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政党与国家权力——兼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多党合作论文,视角论文,国家权力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3-0005-06
政党政治：功能意义与价值意义
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相对于无政党的政治时代而言的，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政党依照法律规定获得的法定地位和作用，以及过程意义上形成的参与或执掌国家权力的方式、方法、程序的制度。从政党政治所涉及的基本关系及其特定内涵来看，政党政治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中政党的法律认可；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机制；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和活动方式。”[1]政党政治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其兴衰成为各个国家政治 生活的晴雨表。在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政党已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主体，对国际政治 的影响也呈现出日益强劲之势。在国际社会日益发达、国际制度力量日益崛起以及国际 社会有组织治理模式的进步和发展中，政党通过主导本国内外政策走向影响着国际关系 ；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超国家(跨国家)的政党组织，作为非政府行为体，其地 位和作用也日益明显。
就政党政治的功能意义而言，它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规范形式，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以及政治精英的培育组织。在发生意义上，政党为代议制民主政治所孕育和催生，政党政治亦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政党政治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现代性的表征而存在。现代政治的三大要素是人民、政党和国家。在有组织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在国家机构和公民社会之间，客观上需要一个具有强大功能的中介机构来将公民组织进政治系统中，亦即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和信息，鉴于事实上民众参与政治不得不实行代议的方式，政党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政治空间。政党政治以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严格界定了政党对国家权力的介入、影响、行使的程序和规范，明确规定各个政党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对之进行监督和制裁的机制，从而使政治关系转变成法律关系，实现政治的非人治化而达到法治化，保障国家体 制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和稳定。如果将政治视为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交换的过 程，即一方是社会权位的占有者，而另一方是该权力施行于其身的全体人民(包括个人 和群体)的话，政党的出现则形成了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强有 力通道，是民众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主要组织方式，也是公民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并能 依法得以行之有效地行使的组织保证。因此，政党政治作为民主宪政的实现方式几乎是 必不可少的，虽然政党并不能代表民主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注：资产阶级 民主政治的最主要部分是资本主义的议会制、选举制和法制，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 。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则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
就政党政治的价值意义而言，政党是阶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效载体，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精神粘合剂。任何社会的变迁过程都需要相应的稳定，而保持稳定最持久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国民对社会价值的认同程度。在大多数国家，对社会价值的认同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化形式及其制度安排来实现的。人们对社会价值的认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评判、甄别和取舍的复杂过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因此，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政党自然成为人们寄托价值追求的现实载体。各个政党的目的不过是维护本阶级及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既得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为此，它们必然以社会的主流价值为依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为价值取向，因为这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事实上，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使任何一党要想参 与政权，就必须在价值观上认同资产阶级的这一原则，近年来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 入阁就是以牺牲固有的价值原则为代价的。各政党的主张尽管是以阶级利益为核心的价 值表达，却正好与多元社会的价值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有很大的契合性，从而仍有 其生存的空间。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价值系统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政党无疑都是能在价值 观上与传统和现代保持高度协调、体现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并与民众的现实利益和理想 意愿保持大体平衡的党。事实上，构成政党价值体系的基础性部件往往来自于社会本身 (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而亨廷顿所言的政党的“强大”和“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于政党对自身价值体系的修正和完善。政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向融会体现的是政党与民众的利益关系，只不过是以价值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已。政党的价值意义最显耀的 是体现在当其成为执政党时，它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来实现对社会价值的有效统摄与驱动 ，将社会价值导向自己的政党价值体系之中，并赋予其现实的条件和手段。
政党政治的中心问题：政党与国家权力
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产物，其功能意义和价值意义都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展开，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权力政治学理论肯定了政党必然趋向国家权力。政党是社会(政治)冲突的力量，同时又是整合冲突的工具。政党代表并为实现某些特定社会成员、群体利益而存在和发展，它力图在政治过程中利用各种政治资源作为手段在社会各群体、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进行活动，最终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事实上，政党随着国家权力及其政治建制的变化而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史几乎就是政党与国家权力共存共生的演变史。通过获得权力、运用权力而实现和保障特定利益是政党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政党的首要任务便是成为执政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被规定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 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2]。
国家权力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也与人类社会初期公共权力有本质的不同，是一种阶级国家产生之后的公共权力。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的产生和演变是由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有限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性和人类交往的不对称性决定的。它最终形成其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形式，体现的是由物的不平衡决定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在人类的初级阶段，均存在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秩序。同时，社会内部各种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其形成不平等的关系，权力往往被用来维持或防止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形成。这种人类初级社会中的权力与国家产生后形成的国家权力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
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它既是对人类初期公共权力的否定，又是对它继承，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和继承[3]。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它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主体，目的性(即利益)，强制力(亦包括非强制力的借用)，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式，权力格局，权力关系的稳定度[4](P35)。在结构上它包括权力作用的方向和方式，权力作用的层次，权力作用的时间，权力作用的程度和结果[4](P39)。洛克认为，“国家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5]国家权力历来被视为政治的中心问题，“政治的内容是权力，即社会代理人、机构和制度维护或改变它们的社会或物质环境的能力。它涉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涉及构成这种能力并影响其实施的力量。因此，政治是一种建立在所有集团、制度、社会内部及其之间，并跨越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现象。”[6]归根到底，国家权力是整个社会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体调节力量，它主导着国家及社会存在的基本关系、结构和制度，并形成与这些社会建制紧密相连的社会意识。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往往被异化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指出，“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 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 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7]作为政治现象 和政治过程存在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是国家权力的核心主体，政党的存在和发 展无疑以国家权力的存在和分配为重要旨归。在其现实性上，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和 掌控主要体现在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等各方面。与政权的阶级性和社会 性相吻合，政党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着阶级性和社会性。政党是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力量，政党影响政府、组织政府、控制政府和领导政府，在广泛发生影响的同时，阶级性和社会性内容也随之散播开。而这也决定了执政党执政的特点：受阶级性的影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必须体现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受社会性的影响，执政党又必须以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为执政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切都决定了执政党受到来自本阶级和全社会的监督和制约。
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性质由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所有制方式决定。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党参与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为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殊利益服务；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党参与国家权力不过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现实中，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从国家权力的层次来看，政党的权力特别是执政党的权力是居于公共的国家权力之下的，执政党作为统治阶级的核心组织，其权力范围要小于社会公共权力，特别是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在运行上往往难以一致。由于政党力图获得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范围内的权力，故而执政党的权力都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转化为社会公共权力[8]。
就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方式而言，大致包括和平型和暴力型两种。暴力型的方式一般发生在三种情况下：一是民族革命；二是民权革命；三是民族革命与民权革命同时发生。其手段主要有革命、暴动、政变等。动态地看，暴力型的权力参与方式只能是一种达到目的的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所以，它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和平型的方式主要是指在和平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秩序中，政党依法进入国家权力的活动。静态地看，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只能在和平型的方式下才能得到尽可能的展开。其方式包括组织选举、创制与复决、舆论宣传、辩论、表决、协商、妥协、合作、监督、院外活动、质询、听证、游说、劝诫、提出不信任案、弹劾、解散议会、提前大选，等等。两种参与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促进或阻碍政治发展。从积极方面来说：(1)采用暴力的方式来组织社会力量推翻反动统治，可以使人民获得解放，使国家回归于社会，使社会回归人民，回归于进步；(2)提供政治合法性；(3)培养和训练出大批成熟的政治公民，即“政治人”；(4)进行利益综合和表达，平衡社会利益；(5)监督政治过程，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腐败。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1)成为动荡性的因素威胁政治稳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2)政党 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形成结构性的不平等格局，从而使局部利益长期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形成社会安定的隐患；(3)为特殊利益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相互攻讦，形成派阀政 治，增加社会内耗，增加政治成本。
两种参与方式体现为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层面，而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尽量消除其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使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较好平衡，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此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一系列关于政党政治的宪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宪政制度的利益维护和调节功能是否真正体现社会利益的本质要求 ，成为衡量政党政治实质的重要标志，也关乎执政党能否推动社会前进的基础性因素。 政党进行的一切政治活动都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因为国家权力的获取、巩固和行使是政 党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保证。
政党政治的实践：历史轨迹与基本经验
从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政党政治经历了发展→成熟→衰落的一个明晰过程，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处理执政党和国家权力关系的实践中出现了错误，因而遭受了历史性的挫折。
在西方，政党的产生虽然是英国最早(出现于17世纪70年代)，但作为一种对大众政治生活能起到发动、主导和组织作用的政治参与的合法的政治制度(即所谓现代政党政治)，却是以美国在1840年到1860年出现两党轮流执政为标志[9]。
西方政党政治在历史上提高了国家权力分配的制度化程度，但是作为特殊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政党政治却表现出了衰落的趋势。(注：所谓政党政治的衰落是指在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运转中，由于公众对参与政党选举的政治活动热情或忠诚度降低而造成政党民意基础削弱、整个政治体系社会基础下降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是民众不关心政治生活，对政党政治没有兴趣，参加选举的投票率降低，甚至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以及政党自身的传统职能的削弱。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99—200页。)它内在地寓含了政党的危机( 注：“政党的危机”或“政党危机”是指“有可能导致转型和消极的危机”，即对一个政党的核心或其组织原则的破坏，对决定政党生命力因素变化的范围和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的腐蚀或毁坏。它包括对政党核心理念、组织结构、功能、威望、行动能力、稳定运行的秩序等的挑战以及促其解体或转变的可能。)，实质是政权的危机。西方政党政治的衰落，往往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的现实情况。在美国，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是19世纪最后25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党政治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并一发而不止。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两党选民的重新组合。虽然新政的推行最后确立了民主党的支配地位，阻止了政党的衰落，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现象，当代政党的衰落在1964年总统选举之后又以新的势头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党的衰落达到了最低点，成为美国“信任危机”的标志之一。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73年所写的：“到了70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10]可是，政党政治的衰落并不以此为限。阿尔温·托夫勒及海蒂·托夫勒在1995年写道：“我们的媒体展示给我们的美国政治，是经久不断的两党格斗。但美国人已日益疏远、厌烦和愤恨媒体和政治家。对大部分人来说，政党政治不过是一种影子戏：伪善、昂贵和腐败。”[11]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和衰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了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优越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架构及其运行方式；同时它又构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最大限度地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获取利益的精致的政治工具，因而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其消极性逐渐显现出来。西方政党政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实际上折射出资本主义政党自身先进性的逐步丧失以及政党政治功能的不断弱化。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发展的新时期，而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角度来看，则是以苏俄模式为标志。在1917年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且列宁希望与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左翼分子联合组织政府的计划落空，由此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只能由布尔什维克单独组成。此后，左派革命党人于1917年12月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摆脱与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成为独立政党，并与布尔什维克达成临时协议由两党重新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客观上存在实行多党制的客观条件，但最终没有形成多党制，甚至也没有形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从1918年到1922年底，各小资产阶级政党逐渐消亡，最终形成了共产党一党独存的局面。在斯大林时期，一党制被教条化和模式化。这种模式和理论对当时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产生了很大影响，两国共产党领导人照搬苏联模式，认为只能搞一党制，不仅解散和取缔了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而且对其他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政党也施加压力，使之在19 48年后先后宣布解散或自行停止活动，从而最终形成一党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各 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党制度方面体现出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在集权体制下逐渐 演变成政治集权与经济集权、文化意识形态集权高度合一盘根错节的局面，成为社会主 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机制。最终，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解除和改革失败导致全球 共产主义运动在历经70余年发展之后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而陷入低谷。在苏东 剧变之后，原来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或失去执政地位，或遭查禁，即使恢复活动，也大 多改头换面了。
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表明，共产党只有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尊重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才能正确领导国家与社会，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党与国家权力结构的新型式
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掌控是以政治领导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制度设置来实现的，其 基本方面体现为党和政协、党同人民代表大会、党同人民政府、党同司法机关、党同军 队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直主张推动与各民主党派由策略性合作转变成体制内的 制度性合作。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已肯定了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1993年3月八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这一制度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它完全能与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符合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具有人民至上的特性，它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实现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来保障，使社会主义民主(即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运用国家权力，实现其统治的政治形式)通过代表会议制度和人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这一制度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种体制内的政党关系，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它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之间是领导与接受领导、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是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在这一制度之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依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政治协商、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从利益的代表性而言，它成为整合社会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利益差别的最佳结合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各个民主党派已成为持续不断的社会良性分化发展而来的特殊社会阶层的政治组织，虽然各党派代表的部分人的利益与一般公民有所差别，但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群众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爱国者，其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在公有制基础上构筑的人民政府，本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也包括社会各界的劳动群众。多党合作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避免多党制无序的竞争状态，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有助于多党派群策群力，共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各民主党派参政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有利于为执政党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有利于进行社会利益综合；有利于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尤其是对执政党的监督；有利于优化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较好地实现人民行使民主权利，能够适应时代和国情的发展 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较好的协调和对接，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政党制度。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动员功能。在我国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强大和先进性是主要的稳定因素，同时共产党和民主党 派的广泛社会代表性具有强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而这一政党制度之下的政府结构 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逐步提高，则可有效地执行和实现人民的意 愿。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和国家的核心组织、管理和控制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度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可以有力地同化社会内部的冲突性因素。这一 制度充分表现出参与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政 治要求的有效表达，避免了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恶性争夺，既保证了人民对国家 权力行使过程的广泛民主参与和监督，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动态稳定。
正由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支撑。历经曲折发展以后，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国家权力的构成及具体运行方式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彼此之间结成了新型的党际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切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一制度初步形成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 有实质意义的结构—功能体系。在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民主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 本价值取向，因此，国家权力在其实际运行的路径、范围和程度上都会更加有利于人民 权利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与协调发展，并不断增加其民主和法治的含量。在经 受了国际国内历次政治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将进一步提高国家政 权运作过程的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和形成公民参与政治的有序机 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在政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各个政党作 为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功能将更突出。在政治上如何解决人群之间的组织难题，如何 合理有效地分配社会的公共资源，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全社会公民参与国家权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和现实载体，它实现了 政党和公民建设性的、积极的、和平型的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 事务进行统治与管理、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重要环节，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 内容。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任务，特别是对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权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组织形式、表达形式、程序和运行方式提出了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为我国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为国家权力的进一步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可以预见，我国政党制度巨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资源将进一步得到挖掘和发挥，其功能意义和价值意义将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从而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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