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手工业论文,江南论文,秦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4)02-0038-06
一、江南手工业的地域特色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这里所说的“江南”，是泛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等郡，还有沿长江南岸的巴蜀之地也在其列。也就是汉代扬、荆二州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
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社会文明。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到东汉一朝，扛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差度趋向缩小，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手工业领域显著进步，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
在纺织业方面，汉代江南的蜀锦、越布都颇有知名度。
蜀锦是最早驰名于市场的传统手工产品之一，它以图案古雅、富有地方和民族风格著称。巴蜀土地肥沃，桑叶鲜嫩汁多，蚕丝质量很好，丝绸的上色性特佳。另外，那里的水质最适于丝绸染色和洗濯。两者相辅相成，为蜀锦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注：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汉时，蜀锦的颜色鲜艳，经久不变。扬雄在《蜀都赋》中称赞蜀锦为“阿丽纤靡”和“自造奇锦”。著名的蜀锦还畅销海内外如印度等地，并且转输到中亚、西亚一带（注：《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降至三国，其花色品种日见繁多，有织纹由粗到细、互相对称，宛如雨丝的白色线条，再配以各种图案的雨丝锦；有在单色的底色上织成彩色方格，配以各色图案的方方锦。史称“蜀之锦绣，绝妙天下”（注：《古今图书集成》卷三百一十八《太平清话》。）。可以想见蜀锦在我国丝绸我上的重要地位（注：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
江东闽越一带出产的细质麻布，也是一种质量优良、堪与织锦同比的纺织品。《后汉书·陆续传》载：“（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可见越布之精细。这种越布，在东汉前期不多，还是一种高级的赏赐品，如《后汉书·皇后纪》载，明帝死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惜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注：一端二丈），杂布二千匹，黄金十斤。”和帝死后，邓太后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到东汉后期，服著白越布的人多了，但越布仍被视为贵重服装。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从奴仆妾，缘服葛子升越，简中女布，细致绮觳，冰纨锦绣。”可见它仍是与“细致绮觳，冰纨锦绣”并列的。《后汉书》注引沈怀远《南越志》说“蕉布之品有三：有焦布、竹子布，又有葛焉。虽有粗精之殊，皆同出而异名。”又引扬雄《蜀都赋》曰：“布则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盛弘之《荆州记》曰：“秭归县室多幽闲，其女尽织布，至数十升。”看来，葛子、升越（当即是白越、越布）筩中、女布可能是葛、麻中的四种质量优良的品种。葛、越出自会稽，女布出自秭归附近，筩中出自蜀郡。左思《吴都赋》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说明这两种麻葛织物胜于丝织品（注：曾延伟：《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另在印花技术上，江南人民已能应用套版印花丝织物。金银色印花纱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三套版印花纱。印花敷彩纱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印花纱。这些印花法都突破了只有绣花的传统工艺，使丝织物的质量有显著提高，为后世的缕空版筛网印花法、绞缬印花法等作了技术准备（注：[6]王
：《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
在造船业方面，汉代江南的楼船很有名气。由于江淮以南多水阻，早在春秋时期，吴、越的楼船士就已经出现。史称“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卒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注：《越绝书》卷八。）。汉代，楼船士的发展更为迅速。据文献记载“秦使尉屠睢将楼船士以攻越”（注：《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注：《华阳国志》卷三引《蜀王本纪》。）。武帝将伐闽越，“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注：《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汉书》卷六《武帝纪》。）。又武帝平定南越反叛时，“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可见，秦汉的楼船士，不仅遍布南方各地，而且实力也较雄厚。江南“多楼船”，这是一大地域特色。
在陶瓷制造业方面，江南人民不但保持着自己的优秀传统，并在釉陶方面进一步创新。与北方釉陶所施的“铅釉”不同，在南方各地发现的各种硬陶上往往有一层薄薄的釉，其成分可能是
（氧化硫），颜色很浅，或黄或绿，烧成温度甚高，属于青釉系统（注：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种硬质釉陶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可说是一种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制品。佳者胎质坚致细密，色灰白，似为瓷土所制。一般产品的胎料均不及原始瓷，但与中原地区常见的低温铅釉陶器断然有别。根据西汉墓葬的发掘资料，这种带釉陶制品数量约占全部随葬品的一半以上，浙江地区尤多，开始显露出浙江陶瓷的地位和特色（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在江苏盐城（注：《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扬州东风砖瓦厂（注：《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考古》1980年第5期。）、江西等地都有这种青釉产品的出土。
从瓷器器型比较，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发掘的“闽越式”陶器，器形有匏壶、瓿、提桶、瓮、罐、钵、小盒等，均为中原和北方地区完全不见或罕见（注：林中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地方色彩浓厚，与西汉“南越式”陶器形制作风大多一致。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著名发源地。其各窑所产的青瓷，胎质细腻，呈现灰白色，完全烧结，不吸水，击之有铿锵声。釉呈现青黄、淡黄、纯青等色，色泽淡雅。部分黑瓷，色黑如漆，釉面闪光，十分优美。说明浙江地区生产的瓷器有其独到之处。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窑址的瓷胎和窑址附近的瓷石进行的化学分析，它们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注：郭演仪、王寿英、陈尧成：《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八卷第3期，1980年。），说明小仙坛瓷窑是就地取材的。汉代瓷器由于胎釉原料中铁、钛氧化物含量较低，所以胎色比两晋时的越瓷白，釉色纯青，不发灰。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铜器也有着不同的风格。属于中原地区的造型庄重浑厚，加以错金银等，显得富丽堂皇，典雅大方。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粗犷有力，体态矫健，有着浓厚的北方草原的气息；而南方铜器的纹饰以阴刻为主，给人以特别细腻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我国南方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之中。如江、浙、皖、湘、粤等地的铜器制造比较发达，青铜器如釜、甑、壶、奁、博山炉等，在东汉统治阶级墓葬中不断出土；长沙月亮山、衡阳蒋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皿中，有的铜瓶、博山炉、奁上刻满了细密的花纹，常见的是姿态活泼的长龙。·在江苏丹阳城北6公里的宗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器有壶、洗、双鱼盘、灶、镜、带钩等，其中一枚鎏金铜带钩，钩身阴刻云龙纹，钩颈刻一龙首（注：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湖南长沙西汉后期墓中的一件镀金的铜酒樽，自器身到器盖，全部镂刻着细线流云纹，纹样细致、流畅，很像漆器上的花纹（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1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铜器上镂刻花纹的工艺，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到汉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西汉中期以来，汉代铜镜的样式是全国统一的，但东汉中期以后的“禅兽镜”和“画像镜”却首先是在长江流域开始兴起。根据日本出土的许多铜镜的铭文，当时洛阳的制镜技术是最有名的，但会稽郡（浙江省绍兴）的技师也可以与洛阳的技师相比。浙江绍兴的铜器制造业在东汉晚期颇为发达，这里是浮雕式花纹铜镜的制作地点。总之，在东汉的中后期，江南的会稽郡无疑也已成为制作铜镜的一个中心了。
另外，湖北鄂城应是仅次于会稽的另一制镜中心。这里所产的武昌镜非常有名。其图像布局和浮雕作风与绍兴镜极为相似。如在荆门县文化馆见到的两面出自当地的神人龙虎画像镜。其中一镜径16厘米，钮座外带方格，无铭；另一镜径18.6厘米，铭为“袁氏乍竟真大巧，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乔、赤踊子，千秋万岁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从画像镜推测武昌的铸镜业曾从会稽移入了非常精致的神人画像镜工艺，虽有一点自身的特点，但基本风格却是一致的（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这两地制镜风格较一致，但与陕西等地的同类镜子相比，则差别明显。如武昌镜是以浮雕式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为其主要内容。在陕西西安、乾县出土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其神人和怪兽的形态就比较呆滞；而且，外缘上流行的那周流云纹类似于后代的忍冬纹，与会稽镜、武昌镜中的云纹带都不相同（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75-78，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在绍兴的一面非常精致的中平四年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上（《浙江》图28）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种往往有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生动图像组成的画纹带。这种画纹带汉末起源于会稽，东吴时武昌镜也采用，并常用在非常讲究的镜子上；前述陕西等地的两种神兽镜，则又表明这种画纹带也影响到了中原地区，只是其外缘内常见的一道动物画纹带并不如东吴的画纹带那样生动。故武昌镜的工艺传统和会稽镜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中原之镜的风格不同（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在汉代铜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透光镜”，透光镜又称日光镜，其镜面的光亮，在阳光和聚光灯的照射下，可在墙上反映出它背面的铭文和图像，西方人誉称“魔镜”。在江西樟树的汉墓中，就出土了一块“透光镜”。“向日观之，背文之影悉现于素壁。”这种制镜技术，是冶金史上的光辉成就。这块“透光镜”的出土，说明江西在汉代的冶铜铸镜技术处在全国的前列（注：刘良群：《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显著进步，工艺精湛，具有自己浓郁的地区特色。这一个个地方特色形成江南的朵朵奇葩，在手工业发展史上，展现着独特的风采。
二、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江南手工业
文化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从大量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有184件漆器产自咸阳。其中有的漆器上，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戳记。中原地区的漆器远销至江南，必然到江南的漆器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西汉前期的漆器，以木胎居多，夹纻纻胎漆器数量有限。而在西汉后期，由于受到中原漆器的影响，夹纻纻胎漆器数量显著增多。在盐城三羊墩（注：《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盱眙东阳（注：《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铜山小龟山（注：《铜山小龟山西流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连云港网疃（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6期。《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第3期。《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墓》，《考古》1975年第3期。）等地，皆屡屡发现成批的夹纻胎漆器。漆器装饰工艺上，中原与江南地区，于西汉后期
器的比例皆显著增大，金银平脱漆器普遍出现。此则表明两地漆器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铜器制造业上，也可看到南北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关系。如铜器的装饰工艺方面，中原铜器普遍采用镀金，采用金银、宝石镶嵌等技术。江南铜器制作亦然，普遍地应用鎏金、错金银、细线刻纹等工艺。在长沙湖桥一带出土的铜兵器上，剑格上嵌有绿松石镶金丝制成的饕餮纹。还有一剑的刃部，满饰银斑花纹，并于平背上用银饰成双棱格的几何图案，由剑格直及锋部。这种图案是嵌在铜裹里面的，叫做“乌铜走银”，抚摩时，光滑平整（注：李正光、彭青野：《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在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大、中、小3件铜驽机，皆为鎏金。
不仅漆器和铜器制造业上存在着共性或相互影响的关系，在陶器制作中也有类似情况。可以说中原与江南在制陶业上的联系更为突出。如作为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一种浓厚的棕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它的开始出现，是在西汉的中后期，地区主要是在今陕西省的关中和河南省的洛阳一带（注：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143-146页、第170-189页，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109-11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但发展很快，到西汉后期既已相当盛行，流行地区也日趋扩大。东汉时，这种釉陶不仅已普及整个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甚至在长江流域也颇有所见。如湖北襄阳县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楼。湖南常德南坪的55件随葬品中（注：《湖南常德南坪东汉“酋阳长”墓》，《考古》1980年第4期。），以陶器居多，其中就有绿釉鼎、绿釉蚕、绿釉陶罐、绿釉陶灯、绿釉陶仓、灶、猪圈、鸡埘等多种绿釉器物。此外，在福建、长沙等地也有这种绿釉陶器的出土。从中可看出与中原相关器物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陶器的器型和种类上，中原与江南也有近似之处。1960年1月，在闽侯榕岸边山发现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从其随葬品中的陶鼎、陶豆、陶壶、陶罐等来看，它与中原地区以及广东等地的西汉墓所出的同类器物是很相似的。有的专家认为，这显然是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注：福建省文管会：《闽侯庄边山新时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5期。）。在福州郊区曾零星出土不少小口细长颈的鼓腹平底陶壶，这种陶壶，与河南济源泗沟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绿釉投壶相同（注：豫博：《济源泗漳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在福建崇安汉代城址中出土的汉式陶器，器型有釜、甑、盆、盘、盅、鼎等（注：林中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在中原以及其他地区汉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或陶器中，也可找到雷同或近似的形制。釜，与满城汉墓出土的Ⅴ型铜釜近似；甑，与洛阳中州路出土的西汉初期Ⅰ式陶甑相似；Ⅱ式盆，与洛阳中州路西汉初期Ⅰ式陶盆和满城汉墓出土的Ⅱ型陶盆相似。所有这些，皆可说明，它可能来自中原，或者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漆器、陶器和铜器的比较，可看出中原与江南手工业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共同之处，众多的事实说明，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三、形成上述关系的历史地理因素
中国是全球自然环境最丰富多彩的国家。疆域辽阔，境内地形多样，自然历史演变过程复杂。加之人类活动影响巨大，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及民情风俗、科学技术等影响，因而必然形成一定的区域差异。
例如在华北平原中南部地区，直到西周和春秋之间，这里的人口密度仍然较小（注：童书页：《春秋史》第82页，开明书店1946年版。），天然植被相当完好。战国时代，华北平原便成为全国人口较多的地区（注：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均见《史语所集刊》5卷2期，1935年。），加速了森林和草原的开拓，因而出现了“宋无长木”（注：《战国策·宋策》。）的情况。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紧邻华北平原的山东丘陵西麓，已经“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并出现了“地小人众”的局面。而它的东郡则开始发生缺乏薪柴的现象（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说明森林砍伐，草原开垦，天然植被已经大量为栽培植被所代替了。
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湘江中下游一带，天然植被以亚热带森林为多。近年来根据对长沙一带发掘的楚、汉墓葬中出土的木椁和木炭等的鉴定（注：中国科学院：《长沙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一种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以及对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和竹筐的鉴定（注：文保：《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文物》1974年第11期。），可以证明这一带古代广泛分布着由楠、桂、化香木、梓等树种组成的亚热带森林和毛竹林。
江南的会稽郡，在春秋时代，这里大部分还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甚至直到森林开始破坏的南北朝初期，会稽山地南部仍然“茂松林密”（注：谢灵运：《于南山往北方经湖中瞻眺》，载《全宋诗》卷三。），拥有许多“干合抱、杪千仞”（注：《山居赋》。）的巨材。春秋越部族时代的高大豫章树当时也还存在。说明这里从战国到汉代，尚不乏高大的林木。这与北方地区缺乏薪柴的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所以自然资源的分布也就不均衡。而对于受自然条件制约性较大的诸如漆器、造船等手工业来说，其发展程度必然是不一样的。
再从民俗上说，汉时，北方人的主食为麦、粟，南方人的饮食则以稻为主，而在边郡地区人们的粮食则多以杂粮为主。粮食品种的不同，用于造酒的曲不同，则酿酒业的品类在各地区就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性，但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这样又形成了各地区的统一性。
秦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随后，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和修筑弛道，对于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有深远影响。
汉代基本上承袭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秩序，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西汉初期和东汉初年，实行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和徭役等政策，使生产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汉朝与各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大大开阔了各族人民的地理视野，民族之间的融合，国家之间交往，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秦汉时期，由于大力发展交通，全国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交通的开辟，，大大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交往，经济得到发展。如东汉建安二年（197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时，重开邗沟，截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航运距离，并开陂塘以利灌溉，客观上对扬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近年扬州出土大量汉代的文物，铜器中有星云镜、月光镜、昭明镜、鎏金嵌玉铜带板等，制作技巧及造型均极精巧，反映了当时扬州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注：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61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秦汉时期，全国涌现了众多的商业都市。除长安、洛阳外，还有邯郸、临淄、蓟、睢、吴、江陵等。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陵，“故都，西通八巫、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各种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出售，“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各都市成为物品的中转站，客观上对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各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地区间生产的差异性；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权之下，各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在共同的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中，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标签：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中原论文; 汉朝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漆器论文; 江南论文; 透光镜论文; 文化论文; 手工业论文; 汉代纹样论文; 秦汉时期论文; 西汉论文; 印花工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