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学生回国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回归迁移经济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学生论文,意愿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4-0055-13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出入境政策的逐渐放宽，许多高技能或高知劳动力出于经济、家庭、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考虑选择离开中国迁移至发达国家，并且多数是通过留学实现自己跨出国门的“第一步”。据《200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统计，在1985－2005年间，中国共有76.73万名学生出国留学，但只有17.96万名学生回国，回国率不足25％。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扭转日益恶化的人才外流现象，中央政府陆续出台和实施了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为方针的多项人才引入项目，再加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所带来的国内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增多，这些都为“脑力回流”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从流量上看，中国“脑力外流”现象似乎开始得到逆转，回国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由1997－1999年的6％上升到2000－2005年的29.2％。然而，从总量上看，中国“脑力外流”仍以较快的速度不断恶化。中国每年仍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且其人数要远超于回国人数。1998年自费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2005年达到10.65万人，增加了将近9倍。同时，未回国留学生的累计人数也在逐年递增，而且该数字正是在2000年后才开始大幅度增长。1999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累积人数只有10.83万人，而至2005年达到58.78万人，6年间猛增了4.43倍。① 由此可见，与以往相比，中国的人才流失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仍是一个不容乐观的问题。
“脑力外流”对于劳力输出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内生增长理论看来，教育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1～4]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必然会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另一些学者则指出高技能和高知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会对输出国中那些未迁移劳动力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②[5～7]此外，因为流失的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本身具有一定正的外部效应，且多数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所以“脑力外流”也会给输出国带来一定短期的社会福利损失。与以往文献不同，近来的一些研究开始强调“脑力外流”对于输出国在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方面的积极效应，以及保持开放政策的重要性。[8～13]在Beine等人[11]看来，“脑力外流”对于输出国经济同时具有两种效应，一为“流失效应”（drain effect），即指“脑力外流”所包含的传统的负面含义；二为“脑力效应”（brain effect），它是指对于一个欠发展国家来说，教育回报率不高，个人对于教育投资的欲望较低，但如果政府允许个人自由迁移，那么个人所面临的机会将会增加，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也会随之提高，从而刺激更多的人投资教育，提高人口中受教育人群的比例。如果在新增受教育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会选择迁移，那么最终结果仍会有利于输出国的经济发展③。此外，另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农村）的迁移者向家乡的大量汇款能缓解输出国所面临的资本稀缺问题，从而加快生产性资本的积累、增加收入和提高就业率。[14～17]
由此可见，“脑力外流”实际上是利弊共存的。而为了尽可能地获得“脑力收益”和减少“脑力损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能采取的相对应的最优策略便是要在采用更加开放的出入境政策的同时，施行更加积极的海外人才招募政策，以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定居、访问、短期工作以及从事各种商业、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在此背景下，就中国学生回国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对于中国政府海外人才招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迁移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回顾
依循人力资本理论，早期的迁移经济学将个人（内部和外部的）迁移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早期的模型构建中，潜在的迁移者基于自己对于迁移成本和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的评估，以个人终生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自己最优的迁移和工作决策。[18～20]在这种理论构建下，存在正的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必然是个人迁移行为发生的充要条件。只要收入差异为正，个人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迁移必然会发生，并且此种迁移必然是永久性迁移（permanent immigration）。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常常能观察到虽然个人在国外的收入要高于他在国内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在国外客居一段时间后又重返祖国居住的现象。很明显，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就这种从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自愿回归迁移（voluntary return migration）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④。针对此不足，后继的学者纷纷发展出新的回归迁移模型。
根据Borjas & Bratsberg的总结，回归迁移决策的模型化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21]第一类方法是将回归迁移视为迁移者就他在最初迁移规划时所犯的错误进行事后纠正的一种结果。在此类模型中个人便只面临着一种最大化行为选择——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居住。在此类模型下，个人之所以会选择回国是因为个人在进行最初的迁移决策时对迁入地相关信息掌握不完全，所以在迁移后，如果他们发现他们所获得的实际收益要远低于原来的预期水平，那么他们便可能会采取回归迁移，或是继续迁往其他国家；第二类方法假定潜在的迁移者不仅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判断能力，而且能够根据个人终生收入的最大化对自己的迁移进行最优的终生规划。于是，个人的回归迁移是个人在迁移之初便已经规划好的，是个人最优迁移或居住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在此类模型中个人面临着两种最大化选择：一是否迁移国外，二是否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后再回国居住。
基于后一类终生收入模型，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国内外收入差异为正的条件下个人仍可能会选择回归迁移的种种动机。这些动机包括：两国之间的购买力差异，迁移者的地域性居住或消费偏好，个人回国后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或是国外工作经历有助于提高个人在输出国的收入能力）以及迁移者在输出国所拥有的地域性专有资本（例如，房屋、土地、资历、声望和人际关系）。⑤[22～33]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同，终生收入模型仍是将个人之预期收入视为决定个人回归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在一定的回国动机假设下，输入国收入与个人在国外最优居住年限之间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关系。Stark等人证明如果一定条件能得到满足，⑥[34]个人在国外的最优居住年限会随着国外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不断递减。这是因为随着国外工资的不断上升，个人回国后用国外积蓄所可能获得的消费水平也将不断上升。如果输入国的货币在输出国的购买力足够高，以及输出国的工资水平足够低，那么个人在国外逗留的机会成本便可能会以不断增加的速度递增，而迁移者便会相应地减少在国外的逗留时间。相似地，Dustmann & Kirchkamp[35]和Dustmann[36]指出，当个人对输出国的消费具有较强偏好，以及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商品在相对价格上存在一定差异时，输入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对于个人在输入国的居留时间具有两种效应：一是相对工资效应或者替代效应，即输入国工资的上升将会增加个人的终生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诱使个人相应地延长他们在国外的居留时间以获得更高的效用；二是收入效应，即随着输入国工资的上升，个人财富的边际效用在递减，同时由于迁移者对于在家乡消费的偏好和两地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逗留国外的机会成本将会随着逗留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进而导致个人在国外居住时间的减少，提高个人的回国意愿。输入国工资变化对于个人国外居住时间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之总和。当收入效应高于工资效应时，个人的国外居留时间便会随着国外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少。而相比之下，国内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则比较简单。因为在消费偏好和商品价格差异的假设下，相同的收入或者消费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效用总是高于在国外所能获得的效用，所以国内收入变化所引起的相对工资效应和收入效应对于个人在国外逗留时间的影响都为负，故总效应也必然为负。Dustman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德国的工资水平与移民在德国的居住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移民在德的居住时间先是随着个人在德国的工资水平上升而上升，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又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下降。
诸如此类的研究很多。总的来看，因为理性的潜在迁移者的行为决策是以自己终生收入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经济模型必须通过一定的个人偏好或外部经济环境假设，“发掘”出输出国在一些特定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正是这些比较优势引发了迁移者在劳力输入国收入高于输出国收入的条件下仍然选择回国的可能性。此外，与之前的迁移理论相比，新回归迁移经济学更加强调迁移者的回国动机以及回国后的事业或人生规划对于个人回归迁移行为决策的影响。例如，地域性的消费偏好、购买力或资本收益差异会诱使迁移者进行以储蓄为目的的迁移行为（target- saving behavior），即迁移者在迁移之初便计划好只在他国居住一段时间以便积累足够的金钱用于回国后的消费或投资。[37～38]相似地，如果个人在国外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在国内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在人力资本回报率上的差异便很可能会引起个人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迁移行为。无论潜在的迁移者有着怎样的迁移目标，只要输入国收入的上升有助于个人预期目标的早日完成，那么就有可能提高个人的回国意愿，减少个人在国外的居留时间。此种为实现某种目标先迁出再迁回的迁移行为被学界称为“目的性迁移”（targeted migration）。
三、数据与方法
在迁移行为研究领域内，关于调查对象的选择大致存在两种方法：一是以迁移行为发生后的事后数据对迁移的规模、流向以及其他一些特征进行分析的研究，其主要调查人群是那些已经实现迁移的人群；二是以迁移行为发生前的事前数据对个人之迁移行为决策进行分析的研究，其主要调查人群是那些未实现迁移的潜在迁移人群。有鉴于对于个人受教育决策和回国意愿进行分析之研究目的，本研究选用潜在迁移者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留学海外：中国学生的选择和动机”课题组于2007年对中国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贵阳和深圳七个城市的12961名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问卷中被调查者被问及：假如你真的升读海外大学，你会在毕业后何时回国？（1）立即，（2）一至五年之内，（3）五至十年，（4）十年以上和（5）暂时未有打算。为了测量不同学生在回国意愿上的强弱程度，我们提取选择答案1－4的学生作为我们的样本，并将这四类选择分别赋值为1、2、3和4（见表1）。赋值越大，其所代表的回国意愿越弱。依照终生收入模型，我们假定不同的被调查学生对于自己未来可能获得的收入和可能面临的环境皆有一定的预期，并能够以此预期对自己的迁移（包括迁出和迁回）行为做出抉择。由此，我们便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答案选择来检视他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迁移者具有怎样的回国意愿，以及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的回国意愿⑦。
如表1所示，在被调查学生中，共有9373名学生选择会在海外学成后在某一时间段内回国，占总人数的77.8％。在我们选取的样本中，只有6.8％的学生选择在海外留学毕业的十年以后回国，而选择在1－5年内回国的人数比例最高，将近50％，该比例加上选择5－10年内回国的人数超过样本学生数的3／4。这表明中国学生具有较强的在海外居住一段时间但不愿长期居留的迁移倾向。
基于累积几率模型，我们构造出如下有序的逻辑回归方程：
分别表示个人留学毕业后立即、在5年内和在10年内回国的几率。因变量是个人在某一时间段内回国几率的对数值。因为对数函数是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几率的对数值越大，几率的值就越大，个人回国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又因为各自变量之间为减号，故回归系数若为负，则表示相对应的自变量对于个人回国意愿具有正影响。累积几率模型假设所有回归方程所估计出来的位置系数（location coefficients，
，
）相等，但允许“门槛系数”（threshold parameters，
）可以随着回归方程的变化而变化⑧。
自变量
分别表示被调查学生所预期的（国外留学毕业后）在国内就业和国外就业时的年平均收入。国外预期年收入的均值为19.1万元，大约是国内预期年收入均值（8.6万元）的2.2倍。此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于国外收入有不同预期的学生在选择何时回国的意愿上存在一定差别。随着个人国外预期收入的增加，选择海外毕业后“立即”和“1－5年内”回国的学生人数比例为先减后增，而选择“5－10年内”和“10年以上”回国的学生比例则是先增后减（见表2）。
这说明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很可能存在一定非单调性影响。为了检验此非单调性影响是否存在，我们将国外预期收入的二次项（
）引入到有序回归方程中。
表示学生计划在国外攻读之专业。在我们的问卷中，可供学生选择的专业共有12种。为便于分析，我们先将这12个专业按照文科、理科、医科和艺术科分为四组，再将“最热门”的经济和管理专业（25.2％）从文科组中提取出来单独分为一组，最后考虑到选择外语和教育专业的学生预期收入较低，我们将此两类学生（7.4％）从文科组中提取出来作为参照组。于是，最终我们共得到6个专业分组⑨。对于所有专业来说，选择不同时期回国的学生人数的比例排列皆有以下规律：5年内回国＞5—10年内回国＞立即回国＞10年以上回国。这与总体学生的比例排列完全相同（见表1）。与选择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选择外语和教育专业的学生中愿意“立即”回国的人数比例（20.4％）最高，而愿意“10年以上”回国的人数比例则为最低（4.2％）。这说明选择外语和教育专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回国倾向。同时，选择外语和教育专业学生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最小。这种“收入差异越小，回国意愿越大”的现象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相一致。然而，对于选择经济和管理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虽然最大，但他们的回国倾向并未明显高于其他非教育和外语专业组的学生。这又与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不相一致。
表示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留学目的地、留学专业、家庭财富水平、就读学校类型、成绩、父亲教育背景等。
四、国内和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之影响
1.国内预期收入与个人回国意愿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如果我们单独对个人的国内预期收入进行回归，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模型1）。但若将国内预期收入和国外预期收入同时纳入回归方程中，且不考虑国内预期收入的二次项（如模型4），个人的国内预期收入对于回国意愿的影响变为显著，且为正影响。这意味着个人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发生影响是以他们的国外预期收入为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考虑和控制个人国外预期收入的条件下，个人的国内预期收入才会对他们的回国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此外，在模型3中国内预期收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皆不显著，这表明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无显著的非单调性影响。
虽然模型4的pseudoR[2]的值偏小⑩，但整体模型通过了模型拟合检验。这说明包含国内预期收入、国外预期收入以及国外预期收入的二次项的模型4要比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模型对于回国几率的变化更具有解释力。另外，模型4也通过了平行线假设检验。在模型4中，国内预期收入的估计系数仅为－0.075。该系数值意味着当个人的国内预期年收入每增加十万元，个人回国的几率才增加8％。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所产生正的拉力效应偏小。
图1 回国概率与预期年收入
此外，根据模型4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绘制出国内预期收入与个人回归概率之间的关系曲线（设定国外预期收入为零），如下页图1中的A图所示。由于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系数偏小，所以四条回国概率变化曲线都近乎于直线(11)。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在1－5年内和10年以上回国的概率几乎没有影响，而对于立即和5－10年之内回国概率的影响也是有限。国内预期收入从最小值0.03万元上升到最大值5.25万元才使得个人立即和5－10年之内回国概率上升了不到0.1。在四条估计曲线中，无论国内预期收入水平如何，在5年内回国的概率总为最强（大约为0.5），而在10年以上回国的概率总为最弱（大约只有0.05）。与之前描述性统计的结论相同，这说明中国学生在留学毕业后具有较强的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但不愿长期居住的倾向。
2.国外预期收入和回国意愿
从模型2－4的回归结果来看，国外预期收入的一次和二次项都通过了p＝.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相反。个人的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的回国意愿存在显著的非单调性影响。当国外预期收入等于0时，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边际效应为负（－0.213），此时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拉力。随着国外预期收入的增加，该负效应将不断减少，直至降为0后，其拉力将转变为推力，并随着国外预期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强。与此相应，随着国外预期收入不断增加，个人的回国意愿将会以一个不断递减的速度不断减少，在达到了一个最低水平之后，再以一个不断递增的速度不断增加。国外预期收入与个人回国意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状关系。这种U状的变动趋势反映出中国学生在自己未来可能的国际迁移规划中很可能具有一定的与个人国外预期收入相关的目标性回归迁移倾向。除了上文论及的地域性消费偏好和相对价格差异等动机外，“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心态也可能是诱使这种迁移倾向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外，根据模型4的估计系数，我们绘制出了国外预期收入与个人回国概率的关系曲线（设定国内预期收入为0），如图1中的B图所示。随着国外预期收入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内回国的概率各自呈现出U状或倒U状的变动趋势。随着国外预期收入的增加，毕业后短期内回国（包括立即和在1－5年内回国）概率的变化规律为先减后增，并在国外预期年收入为56万元时达到最小值，而在国外长期居住（包括5－10年内和10年以上回国）的概率则是先增后减，并在同一点达到最大值。虽然立即和在5－10年内回国概率曲线相交，但它们相交时，国外预期年平均收入约为118万元，已经十分接近我们所观察到的个人国外预期收入最大值，所以我们可以将B图中四条回国概率曲线大致看成是有序的，即无论国外工资如何变化，潜在的迁移者在不同时期回国的概率总有如下排序：P（在1－5年回国）＞P（在5－10内回国）＞P（立即回国）＞P（10年以后回国）。这再次反映出中国学生具有很强的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但不愿意长期居留的倾向。
由以上分析可见，国内预期收入和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是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影响。国内预期收入的影响总为正，而国外预期收入的影响在国外预期收入较低时为负，在国外预期收入较高时为正。于是，与人力资本理论所预料的相反，随着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扩大，个人回国意愿并不一定会减弱。当个人国外预期收入水平不断增大并达到一定水平时，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将会导致个人回国意愿上升。此外，由于国内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偏小，所以在对回国意愿的影响上，国外预期收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对于那些即将从海外高校毕业的学生（收入水平接近于零）来说，国外预期收入的边际正拉力很高（－0.213），而国内预期收入的边际正拉力则很低（0.075），若不考虑国内外就业率差异，输出国必须支付这些即将毕业的海外留学生以他们国外预期收入两倍以上的国内工资才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回国意愿(12)。也就是说，当国外预期收入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即便变小，个人回国意愿也可能会下降(13)。由此可见，以往以国内外收入差异或相对工资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很可能高估了国内收入的影响，而低估了国外收入的影响，因为此种回归模型隐含地假设国内外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完全相同。
五、其他非经济因素对于个人回国意愿之影响
除了预期收入外，还存在其他非经济因素会对个人的回国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学生的专业选择对于个人回国意愿便可能具有两种影响：一为直接影响。学生在专业上的选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对未来的就业领域和职业发展的预期，而且考虑到国内外专业劳动力市场在供求状况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差别，专业选择还会对个人未来在国内抑或国外工作的就业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不同的专业选择会引起个人对未来国内外收入预期的变化，进而对个人的回国意愿产生间接影响，也就是说专业选择是作为一种“中介变量（mediator）”通过个人的收入预期对个人回国意愿产生影响的。因此，我们必须控制个人的专业选择来观察国内外预期收入对于回国意愿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14)。此外，与个人的专业选择相似，个人特征（例如性别、偏好和能力）和家庭社会背景因素不仅会对个人的回国意愿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透过个人的预期收入和专业选择间接地影响到个人的回国意愿，所以我们同样要对这些背景变量进行控制。
出于以上考虑，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更多的非经济因素纳入回归方程中，通过构建一个总模型来考察个人的国内外预期收入、专业选择、个人特征、留学目的地以及家庭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自变量定义和有序回归结果详见下页表4。
根据总模型的有序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其他背景变量后，个人国内预期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但国外预期收入及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仍很显著，且系数大小大致不变（与模型4的估计结果相比）。个人国外预期收入与个人回国几率之间仍表现出显著的U状关系。
1.专业选择与回国意愿
根据总模型的回归结果，选择教育和外语专业的学生与选择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回国意愿上无显著差异，且为所有学生中回国意愿最高的。选择经济管理专业（专业组2）的学生与选择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新闻传播和法律专业（专业组4）的学生在回国意愿上差异不大，约为选择教育和外语专业学生的74％。选择医学专业学生的回国意愿最低，约为选择教育和外语专业学生的72％。
2.留学目的地与回国意愿
在16个可供被调查者选择的留学国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最受欢迎的三个国家，分别有17.7％、12.4％和11.2％的学生将这三个国家作为自己留学的首选目的地。相比之下，只有0.2％、0.4％和0.5％的学生以澳门、俄罗斯和马来西亚作为他们留学的首选目的地。总模型的有序回归结果表明，选择东南亚为留学目的地的学生回国意愿最高，其次是选择澳洲和欧洲的学生，而选择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回国意愿最低，他们的回国意愿只有选择东南亚学生的68％。关于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包括：（1）地理距离越近，回归迁移的成本越低，回国意愿也就越高。（2）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上的差距相对较小，且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传统较相近，于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或非经济优势所能产生的拉力相对较小。（3）中国学生前往欧美、日本和澳洲留学有着较长的历史，“留学市场”规模也较大。相比之下，东南亚留学兴起较晚，中国学生获取这些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和就业机会等相关信息的渠道较少。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理性的潜在迁移者会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回国意愿，以对抗迁移行为之不确定结果所带来的风险。
3.个人特征与回国意愿
（1）个人偏好。在我们的问卷中，有一系列题目用于观察和测量被调查对象的出国动机，例如“扩阔个人视野”、“体验海外生活”、“接触最新知识”、“海外教学资源丰富”、“有机会在当地居留”、“有机会留下当地工作”等。我们应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将个人出国留学动机归为三类偏好：“追求多样化生活”，“通过海外留学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以及“谋求在海外工作和定居”。根据总模型的估计结果，“追求多样化生活”和“在海外工作和定居”偏好越高的学生，其回国意愿也越低，但“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动机对于个人的回国意愿无显著影响。此种经验研究结果与我们直观想象相一致。
（2）个人能力。在诸多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可以作为学生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一是学生就读的学校类型，包括公办省级重点普通高中、公办市级重点普通高中、公办区级重点普通高中、公办普通非重点高中、公办职业高中和中专以及民办普通高中；二是学生成绩等级，包括优等、中上等、中等和中下等(15)。总模型的有序回归结果显示，就读于公办省级重点普通高中的学生的回国意愿最低，而就读于公办非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回国意愿最高。后者回国几率是前者的1.63倍。同样，成绩越好的学生其回国意愿越低，成绩优异学生的回国意愿只有成绩中下等学生的73％。这些都表明中国学生的回归迁移具有一定的自我能力“负筛选”特征(16)，即回国意愿越高者多为那些个人能力较差者。
（3）性别。在以往一些研究中[39～40]，中国女性迁移者常被发现比男性具有更低的回国意愿。一般的解释包括两种：一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国内就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就业歧视，她们的国内外收入差异也就更大，回国意愿自然就低于男性；二是女性要比男性更偏好多样化的海外生活方式。但是，在我们的总模型中，性别对于个人回国意愿无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纳入和考虑更多的解释变量后，性别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大部分影响被其他变量所解释，从而变为非显著。
此外，我们还发现学生的爱国热情对于多数学生（除艺术／设计专业）的回国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影响系数相对较大。
4.家庭、社会背景与回国意愿
Zweig & Chen[41]的研究表明，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要比其他学生拥有更多出国留学的机会。而我们的总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学生父亲的教育水平对于学生的回国意愿有显著性的负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子女回国意愿下降近3％。结合Zweig & Chen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出来自高知家庭的学生应在中国“脑力外流”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此外，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要比来自县级城市、城镇、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具有更高的回国意愿，前者的回国意愿约为后者的1.22倍，而家庭财富对于个人的回国意愿无显著性影响。
六、结论及其政策性含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超过70％的有留学意愿的中学生打算学成后10年回国。中国学生具有较强的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但不愿意长期或永久居留的倾向。（2）国内外预期收入对于中国学生回国意愿的影响是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影响，国外预期收入对于个人回国意愿的影响为主导性影响。（3）个人的国外预期收入与回国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U状变动关系。这种U状关系反映出中国高中学生在对未来的迁移规划中很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目的性迁移倾向，同时也意味着以往以收入差异或相对工资作为模型自变量的经验研究很可能高估了国内收入的影响，而低估了国外收入的影响。
除了宣扬爱国热情和“为国服务”的荣誉感外，向海外留学生提供路费、回国后的住房、更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在回国创业和科研等方面的财政资助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最为常用的海外人才招募手段。然而，此类以货币或其他实物形式为主的财政资助方式通常在制度设计上面临着“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也就是说，在获取资助的海外留学生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原本便打算学成后回国工作。如果这部分学生的比例较大，那么多数的财政资助只能有效地提高小部分留学生的回国意愿，此时财政资助必定是低效率的。[42]根据Zweig[43]的两次访谈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所引入的回国人员中，大部分回国人员在他们决定回国时个人的专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有91％的回国人员原本就打算学成后回国。因此，从财政资助的效率来看，海外人才资助政策的目标应以一定的财政资助成本，通过对资助享有资格和分配方案的合理设计，并结合其他非物质性激励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影响海外留学生的迁移决策，提高他们的回国意愿。结合本文实证结果，我们有以下一些建议：
首先，以吸引留学生回国长期工作和定居为主要目标的财政资助的实施效果应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在国内预期收入的影响力较低的情况下，政府财政的资助目标应转向以吸引和鼓励海外人员回国从事短期工作和其他交流活动为主，并尽可能与其他非物质性或辅助性手段（例如，加强归国信息服务，宣扬爱国热情和“为国服务”荣誉感）相互配合实施。财政资助应尽量附带一些诸如使用范围和期限方面的限制，少采用无条件或一次性的财政资助或奖励。
其次，财政的资助对象应以那些在海外居住过一段时间或海外收入较高的留学生为主。与即将或刚刚从海外大学毕业的留学生相比，这类留学生不仅拥有更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而且国外收入对于他们的回国意愿所产生的拉力较小，甚至已转变为推力。同时，以个人的海外收入对个人能力进行甄别也有助于将回归迁移从“负筛选”转变为一种“正筛选”，提高引入人才的质量。
最后，政府在人才引进政策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选择不同专业和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的留学生在迁移行为特征上的差异。就具有不同意愿、不同专业和不同能力的留学生进行有区别性和筛选性的资助手段和制度设计有助于将政府在人才引进过程中的地位由“被动选择”转变为“主动筛选”，让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能够享受到政府财政资助，从而提高人才的引入质量，改善财政资助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
（本研究得到孔繁盛教授所主持课题“留学海外：中国学生的选择和动机”的部分资助。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卢乃桂教授给予的许多有益的建议。）
收稿日期：2009-03-12
注释：
① 另据美国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2004）所提供的调查数据，在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决心留在美国的学生比例由1992－1995年的46.8％上升到2000－2003年的63.6％，这一比例在整个亚洲地区仅次于印度（66.6％），远高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40.6％和46.3％）。
② 例如，Haque & Kim（1995）的研究表明“脑力外流”会导致那些未迁移者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进而对输出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参见HAQUE N U,KIM S- J.Human capital flight: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and growth.IMF Staff Papers,1995,42(3):377-607。
③ Stark等人（1997）亦认为与封闭的经济相比，虽然在开放经济下，有部分劳动力会选择迁移，但由于接收国雇主所掌握的输入劳动力的生产力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移民人群中那些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将会选择回国，从而提高输出国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开放政策下，输出国可以以一部分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失为代价来换取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最终获得一定的“脑力收益”。相似地，Mountford（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中，经济的开放虽然会引起“脑力外流”，但如果移民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脑力外流”便可能导致经济体中受教育人群比例增加，从而有助于输出国的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均等的改善。参见STARK O,HELMENSTEIN C,PRSKAWETZ A.A brain gain with a brain drain.Economic Letters,1997,55 (2):227-234; MOUNTFORD A.Can a brain drain be good for growth in the source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53(2):287-303。
④ 对传统迁移理论的另一种重要的质疑是：收入差异是否是个人迁移发生的必要条件。一些以家庭为分析对象的研究指出，在保险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即便不存在正的收入差异，个人仍可能为了分散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风险而选择迁移。另外，亦有学者提出即便迁移的预期收益不变，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相比而产生出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也可能促使家庭选派其成员进行迁移。关于迁移各个理论流派较为全面的文献回顾，参见MASSEY D S,ARANGO J,HUGO G,KOUAOUEI A,PELLEGARINO A,TAYLOR J E.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3,19(3):431-466。
⑤ 除以上经济学文献外，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亦从历史的、比较的或其他一些视角对迁移者的回国动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详细讨论参见ROGERS R.Retur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D.KUBAT (ed.).The politics of return.NY: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1984;KRITZ M M,ZLOTNIK H.Global interactions:Migration systems,processes,and policies.In M.M.KRITZ,L.L.LIM,H.ZLOTNIK (ed.).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A global approach.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KING,R,Generaliza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return migration.In B.GNOSH (eds.).Return migration:Journey of hope or despair.Genev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2002.7-55。
⑥ 这些条件包括：个人的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函数，输入国的货币在输出国的购买力足够高，以及输出国的工资水平足够低。
⑦ 虽然确切地说，我们在此测量的是高三学生作为潜在的迁移者有着怎样的初始回国意愿，但有研究表明学生在出国之前初始的回国意愿对于他们之后的回国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Zweig & Chen（1995）的研究表明海外华人（包括留学生、海外学者和其他华人）的回国意愿受他们最初回国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影响系数较大。Güng
r（2006）则发现随着土耳其留学生最初的回国意愿从“留在国外居住”变为“不确定”以及从“留在国外居住”变为“回国”，他们的不回国概率会分别降低0.32和0.38。参见Güngr N D,TANSEL A.Brain drain from Turkey:An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return intentions.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2278,2006。
⑧ 关于此平行回归假设（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及其检验方法，请参见LONG J S.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CA:Sage,1997;LONG J S,FREESE.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Rev.ed.).TX:Stata,2003; O' CONNELL A A.Logistical regression models for ordinal response variables.London:Sage.2006。
⑨ 专业组1包括基础理科、工程、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和建筑专业；专业组2包括经济和管理专业；专业组3包括医学专业；专业组4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新闻传播和法律；专业组5包括艺术／设计专业；专业组6包括教育和外语专业。
⑩ 对于累积几率模型来说，几种常用的pseudoR[2]、模型拟合优统计量（Goodness-of- fit statistic）以及平行线假设检验统计量都存在一定的适用性问题。例如，有序回归的R[2]一般都称为“类似R[2]的统计指标”（R[2]- like statistic），也就是说，所计算出来的R[2]都不能直接用于模型的解释。例如，R[2][,McF]一般只适用于二元类别模型（Dichotomous Logit Model）中，并且没有一个标准能告诉我们多大的R[2][,McF]才够大。另外，自变量类型和自变量个数一般也会对拟合优和平行线检验统计指标的大小产生影响。例如，当自变量是连续变量，或自变量中类别变量的数目较多时，这两种指标的计算结果常常会偏小。我们的模型中收入变量都为连续变量，并且类别变量数目也较多，于是以上统计量的计算结果一般都偏小。即便如此，我们仍提供以上检验的结果，供读者参考。详细讨论参见LONG J S,FREESE.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 TA (Rev.ed.).TX:Stata,2003;O'CONNELL A A.Logistical regression models for ordinal response variables.London:Sage.2006。
(11) 因为因变量采用的是对数函数，所以国内预期收入对于每个类别事件发生的概率的影响为非线性，但因为国内预期收入的影响系数偏小，故而A图中的关系曲线看似十分接近于直线状。
(12) 此时，国外和国外预期收入增加十万元，个人的回国几率将分别下降19％和上升8％。
(13) 例如国内外收入同时增加，但国内收入的增加要大于国外收入，此时国内外预期收入差异变小，但由于国外预期收入的边际效应要高过国内预期收入，所以此时个人回国意愿仍可能会下降。
(14) 此外，专业选择也可能会作为一种“调节变量（moderator）”对预期收入与回国意愿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面对预期收入的变化，学生选择不同专业可能会做出各自不同的回国意愿反应。为简化分析，在此我们仅考虑专业选择的中介效应，关于专业选择对于学生回国意愿所可能具有的调节效应，今后将另具文讨论。
(15) 这四类学生分别是按照班上成绩排名10％之前，排名前11％－30％，排名前31％－50％和排名50％之后划分的。
(16) 通过关于回归迁移者的迁移行为的理论和经验分析，Borjas & Bratsberg（1996）发现回归迁移会对原先的移民迁移的筛选类型产生加强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原先的移民迁移中，大部分的迁出者多为输出国中的能力较高者（即为正筛选（positive selection）），那么在之后的回归迁移中，大部分的回归迁移者的能力将低于所有迁出者能力的平均水平（即为负筛选（negative selection））。更多讨论请参见Borjas（1989，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