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8)04-0001-08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执政主题之一。邓小平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有待于继续探索。在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
关于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决定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他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者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却被严重地忽视或缺失了的结论。同时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必然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曾经引起生产力巨大进步的生产方式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共同追求。1919年的《俄共（布）党纲草案》宣布：“苏维埃政权现实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消灭货币”[1]749、750。虽然后来列宁发现在小生产有如汪洋大海般的俄国，这样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也曾经推行过“新经济政策”，但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和行动轨迹，东欧和中国都逐步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
西方的经济学观点也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占有品。他们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和市场经济的起点在历史上是重合的；市场经济只能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自由私人企业才能构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里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了发展的障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也难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开始了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探索和改革。在这过程中，是邓小平最先意识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从社会经济性质的角度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接着又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236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回答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148、149直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邓小平在十多年间的思考说明：第一，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着眼点是用什么方法更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既然只搞计划经济已经不行了，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就应该寻找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第二，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内在依据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说明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仅仅是实现制度本质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第三，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在封建社会时期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属性，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概言之，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者，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乃至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
二
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只是提出了命题，只是作了初步的论证。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后面的探索将会更艰巨，任务也会更繁重。
虽然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但要使全党同志了解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而且能够搞市场经济，同时要了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艰辛的探索。江泽民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着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江泽民在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并不等于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虽然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内在地包含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但是直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才逐渐平息了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江泽民适时作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判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的目标，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认识和行动。
对于改革目标的确定，江泽民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认为这几个字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画龙点睛”，就是点明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的体现。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并不等于不从属于某种社会基本制度。只有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影响，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并以此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探索理论的具体化。在明确前进方向和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后，江泽民紧紧抓住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即如何使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
首先，对公有制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公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公有制，首先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与全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相联系的。其次在内部关系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联合的方式共同生产，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每个成员都以劳动者的身份按照贡献的大小参与共同产品的分配。因此，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全体成员的地位、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显而易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公有化的程度上都不能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公有制相比拟的。第一，它不能覆盖全社会，不是社会所有制，公有制之外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并存。第二，它存在着与不同层次生产力相联系的具体形式，并且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及各自内部企业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根据这种不成熟的公有制经济的特殊性，江泽民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要看到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如是界定的意义在于既拓展了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又为实现政企分开，把公有制经济培育成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立论依据；更为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对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明确公有制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江泽民是从两种关系中来界定的：一是指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即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二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从原来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转化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此处所说的“主体”，是指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已经有了充分的关注。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4]69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一定的所有制基础，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和发展共有制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保证，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把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而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至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是江泽民理论思考中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首要的条件是有自主经营、平等竞争的多元市场主体存在，这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微观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为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在竞争的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自主经营是天然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败，关键在于长期处于政企不分环境下缺少自主权的公有制经济，如何转化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不久，江泽民就向领导干部提出，“要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要走上市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而政府的职能是实施宏观调控……同时要认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4]64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如何才能使公有制企业既获得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又更好地体现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4]150“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完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江泽民紧紧抓住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共性，反复地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一个关系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大课题，也是一个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课题。”[4]154深入地思考了公有制经济在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获得市场主体地位的路径、特点和要求。在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问题，在实践上指明了公有制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虽然公有制经济改革，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任务还很艰巨，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只能说明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的不正确。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对于怎样实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是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大中型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之一，并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控制力，即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所谓控制力，就是要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即在其它所有制经济不能进入或无力进入，而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又必不可少的领域，由国有经济进入，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注意分布的优化和质的提高。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看数量的多少和比例的高低，必须随形势的变化及时做有进有退的调整，不断向国家必须控制的行业和优先发展的领域集中，才能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形式，既可以在某些特殊行业和领域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国有控股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也可以体现国家控制力。“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5]22在众多的论述中，除了控制力的表述外，还涉及到第二层次的范畴如竞争力、支撑力、导向力、保障力等要求。江泽民把控制力与竞争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论述，这是因为竞争力是控制力的基础，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要在市场中形成的，是市场经济中作为其中的一种经济成分的一般属性而存在的，只有在不断增强活力即增强竞争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使国有经济增强控制力和竞争力，就必须使国有经济保持较高的整体素质，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得当，企业生产经营上规模，科学管理上水平，产品上档次；能在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始终保持自己的动态优势。
再次，提出了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问题。在党的十五大之前，江泽民关注的是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早在1992年的6月份就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的转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探索和选择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过程，这些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和正确有效的……”，并列举了如国家直接经营、承包经营、股份经营、租赁经营等形式。1994年在福建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方式，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此时和以后更加强调的是资本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确认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如上思想事实上为解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控制力等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可以”多样化是讲客观必然性，因为一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的意义，不局限于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单纯占有上，而在于所有者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必须选择能达到保值增值的适当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适当与否，不是由所有者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的。“应当”是对待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态度，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去探索和寻找不同的资产、资本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共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共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6]14，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使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增强竞争力。“要通过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得以吸引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4]55
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构筑和优化市场经济运行的平台。江泽民在整个90年代紧紧抓住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性问题，即如何构筑稳定、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运行平台，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思考。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明确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江泽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总结国内在改革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步形成了培育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的新思路。“统一”是意味着市场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使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还意味着市场能够按照统一的规则、制度进行组织和运作，政府和监管机构能够利用市场调节工具和监管手段，克服不同部门、区域或经济主体之间由于利益不一致给商品流通和资源流动造成的障碍，把局部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协调起来。“开放”是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要求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够突破行业、部门和地区甚至国界进行自由流动，这也是统一的基础。“竞争”是要求市场体系必须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运行。这就需要消除市场垄断、贸易壁垒和歧视措施，帮助市场主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根据合理的价格信号来获取资源或作出投资决策。“有序”意味着要有一定的规则来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要构筑良好的市场平台，还必须处理好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为了有效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和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必须十分重视宏观调控。”[4]72江泽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一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需要和更加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在经济上是一个整体，相互支持，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从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看，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是那种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宏观调控，而且必须有完备的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支持。三是从发展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看，发展市场经济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开辟道路，因此，“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
政企不分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要害问题，构筑市场经济平台，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江泽民把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视为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目的是要“改变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多方面依赖政府的状况”。并把政企分开明确为政企职能的分开，即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江泽民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把属于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市场主体。二是把属于市场的职能转移给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三是该加强的职能一定要加强，这个职能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把宏观管住管好。
如何认识和加强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直存在争议的大问题。应该说江泽民从确立改革的目标起就准确地把握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要害：第一，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第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不足和消极作用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加以弥补和克服。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第三，在当前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第四，必须集中宏观经济调控权，不能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和集中，即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所在，因为只有它才是对国家的全局、根本和长远利益负责的，也只有它才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完成这一任务。第五，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第六，宏观调控的方法主要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如上观点，前三个方面主要是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以达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准确把握，后三个方面是对实践做法上的要求，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之后的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与对这些内容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有关。
四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不可逾越的基本途径和客观过程。事实证明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效率，但市场经济不能天然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中，公平问题会更加地凸现出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但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可能夭折。所以江泽民在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紧紧抓住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目的性问题，即如何确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目标取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思考。从提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到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命题，再到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初步完成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性的思考，逐渐接近了马克思追问的命题。
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市场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其结果是导致分配关系的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在追逐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努力中，两极分化是一种自发的趋向，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依法治理的不规范，在依法致富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些人采取违法或违规的手段能够一夜暴富，而相应的有更多的人可能成为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在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的同时，还有可能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两极分化是一种现实危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4]56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利益的过度或过速分化是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要防止和反对的。因此，在分配领域既要保证效率，又要体现公平，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江泽民在思考目的性问题中提出的解决显层问题的对策，从众多的论述中可见，他是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平衡点，这样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他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强调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以保证兼顾公平的要求得以实现。但不能否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对策，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平均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公平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起来，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公平问题又一次地突出起来，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为此，江泽民更重视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不同场合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意义、原则和基本措施。他指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并在分析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三个原则：一是从国情出发，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首先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三是要积极稳妥，注意新老体制的衔接和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特别强调“必须十分重视和不断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要增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在具体的要求上做到制度建设到位，资金到账，保障到人。
如果说前面涉及的是制度层面和对策层面的思考，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就更着重于从本源、本质层面来思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性问题。经过近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不容回避的是同时积累了众多的深层次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也逐渐地严重起来。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物化，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人的独立性被物的独立性所取代，这种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曾经的常态有可能重演，如果不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及时地处置，就有可能消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在世纪之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问题已经成为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一个政治家必须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存在和及时地作出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认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尺度，一个是人的发展的尺度。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考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时片面地突出了生产力尺度，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尺度，片面地强调了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以生产力尺度来衡量它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力，更要以人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和人的发展的价值理性的结合程度，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促进程度。不容置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八十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大前提，也是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同样也不能偏离最终的价值取向。他着重强调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中，在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中，都要着眼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他深刻阐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他明确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惠及十几亿人民，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联系江泽民对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阐述，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各项事业、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扩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境遇，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提高其生活质量。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逐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我们评价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与否，要看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江泽民在关注体制机制性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人的发展问题。如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就业是居民最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体现，是获取收入的最主要途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也就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之本。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广开就业门路，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以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完善是一个艰苦和长期的探索过程，不是一代人所能全部完成的。但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思考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解决问题的程度总是同这个阶段面临的任务和困难相一致的。从江泽民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从思考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始，从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具体层面展开，逐渐进入最高层面的价值思考。
江泽民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和最大的贡献是承前启后。所谓承前是指沿着邓小平确立的命题深入展开，实现了从理性的抽象向理性的具体的转换，使之成为较为丰满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中，为之提供行为的指南和指导。所谓启后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原则性的观点，为后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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