒进说得那么坏,说假话吹牛也无所顾忌了。其次,那些吹得最离谱、“卫星”放得最多最大的一些省的领导人(如上海的柯庆施和湖北、河南、安徽的负责人)受到的表扬称赞最多,见报率最高,在客观上鼓励人们吹牛浮夸。第三,当时的宣传舆论为配合大跃进,也大吹特吹,助长浮夸风的流行。关于大跃进的宣传舆论,毛泽东是关心的,了解的,他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但他当时对报纸上大量的理论观点错误、内容基本失实的言论和新闻报道并未加以制止。其实,新闻媒介只是跟着毛泽东的思想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发展生产力,可以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实行的,一方面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具体体制、具体制度,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着眼于生产力结构内部诸要素的作用,提倡科学技术,采用先进的管理办法,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主要着眼于改变生产关系,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的教训在于他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追求理想的生产关系,凭借这种生产关系就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一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公有制一种经济成分;二是又大又公,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三是平均主义,不允许存在较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期求这样的生产关系,显然是一种空想。毛泽东创造了人民公社来实现他的理想,但实践证明,人民公社既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更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人民公社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曾给予很大的期望,特别是它那体现共产主义因素的十几个,几十个“不要钱”(如吃饭、上学、看病等等)曾使不少人眼花缭乱,误以为共产主义的天堂真的就要到来。但很快,人们就从吹牛作假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兵团”作战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全民皆兵强迫拆灶吃食堂等强迫命令风中看到,人民公社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极大破坏性,产生了不满情绪,继而严重饥荒,普遍饥饿,使许多农民处于绝望哀怜的境地,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浪潮涌动起来时,曾把人们兴奋的情绪推到狂热的峰巅,只一年的实践,又把人们(首先是农民)带到普遍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的谷底深渊。天堂变成了绝境,高产带来了饥馑,兴奋狂热过后是冷漠沉思和哀愁的声息。这不是一个局部的小小的失误,而是关系全局的路线方针的严重错误。

经济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使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错误和困难面前,毛泽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总结教训。他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的错误。他还给县级以上干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广大干部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他几次批评有些领导人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提出了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线,强调了发展商品生产,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降低了钢铁等重要生产指标。但是,由于毛泽东纠正错误的行动和措施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对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纠正。纠正错误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取超高速的教训,而是为了更好地跃进。由于没有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因而对左的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在庐山会议期间,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思想与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进行了第一次正面交锋,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右倾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在全党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党内的正确意见被打下去了,左倾思想压倒一切,党内的民主又一次遭到破坏。会后又继续刮起了“五风”。这样,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加剧了已经出现的困难,国民经济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60年代初,在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周恩来、陈云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过调整,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段时期毛泽东没有直接去指挥经济建设,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自觉自己是经济建设的外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还处在必然王国;另一方面,他的中心已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新的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对经济建设仍有干扰和影响,但这时候的左已经不是表现为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经济建设。这种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和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是想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围绕三面红旗的是非,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却引发了严重的党内分歧和斗争,毛泽东把这叫做党内阶级斗争。

围绕三面红旗的第一场斗争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详情,这里不再赘述,只想明确几点。

第一,庐山会议斗争的一方是毛泽东,另一方以彭德怀为代表(实际上应以彭德怀、张闻天二人为代表)。双方实际上都明确斗争的焦点是围绕三面红旗的。彭德怀的《意见书》虽然没有公开否定三面红旗,有的地方也说了几句肯定的话,但他信内的“刺”,提出问题的落脚点,几乎都是要否定三面红旗的,如果再加上张闻天的辩护发言,完全可以看成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三面红旗的否定。毛泽东当然看出了彭德怀“信”的初衷和张闻天发言的宗旨,看准了他们对三面红旗的不满,要取消三面红旗,所以他才“龙颜大怒”。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曾表示要纠左,会前也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但他并不认为,他和中央在路线上左了,不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当他确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左,要在全局上在指导思想上进行,要否定三面红旗,他就立即变颜。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原因主要在此。

第二,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按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关于经济建设的两条路线两种指导思想上的斗争;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彭、张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毛泽东的认识不仅如此,他进一步认为彭德怀等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庐山会议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此,阶级斗争主要由党外转向党内。这个思想是毛泽东在60年代进行的党内阶级斗争的萌发,后来越来越强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

第三,庐山会议上及会后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壮大了“左”的声势,严重打击了实事求是作风,是其后多少年来一直盛行的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样板。这种极左气氛的造成,为开展党内严重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和心理环境。

第四,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成了“文革”的导火线。毛泽东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当然毛泽东不是着眼于吴晗与彭德怀的关系,而是着眼于“文化大革命”与庐山会议的斗争的关系。所以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的许多论点后来都用到了批刘少奇头上。

围绕三面红旗的第二场斗争是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和斗争。60年代以前,刘少奇并没有表示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没有暴露什么矛盾。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刘少奇作了深入的思考,并深入农村作了调查,认识到困难形势的严峻和困难产生的原因,以此作为基础,在1962年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刘少奇当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但对三面红旗表现出的某种动摇不坚定的态度是可以看得出的。毛泽东就由此认为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而不可信赖了。毛泽东1967年1 月接见卡博·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宣布他在1962年开始怀疑刘少奇。1966年8月, 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也特别提到了“1962年的右倾”。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说,毛泽东最早察觉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美国记者斯诺1970 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同他谈了打倒刘少奇的事。他后来写道:1962年以前,刘少奇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是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遭到刘少奇的批评。(注:斯诺:《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当然,不是公开的批评,而是隐含的批评。

“七千人大会”及以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1.在对形势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上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的基本估计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多次以此来说明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但是,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则公开否定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固定评价公式。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页。)1962年5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4—445页。)刘少奇对形势,对成绩和缺点的明确的态度, 不能说是完全针对毛泽东的,但确实表明了他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刘少奇这种实事求是地分析成绩和缺点的态度,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

2.关于造成缺点、错误和严重困难的责任和原因上的分歧

对于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并没有推诿,他是公开承认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但是,他更多地是从客观上寻找产生错误的原因,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是下列两个观点:第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第二,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是天灾,二是苏联逼债,三是工作中的缺点。在毛泽东看来,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指具体工作中的缺点,中央的指导方针没有错,问题出在下面贯彻得不好,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自然灾害才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回答。他首先强调要正视问题:“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关于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 他指出:“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页。 )对于我们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刘少奇对党的领导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尖锐批评,虽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的,但显然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刘少奇对着大会公开讲,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毛泽东自然会怀疑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态度变了。对刘少奇上述的批评,如果毛泽东自己对号入座,自然会怀疑刘少奇把批评矛头指向自己。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讲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文革”开始才出了这口气。

3.在克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上产生了分歧

鉴于当时困难的形势,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都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城乡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比如在农村扩大农民自留地,搞包产到户,恢复集市贸易,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允许社员在一定的范围内经营的小自由,拥有自己的小私有,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渡过难关。一些地方的试点是成功的。毛泽东开始也没有反对,可是后来又说这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刮“单干风”,是在困难面前吓破了胆。这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没有把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知道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后面支持的),而是指向了邓子恢,但实际上毛泽东把帐主要记在刘少奇名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内容就是批“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刮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什么“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生产、贸易、借贷),就是刘少奇这段时期的大罪状。

1962年下半年,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从而确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主要矛盾,都是“纲”,都是工作的重心。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确定的路线,从1963年开始在农村城市搞四清。无疑,四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的四清运动,毛泽东的根本目的不限于打倒下面的“走资派”,而主要是通过四清,使全国的阶级斗争升温,以便到达一定温度和火候,来发动规模更大更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层里的修正主义问题,与刘少奇算总账,这就是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三面红旗提出之后的第三次党内的严重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总汇, 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党内斗争和“七千人大会”及其后党内矛盾和斗争的继续和发展。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接见胡志明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许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这四年。”“这四年”牛鬼蛇神放的毒,主要是针对三面红旗的,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三面红旗,一次是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动摇和否定性评价。可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三面红旗。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五年来努力想再次证明其大跃进政策正确的高潮。”从“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都是直接同三面红旗挂钩的,虽然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少奇,但从批判的靶子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的形象。在公开批判刘少奇之后,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主要罪状还是反对三面红旗。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是为解决路线问题,二是为解决权力问题。而解决路线问题又以解决权力问题为前提。只有打倒刘少奇这些“走资派”,把权力夺回到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手中,才能贯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所谓解决路线问题,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永远坚持下去,让三面红旗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飘扬。所谓解决权力问题,在中央,把刘少奇、邓小平掌握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大权夺回到毛泽东手中;在部门和地方,把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的权夺回来,让拥护毛泽东路线的革命派来掌握。当年毛泽东是主动要求退居二线的,但退居二线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又觉得大权旁落。在毛泽东看来,执掌一线大权的刘少奇由拥护自己的路线而转到反对自己的路线,他深感,不改变这种状况,有朝一日,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甚至还等不到百年之后,这个被培养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就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来否定自己,这是毛泽东深深忧虑的事。那么刘少奇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反对毛泽东,最可能用的攻击武器就是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毛泽东深知,这个错误及灾难,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的。因此,他要借助个人崇拜,要依靠林彪、江青等人,搞一个既夺“权”又改“线”的“文化大革命”。

本篇行文至此,是否可以这样结论:三面红旗既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也是其后近20年党内严重斗争的根源,它不仅直接引发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可怕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内一场险峻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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