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史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史论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大势、特点、起因、功效、局限等问题。
主题词 目录学史 中国目录学 学术批评
目录学学术批评是指目录学领域为求真而展开的学术评论，包括学派间、学者间学术观点的批评、肯定、颂扬、分析与说明的一切内容，常以商榷、讨论、补充、述评、推荐、批判等形式出现。学术批评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是中国目录学及其发展史的重要内容，目录学学术批评在促进目录学进步、丰富目录学内容和活跃目录学学术空气诸方面都有积极的功效。对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史作出合理的总结、分析与说明——批评的批评，对加深目录学史研究、提高当代目录学学术质量，进一步开展和完善目录学学术批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以我寡闻所及，似只有《目录学》（彭斐章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作了专门讨论，亟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在理论层次上作出纲要式的讨论。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一、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大势
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阮孝绪完成了《七略》的编撰。这部书目类例既仿自《七略》，又借鉴了荀勖、李充书目别列史书为一类的作法，设立了“纪传录”。阮氏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立类的理由，于是在《七录序》中写道：“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这段文字既表达了作者对刘氏的理解和尊重，又提出了书目类例因时制宜的主张，从而开创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先例，15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使已知有了结论，未知成为起点，伴随着中国目录学的成长，使自己在学科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古代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主要由书目序例、目录学论著和一些文史论著来承担。比较重要的文献有《通志校仇略》、《校仇通义》、《经籍会通》、《庚申整书略例》、《古今书录序》、《隋书经籍志序》、《旧唐书经籍志序》、《史通》等。当时学术批评集中在(1)书目方法论，例如书目类例建设，著录项目和格式，提要、注释法，类分图书原则，同类书的排列，著录图书的范围，(2)目录学宗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是“以便简阅”，(3)典籍的重要性。
近现代学术批评则主要由目录学论著承担。这是学科分化的表现和结果。当时学术批评的焦点集中在(1)中国传统目录学和目录学传统的价值和局限，(2)域外（主要是欧美）目录学的评价和移植，(3)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学科地位、名词释义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4)书目编制法，传统的改造和西法的借鉴，索引编制法。漫长的传统和遥远的异域学说呼啸着同时推到中国目录学面前，挑战是艰巨的，学术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这些挑战又摆在当代中国目录学面前。
当代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直承近现代。批评的焦点集中在(1)目录学基础理论：名词释义，研究对象和内容，学科定义，学科性质，目录的本质和结构，目录学的基本原则，“危机感”，(2)文献揭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3)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或创造性转化），分析和说明，(4)域外目录学的评价和借鉴。各种观点纷呈，热点不时出现，仅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就有数十篇（部）论著。关于传统的讨论更富于批判性，中国目录学更多地借鉴了域外目录学成果。
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曾经出现几次高潮，宋代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章学诚，分别代表了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目录学学术批评的主流；而20世纪，则有20～30年代的争论，50～60年代末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80年代是迄今为止学术批评最为活跃的时期。这几次高潮，都把目录学理论推进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而争论内容，前后阶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批评的过程是认识问题逐渐深刻的过程。这些批评在不同时期都几乎涉及到全部目录学认识内容。
学术（批评）的基本精神是求真。作为繁复的存在，学术批评是没有极限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置身于学术界，任何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学术批评，学术批评生生不息，所谓结论，往往是一个时期的共识，而非终极真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一方面依附于目录学而存在，一方面又具独立性，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正由于学术批评的常存性，才使我们关于目录学学术批评的批评在历史和认识层次上具有必要性。
二、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特点
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在长期生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1.随着时代的发展，批评领域逐渐拓宽，程度渐趋激烈和经常化。古代主要局限于书目方法论，近世以后扩展到基础理论、传统和域外。古代主要是历时性的，即对历史上的目录学内容进行批评，近代以后增加了空间性的，即共时性的：当世和域外。古代目录学著作既少，传播速度和范围有限，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较少，经验足以解决，因此批评的范围主要限于前贤，频率也较少。近世以降，由于专业学术杂志的出现和增多，研究队伍的壮大，地理距离的相对缩短，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交往机会的增加，现实和理论问题与日俱增，所以目录学学术批评渐趋激烈和经常化。
2.批评对象由具体走向一般，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古代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主要是针对某些具体而微的内容——“器”，如何编制高质量的书目，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当时的“终极关怀”。近世以降，批评的重心转向理论建设——“道”。当书目编制主要呈现流水线和整体化后，当著录内容和格式实现标准化后，给予个人书目编制中创造性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一些专职目录学家耽于学斋，冥思苦想的是理论建设。批评主流的转移，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
3.鲜明的时代性、反映在目录学内容上，古代学术批评主要是调整书目类例和同类书排列，以求符合学术和图书的实况以及时尚的变化。近代以后，关于传统和域外目录学的认识，有着不同的心态。反映在思想层次上，古代主要是宣传和表彰儒经，这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近现代目录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则以三民主义、全盘西化主义、国粹主义和兼容主义为主，而当代，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在批评操作方式上，古代主要是一元论式，近世则以分析式为主。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为批评而批评的，操作方式的变化使人们的认识有可能更为全面和深刻。反映在批评风气上，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有无或激烈程度和时代密切相关。一个时代政治比较开明，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则人文风气就浓厚些，批评的风气就盛行，反之亦然。正是由于宋代人文精神的浓厚，才孕育了郑樵。清代目录学几乎只有一种声音，那是章学诚倡导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这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意向，而章学诚是以这种观点作敲门砖的。民国时期学术批评风气浓厚，各家学说不同，哲学和思想基础各异。当代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鲜有个人哲学和思想基础，只是就某些问题而产生批评。
4.民族性。古代目录学学术批评尽管在名份上没有“民族性”，但实际是“民族性”生成的过程，争论方式和内容也是民族性的。近世以后，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主旋律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只是建设方法和批评途径不同罢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中所采取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式的，其中尤以整体性思维和一元论式思维为主，即是整体式的而非分析式的，是线式的而非鸿通的综合式的。中国学术文化造就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民族特色。在对各民族目录学学术批评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
5.连续性。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批评内容，但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本身是一个连续性过程。学术批评存在发生着，一个结果是前因所致，后又成为引发下一轮批评的因。学术批评是继承性，阶段性的，也是连续性的。对同一个问题，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认识，使批评内容具有连续性。目录学学术批评会从传统、现实和域外目录中寻找到对象。在相互批评中达到新的认知。例如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本世纪20年代有人提出了目录学研究对象，那主要是受域外目录学影响的结果（中国学术自身不会提出这样思辩性的课题），尔后3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乃至今天，讨论绵延不绝。回溯、批判、分析，就是学术和学术批评的生命律动。
三、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起因
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得以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和广泛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在的。就层次来讲有3个，即社会学术文化的影响、目录学的自身要求以及学术批评内在的冲动。先述外部原因。
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思潮都会对目录学发生重大影响，成为目录学发生变革的推动力。目录学学术批评便被激发起来。学术思潮的变化还会导致学科的分化、综合和地位的调整，从而影响到书籍种类和数量。书目是记载、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如何在新的形势下适应现状以改变旧有类例，如何排列图书，如何揭示报导，就会成为目录学学术批评产生的契机。魏晋时期，史学大兴，地位尊崇，史书数量增多，体例日新，如何处理史书的分类，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引发了第一次目录学学术批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讨论掀起高潮，寻根热成为时尚，于是目录学界也激发了关于传统的讨论，致思倾向是肯定式的，而缺乏分析。
目录学自身也要求有学术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目录学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目录学是经过知识积累、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这个阶段在中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不断创造是目录学的内在生命冲动和鲜活的灵魂。由点滴知识汇聚为局部认知，由个体上升为整体，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其间发展的每一步都会激发学术批评的产生。学术批评是目录学创造过程中最为活跃和有效的因素。学科的发展造就着学术批评的发展。
2.目录学是一个动态系统。以学科自身而言，目录学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位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就认识角度而言，目录学包括不同流派，不同民族的目录学；就内容层次而言，目录学包括基础理论、书目方法论和书目工作，其内容就更为繁富，包括基础理论、文献的研究、书目类型及其编制法、书目的利用、书目工作组织管理、国内外目录学、目录学遗产和目录学方法，各种历时性和共时性内容交织在一起，使目录学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它要不断地吐纳和会通和合，就会出现碰撞，产生批评。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目录学要依靠学术批评达致整体的和谐。
3.目录学的发展有客观自在的规律
目录学的客观自在规律是连续性。目录学的历史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发展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溯、总结和批评已有的知识和见解，站在当时的高度，创造出新的目录学内容。正是由于连续性，目录学的发展才成为一个过程，其间不会断裂，也不会无迹可寻。由《别录》《七略》开创的学术性书目传统，经过魏晋六朝的继承，唐宋的演变，清代的极盛，才有章学诚的《校仇通义》和其中的主要论点。其间的每一步，它的源流正变都历历可寻。连续性有二种表现，一是继承性，一是阶段性。继承性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之，不断地继承塑造了传统，使目录学保持了连续性，阶段性是指不同时期形成的知识框架，这个框架构成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和特色，而框架的酝酿、建立和打破，无不诱发着学术批评。毕竟，人们不可能永远在一个模式下生活，目录学连续性的发展特点是产生学术批评的重要的内在资源。
4.目录学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同时代的目录学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时代目录学的特点的生成及其转化，会不断导致目录学学术批评的产生。清末和近代目录学的交接导致了康、梁分类法的产生。唐宋目录学的局限，引起了郑樵的关怀和批判，从而产生了一套新的书目方法，导致了明代目录学的特色。而不同民族目录学间的交流，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生成的不同特点，会发生轻微或激烈的摩擦，成为引发学术批评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以来的学术论争，其契机就是由域外目录学引发的。
5.学术批评的内在冲动。学术批评既然具有独立性，便自具灵魂。内在冲动会导致学术批评的产生。学术批评的内在资源会激发学术批评。批评导致批评。批评者并不必然地比被批评者站得高，看得远。这种意义上的批评的批评是学术批评中常见的形式。批评的批评还会导致新的批评。
四、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功效
一部中国目录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史。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在促成目录学进步上，具有历史性的功绩。下面拟就几个主要方面略作讨论。
1.导致了不同学说和学派的产生。目录学史上，许多新的学说和见解都是在批评中产生的，批评的过程正是对前人和时贤继承和超越的过程。例如关于目录学的学科性质，在传统表述中，曾把目录学看作历史科学、学术史或校仇学的一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以为目录学属于社会科学。但80年代中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以为目录学属于综合科学，有人认为属于横断学科，从而导致不同学说的产生。古代书目方法论的批评使中国书目产生了不同流派和编纂风格，它们共同构成古典书目整体，在实践和终极意义上都有其价值。近现代目录学有四个流派（依李小缘说），即史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仇学家以及界于三者之间而新旧俱全者。同时全盘西化主义、保守主义和兼容主义也导致了目录学的分化。他们互相批评，共同促进，共同贡献于中国目录学。
2.使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和明朗。由于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和角度不同，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在理论层次上，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术批评可以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步步向真理接近：站在前人肩膀上，扬弃时贤的成果，操作方法的演进，都是学术批评的一部分。例如关于中国目录学传统问题，尤其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有人认为它毫无价值，是沉重的包袱，有人认为它只是目录学的客观效果，有人认为它迂腐不合理，且又难于掌握，有人认为它既有长处也有局限，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或否定，而逐步走向分析，走向辩证，走向历史主义的理解，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
学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建树，批评本身只是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手段。不同的学派之间往往能比较轻易地看出对方的局限。学派之间的“张力”是积极的，在批评对方的同时，也可以检讨自身的局限。
在促进书目方法论的进步上，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书目方法论，是古代目录学学术批评的主流，而近代以后，书目方法论的探讨也不绝如缕。书目著录格式，著录项目，文献外在形态与内容的揭示，这些批评使著录项目不断增加，格式渐趋统一，文献揭示的方法越来越有效，互著别裁法的操作和批评更是中国目录学的奇葩。正是在对古代书目，尤其是对《群书四录》的批评上，毋才改进了书目方法，完成了《古今书录》的编撰，他的五条意见也成为目录学批评史上浓重的一笔，显示了他的卓越见识。
五、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局限
有人说过，学术界的争吵比普通生活中的争论更有伤害性，因为学术专家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同行们所给予的尊敬或蔑视的表征。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学术批评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批评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在致思方式和操作方式上，存有诸多局限，甚至误区。
1.在致思方式上，习惯于一元论式思维。一元论式思维常常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把本来可以并存的内容置于对立的位置上。以一元批评一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蔽于一曲，看似理解，实则导向偏颇。郑樵以“会通”否定断代，以“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否定录一代藏书，以注释否定提要，以“以人类书”否定“以书类人”，从而引发无谓的纷争。而后世批评郑樵者，只见郑樵的正确观点，看不到郑樵所反对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或者，是看到郑樵的失误，看不到他所提倡的也是正确的。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恰恰是反历史主义的。章学诚则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否定其他目录学宗旨，甚至基本功能，以学术性书目反对其它类型的书目，以校仇学否定目录学，从而走向绝对化。而后世对章学诚的批评，多半是只见其长处，而无视其局限，仍然完全站在章氏立场上看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宽容的心态，导致畸形的“自恋”心理。
2.意识形态的污染。这方面的内容严格说来不在“学术批评”的范围之内。不过意识形态往往是一个时期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东西，目录学家往往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甚至成为学术批评的立足点，因此，置诸不理是不可能的。作为一门社会性质很强的学科，目录学一方面不可能完全超然于现实，但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它对于意误形态的促进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它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污染主要有二种表现，一是完全认同于意识形态。例如古代书目类例的建构，图书的排列和批评。二是对于政治斗争的迎合，目录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七略》宣传古文经学，《西学书目表》鼓吹西学，《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鼓吹国粹，或者，整个时代的目录学都被一个意识形态所统摄。一些专题性书目或推荐书目如此自有其道理，但普通书目和目录学也都如此，不免过分媚俗，有违学术真谛。一些学派或学者自居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自居正统，而批判、否定别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良知和尊严。学术批评就是学术批评，意识形态的污染只能导致其畸变。
3.过分崇古与崇洋。崇古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心态，中华民族本来就是“圣贤”文化，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过犹不及。过分崇古就会导致学术批评的萎缩。中国目录学界一直视刘略班志为书目正宗，是书目编纂史上不可企及的顶峰，以刘略班志是非为是非，作为衡量书目编篡水平的标准。章学诚《校仇通义》开篇就是“原道”和“宗刘”，极力推崇刘氏。近世余嘉锡、汪国垣、刘纪泽诸先生尚以“目录学”为题研究中国目录学史。这是“国粹派”在目录学界的反映。过分崇古的余力未竭，近世又出现了过分崇洋。西洋目录学自有其价值和特色，但企图以西洋目录学价值系统代替中国目录学价值系统，终究是不可能，也无必要的。50年代，这种心态又以崇“苏”的形式出现。中国目录学批评家们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以树立一个偶像为乐。开放的心态是健康的，它不仅对域外，也是对传统，而盲目崇拜却是有违开放精神的。
4.非对等关系。最经常的表现是把自己置于被批评者之上，或者恰恰相反。前一种是自以为是，对时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对古人则过于苛求，缺乏理解和分析。而把自己置于被批评者之下，则是完全被批评者（实质是赞颂者）的光芒所笼罩，卑颜屈膝，不敢仰视，视对方为真理的化身。“非对等关系”的另外一种表现不易为人察觉，即面对另一理论体系，底气不足，不是采取在“体系”上使自己与对方进行平等讨论，而是吹毛求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这种批评只是显示了批评者的无能，因为某些论据和论点的批判，甚至驳倒，并不必然说明那个理论体系是不正确的。一个理论体系必须靠另一个理论体系去评判。正如《西方的没落》英译者第一卷序言所指出的，人们“不能不同意施罗特的断语，就是，这部著作尽管有许多自相矛盾、牵强附会、不准确的地方，但比批评它的一切评论家却高明得多。”
5.理性的缺乏。中国文化不乏批判精神却缺乏理性。战国时期，诸子蜂起，都想依附于一定的政治势力，达致唯我独尊的局面，结果，儒家在汉代定为一尊，其他学派被放逐了，但儒家很快被异化，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最终为虚幻的胜利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个显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一直追求着社会的认同，显不出自己的特色，为“显学”的地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一直紧密地应和或依附于政治势力，有的学派甚至想借政治的力量压倒或取消别的学派，造成独尊之势，这是缺乏理性的。当荒原上只剩下一棵大树时，这棵大树能生存多久呢？学术批评的立足点是：各家学派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不同学派共生共长，共衰共荣。学派之间的相互批评，共同发展，这可以称为健康的“学术生态”。中国目录学学术批评理性的缺乏还表现在批评者的意气用事。激烈的情绪代替了理性思考，以自己的好恶作为批评的标准，缺乏理解和分析。章学诚虽然说过“心不平不可以论古”这句话，但他的心就不平，至少在目录学批评中，心就不平。
六、余论
就本文论证范围而言，我们难以阐述什么是比较健康的学术批评，历史上已有的实例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但读者自可从“局限”一节推演到主要内容。另外，我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3期就“学风”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一下。我想说明的是，就纯正的学术批评而言，无疑具有很高的标准，最基本的态度或许是“真心诚意”，对对方的人格和观点表示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一些操作方面的问题就因人因事而异了。章学诚一面批评郑樵，一面抱以深切的理解，这在态度上可以看作目录学学术批评的范式。但他并不完全理解郑樵，否则，他的许多误区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绝对化。甚至，批评之难也。在学术批评史，颂扬远比批判更能轻松愉快，但我从不怀疑，真诚的批判远比颂扬更能体现深切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