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几个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树立科学的“坚持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应该说，这个信念我们党在任何时刻都从未动摇过。但对什么叫“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国情也缺乏深入的把握，虽然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学习和贯彻的方法却是幼稚的、片面的。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理解为对马恩列宁的话、指示的全盘照搬，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种教条主义的“坚持”使中国革命老是碰壁。失败和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实践和总结，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坚持”观：1.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强调：(1)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不是全部书本、全部结论和观点。(2)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能是指导思想，而不能代替具体结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分析中国国情和具体特点时才能得出。(3)解决这个“结合”，必须对中国国情作全面深入具体把握。3.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而是把握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4.坚持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认识和方针政策，而不是用书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来检验。5.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于进行新的实践，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6.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创造并长期坚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坚持观”。这套坚持观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结合”为中介、以发展为目标的科学体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坚持在改造世界中实现批判与建设的统一。实践证明，这一科学的坚持观使我们党既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又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中国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与中国国情结合，坚持就是空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就变成了“守护”，其结果不仅不会保护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而且会缩小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才有生命力。只讲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只讲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不讲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真理一样都是相对真理，也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是必不可少的，但变成教条就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遵循科学的“坚持观”，才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教条主义都是主要障碍。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对立并不是表现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表现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上，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
教条主义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认为，凡是上了经典的就是“圣经”，凡是经典作家的指示就是“圣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变成了“迷信”，把相对真理当成了永恒的绝对真理。因此，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教条主义的迷信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区分为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原理，主要是指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得再具体一点，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价值观，方法论主要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关于这一点，革命导师曾经反复予以论述。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118他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742-743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这也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功能。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3]21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作法。邓小平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层次是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重要结论（或者说基本观点、基本结论）。这些观点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得出的结论。比如，马、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重要结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理论，等等。这些重要结论、观点、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
第三个层次为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这些个别的观点和结论，是革命导师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于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作出的判断、预测，随着条件的变化，它们有可能变得不正确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43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史一再表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对于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必须无条件地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于第二层次的一些重要观点，要坚持但不能盲目对待，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观点。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原理、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应该结合实践加以理解并坚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凡是未被实践证明的假设、设想，不能当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但可以在实践中加以研讨、验证。凡是实践中行不通的思想论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修正、抛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观点，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就可以借鉴、参考，但一般不具普遍意义，因此，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就要勇敢地加以否定。
这里提出了一个衡量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只要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就应该被认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观点，只要是逻辑一贯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管其具体结论与马恩、列宁是否一致，都应该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看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采用与马恩、列宁的结论对照的方法，而是看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是否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搬用，而是当做出发点和方法论，这为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特别是总结失败的实践经验中产生和发展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推演出来的，也不是从别国经验中产生的，而是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实践中，特别是从失败实践中产生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深刻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而产生，而发展的。
实际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革命和建设）失败→提出怀疑和问题(A)→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上提出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B)→实践成功(C)→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D)。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因为A，才有B，B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经过C，即由实践检验，证明B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再经过D，系统总结，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形态。因此，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从总结教条主义失败的教训中产生的，是经过成功的实践检验得以完善的。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失败教训的深刻认识，成熟于对实践成功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离不开王明教条主义这个对立面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教条主义的错误发生在先，毛泽东思想产生在后。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到苏区时期毛泽东与临时中央错误路线的斗争，到遵义会议上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延安整风用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些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和纠正“左”的错误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与王明路线的长期斗争并最终战胜王明路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有这样几个特点：
1.揭示王明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而王明等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搬用马克思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是民族的大敌，是革命的大敌。
2.批判王明等人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使理论变成空洞的理论，使实践变成盲目的实践，损害理论，破坏实践。
3.批判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恩、列、斯的个别字句、论断、结论等同起来，指出我们学习、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要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主要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要把马列著作当作“圣经”，以为只有上了“圣经”的才是正确的。
4.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习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生命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补充，不应该用“书本”来排斥“实践”。
5.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本本主义。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践中，从事物本身的变化发展中找到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作风，是党性原则的体现。
正因为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本质和危害认识深刻，克服王明路线的思想理论武器科学有力，目标明确，方法得当，因而在反对王明路线的过程中，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发展完善起来。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也有类似的情形。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在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完善起来的。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285“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2]458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生动地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总结。
三、“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左”是主要障碍，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左”的错误，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胜利，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左”的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从1931年到1935年，“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党内达4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1976年，“左”倾错误存在长达20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的僵化保守观念也是“左”的重要表现。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375“左”是主要危险，这是对党的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倾向斗争规律的揭示。“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直接的体制上的原因。各个历史时期的“左”还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左”的错误倾向作一分析。
“左”的思想认识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作教条式的理解，搞“本本主义”。突出表现在主张搞社会主义要完全以马恩的“本本”为依据，凡与“本本”不合或不完全相合，就被批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搞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当人们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就会出来设置障碍加以阻止。有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实际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来阻止、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维护他们那套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僵硬的“社会主义”。第二，“左”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主观愿望超过客观现实。突出表现在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足，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超阶段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盲目追求“大”、“公”、“纯”，急于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加以批判，超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导致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第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对倾向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反对错误倾向应当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强调反右，不注意纠“左”，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真正的“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在对犯倾向性错误的处理上，实际上是奖“左”罚右，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右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左”是革命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革命精神可嘉，越“左”越能升官，青云直上。在“左”的氛围中，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同志，常常被打成“老右”、“老机”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那些善于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真正的“老左”却能始终立于不倒之地，受到信赖、重用。这样，就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左”之所以是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在分析“左”的错误时，决不能忽视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思想方法上好走极端，容易狂热，这是主观方面；经济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平均主义；政治上，喜欢专制，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喜欢集权而不愿受监督、制约，法律观念淡薄，以权代法；组织上，喜欢搞宗派，小圈圈，小集团。这些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连续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左”的错误不断重复的社会根源。
体制上的弊端也是“左”的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分析失误的原因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333这段话对分析“左”的错误有鲜明的针对性，确实抓住了要害。“左”倾错误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决策民主化的保证机制，在决策上个人主观任意性很大，不能发扬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这正是造成“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次大的失误，都是个人主观主义决策的结果。第二，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缺乏竞争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的考核机制，干部的升降、存留是由上级决定的，群众无权决定，这就造成了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形成一边倒，上边“左”一线，下面“左”一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左”了也难纠正。第三，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左”倾失误的一大原因。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势必机构庞杂，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这恰恰是“左”倾思想滋生、发展的有利环境。
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突破性”和“非突破性”两种发展形式，“突破性”是主要的发展形式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7]12这一段话应该也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这里的“突破”不是指完全抛弃，而是一种跨越式的辩证否定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不止一次的“突破”，取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体上有两种形式的发展：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原质理论，通过与实践结合，实际运用，使我们对它（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总结这些经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这是一种发展形式。比如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关于立党为民，关于为人民服务，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理论，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理论。这些理论的原质在马列那里就已确定，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又有了自己的新体会新认识，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这种非突破性的发展，是在运用中加深理解，是在理论原有的方向上的发展。这种发展有“新”的成分，否则就不能叫发展，但这种“新”成分不构成新的理论质，不是对原质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原质理论的深入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主要形式是突破性发展。这种形式的发展也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来实现。与第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某个原质理论，不能用来直接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主题，这时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削足适履，硬用该原质理论来解决新的实践问题，而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的实践课题的理论观念，指导实践活动。总结这些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只要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些新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
为什么说是突破性发展呢？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个原质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质理论（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科学总结新鲜的实践活动形成的），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那么，怎么能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呢？当然，不是说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那些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和抛弃。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某原质理论不能适合新的实践时，实践主体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分析实际情况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观念用以指导实践，这是一重保证；当实践结束，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应用科学方法来总结实践经验，这是二重保证，在“双重”保证之下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两个飞跃的结晶，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包括革命的两步走，两阶段论，农民革命主体论，土地革命中心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动力论等，都是对马恩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新突破、对列宁十月革命理论的突破，没有这种重大的突破，就不能叫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也是突破式发展的典范。邓小平理论主要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在邓小平之前，马克思主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斯大林、毛泽东也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但实践证明，前人留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不都是有效的。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并总结国际（包括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新的设计，形成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实行一国两制论，这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中心的理论质点，这是对马列、毛泽东理论质点的突破，也是一种辩证的否定。邓小平理论构成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两大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出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不是出于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填补某项理论空白的考虑，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实践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实践经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的实践也需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学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6]181。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间，先后经历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实践主题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次飞跃，这些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问题和需要的科学回答和科学总结。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8]296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是由实践推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实践作基础，要不断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敢于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国情下产生的全新的实践，马列既没有设想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大胆地创造性地领导了中国的这个新式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经过了艰难曲折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这些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由于实践经验是新鲜的，总结又是科学的，这就必然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但过分依赖马恩的理论，在他们作出的结论范围内寻找现成的答案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作更多的研究，论述也不多。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9]243
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方案，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什么？如果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里确有一个较周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关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论断，关于把无产阶级从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的阐明，关于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关于团结和依靠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的内容。这些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并为俄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并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原则的说法，比如，把共产主义区分为高低两个不同阶段，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过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设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三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有些是正确的，有的则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过去，长时期内，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出发，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建设科学不科学，都用这个公式来衡量。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公式并不就是科学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没有提供后人可以照搬的现成公式和模式。这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没有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时间也很短，由于早逝，他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系统的经验，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这要靠实践来解决。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认识上的突破，对于中国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路，形成了社会主义也要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崭新成果，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领域的开拓性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两大成果，一是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个伟大成果是实践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实践结晶。这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及其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及其成果。这两大成果是互为因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在实践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实践成果来证实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则是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产生的，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我们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点时，必须坚持“两成果”论。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果是更为伟大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问题，列宁解决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马恩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建设作了开创性的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国情下，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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