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地区差距与较发达地区的正常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地区论文,差距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看待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
近些年来，我国为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国家在资源开发、大中型建设项目生产布局方面对西部地区实行同等优先政策，通过各项政策引导内资、外资进入中西部，并在投资上给予倾斜，政策性银行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扶贫资金也相当集中地用于中西部地区。这些措施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政策环境的出现，应该说是可喜的。
从投资情况看，近两年中、西部的投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与过去的情况形成明显对比。199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0.7%和21.1%，均高于东部地区17.5%的增长速度。今年1～8月份，中、西部投资增长分别为21.2%和23.7%，东部地区为21.8%。西部地区仍保持最高的增长速度。
当然，由于三个地带的投资基数相差很大，因此从绝对规模来看，东部地区投资仍然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以1995年为例，东部投资为中部的3倍，为西部的5倍强，而且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央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已达极限，要继续强化近两年出现的中西部地区投资相对快速增长的趋势，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西部落后的直接原因仍是投资总量不足，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
我们认为：（1）在中央直接掌握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终将是有限的。如何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其他社会资金，可能更为关键；（2）单纯的地区性倾斜政策很难模仿80年代的路子，往往需要与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而地区在产业上的优势发挥，与地方政府的努力密不可分；（3）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和投入倾斜，需要以较发达地区正常发展为基础。也就是说，较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实则在为国家积聚财力，在为落后地区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是对落后地区政策和投入倾斜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改革前我们对中西部地区投入倾斜难以延续的结果，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也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地区的发展，应以确保较发达地区正常发展为前提。平衡发展的思路，不为世界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所采纳，也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较发达地区应在正常发展中带动落后地区，加速缩小地区差距的进程。
二、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地区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
（1）我国农业从业人口约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7%（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70%以上），而美、德、日、韩则相反，城市人口均占全国人口的75%以上。（2）四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2%、3%、8%，而我国则占27%。（3）我国的人均GDP1995年约570美元，大致为美国的1／42，日本的1／35，德国的1／30，韩国的1／12，在世界上处于相当低的水平。（4）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数的比例仅为28%左右，远远低于美、德、日、韩等国，但城市人口的绝对数却分别为美、德、日、韩的1.6倍、4.5倍、3.2倍和9.4倍。（5）中国较发达的东部12省市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7%，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0%，GDP则占全国的65%左右，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8%。东部地区人均GDP约6000元人民币，合720美元，中西部人均GDP约2720元人民币，合330美元。几个直辖市均超过10000元人民币，上海市将近2000美元。东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5%。
总起来看，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比重大，人均GDP水平低下，社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而占全国人口37%、占土地10%的东部地区创造了占全国68%的工业总产值和65%的GDP，人均GDP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地区发展政策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效率优先的具体体现，就是要继续重视经济更具规模、投资更具效率的东部地区的发展。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也是真正长久地“兼顾公平”的基础所在。
美国工业以较大规模向西部扩张，是本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此时东部地区的经济已到相当发达程度。可以预见，只有在我国东部地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有可能看到大规模生产要素西移的趋势，中央政府也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给予中西部地区有效的支持。
三、对国际间的战略均势的考虑，要求重视较发达地区的正常发展。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如同许多国家一样，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反映，是一个过程。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极其自然的。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必须流向发展条件好的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无论在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上，都已形成了较高的水平和相当的规模。这一现状是极为宝贵的，其不仅显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在实际上有助于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的解决，还有助于建立中国在国际间的战略均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今日的中国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呈仍处于低水平，但国家已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航天工业、核工业、生物工程等现代高科技行业，若干项目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加强，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员。这一地位不仅与我国的地域和人口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国通过经济总量所反映的真实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而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大而不坚，是不会有地位的。我国国际声望的基础是国力，国力的强弱，则主要由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对比表现出来。国家在对比中发展，在发展中形成平衡。这就是战略均势。
战略均势是国与国之间为谋求自身长期发展而进行的国力水平较量，是平衡中的对峙，其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实际位置。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战略均势作为衡量自我实力、制订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重要参照物。从国家利益出发，我们需维护我国东部地区业已形成的发展水平，保持其正常发展。有关专家认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布局中，关键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是国家的基石，是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本钱，也是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长远保证。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大局观念。我们充分理解相对落后地区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差距的迫切愿望，要使国家发展的大局观念真正渗透到我们的思想，贯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的确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强调的维持较发达地区正常发展的观点，仅仅是从中央财力倾斜的角度而言。在中央政策环境及对部分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下，各地区主要通过自身努力，形成和发挥其比较优势，加速本地区经济发展，无疑是应得到充分肯定的。
四、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应重视较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的变化趋势
全国人均GDP这一指标，可以比较综合、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是直观地判断国力的最简明的标尺，是国际通用的最基本的总量指标。
然而如前所述，我国低下的人均GDP水平，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揭示我们在制订发展战略时须重视国家在国际间的战略均势。战略均势所体现的国家在国际间的国力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全国人均发展水平。事实说明，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在绝对数和平均值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与发达国家有关数据具有可比性，其经济实力实际上承担起国家的战略均势角色。从许多国外资料看，国际上已经较普遍地认同了这一角色。因此，在制订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较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这一因素，由此把握我国在国际间的战略均势，更准确地了解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真实位置，为决策服务。
这里作一个假设，如果中国的3亿城市人口（超过美、德、日、韩等全国人口）人均GDP达到上海的2000美元水平，那么GDP总额约为6000亿美元，是韩国GDP的2.2倍；如达到韩国的7000美元，GDP总额即为2.1万亿美元，是韩国的7.7倍，是德国的1.6倍；如果按东部地区的4亿多人口计算，数字就更可观了。国外一些人士做过类似的推论，他们认为中国会迅速崛起，显然不是从全国人均GDP一类的指标推断出来的，而是从较发达地区的有关数据出发，从中国的实际战略均势的角度作出判断的。
综上所述，在制订国家发展战略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应根据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处理好较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的关系，把保持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发展质量放在首位，巩固和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均势地位，加速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只有这样，国家和东部地区才可能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有效的、长久的支持，帮助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地改变面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走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